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为丹家报仇，收集证据的事情，干了至少有八、九次后，我终于被抓起来了。
我被抓那天是有预感的。早上起来，身子懒懒的，不想起床。于是，看了一会书，睡了个回头觉。
大约快到中午的时候，几个小伙伴来了，建议到街上饱餐一顿，然后洗个澡。
我说你们没注意吗，最近老有一些奇怪的成人在我们周围时隐时现，这些人可不像一般的街头小混混儿。
他们说我神经过敏。“兔子，你的胆子变小了！”他们不满地说道。
吃完饭洗完澡，我们几个人懒懒地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回家路上，我后座上带着小乌兰。我们几个的爸爸都是军人，全被关押着。
快到人民公园附近时，有一个人骑自行车超在我前面，另外两人骑车把我夹在中间，我回头一看，后面跟上来一帮成人，脸色阴阴的，全在盯着我。
我低声对身后的小乌兰说：“‘雷子’要抓我们了，我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趁机溜走，给其他哥们儿报信。”
我的话音刚落，骑在我前面的那个人，突然从车子上跳下来，把自行车横立在我前面，回转身亮出手枪对准我，厉声喊道：“下车！”
小乌兰跳下了后座，我也没有减速，狠蹬了一下车蹬，冲向持枪拦路的“雷子”，看他刹那间流落露出的慌张眼神，显然是害怕被我的车子撞上。
他选择了躲闪我的车子。他知道反正我也过不去横放在前面的自行车，于是向旁边躲出了一步。但他没有料到，就在两车相撞的同时，我也从车上飞身冲下，借助巨大的惯性，照他脸上就是一拳！
就是被他们打死，我也要占个便宜，这是我当时的唯一想法。
他鼻子里的血喷了出来，我死死压在他身上，左手抓住他握枪的手腕，用头、右拳和肘狠狠砸他的脸，同时用膝盖猛磕他的下身，他痛苦地抽搐了一下，根据我的经验，这人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但就在这时，身后几个成人同时压在我身上，我被他们制服了。
要不是他们人多，当时我完全能够把那支手枪夺到自己手里，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的。
我被他们上了背铐，几个伙伴一个也没跑掉。小乌兰本来有机会跑，但他不肯，因为他觉得那样不仗义。
当时全国的公、检、法系统已被群众造反组织“砸烂”，警察和工宣队在一个什么“群众专政指挥部”里合署办公，办公地点还在原来文革前的老公安局里。
我被押到群专，除了被暴打，还是被暴打。打的间隙，他们不断地问：“服不服？”我始终就是两个字：“不服！”其中，下手最狠的，就是那个差点让我夺了枪的警察。
当时，监狱里人满为患，已没有关押我们几个的地方。晚上，身上缠满绷带的我，还有那几个伙伴，被吉普车拉到郊区山上的工人疗养院。那里关押着当时看守所住不下的人。警察负责管理，军人负责看守。
我被推进住着十几个人的大号子里，里面很快有人认出了我：“是兔子！”他们欣喜地叫道。很快，最好的位置被腾了出来，既有被，又有褥，褥子下面是干草，他们兴奋，好奇地围着我，问我是怎么进来的，为什么被打成这个样子。
我昏昏沉沉地说：“明天再说好不好，我只想睡觉。”
他们连说好好好，明天听明天听。接着，号子里原来的“老大”在吩咐什么人：“你他妈还楞着干什么，快给兔子兄弟揉揉身子！”
我在他们的呵护下，沉沉睡去… …。
天刚蒙蒙亮，号子的门被从外面打开，一股股冰冷的风从外面吹了进来，有人在院子里大喊：“出来，快出来！”
“兔子，点名了，”有人对我低声说道，“他们每天早上都要点名，不出去不行。”
屋里的人都麻利地穿好了衣服，用最快的速度跑出了屋外。
我掀开被子，试图站起来，结果眼一黑，又栽到了地上。只觉得浑身没有不疼的地方。
我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头天下午把我押到“群专”后，我打倒的那个警察，拼命用手枪枪把砸我的脑袋，直到把我砸昏过去。我醒来后，一个医生边给我头上缝针，边小声发着牢骚：“把一个娃娃铐起来，打成这样，叫什么本事？”
院子里的点名开始了，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点到谁，谁应一声：“到！”
“兔子！”点到我了，“兔子！兔子在不在？！”点名的人显然不耐烦了。
我听见有人在解释，说我昨天被打得太重，起不来。
“起不来也得给我拖出来！”点名的人大吼了一声，“你，你，你，你们三个，去给我把他架出来！”
我们号子里的三个人进屋把我扶起来，悄悄对我说：“今天来点名的人最坏，是个班长，姓姬，我们都叫他鸡巴。你防着他点，这人心狠手辣。”
我被搀出屋外。到院子里，我才看清外面站着一百多号人，大家按各个号子来编队，都站在冰上。冰面显然是各号子里的人泼到院子里的洗脸水形成的。
那个姓姬的班长穿着棉军装，大头鞋，满脸横肉。他看着三个人扶我走进队列，命令道：“让他自己立在地上，不许扶他！”
他一步一滑地走到我面前，说道：“你就是那个敢打警察敢夺枪的小王八蛋？”
“我不叫王八蛋，”我平静地对他说，“我有名字，我叫兔子。”说老实话，我从不怕当兵的，我从小长在军区大院，上中学后，每年寒暑假爸爸都把我送到连队锻炼一个时期，看这个鸡巴的样子，我学会打枪的时候，他肯定还在农村铲大粪呢。
“俺说谁是王八蛋，谁就是王八蛋，你就是王八蛋！”显然，他是被我激怒了，抬起右腿就朝我踢来。
可能是老天有眼，也可能是老冰有灵，鸡巴由于愤怒而失去理智，没有留心自己在冰上的平衡，他踢我的脚还没挨在我身上，自己就“哧溜咕咚”一声，四仰八叉狠狠摔在了冰面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一百多人看到鸡巴这咎由自取、滑稽可笑的一幕，开心大笑，而且笑得前仰后合，此起彼伏。
鸡巴从地上爬起来，脑羞成怒地指着我，对站在边上的持枪士兵喊道：“把他给我铐起来，带到前面来！”
两个兵给我上了背铐，把我推搡到队列前面的干地上。
院子里的空气凝固了。我看到大家恐惧的眼神，也看到和我一起被押来的伙伴们担忧焦虑的表情。
“俺告诉你们，”鸡巴对着一百多人指着我说，“他就是大黑帮某某的狗崽子，是阶级报复小集团的头子，是个小反革命，手里有人命，事实查清了就枪毙他！”
“他胡说，”我也对一百多人说道，“我父亲不是黑帮，我手上也没有人命！”
“妈的，看来我不收拾你是不行了！”他恶狠狠地向我走来，并向左右架住我的士兵命令道，“把他抓稳。”
他朝我脸上就是一拳，接着就是两拳，三拳… …
等神志稍微清醒的时候,我勉强睁开了被打肿的眼睛,耳朵里嗡嗡的，嘴里咸咸的，全是血。我模模糊糊能看见鸡巴的脸凑近了我的脸。
“小王八蛋，你现在服不服？”他用手卡住我的脖子问道。
“呸！”我把嘴里所有的东西，一口全都吐在了他的脸上。
我这一啐，鸡巴满脸鲜血流淌，并被血水迷住了眼睛。他用袖子和手在脸上捣叱半天，成了大花脸，手上，袖子上沾满了我吐出去的血水。
在鸡巴捣叱自己的时候，架着我的两个兵同时从后面猛踹我的膝盖窝，我倒地后，他俩举起枪托狠砸我的背和腰。当时我想，这次肯定死定了！
一百多人开始骚动了。
“口口军不许打人！”小乌兰在人群中大喊一声。接着，我的另外几个伙伴也同时齐声大喊起来：“口口军不许打人！”因为他们被分在不同号子的队列里，在他们的带动下，一百多个人，同时喊了起来：“口口军不许打人！口口军不许打人！”
更壮观的是，大家竟齐声唱起了著名的军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 …”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叔叔带领大家唱起来的。后来，他跟我说：“当时看把你打成那个样子，我想到法不责众，灵机一动，就带头唱起了这首歌。唱革命歌曲总没有罪吧？”
大家的喊声和歌声，震慑住了鸡口的手下，打我的两个兵停了手，他们拉开枪栓，把枪对准了大家。这时他们明白，要对付的不仅是我一个人了，而是一百多号人。
鸡巴声嘶力竭地大喊一声：“不许唱！都给俺闭住嘴！”但是，歌声更加雄壮起来。
鸡巴一把揪过打我的其中一个兵的枪，向天上“砰”地打了一枪。
枪声没有止住歌声，但却惊动了所有的管押干部，他们带着警卫排迅速把院子包围起来，最大的头目喊道：“不要唱了！”大家这才停止了歌声，院子里一片死寂。
大头目走过来看了看头朝下躺在地上的我，又看了看花脸的鸡巴，指着我对战士们说：“把他带到医务室。”接着他又大喊了一声：“马上都回到各自的号子！”
我被他们拖到医务室，在仍然戴着背铐的情况下，医生开始给我清创，上药，重新包扎绷带。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大头目进来了，他大概已经了解完刚才发生的事情。
“知道吗，你的罪行很严重，”他不紧不慢地说，“我们知道，你虽然年纪不大，却是个危害社会的狠角色，最后肯定要判重刑的。我们现在决定对你单独进行禁闭，每天必须戴着手铐！”
单独禁闭我的地方是设在号子那排房侧面墙根处的一个水泥箱子，最早先可能是个大垃圾箱，后来又作过鸡窝。
七八个士兵很费力地把鸡窝上面的水泥盖子挪动出一个缝隙，然后把我塞了进去，同时又丢进一个破大衣和一个让我大小便用的破桶，最后，他们又重新扣好了水泥盖。
鸡窝前壁有一个碗大的孔，可能是是以前养鸡时凿出来的，这是禁闭箱唯一透光的地方。里面的空间只允许我蹲着或躺着，地上倒是铺着厚厚的干草，加上那件大衣，人不至于被冻死。我仍然戴着手铐，不同的是改成了前铐。
刚被扔进禁闭箱时，里面有一股刺鼻的腐败气味和鸡屎味，但是呆的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闻不出来了。
我能从小孔里看到院子里日夜在走动和巡视各个号子的士兵，也能看到难友们在放风时或点名时或被提审时的进出情况。好像不管是谁，进出时都很留意往我这个方向看几眼。特别是小乌兰他们几个伙伴，只要有出来的机会，就往我这边看个没完。但是，我知道他们根本看不到我。
一日三餐，每次从小孔外递进来一个小窝头和一碗小米粥，没有菜。而关在号子里的人都有菜吃。每天傍晚，士兵们带着一个被关押的人过来，他们挪动开水泥盖，让我把盛大小便的桶递出去，同时再扔进一个替换的空桶进来，最后仍把水泥盖扣好。那个被关押的人负责清洗换出去的便桶。
我在禁闭箱里整整被关了七天七夜。
文革前，有一次爸爸从北京开会回来跟我们说，他的老首长彭真解放前坐国民党的大牢时，经常被单独囚禁。彭真说人被单独囚禁时，如果不练习说话，时间久了就会丧失说话的能力。这件事我印象很深，所以我就坚持在禁闭箱里自言自语，并拼命回忆曾在学校背过的课文和诗歌，努力再背诵出来。说来也怪，七天时间里，我竟能把中学二年所有曾背过的诗歌和古文都想起来呢。
另外，七天内我总在想，要是那天抓我的警察向我开了枪，或者他们打我时，下手再狠一点，或是那天鸡巴的部下，用枪托直接砸我个脑浆迸裂，我不也就没命了吗？我自己暗暗发誓，既然老天爷留我条小命，只要我能活着出去，我就要吃遍天下美食，看遍天下美景，乐乐呵呵，精精彩彩地活他一辈子！
七天后，瘦骨嶙峋，脸色苍白的我被解除了禁闭。他们卸下我的手铐，把我被关到了一个大号子里。这个号子不是我刚来时住的那个号子。
这个号子关的都是所谓的“政治犯”，什么“右派”，“走资派小爪牙（过去的首长秘书）”，“反动学术权威（老中医，老西医，大学教授）”和“戏霸（唱戏名角）”等等，没有好勇斗狠之徒。
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我一进屋，他们就把我团团围住，嘘寒问暖，管我叫“小英雄”。老中医给我号脉，说“小英雄”脉很好，就是营养不良，七天没吃蔬菜了，补补就好了。老西医仔细检查了我头上身上所有的伤口，说还好，基本都愈合了，没有感染。但是肋骨，指骨都有骨折的部位，可以要求医务室搞点绷带和石膏，他亲自来给我复位固定。
他们告诉我，大头目那天主要是向他们这个号子的人，了解了我挨打的前后经过，他们说：“虽然把你禁闭了，但那位姬班长，和拿枪托砸你的两个战士都被调走了。现在，他们对我们的态度缓和多了。”
号子里地面上铺着干草，干草上面是大家的被褥。我没有被褥，但老先生们跟管押干部要来了一套，据说是一个被释放的人留下的。
各个号子里的人，每天都被提审来提审去。三天两头，全体集合一次，宣布某某人因犯某某罪，被判多少多少年徒刑，然后就被铐上手铐带走了。或宣布某某人坦白交代彻底，得到了政府的宽大，立即释放回家。
我们号子里，最受欢迎的是历史学潘教授和京剧院的李老师，他俩神采飞扬，通今博古。潘教授讲史，李老师讲戏，听得我们津津有味，乐不思刑，常常忘记自己是前途未卜，身处牢狱的囚徒。
几个月过去了，我们号子里的人有走的有来的，但是唯独我没有被提审一次。“右派”叔叔和那两个文革前老干部的秘书被提审后，回来互相交换了对外面形势的看法。他们对我说：“你的主要问题是替运动中的受害人报仇，那么你的前途也取决于这场运动是否被否定。”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被关押期间，外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毛主席下了指示：“挖内人党”运动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要求立即纠正。根据后来的统计，自治区挖出了所谓的“内人党分子”达三十四万六千多人，这个数字是当时自治区共产党员数量的五倍。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在运动中被活活打死，使自治区成为全国文革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
丹和玉积极串联其他受害人家属，想方设法营救我出来。更关键的是，这时，我的父亲也被宣布解放了。
我自由了。
被释放出来一个月后，我参了军。但在参军前，军区一大帮人阻挠我当兵，他们闹到了军区党委。可是，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亲自批准我当了兵。
我离开家的那天，军区大院的广播喇叭中反复播放毛主席诗词歌曲《送瘟神》。
入伍后，我被分到了最艰苦的边防哨所，四个月后，我入了团。一年后，我入了党。八年后，我当上了连队指导员。
那年夏天，团长、政委突然通知我到自治区首府报到，去开一个什么会。到了团部，他俩奇怪地问我：“地方党委开会，怎么会叫你参加？是什么会？”我说：“你们是我的直接领导都不知道，我就更不知道了。”
通知是内蒙军区政治部下来的，叫我某日赶到自治区党委秘书长那里报到。我赶紧买火车票离开了团部。
通知指定我报到那天的上午，我敲开了自治区党委秘书长的办公室，一进门我就惊讶地发现，已经多年不见面的丹、玉兄弟俩和哈斯叔叔坐在屋里。
我和他们兄弟俩紧紧拥抱。过后，他们才告诉我，原来哈斯叔叔就是秘书长。他以党委的名义叫我来这里报到，并说，明天自治区第一书记尤太忠同志，亲自主持公审大会，宣判杀害雪姨的四个凶手死刑！
公审大会上，我以哈斯叔叔家孩子的身份坐在听众席的第一排。三个杀人凶手被法官宣判后拖了出去（四个凶手，其中一个已在狱中自杀）。尤太忠司令员走下主席台，跟我们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首长离去后，哈斯叔叔紧紧握着我的手，流着泪说：“孩子，八年啦，多么漫长的等待呀。他们拖到现在才给你雪姨昭雪，可你，当年那么小的年纪，就给你雪姨报了仇！”
后 记
我给大家交代一下，在上面发生的这个真实事件里，提到的一些关键人物现在的状况：
丹 现在全国人大工作，是高官。
玉 现在美国当博士。
小乌兰后来当了射击运动员，得过两次全国冠军，现在是自治区体委马术项目的负责人。
哈斯叔叔健在，现在离休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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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5/10 9:55: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