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楼主收集的一些历史资料，比那些只凭个人感受来评论“上山下乡”更有说服力。

我们都是那个历史年代过了的人，对照这些历史资料才能领会出每个历史事件的本质。

比如；67年7月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坚持下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我就比较清楚。
因为当时我就是“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革命联络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这个组织是从“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团”组织中杀出来后，成立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访的组织。
当时就有从全国各地会聚到北京来等待毛主席接见的、串联的、上访的、“造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三万多人（加入这两个组织的在京人员），还有更多没有加入组织的，因此，给北京各个接待单位造成了很大压力。当时农垦部的各个办公室都住满了人，除了黑龙江农垦大学和新疆建设兵团的少部分人外，都是各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了。以后又把农林部的招待所让给了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用了……7月初（已经记不住是哪天了）农林部部长谭震林在中南海礼堂接见了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我是其中一个），并且会议上就提出号召“回老家去，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闹革命”。

而后就有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再接着就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社论等等……并且在同年12月份，据说是“中央文革小组”把还在北京的“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团”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我组织的“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革命联络委员会”是在8月宣布解散的）

回顾历史……

 “交给你们最放心” --国务院知青办顾老访谈侧记

(一)   “从下乡上山，到上山下乡。”

文 革以前叫下乡上山.从55年开始一直到文革开始这叫下乡上山.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叫上山下乡呢?从67年的7月9号,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叫"坚持下上 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这个社论里头就讲上山下乡.因为他是权威的刊物了,所以提出来了上山下乡.所以从那开始就陆续改为上山下乡.当时为什么叫上山下乡 呢? 这里面有一个历史背景.64年或65年谭震林根据总理的指示,那时毛主席已经提出来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建设三线.所以这样的话就动员城市人口特别是知青去 占领山头.那个时候叫的很响,国务院也有文件,就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去占领山头去.占领山头的意思呢就是将来防止特务.毛主席提出来建设三线嘛,备战备荒为 人民,所以这个知青工作呢正好和这个结合起来,要占领山头.所以在64年65年就开始提出来去占领山头去,那时候还叫下乡上山,不叫上山下乡.所以当时有 这么一个历史背景.所以67年的这篇社论发表以后呢,那时文革就开始了,就叫上山下乡,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我们的这本书呢也尊重历史的提法,所以不能 变.所以我希望将来你们处理这个问题,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侯,文革以前下乡上山,文革开始以后这段时间就叫上山下乡.67年的7月9号.当时为什么要发表 这篇社论? 就是知青返城,知青大量返城回城造反.回城造反的话当时想动员回去,所以当时国务院发表了一些文件,总理和当时一些领导人在大会上进行动员.人民日报为了 配合当时的这个形势发表了一篇社论:"坚持下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所以从此就把下乡上山变成了上山下乡.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事.

(本听写文本如有遗漏请以原视频为准.)

(二)“率先走上这条道路的年轻人”


第二个事我想说的是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从55年开始到62年这一段时间里头,下乡上山中央没统一管,也没有一个部门来统管下乡上山这个事.当时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垦荒队,杨华他们.不仅杨华,还有天津啊,浙江啊好多省都有垦荒队.为什么建立垦荒队呢?就是由团中央来统一号召的.因为在54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就业问题是很突出的,因为旧社会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55年毛主席发出了那个下乡上山的号召,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有近三百万的城市待业青年,当时的待业青年叫初中和高小毕业生.高中生都很少,因为教育不发达.大量的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初中.所以这个近三百万待业的绝大部分是高小毕业生.而且相当一部分是由农村进城的毕业以后就业问题是很突出.所以在54年那个时候就业问题这样突出怎么办?团中央就派了个代表团到苏联去,那时候的苏联就是开发西伯利亚,组织垦荒队.那时候叫的相当响的.我们就是团中央经过中央同意就派了个代表团到苏联去去考察,回来后给中央写了个报告.中央认为这个值得借鉴,就批了,把它转下去了.所以从55年开始各地就组织垦荒队.这件事情是由团中央来号召来办的.在中央机关里头在政府部门里头没有统管的部门.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个事我知道呢?因为55年内务部成立了一个移民局,动员从内地农村的主要是农村的,也有一部分城市的,移民垦荒.到新疆啊,到东北啊,那时候由王震来搞.王震是农垦部长,移民局就交给农垦部了.所以在55年到62年这段时间里由地方来搞这个下乡的问题.所以讲上山下乡这个源啊就是从55年开始.不是说从62年,也不是说从文化大革命才有上山下乡.这是一开始由地方搞起来的. 中央同意有组织有计划的搞是从62年开始.那时候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要精减下放.大量的工人,学生就业就是问题,往哪里安排? 所以这个时候从62年开始是由总理统一来抓的,建立了一个中央安置知青小组,由总理抓这件事情.就叫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就是从62年到文革开始这是有计划的下乡上山.

“交给你们最放心” --国务院知青办顾老访谈侧记


(三)“对上山下乡三阶段的共识。”

下 乡上山总理主持的这个工作的初衷是什么呢?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想探索一条城市就业的道路.就想找一条道路推动农业生产.把推动农业生产结合起来找一条城市青年就业的路子,就想探索这个问题.所以那个 时候下乡上山有组织有计划规模比较小.那时坚持自愿,不仅本人自愿还要家属自愿.甚至提出三自愿,还有亲友也要自愿.所以在文革以前下乡上山这几年做的比 较稳妥,后患比较少一点.这是这一段,从62年开始国家有组织有计划的搞下乡上山.到文革开始下乡上山这个事就乱了,就停下来了.因为城里的工人,学生造 反,那么也影响这个下乡知青了.这些知青就回城,究竟你这个下乡上山对不对?回城造反.所以就有了刚才说的“坚持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这篇社论.当然不只 这一篇了,当时中央发了很多通知下去.这是这么一个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就是搞上山下乡运动了,就是文革开始了.文革以前搞下乡上山,那个指导思想非常明 确,就是组织青年到农村去解决就业问题,和发展农业生产结和起来,自愿.那么文革开始以后毛主席一号召,这时候就不一样了.就把上山下乡变成了一种运动, 而且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很浓的政治运动,为什么说政治运动呢? 因为到农村去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毛主席认为过去是资产阶级统治这个学校.所以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你下也得下,不下也得下,那个时候 来讲,你们都经过的了,就是带了一点强制的,没有选择.除了66年有一部分到工厂去,三线.内地招的很少了,去一部分,三线.到三线去,到工厂.剩下来的 基本下乡,因为那个时候来讲就业就困难了.积累了大量的知青,这个时候的城市青年就不象刚才说的那个50年代那个时候以高小毕业生为主.现在是初中,高 中,这个是数量相当大了,所以这个路子也没办法,虽然毛主席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一个很大的背景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来讲呢是要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主席是搞改造的,从这个出发的,要改造你们这一代,所以要到农村去.因为那个时候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所以只有一条路,到农村 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数量相当大,而且就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运动来搞了,坚持了十来多年.那么后来带来这个后遗症呢就大了,农村都不欢迎了,农村养不 起.这是插队的,到兵团去的你们不感受,反正国家包了.
到农村插队的老百姓承担不起.上次我和那个谁说这个事,土地轮减,平均每个农民占有 土地面积大量减.那么现在还有城市人口下去,你说他怎么办.因为那时候搞政治,搞运动,搞阶级斗争,是吧? 后来小平同志提出来了,文革以后,把我们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没有这种转变,我们不会有今天.所以这一段时间来讲啊就是把上山下乡变成一种运动, 变成一种政治运动来搞.所以这个过程啊,中国上山下乡这个过程很复杂的.但是现在的看法呢有所共识,也不完全一样.反正这个事呢也没关系,因为往往有些历 史结论都是后人去做结论.这都没关系,但是有基本上的共识.你现在把上山下乡说这么好,文革下乡的人不接受,象你们一部分人不接受.啊,我们遭了罪了,我 们够苦的了,我们青春献出去了.那么象侯雋这茬人,她那候来讲,她本身是个三好生,上清华没问题,那么那时候响应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自愿到农村去. 象她这样没有给任何政治上的压力,也没人动员,愿意去.象她这样有一批人就是这样,特别是文革前.这是后来和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写 这本书开座谈会的时候谈起这些的时候侯雋就有侯雋的一些观点.她的一些感受.所以这反映了历史过程是复杂的,这也难免.

“交给你们最放心” --国务院知青办顾老访谈侧记


(四)“奉献、坎坷与磨练，——共和国不可忘却的历史。”

第三个事情呢我想讲一下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看法问题.上山下乡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这个这些也是有识之士吧,特别是新闻出版界的同志,就把上山下乡概扩四句话,这个四句话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震撼二十世纪;长达二十七年;涉及一千八百万;(从下乡上山一共有一千八百万.这个主要从62年国家有计划有统计的数字.62年以前到55年的数字已经统计不上来了.实际上还要多了.主要从62年开始涉及一千八百万)牵动十亿人的心.因为差不多家里都有上山下乡的.是吧,家家都关心这个.所以上山下乡这在我们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可忘却的不可徊避的这么一件大事.因为它牵动了这么多人的心.所以这里头不管这个历史过程怎么复杂,不管这里头当时是怎么一个指导思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肯定知青.所以来说我搞这个工作就形成了一个看法,所以我这个看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年这一千八百万知青啊,他们当年为国分忧所做出的奉献,这些人不管是文革以前下乡还是文革以后,就是为国分忧.与他们坎坷经历的磨炼,这些人包括侯雋他们到农村去这个路也是很坎坷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经受了磨炼.所以这是在人生道路上写下的光辉而自豪的一页.就是我们这些知青啊,因为他们为国牺牲,做出奉献.他们的坎坷经历经受了磨炼. 所以再看我们这一千八百万知青啊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写下了光辉而自豪的一页,必须肯定.积淀下来的是什么呢? 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很宝贵.所以现在的这些当年的老知青已经成为共和国各条战线的中间力量.当然有的也退下来了.退下来了我们这些年也在不同岗位上.当然了你象那个总理付总理,当然了这是少数,你看四个付总理有三个下乡知青.我们这个付主席也是.是吧? 这些知青啊由于历史的发展就把这些人推到了各种历史的岗位上,确实是中坚力量,而且是很可靠的一代人.让这些人来掌握我们国家现在大的命运, 我们比较放心.因为他们有这么一段经历.这个经历不是靠书本教育解决的,他们了解这个国情.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新的时期,我们的这一代有着这样一段经历的知青更能够激励自己发挥创新精神.并且能以史为鉴, 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所以讲科学发展观我们这一代知青因为他知道以史为鉴所以他理解最清楚.为什么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因为他有深刻的理解.这一提升和创建我们合谐社会的自觉性大大提高,所以说这一代人呢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了更大贡献.所以我说不管我们知青这个历史怎样复杂,必须充分肯定我们这一代人为国牺牲所做出的奉献和他的这个坎坷经历的磨炼.他们这一页,这一条路走的应该说是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是很光荣自豪的一段.不能伤害这一代知青.我们在工作上有错误, 这个不足那个不足,这是领导上决策层的问题.知青没责任.知青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奉献.

 冷兄真是老资格的知青啊! 谢冷兄鼓励.我已把顾老的视频采访全部听写完毕,这样看起来比听更能抓住重点. 顾老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解说给我带来极大的启发和极大的困惑.我将进一步探讨顾老的说法,

有几事不知大家是否了解? 那就是在文革中何时成立的中央一级的"知青办"? 顾老何时加入了"知青办"? 他对兵团组建的背景和原因知道多少? 上山下乡运动除了毛泽东的号召外有无正式的中央文件?

 
“交给你们最放心” --国务院知青办顾老访谈侧记

浅析(一)   “从下乡上山，到上山下乡。”

在分析顾老的谈话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放下预设立场.也就是对那段历史首先要通观其全貌,重在抓住到底都发生了什么?然后再问为什么? 评判是非功过要放到最后,而不是边分析边评价.

在这一部分采访谈话中,下面这段话是核心.

这里面有一个历史背景.64年或65年谭震林根据总理的指示,那时毛主席已经提出来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建设三线.所以这样的话就动员城市人口特别是知青去 占领山头.那个时候叫的很响,国务院也有文件,就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去占领山头去.占领山头的意思呢就是将来防止特务.毛主席提出来建设三线嘛,备战备荒为 人民,所以这个知青工作呢正好和这个结合起来,要占领山头.所以在64年65年就开始提出来去占领山头去,那时候还叫下乡上山,不叫上山下乡.所以当时有 这么一个历史背景.

前面说了我在听到这段视频时突然想起一段被我舍弃的毛泽东的讲话如下:


"1965年开始，根据毛泽东主席加强三线建设的指导思想，在知青安置工作中，突出上山。毛泽东主席说，要防止帝国主义向我们进攻。1964年我国的原子弹一爆炸，赫鲁晓夫一下台，中国就特别引起世界注目了。我国有那么多山，丢个万把特务下来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占领山头。谁去呢？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去，像江西办垦殖场那样，把山头通通占领。福建、浙江、江西和苏南、皖南以及河南、湖北、四川的山头，都得占领，这叫第三线，我们要加强这个三线。


这个巧和证明了一个事实,在1965年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和谭震林动员城市人口特别是知青去 占领山头,建设三线.他说要"像江西办垦殖场那样，把山头通通占领。福建、浙江、江西和苏南、皖南以及河南、湖北、四川的山头，都得占领，这叫第三线."由此可以看出上山下乡的上山二字在1965年被定义为了战备.不知这样理解对否.如这个假设成立,那就说明顾老的话证明了毛泽东当时对未来知青工作的逻辑:"毛主席提出来建设三线嘛,备战备荒为 人民,所以这个知青工作呢正好和这个结合起来,要占领山头.所以在64年65年就开始提出来去占领山头去,那时候还叫下乡上山,不叫上山下乡.所以当时有 这么一个历史背景."

注意:我们在这里不去评判毛泽东的思维逻辑正确与否,我们关注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我们要追踪的是毛泽东的把知青工作和备战备荒建设三线结合起来的这个思维逻辑是从哪里来的.

1964年5-6月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将国民经济三五计划的主要目标由解决“吃穿用”问题扭转为以战备为中心，确定搞三线建设的方针，同时还提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 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 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已十分担心苏联对中国的战争威胁问题了。周恩来则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其间，毛泽 东还否定了林彪1962年提出的“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是，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 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尚且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但毛泽东这时已认为苏联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 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提出：过去讲过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因此他提出：如果南边放，他不进来，而北面又顶不住，怎么办？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 破。他认为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佔领北京. 一是敌人可能从渤海来，从塘沽，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二是敌人从青岛来打到济南，然后向北，向天津发展；三是敌人从连云港打来，占领徐州、开封、 郑州、洛阳，从中间把我们南北打断；四是从上海登陆，沿长江而上，占领南京、武汉，把南北切断。顶要顶一下，也可能顶不住，完全放在顶得住的基础上考虑是 不行的，要放在顶不住上考虑尽管毛泽东这种认识的着眼点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进攻，但重要的变化在于，他已开始从军事防御战略的角度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 影响。

如果在1964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在筹划从军事上抵抗两霸的联合进攻,那他会怎样思考整体战略呢?

 1964年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从中国驻美大使馆的网页上看到了下面这条我两年前搜索到的社科院解密的消息.(见注).当我看到我们的大使馆也把这条消息登出来不禁哈哈大笑,这是给老美看的,别以为我们当年什么都不知道!通过这条消息我们是否可以揣测一下作为一个要对亿万生命负责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可能会怎样想?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top.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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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报告披露40年前我国调整经济发展计划原因(05/30/06)

一部最新出版的中国当代经济研究专著透露，美国在中国引爆第一颗原子弹前夕曾秘密酝酿突袭中国核基地，这迫使毛泽东等最高领导层紧急调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把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转移到易守难攻的西部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３０日在北京发布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科研成果——《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 究报告》。这部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主编的当代经济史首次向公众披露了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从“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重大转变的重要原因。“三五” 计划是指导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０年国民经济工作的国家计划。    

    由于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局面，中共中央曾设想“三五”计划主要要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提出要重点“解决吃穿用”问题。然而，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判断使毛泽东改变了“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　

    １９６０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确认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存在，评估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在１９６１年底接近完工，在１９６２年提供钚。美国判断中国将在１９６４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并在１９６４年制定了突然袭击中国核基地的计划。

    根据美方已解密的绝密档案，美国国务院曾建议对中国核基地采用“公开的非核空中打击”。 一份由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官员乔治·拉特延斯署名的绝密文件称：“为把中国可裂变物质生产设施摧毁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须采取‘相对沉重’的非核 空中打击。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打击水平才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

    １９６４年９月１５日，美国最高决策层形成了最终看法：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进行。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尽管美国突袭中国核设施最终没有发生，但中共中央已决定要战略转移全国的经济力量。

    ６０年代初期，中国１４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６０％的民用机械工业、５０％的化学工业和５２％的国防工业。全国１４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和２０个人口５０万至１００万的中心城市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

    “三五”计划调整后，发展重点放在了西部地区的三线建设。计划确定了今后不在一线，而是转入三线、二线建设的战略方针，部署了一线的重要工厂、学校、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措施，三线建设的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

    调整后的“三五”计划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中央甚至考虑开工修建对输送战略物资具有重要意义的青藏铁路。

    经济学家指出，因国际形势而发生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也产生了积极意义——“三五”计划实际上第一次吹响了开发西部的号角，如果不是当年的三线建设，现在西部发展的基础条件将更为薄弱.

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5月31日 在北京发布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科研成果——《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这部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主编的当代经济史首次向公众披露了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０年国民经济工作的国家计划)从“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重大转变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美曾酝酿突袭中国核基地.

当周恩来的情报系统得知美国要空袭罗布泊的原子弹实验基地和包头的核工厂后,又得知美苏之间在做交易要联合对中国采取行动.真是雪上加霜啊!请看社科院学者披露的1964年中苏关系向军事对抗方向的演变:

1964年2月
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在此期间，苏共中央作出决议，指责苏联的一些教科书、学术着作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之间国境 线的确定问题有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也不确切，甚至将从来不属於中国的领土 列入中国版图里. 为此，苏共中央要求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删除和修改，以正确的立场阐述苏中关系和苏中国境线划分的历史。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

1964年2月
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迫使毛泽东开始考虑苏联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他在会见金日成时就谈到：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 一条. 为了在当时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从而「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毛泽东决定「採取攻势，说些空话」，让苏联人「紧张一下」。

1964年10月7日-9日
苏联的强硬态度，对毛泽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在会见10月7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10月9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 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
这时毛泽东所说的准备，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苏安全战略的调整问题了。 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二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 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如果说1960年代初中国反帝反修，所谓“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针中，“反修”的内容还是以意识 形态斗争为主，那么，以1964年为转折点，“反修”方针已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一起了。总之，在毛泽东的考虑 中，美国已经构不成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更大的战争危险可能来自于北方的苏联。由此，为防备四面来敌，必须改变原定的发展战略，抓紧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而 在开始警惕苏联对中国的外部威胁时，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所篡夺，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可靠途径就是动员全党和全国开展一场政 治革命，即文化大革命。这便是1964年毛泽东忧患意识中的思维逻辑.(1964年：毛泽东的外患内忧思路及其转变,李丹慧).

1964年
毛泽东的决心也已下定，这就是将中国党的斗争目标由在国际上反对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转向在国内发动政治革命，以保证中国的政治取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发动“文革”的一切准备和铺垫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选择适当的时机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

 下面这篇社科院中苏关系史学者李丹慧的文章很好的说明了1968年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中战备角色的重要性.探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只看这个群体的结局不看全局上的成败就会走偏.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0712240830071384f.jpg：

入侵捷克，使毛泽东对苏联的霸权更警觉

自60年代初以来，面对苏联构筑的对华战略包围以及中苏边界地区苏方的军事重压，毛泽东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的同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注意将中苏关系与国家安全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合到一起思考，着手在对两条战线的作战中将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

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一是反复强调赫鲁晓夫的苏联有核武器，又是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和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一是不断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后，“还有打仗”这一条。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见外宾时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并表示对此“我们要准备”。

中共中央在1964年便针对越南战争升级作出了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重大决策。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三五”计划中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基本方针。由此，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这种变化并非只是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其中已含有极大的对苏备战的成分。毛泽东要与苏联的霸权主义抗争到底。

对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的形势，毛泽东认为党内已有了赫鲁晓夫的人，他们等待时 机，总是想复辟，而全国想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已有3500万人。他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防止坏人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于是，在对 外战略重点从反对美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毛泽东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并在这 样的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过程中，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立即指出苏联已经走上了 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径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他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只是“放空炮”，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取代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位置， 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的头号敌人。这样，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语言，有了可以联手抗衡苏联的基础。

60年代末，面对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频繁挑衅，边界冲 突的不断升级，毛泽东提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其考虑就更加深远了：就解决国内“文革”问题而言，有利于稳定混乱的局面；就国际斗争而言，则有 利于让全国人民认清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国对苏联的侵略性及中苏关系现状的关注，有利于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下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 素，造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巨大声势。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因此召开“九大”所选择的时机就显得特别重要。显然，毛泽东关于国内国际战略的调整方向已经确定，而且即将公诸于世了。

珍宝岛冲突的爆发不是一次孤立事件

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忍让、准备和反击的过程。

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 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多 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 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作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

直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才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分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

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也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选择 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 以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3月2日，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终于爆发。

事件发生后，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反映出，苏方对中方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 而且满腹狐疑。通报还说，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该通报说，据对苏方死亡士兵尸体的检查，伤口来自于近距离的枪击或刀扎）。尽管 苏联的这个通报不乏消除东欧各国在苏侵捷后产生的恐惧感的成分，但苏联军方对中国的反击缺乏准备还是事实（在3月15日凌晨开始的战斗中，苏联边防军根据 当时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坦克和炮兵进行增援时，苏方却由于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的出访而无人能作出相应的决定，直至中午与最高领导人联系上以后，苏 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然而，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