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最后一个,中日关系,刚才巩老师强调阶级概念,毛泽东也是用阶级来考虑外交的,所以当时中日关系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中国和日本有民间的交往,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然后是美国的帝国主义,然后他是中间地带中间,有亚洲的非洲的拉美的,就是被压迫的民族,所以毛泽东强调做好与日本的关系,日本是民间的,尤其是反美团体,这些交流比较多但是没有外交关系,当时中日关系比较活跃,可以说中国对外关系中,中日民间交流最多,按照阶级的观点来考虑将来的外交的话,中日关系会怎么样呢?
巩献田:马克思主义强调国际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反对侵略,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一个原则。我认为地理关系决定民间交往是正常的,和周边的国家都有交往,这是正常的。我相信未来的中日也好,中越也好。这个交往越来越扩大的,现在中国人在日本做工的可能上百万了,我知道,一百多万,日本在中国做工的也很多。严格的共产主义者看问题是着眼全世界的,没有国界的,没有国家限制的,只有民族的区分,但是最后民族又是融合的。
加藤:日本没有无产阶级。
巩献田:这是什么是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不清楚。就是受别人剥削,自己出卖劳动力,只有劳动力没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叫无产阶级。这个是生产资料,所谓生产资料,就是他能够生产生活资料,制造消费品的,例如矿山,土地,大型机器等。我的汽车是搞运输的,有很多辆汽车,这是生产资料,现今掌握生产资料的,一般来说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光靠出卖劳动力给人干活,这叫工人阶级。日本共产党承认日本有无产阶级,你怎么说没有工人阶级呢,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一个概念,无产阶级不是说没有生活资料,没有小汽车,不是那个样的,我有小汽车是消费用的,不是为了赚钱。
加藤:没有权力掌握自己的生产资料。
巩献田:对对,就是不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不剥削别人。
加藤:茅,你讲中国走“宪政”路线,将来对外国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一直走”宪政”的话会怎么发展中日关系
茅于轼:现在中国还不是完全”宪政”,因此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监督机会还是不够的,我作为中国老百姓我非常希望中日两国友好下去,中国的政治家和日本的政治家都讲过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正确的话,可惜的是现在的日本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和中国的外交家和政治家把这句话给忘了,为了个钓鱼岛闹得不可开交,其实那个东西是国家的问题,老百姓和这个岛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要的是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不光是中国和日本,中国和所有的国家都需要民间交往,核心的一点,政治家外交家他们忘记了老百姓的利益,把国家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错了,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就没有钓鱼岛的问题,有钓鱼岛的问题也好解决,大家考虑老百姓的利益,我们要互相访问、要交流、要旅游、要传播你们的文化,我们学习你们的文化,互相学习,这是我们需要的,你想着把这个放到第一位,他们的想法就会变,我觉得将来中国走向”宪政”,日本也是”宪政”,但是日本它有它的文化特点,我去过四次日本,我很欣赏日本的礼貌、干净、守秩序,日本的水没有受到污染,这是我佩服的很,所以我们要学日本,日本也有要学中国的,这是我们需要发展的,这个钓鱼岛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去管它了,大家下台阶就完了。我们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相信中国走上“宪政”,老百姓有权利监督政府,你不要搞那一套名堂了,我们要交往、民间交往、发展民间友谊、文化的交流,访问旅游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巩献田:茅先生把国家和老百姓对立起来的说法是错误的,你的国际法知识是没有的,领土和主权,任何国家的正常的领导人都不会放弃的。就到这里吧,茅先生有幸和你对谈,你呢,很多观点我更清楚了,我原来不知道你有那么多错误观点,我后来看到你的书,我大吃一惊,你呢,一个是我从你这学到了很多东西,知道我们国家有你这么个反动老人在,这么好的教材,对吧,希望你健康长寿,继续当我们的教员。
加藤:你们俩都代表了中国的优秀的学者
茅于轼:刚才巩教授把我当成反面教员,我对巩教授的看法是,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客观世界,但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个人看法不同,不同的原因就是有的人他拒绝他不喜欢的事,所以他认为刘少奇是身体不够健康而死的,不是毛泽东搞他的,这个是我说的对客观世界的拒绝心理,这个人就永远变成愚昧的人了,人怎么变得聪明,得不断纠正自己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想法,这你就进步了,所以我说巩教授在这方面要接受你不喜欢的事实,你首先看是不是事实。
巩献田:你的意见,接受事实,这是一个正直学者必须具有的品质,但是呢,谎言和欺骗,那是坚决不能接受的,你比如毛泽东“奸污妇女无数”,你又没有一手的材料,都是传说的,我作为学法律的,我怎么接受,首先你得有证据。
茅于轼:他从杨开慧以前一直到江青,一连串的乌七八糟的事。
巩献田:包括中南海在他身边工作的,有200多个人写了书,说毛主席的真相,驳斥李志绥的文章,可能你看不到吧,那个事实你就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