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乡六十六岁的CQ(前公社社员)，丈夫脑溢血卧病在床，两个儿子及儿媳给人打工，收入微薄。自己现在侍弄着四、五亩庄稼和一些菜地，支撑着十口人的生活。她回忆起往事时说：五八年炼钢铁，我是学生班长，带领同学们捞河砂。毕业后，参加了大队的工作。七〇年结婚，七四年生第二个孩子时正赶上学大寨修梯田，去的稍晚点就要被批判。
对此，她没有半点怨言，反而平静客观的做了点评：ZGD书记有错误，也有功劳，他虽然脾气火爆，工作粗糙，伤害了一些人，可工作时又肯下身份，雷厉风行，敢说敢干，带领群众平整土地，修建的水利设施，造福了一方百姓。现在当官的有几个不是为了捞钱?浇地的水渠塌完了，也没人问一问。
这些话也勾起了我的记忆。母亲是小学教师，虽是公立的，但长期从事农村教育。我当时随母亲在MZ小学上学，住宿被安排在社员家里，对那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每天早、中、晚的吃饭时间，大家都端着各自的饭碗(饭菜)，来到饭场(宽敞一点的村中空地)“会餐”，在吃饭中间，生产队长已把饭后的工作安排的妥妥当当：XX带几人到X地干X活，XX带几人到X地做X事......
饭后，队长一敲钟，大家都自带工具，按工作量的大小，五个一伙，八个一群的众寡不一，各奔一处，各司其职，在愉快的欢笑声中开始了一天的劳动......
七三年，我十一岁，上小学三年级。这年冬天，利用寒假，老师带着我们，唱着《我是公社小社员》、“爱集体，爱劳动”，到TH公社的渔场义务挖鱼塘。同学们按身体的强弱搭配，分成十几个小组，分别翻土、装土、挑土、运土。大冬天的，大家都穿着单衣，你追我赶干的热火朝天，汗流浃背，没有什么人藏奸耍滑的。每天中午，渔场管一顿饭，猪肉白菜炖粉条，白面大馒头，管够。工程结束，看到我们亲手修成的一方方鱼塘，隐隐的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就从心底升起。这次我还得了一张“劳动模范”的奖状。
那个年代的模范，除了奖状，有时还会奖一本笔记本，或者一支笔、一个暖壶、一个茶缸、一个脸盆、一条毛巾、一件背心、一张钢锨等等。人们看到的不是他的价值，而是他的荣誉。毛巾往往舍不得使用，笔记本也要珍藏很长时间，舍不得落笔，暖壶、茶缸则要摆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大红“奖”字朝外，向来客显示自己的荣耀。
七五年，我已转到“五.七”学校(后改称县直)上学，印象中一直在机关工作的父亲这时也下乡搞梯田。寒假里，我曾骑自行车到HC公社QT大队看望父亲，亲眼看到了农业大会战的场面。与我们挖鱼塘相比，这里简直是另一个天地，场面更宏大、更壮观，起伏的黄土岭上，到处是飘扬的红旗，到处是劳动的人流，秩序井然，川流不息......
这只是全国几亿公社社员学大寨的缩影。中原大地，塞北江南，到处是他们奋战的场面，他们使用着镐头、䦆头、钢叉、钢掀、箩筐、架子车(是一种在农村和农田使用的半机械人力运输工具，即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极力推荐的“胶轮车”，在农田建设中功不可没。)这些最原始的劳动工具，在中国的大地上，完成了人类农业史上最伟大的事业——换地!
这年，父亲带回一篓苹果，约二、三十斤，让我们兄妹三人一解馋虫。三十多年后，父子闲话时，我才知道了苹果背后的故事。
七四年，QT大队的领导班子有了矛盾，县核心小组委派父亲实地解决，事后，与大队支书MBL一起带领社员修梯田，父亲又从县里调来一个技术员，测绘后，因地制宜，多方兼顾，利用修梯田采挖的土石方，于七五年在QT大队MG生产队建起一小型水库，并入HC公社灌溉网。
这年秋天，父亲从QT大队带回了三篓苹果，两篓分别送给两个一直关心QT大队工作的县委领导，一篓归了我们兄妹。七八年下半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时，父亲一干人被变相软禁在县委党校，隔离审查，那时我也不能见到父亲。半年下来，实在找不出什么问题，就提到了三篓苹果，说是受贿。结果，到QT大队一查，是付过钱的，唯一的问题是付的出园价，最后是补齐了零售价完事。
在全国，截止一九七六年，人民公社已基本完成了耕地面积的梯田和水利设施建设。此后，他们这批人就发配的发配，坐牢的坐牢，父亲被发配到FP公社。而他们工作的成果也开始显现，农业——已经蓄劲待发。
六十年代初，经毛泽东批准，开始与西欧十余个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往来，除了近百个高精尖的工业项目外，还专门有农药化肥。七二年的“四三方案”开启了新中国第二轮工业化高潮，期间，各种大、中、小型化肥厂也开始兴建。
与此同步的种子改良也渐见曙光，六四年始，以农业科研院校为龙头，在中国农村，农业科学实验遍地开花，社社都有农科所，队队都有试验田、试验站，七十年代后期，终于结出了一批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为代表的丰硕成果。
七九年、八零年以后，在这些人民公社时期打下的水利、土壤、良种、化肥四大粮食增产因素的基层上，粮食产量猛增，从历史上的一、二百斤，增长到七、八百斤。这些功劳的花环，以后都被无耻地戴在包产到户的光头上，给历史留下一天大的笑话。
关于公社社员的收入分配，现在能见到的材料，有最早从五六年开始、群众意见很大、被毛泽东否定、于六二年取消的“三包一奖”，公社早期的供给制。六一年、六二年，毛泽东开始考虑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工资制二者的结合，二者的比例初定三七开。今经多方证实，供给制(人)与工分制(工)一直实行到人民公社解散前夕，各地执行的有人六工四、人五工五、人四工六等说法不一。使欠工户和长工户的利益都得到了照顾，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增进了人们相互间的感情，对维护社会道德、社会稳定起着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说过：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
这里有一个很直观而又很能说明问题的对比：
据DZ乡GJ先生的叙述，他的祖父也是一个财主，约有百亩良田，一年，一场大水，化为乌有。此后，“一米八三，膀扎腰圆”的父亲也只能靠与人帮工度日，新中国建立时，一家人才分得了地主的一间瓦房。
这只是几千年私有、个体经济的缩影。稍有家业的财主尚且如此，众多清贫、赤贫的百姓的生活则更是难以述说。
而在毛泽东(人民公社)时代，由于公社的力量，大灾都得到了遏制或化解，甚至在萌芽状态已消解于无形。公社后面还有国家，从五十年代开始，国家就“统筹兼顾，适量安排”，执行返销粮(统销粮)政策，对于自然灾害带来粮食歉收或贫困落后没有能力达到粮食自给的地区，当年返销给口粮、种子和饲料粮，我们当地返销的主要是玉米、薯干和小麦。返销粮只加流通费用，所以，价格略高于当地收购价。这项政策一直执行到八十年代，从而保证了社员的生产和生活需要。
小灾更不能为害人们。七十年代初期，曾有两件“小事”留在人们的记忆里。WMX回忆，FP公社DP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场房屋(生产队存放集体财物的地方)失火，集体财产焚烧净尽，后经公社、大队协商，该生产队社员一分为三，就近并入相邻的生产队，各种待遇与原队的老社员一视同仁，略无差别;
YZ公社的YJS说：我们YZ大队有个老师叫LXL,家里的房子很漂亮，前后出檐，可以说是雕梁画栋。有一年，他家里突然失火，由于纯木质结构，抢救不及，瞬间化为灰烬。事后，大队给他安排了新的住处，除了公家给予的救济，生产队甚至外队的社员你一升我一篮地送来了粮食。我当时的感觉，比他们家里原有的都要多。
这些，都让人们感受到了在人民公社、生产队里生活的有惊无险，“有灾无难”，让人们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温暖。
他们载歌载舞，以优美的旋律唱道：
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
公社的青藤连万家，齐心合力种庄稼，手勤庄稼好，心齐力量大，集体经济大发展，社员心里乐开花。
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花儿朝阳开，花朵磨盘大，不管风吹和雨打，我们永远不离开她。
公社的阳光照万家，千家万户志气大，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党的话，幸福的种子发了芽，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他们眼乐心喜，用质朴的语言赞道：
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然而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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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3/12/18 8:13: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