主题：擂台

丹柯也加入“会诗”! 好好好!妙妙妙!再来一段要不要!当然要，但是丹柯写的“强拂众意花落去 ,架空无声独挑灯 ”不算接龙，下面我替你填充两句以便接着练:

 

 

 

老王

天生一个神经病，

没事点炮炸茅坑。

懒向秋风争残叶，

管他无声与有声。

 

 

 

无畏

管他无声与有声，
墙头芦苇腹中空。
招摇撞骗来蒙事，
词不达意理不通。

无声

词不达意理不通，

老汉骑柳摇紫灯。

姓资姓社皆乌有，

文革武革今日梦。

 

 

丹柯

文革武革今日梦 东西南北聚群雄 强拂众意花落去   架空无声独挑灯

 

无声

架空无声独挑灯

照见汉子跛脚行

山穷水尽疑有路

柳暗丹明左朦胧

 

现在我们知道毛泽东曾在国民党内专搞农运，他的直接领导就是孙中山的传人国民党左派邓演达。



 邓演达：毛泽东说“我很喜欢这个人”（组图）






 

对于邓演达，毛泽东是非常尊重的，两个人也互相比较熟悉。

　　 毛泽东：“岳飞……邓演达……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与邓演达在武汉就一起参加过国民党二中全会。邓演达主持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时，专门聘请毛泽东等为委员。而成立农运骨干被害查案委员会时，他们都是其中的委员；

　　《对全国农民宣言》还是邓演达与毛泽东一起提出的；两人一起被推荐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常委；邓演达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还请毛泽东当副所长等等。两个人一直合作愉快，彼此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61年毛泽东在上海与周谷城交谈时，还深情地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批注《新唐书》卷113《徐有功传》时，还这样说：

　　“岳飞……邓演达……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一个伟字，显示了邓演达等诸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

　　1929年，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

　　1927年3月，毛泽东（二排右一）与邓演达（三排右二）一起出席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广东人。邓演达生长在农村，从小就参加劳动，对地主的残暴和农民的贫困有深切的了解，这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1909年，邓演达14岁时，考入广东陆军小学。上学期间，邓演达各方面都非常优秀，得到同盟会人士邓铿的赏识，被吸收为同盟会会员。

　　1911年4月，陆军小学的同盟会会员受命参加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未及执行命令，起义便告失败。

　　1913年，邓演达参加了二次革命，不幸又以失败告终。

　　通过广州起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邓演达认识到没有强大的革命军队是革命屡屡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决心继续学习。1914年，他进入武昌陆军第二 预备学校；1916年冬毕业，以优等生资格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攻读工兵科，同时还致力于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并学习德文。1919年2 月，24岁的邓演达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10年中，通过同盟会的精心培养，4所军事学校的系统学习和3次武装起义的实际锻炼，年轻的邓演达，在革命理论、军事理论、革命品格、道德情操、知识结构、文化素养、实践经验等方面都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后来成为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家作了充分准备。

　　1920年初，邓铿任命邓演达为宪兵营官长。邓演达上任后，大力整顿，一时军纪严明，社会秩序良好，博得群众好评，也因此成了第一师的核心人物，与邓 铿同心协力建设第一师，后来成长为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铁军”——四军，为中国革命培育出不少杰出将领，如叶挺、叶剑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 等。


协助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为军校7个筹委之一

　　

邓演达（中）与苏联军事倾问铁罗尼（左）、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右）

　　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准备在统一两广的基础上出师北伐。陈炯明公开叛变后，邓演达临危受命，从陈炯明手中夺回了广州。第一师 扩编为第四军，孙中山提升邓演达为旅长，他坚辞不受。孙中山对他非常赏识和器重，授予他少将参军之职，并亲自题赠半身照片一帧和对联一副，上书“养成乐死 之志气，革命贪生之性根”。

　　当他奉命筹办黄埔军校，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为他饯别时说过这样的话：“没有邓仲元（即邓铿）师长的伟大、毅力，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粤军第一师，并为其 他部队的模范；没有择生同志的忠贞和热诚，也没有巩固的第一师，并坚定地为革命事业效命。”由此可见邓演达在粤军第一师中的重要作用和崇高威望。

　　1924年，国共合作。邓演达衷心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民主义，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是军校7个筹委之一，由于他处处以身作则，深受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

　　邓演达在军校的盛名和对国民党右派的批评，引起蒋介石的猜忌，并千方百计排挤邓演达。他以革命大局为重，为了避免矛盾激化，1925年春忍痛辞去教育 长职务，赴德留学。后来孙中山病逝，廖仲恺被刺，国民党右派气焰越来越嚣张，邓演达便于1925年冬取道莫斯科回国，为捍卫三大政策，与右派进行了针锋相 对的斗争。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邓演达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月被委任为黄埔军校改组筹备委员，随即任中央军北伐军 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中）与苏联军事倾问铁罗尼（左）、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右）事政治学校教育长。

　　他以惊人的魄力，重振当年黄埔的革命精神，并且一直劝谏蒋介石。但蒋介石一意孤行，1926年3月，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并拘留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破坏国共合作。邓演达挺身而出，与蒋斗争。

　　北伐战争开始，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攻克汉口后，他身兼多职，工作繁忙。由于武昌守敌负隅顽抗，久攻不克，邓演达与士兵同生共 死，坚持战斗。结束战斗洗澡时，才发觉肋肉已经腐烂。他常说：“我们只做驴子，吃的是干草，走的是黄沙漠漠的长途，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功夫，只有工作是安慰 罢了！”

　　1927年，蒋介石撕下革命伪装，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邓演达坚决反对蒋的叛变行径，并极力主张东征讨蒋。蒋介石对他极为忌恨，在屠杀共产党的同时，下令通缉邓演达，并封闭上海总政治部分部。

　　邓演达被迫流亡到莫斯科，不久又离开莫斯科到德国柏林，寻求中国革命问题的答案。到柏林后，他博览群书，学习革命理论，研究经济学、各国政治制度、哲 学和历史等。为学习各国革命经验，他十分重视实地考察，曾到过许多国家。他在国外的生活十分艰苦，常常带着几个面包在图书馆研读。

　　后来邓演达又回国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5月，踏上归途的前夕，他对来送行的宋庆龄说：“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尖锐而且又是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 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此在军政两方面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从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 赴，这次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表明了他以身殉国的决心。

　　邓演达回国以后，主动找到中国共产党，希望建立反蒋联合战线。由于当时“左”倾错误在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对他采取了“关门主义”，不予理睬。他便独树一帜，组建新党并通过了行动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

　　邓演达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南京国民党政府。他创办报刊，亲自主编并撰稿，宣传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揭露和抨击帝国主 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邓演达从回国至被捕前的15个月中，发表的论文和起草的文件宣言有20多篇，近20万字。

　　在大力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邓演达还积极发展组织。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就在14个省市成立了地方组织。

　“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要革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宋庆龄于8月间先后到达莫斯科。图为邓演达（右） 同宋庆龄（中）、王人达（前坐）、鲍罗廷（左）等在苏联高加索合影。

　　邓演达的革命活动使蒋介石十分畏惧和仇恨。从他回国之日起，蒋就以30万元悬赏缉捕。他在险恶的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坚持革命斗争。他说“个人生死不 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准备被捕杀是革命者应有的觉悟，尤其是我们应该充分的准备着，准备那最后的一刹那……”为了准备武装起义，专门办了干部 训练班。1931年8月17日，干部训练班结业，他即将赴陈诚十八路军驻地指挥起义前夕，到结业式上演讲时，被叛徒陈敬斋告密被捕。被捕时邓演达面无惧 色，正气凛然地说：“我是邓演达，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事不牵涉到他们，要抓就抓我一个人！”邓被捕后，蒋介石曾不断派人对他进行劝降，均被其严词拒 绝，革命意志极为坚定。

　　8月18日，上海高等法院会同租界代表对邓演达等进行审讯。他铁骨铮铮，慷慨陈词：“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要革命！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投降帝国主 义，我们要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农工平民政权……”审判者没办法，于是匆忙闭庭。 他被关在单间牢房中，有个看守愿冒死窃取钥匙，打开牢门，与他同逃。他婉言谢绝说，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

　　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宋庆龄于8月间先后到达莫斯科。图为邓演达（右）　同宋庆龄（中）、王人达（前坐）、鲍罗廷（左）等在苏联高加索合影。

　　蒋介石必杀大家以泄愤。随后蒋介石急将他押解南京，押送队队长建议他半路逃跑，又被谢绝。到南京后，他被关押在

　　军政部军法司的“优待室”里，经常通过看守与难友通讯，分析形势，鼓舞斗志。

　　蒋介石对邓演达软硬兼施，多次派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去看望他，劝他解散组织，放弃主张，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等高官厚禄，均被所拒。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亲自出马与邓演达谈话。当蒋问到对九一八事变有何感想时，邓演达横眉冷对地说：“还不是你连年内战造成的！”

　　正如宋庆龄所说：“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地不屑一顾。”

　　11月下旬，蒋介石被迫下野。为了扫除重新上台的障碍，蒋介石决定在下野前夕杀害他。

　　1931年11月29日夜，蒋派其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秘密将邓演达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半路诡称汽车抛锚，要他下车。邓刚走出车门，枪声突起，一代英豪，惨遭杀害。牺牲时，邓演达年仅36岁。

　　他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称颂，他的伟大功绩永远是中国革命史册上光辉的一页。正如许德珩在他殉难50周年时题写的对联所说：“坚贞不屈，献身民主。碧血丹心，照耀千古！”（摘自《江山寥谈笑间：毛泽东与国民党人交往录》团结出版社 ）

　　来源：环球网－读书频道

为了了解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所创造的土地革命的纲领和井冈山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的产生直到抗战中根据地的土改和抗战后解放区的土改等不同时期的大背景，比较邓演达与毛泽东农运思想是很有意义的，这对于解放后合作化和大跃进产生的理解也是很有助益的，中国革命就是导致了农业社会主义。

 邓演达与毛泽东农运思想之比较

邓演达与毛泽东的农运情缘

 
邓演达的农运理论就是从孙中山那里继承来的， 如果国共不分裂，毛泽东还在国民党体制内与邓合作搞农运, 历史将会不同.

资料: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邓演达相继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等职务，发表了大量有关农民问题的言论和主张。建构了具有时代意义和自身特色的农民理论。

邓演达农运理论

（一）“农民问题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国民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就要在政治上推翻封建的统治，造成民主的乡村自治。在经济上“推翻租佃制”，实现“土地农有”。辛亥革命失败就是因为“只挂了共和国的招牌，整个的封建社会仍未有变动”。因 此，如果革命不能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唯有颠覆这个基础，才能改变 农村的秩序混乱、生产力低下、农业技术停滞、家庭手工业破败、农民生活穷窘的状况。

（二）“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要求革命必须实现农民自身的解放。邓演达在武汉主持国民党中央农 运讲习所期间，明确要求学员们不要“为求官而来”，而要抱着“为困苦的农民谋解放、谋利益”的宗旨。在围绕农运争论 纷起之时，他力主如果国民革命的目标不“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而止。这些思想，同毛泽东提出的“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是一致的。

农民解放自身的运动，必然会造成农村剧烈的社会大变革。在1927年4月革命的关键时刻，邓演达又同毛泽东等人发出《全 国农协最近之训令》，强调农民协会要“团结农民，严密组织， 武装自己，以反抗土豪劣绅的武装袭击。”针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对农民运动的诽谤和诬蔑，他提出，农民运动之所以被目为“痞子”运动，是由于他们“受了帝 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的层层剥削，才堕落而成失业农民，才堕落而成农民无产阶级”的。如果倒果为因，只“以细枝末节”看待农运，必然走向错误的途径。当 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受到推残之时，他主动呈请武汉国民政府保护工农组织，严惩屠杀工农的反革命分子。指出“无论何人，无论用如何绝大力量，都不能扑灭 农民革命”，表达了对农民运动命运的极大关注

（三）“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阶级意志只有通过政权的力量才能变成国家意 志。农民解放能否成功，在邓演达看来，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能否建立是至关重要的两环。农民“几千年来被统治于封建地主政权之下”的现状，决定了农民的解放 在“不推翻封建地主在乡村的政权”的前提下，一切目的“无从说起”。只有“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才可达到“完成民主政治的唯一道 路”。而农民协会就是通向这种道路的 直接途径。1927年3月，农民运动在湘、鄂、粤、赣、豫、鲁、苏等省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此前提下，邓演达认为成立“全国的农民协会组织”，是 “刻不容缓之举”。这直接促成了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成立， 为推动、协调、指挥全国农民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湖北省到1927年5月中旬，出现了“每天增加农民协会会员二万五千人”的盛况。

农民协会要发展，面对的直接障碍就是地主豪绅所拥有的民团、团防和乡团等地主武装。不建立自己的武装，农民就不可能推翻顽固的封建势力。四一二政变后，农 运发展面临严峻的形势，已经建立的农民组织遭受解散的危险。为挽救危局，邓演达建议武汉国民政府采取“由兵工厂拨付百分之五，以及百分之十枪械与农民，以 资捍卫”农民政权的措施（注：曾宪林、万云：《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这样，才能“造成农民大暴动”，才能 “有充分的力量，消灭受土豪劣绅操纵的民团和团防”。当然，邓演达所主张的建立农民武装的思想，还停留在武装自卫阶段、要在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下来发展农民武装的层面，还没有发展到要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国民革命就要“崩溃封建制度”，实现孙中山先 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主张。农民有了土地，就会出于“保护土地”而“武装参加革命” 土地问题得 不到解决，革命则会丧失“民众的同情”、遭到“被埋葬或沉没”的命运。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 共产党中的许多人围绕土地问题，在认知上出现了裂痕。邓演达无论是在参与《对农民宣言》、《对全国农民宣言》的起草，还是在土地委员会几次会议上的发言， 基本思想是“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矛盾”，都聚焦“在土地问题”的解决。要“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

其次，他设计了一个替农民“根本解除痛苦”和“得到土地”的分两步走的土地分配方案。立足点是“平均地 权”和“耕者有其田”。实践展现为：

第一步“政治的解决”，即没收“所有土豪劣绅及党内叛徒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达到从政治上消灭农民的敌人，打碎地主豪 绅特殊利益的目的。

第二步“经济的解决”，即等“将来革命到了相当的发展，再行‘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这种策略隐含的思想涵义体现在，既想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推动国民革命的深入，又不想造成社会秩序的崩乱威胁到以国民党为主导的各阶级联 合战线。

具有挑战意味的是，1927年春夏之交，两湖农民运动已深入到“每个小县每个小村”，斗争目标直指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以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由之造成的“中国社会内层的震动，较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更为深刻”。那么，在此“新旧政治过渡中”，邓演达所建构的土地主张能否解决农 民的现实土地要求，又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呢？在此情势下，他出于北 伐和同蒋介石对抗的现实要求，采取了既避免武汉政府和军队分裂，又象征性地没收地主土地的原则。主张土地问题的解决，只能“注意政治的原则”，即只没收 “千亩以上地主的土地”。在实施方法上，提出既要国民党“站 在领导的地位”，又要在农民遵守纪律的前提下巩固“农民的组织和政权”。实际上，无法消解两者之间的紧张。如前已述，他洞察到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地位，也认识到了土地问题关系到革命的成功与否，但不容许农民运动摆脱国民党的控制。
　　

困境中的抉择：

武汉政府时期，高潮不断的农民运动直接冲击着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这必然带来社会的剧烈振荡，必然会打破封建主义的生产关 系。在这种时代浪潮中怎样正确把握农村问题的实质，怎样理喻农民话语所隐含的真实含义，就成为时局的焦点和难题。邓演达虽然主张打破封建的生产关系，却又明确反对暴力革命的激烈手段；主张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推翻封建政权，却又标示在农村实行的是国民政府主导下的 “乡民自治”，反对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当时的关键点“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的判明上。“耕者有其田”主张的实质也就是要解决“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 民从封建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这一层面分析，邓演达虽然也坚持土地要转移，农 民要解放，但对于土地如何转移，农民如何获得解放以及通过何种方式挣脱封建土地关系，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估评这些方案不能忽视他所受制的现实语境： 激烈农民运动所呈现的良莠并存的复杂图景；中共、国民党甚至两党内部在农运问题上的分歧、争论及其所造成的认知上的混杂；思想上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为矢嚆 的影响；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土地委员会委员、农讲所所长的多重角色的定位，使得他在激荡的时局中既要反对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对孙中山理论的误读和篡改， 又不可能脱离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限制而转向共产党所主张的暴力夺取农村封建政权的道路。

思想同现实的拮抗：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社会性质，决定了在社会改造的力量和手段上必须有自身的独特性。邓演达认为唯有通过国民党的力量、革命 （不同于暴动的路径）的手段推翻农村封建政权，才能建立农民的自卫组织。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基石的新三民主义是国民党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思想。 从思想根源上说，这使他能向共产党靠拢。但在变革的手段上，他不主张造成社会秩序的颠覆和农村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而是依靠国民党的领导，发动农民自身的力 量来组织自卫组织，达到乡村的自治。这种思维运行逻辑，是民生史观所决定的政治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展现。问题是：如何促成农民力量的出现？当农村出现反动 势力同农民没收土地的行为相互冲突之时，该如何处置？如何、能否协调国民党主导的乡村自治政权同农协组织的根本利益差异？


本源上，邓演达殚精竭虑建构的图景是：既要推翻旧的封建军阀统治，实现民族独 立，又要通过不造成社会剧烈震荡的和平手段，达到“耕者有其田”的效果。这种两全其美的做法，理论上固然令人憧憬，可在现实中，却不自觉地陷入了一个两难 处境。无论他的主张多么美妙、思想多么深邃，都会遇到来自地主阶级和农民群众的双重反对。如果说在北伐时期，他的主张还能调动农民参加国民革命积极性的 话，那么，武汉政府时期，他处理土地问题的空间就十分狭窄了。最后，惟有以辞职和出国来告慰自己和同道
。
双重影响的熏染：反帝封建的国民革命目标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和推动。同共产党人的切磋、交流和合作又提升了邓演达的思想境界。检索这一时期他 从事农民问题的实践，下列活动无疑促成了他对农民、土地问题的同情和支持。在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同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陆沉等委员的讨 论；在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同毛泽东“规定种种进行（农运）计划”的切磋；在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 时执委会，同毛泽东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的合作；在中央农讲所，同共产党员毛泽东、周以栗、夏明翰等的交流和互相支持。这些工作的切磋、思想的交 流，加上新三民主义思想的浸染，使他能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许多其他国民党人所无法主张的对农民问题的真知灼见；使他能在讨论土地问题时，超过“谭平山和 （土地）委员会中的许多其他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另一方面，邓演达的民生史观又决定了他不可能摆脱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的影响。国民党土地政策是以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民生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在措施 上，他主张解决民生问题应“从政治上着手”，也就是通过和平的方法，达到“农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损失”的结局。作为国民党内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承继者和忠实执行者，邓演达能高度重视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并把它看成是民生实现的前提和条件。 他曾明确指出“个人的思想，如果是不能代表群众的实在性，就必定陷于孤立，走到绝路”。但当两湖地 区的农民要求实行土地没收之时，他却在政治解决还是经济解决土地的问题上选择了前者。实际上，对旧势力的任何退让只能换来农民利益的损害。不能说邓演达没 有看到这一点，但民生史观的选择，决定了他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不可能走向暴力没收的道路，故总是感到“无群众，无力量，站不住”

（注：中共中央档案馆：(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哎呀！无声真是信马由缰、行空无忌！

莫非邓演达也成了打擂的对手？

无声能够找出来这么多的材料，以材料说话，是中知网难得的人才！

但是，材料还是让大家看了有所教益才好，

如果不分场合，不看对象，不问情由，

只管由着自己的想象发挥，这个擂台不就成了“独角戏”了吗？

 呵呵! 二黑也参不透我摆擂台到底为哪般?


毛泽东思想大体分为两段, 总的骨架是<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在抗战后预言三年可取得全国胜利,当时大约只有他自己相信, 因为他手中有符合中国农民革命的真理, 只要打土豪分田地就会要人有人要军粮有军粮外加运输大队长,  三年足够了.但是大多数眼睛盯着大城市和飞机大炮的人不信.

58年他说全国在15年后可进入共产主义,当时不信的人少.  大跃进先从农业失败. 打土豪分田地使农民帮共产党夺了江山,而公社化收回分给农民的土地又导致了农民的消极抵制. 党因此分裂, 文革不可免, 毛也看到马克思后来已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因此他才要"创造性的发展"毛泽东思想, 那就是文革, 反对他空想的都是修正主义.要领导世界共运,他手中没有符合历史潮流的真理. 他要我们充当先遣军去搞的"五七社会"试验就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翻板.  毛泽东一直搞不明白他能打败老蒋800万军队就不能在有生之年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修正主义在拦路,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因此搞文革斗遍地富反坏右再加党内走资派.

和当年欧文等人在美国搞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老人家搞的空想共产主义是伟大的试验, 正因为走不通才为后人提供了思想的空间,而过去只是他一个人思想,四人帮不让别人思想.

现在就是回到他在七大说的要走一大段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道路, 回归对马克思民主理论的应用. 没有民主监督才会产生眼前的一切社会问题.

对于还在坚持毛泽东空想共产主义的极左派来说,不擂一下就不知毛泽东思想到底是什么? 和你我他一样,毛泽东不是神是人, 是人就要犯错误. 我们今天分析他的错误和极右派要彻底否定他完全是两回事.  极右派为的是过去的仇恨,我们是为了中国未来的民富国强.

如果生长在历史转折点的老知青这一代也不能参透迷津承前启后, 谁还能?

邓演达是中国农运的先行者, 他前有孙中山后有毛泽东, 他的死使孙中山的和平土改变为暴力土改.

打(杀)土豪分田让中共得到政权, 而担心"地主还乡团"(中国本来就没几个资本家,到处是地主,毛家是富农, 中共第一代全是地富出身,否则哪来钱去留学找马克思?)和他们在党内代理人"复辟的那一部分毛泽东思想又反展出极端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从此再无党内民主,其影响也发生在老邓身上直到现在还没走出来.

兵团战友小五说要把复杂的事变为简单, 而极左派要把简单的事搞成惨烈, 文革不行还要武革? 不擂一下行吗?

擂完之后就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也就是他们想知道的我的观点,我在这进行了两年的自学和思辩,全发在本论坛, 他们根本看不懂,嫌我写的长.他们想的是很短, 六个字:不让文革就武革.

二黑知道我和那个被上海机场海关原机遣反的X运主席在南边知青网打擂时他直讨饶,最后他还要在网上和我公开交换住址见面"喝茶".是小儿科还不如的婴儿科. 什么叫汉奸? 他说八国联军为北京修了公厕改正了北京人随地大小便的恶习是送来文明.还说八国联军开枪打死随地大小便的人有理.我到网上一查原来是因八国联军围城清军关了城门抵抗所以郊外每天进城来掏粪的大车队进不来,家家户户粪满为患才把粪便放在胡同街旁. 八国联军入城后受不了就修了公厕逼人们使用,否则射杀. 八国联军不围城北京人几千年就是随地大小便? 极右派就是汉奸, 极左派呢? 一样的乱造胡编!

请二黑转告那些在这擂台上的"不服者",我的观点亮出来了, 可以回来接着练!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马甲换新面!

    无声你当你是谁啊？还要教育他人？口气真大！你还要当什么救世主？你这样漫无边际地扯，能使中国未来变成民富国强？你可真伟大！我看你还是省省力气吧，甚球用！如果都像你这样就能民富国强，那我们大汉民族早就占领你住的那个地方了，你也就不算出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