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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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 撤出学校。
7月31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
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
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组”的成员。
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
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数年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
实际情况是,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者,优先录取干部子女。
刘少奇的女儿差两分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录取……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他看到妻子遍布伤痕的尸体……
第二天,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
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
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尸体没有被解剖。
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安排是:
在对中学校长和教职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群众性的“揭发”与“斗争”后,命令所有的教职员工“集训“,即集中居住,揭发问题,逐一检查交代,分批检讨过关,然后对“问题”大的人“定性处理”,最后,在秋天结束“运动”。
不仅北京,全国的中学都如此作,包括学校稀少的边远地区。在很多地方,中学教员全部离家到专区所在地集中。在那一过程中,有相当一批教育工作者自杀……
王晶尧也开始设法要在法律上为妻子讨回公道。
1979年4月……
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即最后毒打摧残卞仲耘致死的三、四个学生,他控告一个在1966年6月23日“斗争”卞仲耘大会上积极活动的外校人员,这个人因为私怨,到“斗争会”上“揭发批判”卞仲耘,而且制造伪证,把一张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师,以此说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
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最高检察院的决定说:
经复查,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该校五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做法所为,此事与XXX没有联系。
因此,不能认定XXX犯有故意伤害罪。
王晶尧同志反映XXX在1966年6月21、22日其中一次批斗会上曾揪过卞的头发。
经查,王晶尧同志反映的情况没有其他证据的印证。
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bf440e30100q7s2.html
1966年7月29日,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一副红卫兵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这副对联迅即在北大清华人大等高等学校贴出,由此在红卫兵组织中展开了残忍的“血统论”斗争——“红五类”与“黑六类”的对阵!
陈伯达于8月2日凌晨在接见对于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批判了“血统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
但陈伯达的“阻止”并没有取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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