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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朝鲜的处境 —— 怜悯中的几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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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心里话对朝核问题过去涉猎不多,因此无权多评论。但我有个感觉是弱国的内政如和强国联盟对立起来只有靠实力去争平等话语权。伊拉克当年没那个实力所以。。。。。。

 

 

回顾一下中国核发展的道路可能有益


备忘录

1949 年3月
钱三强向中共中央建议通过法国居里夫人的博士生杨承宗代购研究原子能的书籍和器材.

1951年春夏之交
新中国在巴黎的代表李风白找到杨承宗,告诉他说组织带了5000美元来,要买些研究原子能的器材。要买和研究原子能有关的同位素, 书籍、仪器、药品。其中一种先进的计数进位器,必须得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的特批。 杨承宗在居里实验室遇到了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白朗先生。他就跟白朗先生说,我想买一台100进位的计数器.白朗先生还没有答复,居里夫人就在旁边说:他们要在医疗方面研究同位素的应用,所以还买点儿同位素,你看嘛,用在医疗方面,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白朗先生说行啊,拿起笔就签了字。 居里夫人命她的助教布歇士带领杨承宗和所购物品顺利出海关,

约里奥·居里先生委托杨承宗告诉钱三强转告毛泽东,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呢,就必须自己先要有原子弹。


1953年
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建议,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

1955年1月
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1956年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再次提到: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1958年
台湾海峡发生第二次危机,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国开始建造核武器研制设施。美国在台湾部署核武器进一步使毛泽东认识到其决策的正确性。 1958年,中国建立了北京核武器研究院,并着手建设包头核燃料合成厂和兰州气体扩散厂,分别生产铀和浓缩铀。

1959年6月
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协定,不仅停止援建工作,而且没有向中国的核设施发送一件关键部件,只是向中国展示了一件原子弹“样品”。现在中国人一切都得靠自己了。美国情报机构知道中国正在实施核武器战略,并给予高度关注,但对中国的核计划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

1960年2月
中国在酒泉动工兴建生产反应堆。中国的核研究设施只用数字编码,如酒泉的研究所被称为404厂。1960年底,中国开始在大西北罗布泊开辟核试验场。


1961年

肯尼迪把中国试图进行的核试验视为六十年代最糟糕的事情.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国的核计划,美国情报也在尽力改进侦察手段。其中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就是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U-2飞机,携带高分辨率成像摄影机从台湾起飞,前往大陆的深远内地进行侦察,携带高分辨率成像摄影机从台湾起飞,前往大陆的深远内地进行侦察。另一项侦察手段,是使用间谍卫星。从1961年起,美国情报部门开始进行代号为“科罗纳”(CORONA)的卫星侦察计划。这种间谍卫星携带改进的高分辨率照相机,带有充足的胶片,从而能得到更清晰和更多数量的照片。1961年12月,科罗纳首次辨认出罗布泊基地,尽管当时美国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未来的原子弹试验场。1962年4月,美国的情报分析再一次推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原料。分析人员认为,按照最快的时间表,中国将在1963年初爆炸一颗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

1961年2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姆致信首相麦克米伦,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有一天要动用武力收复香港了,英国政府可以采用常规武器或实施核打击来解决,但显然动用核武器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一建议得到麦克米伦的赞同.

1961年3月
英国政府内的主要负责官员已经对核打击中国的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蒙巴顿受命与费尔特在夏威夷举行秘密接洽。在会晤中,蒙巴顿表示英国无法依靠常规武器保住香港,“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是保住远东桥头堡的不二选择!” 英国国防大臣威金逊建议首相麦克米伦,让英军参谋总长蒙巴顿勋爵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费尔特上将秘密会谈,并向美国许诺,如果美国在核战中打击中国,那么英国皇家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将配合美军行动。蒙巴顿希望美英能够在此问题上共同行动。费尔特则表示,如果中国强行收复香港,美国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此后,英美两国官员又多次在访问香港的美国航母上秘密会谈,敲定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细节问题。

1961年6月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称,中国“获得核能力将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态势,特别是在亚洲,产生重要影响”。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提出,一个有核能力的中国将产生的政治和心理影响远远大于军事影响。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有助于创造一种“共产主义是未来浪潮”的感觉,因此中国将能收获有重要意义的“心理红利”。亚洲人将提升他们对中国军事力量的估计,从而对这些国家产生更大的政治压力,这些国家将更多地包容中国,放松与美国的关系。这样,一个有核武器的中国将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及干预该地区事务的能力。1961年初,中情局分析人员认为,如果中国或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其他国家可能会步其后尘”,造成核扩散。此外,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的增加,将增加非理性和孤注一掷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1961年9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乔治?麦吉向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建议说,一个有效消除中国原子弹造成心理影响的办法,就是鼓励甚至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因为当时印度的第一个核装置已经接近爆炸试验。这时,麦吉一点都没有顾虑印度拥有核武器之后会给亚洲带来的不稳定,而只是想以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来“狠狠揍共产主义中国一拳”麦吉希望亚洲有一个非共产党国家与中共抗衡。麦吉的方案在国务院获得不同的支持。副国务卿鲍尔斯支持这一建议,但却遭到国务卿腊斯克的否决。腊斯克称,如果美国唆使核扩散,将会“使我们走上一条错综复杂的道路,我看不到这条路的尽头。”

1962年
英国首次将“红胡子”战术原子弹运往丁加机场,原子弹轰炸机也开始进驻该机场。紧接着,英军在丁加基地进行了频繁的模拟原子弹投掷训练。在整个六十年代,英国的核轰炸机不断在这一地区进行核攻击演习。为了扩大打击范围,英国还在马来西亚的巴特沃思机场和肯尼亚的一处军事基地修建了特别设施储存核武器。此外,英国还轮番派遣携带有核弹的航母到东南亚海域巡逻,并一度计划将装备有“北极星”核导弹的战略核潜艇部署到东南亚地区.英国公开宣称,将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储存核武器。全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就连英国驻新加坡总督也表示坚决反对。此后,英国对中国的核战计划不得不在更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准备。后来,英国虽然在新加坡的丁加基地部署了核武器,但却一直瞒着新加坡政府,就连一向亲英的马来西亚首相拉赫曼都不知情。不过,由于忌惮东南亚国家的反对,英国在丁加基地最多时也只部署了6架原子弹轰炸机。这个数量的轰炸机显然无法突破中国严密的防空网,更别提完成轰炸任务了。

1962年
苏军从1962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
  
1962年4月
美国的情报分析再一次推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原料。分析人员认为,按照最快的时间表,中国将在1963年初爆炸一颗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

1962年5月
台湾的U-2侦察机拍摄到了包头的核工厂。但美国情报人员仍然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钚的反应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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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月10日
美国总统肯尼迪与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对话时说,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颠覆世界政治,而这是不能容忍的。肯尼迪认为,“我们应当采取某种行动,除非中国人同意停止在这一方面的进一步努力。”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高级政策官员正在考虑如何除掉中国的核武器计划。随着中苏敌对的加剧,肯尼迪希望能获得赫鲁晓夫的支持。

在1963年1月22日     
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肯尼迪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我们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苏联人谈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迟共产党中国的核进展。”因为肯尼迪相信,中国在“六十年代末及以后的时代,将成为我们美国的主要敌手”。一个有核的中国,将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地位。  会后无任所大使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说,他建议,美苏之间应就德国与中国问题达成“谅解”。其关键部分就是非核扩散和禁止核试验。哈里曼认为,
如果华盛顿能同莫斯科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国停止核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威胁中国,我们将搞掉它的核设施。”   

1963年4月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间接与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间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传攻势,直接的则就是使用强制手段。两种方案既可由美国一家来干,也可以发动西方盟国一起干。美国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积极或心照不宣的支持。直接方案包括:
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韩国进攻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主席李梅将军在备忘录中坦言,公开使用武力是不现实的。不管是进行封锁还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报复和战争升级。至于如何使美国的行为在国际上合法化,就更困难了。



1963年5月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向苏方发出试探。5月中旬,邦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他向后者提出,希望“私下认真地”就中国核计划“交换意见”。但多勃雷宁把话题扯到了美国“多边核力量”的计划问题上。“多边核力量” 是美苏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谈判最棘手的问题。苏联大使说,不要让我们苏联政府把中国的核发展问题看得太简单化了。


1963年6月
赫鲁晓夫公开宣布,苏联同意美国派遣一位特使来莫斯科,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这个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国决策层。他们认为这是探讨美苏联手对华可能性的时机.哈里曼刚刚抵达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须对赫鲁晓夫强调,一个有核的中国,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哈里曼最后成功地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他始终没有能引诱赫鲁晓夫就反对中国核计划问题,进行任何讨论。只要法国坚持不参加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感到,他也无法做到孤立中国。

1963年7月
中苏两党会谈失败,双方关於意识形态的争论从党内转为党外,从半公开走向全面大论战,其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发表的着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1963年7月
苏蒙签订「关於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后开始大量进驻该国。

1963年7月14日
哈里曼刚抵达莫斯科,就收到了肯尼迪的指示。肯尼迪命令他向赫鲁晓夫强调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对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非常危险的”。肯尼迪希望哈里曼摸清赫鲁晓夫在“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发展和是否愿意采取行动”上的想法。赫鲁晓夫不愿意与美国特使探讨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可能性。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刚刚在莫斯科结束了一轮尖锐的意识形态争论,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哈里曼在莫斯科谈判禁试条约。一些苏联领导人对与中国的争论感到沮丧,赫鲁晓夫可能发现讨论对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敌对的行动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

1963年7月31日
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秘密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一个常规打击的紧急计划,旨在“严重影响和迟滞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这一命令可能得到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授权。

使美国决策层开始考虑公开反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肯尼迪已经命令国防部高级官员研究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在8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中国仍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成为羽毛丰满的核武器国家,我们愿采取一些措施,以减轻这一威胁”。在这一天之前,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秘密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一个常规打击的紧急计划,旨在“严重影响和迟滞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这一命令可能得到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授权。

1963年9月
蒋经国访美。蒋经国造访了中央情报局。在会谈中,双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队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问题。之后,蒋经国又会见了邦迪,蒋经国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对突击行动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援,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邦迪支持蒋的想法,但顾虑军事行动会促使中苏重新结盟,并引起大的冲突。因此,他告诉蒋经国,打击行动还需要做慎重的计划.

1963年9月11日
蒋经国同肯尼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会晤。谈话中肯尼迪直截了当地询问蒋经国: “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将300到500人的突击队派到象包头这样远的地方,而飞机不被击落?”根据谈话记录,蒋经国当时回答说:派遣突击队的建议“昨天已经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讨论过了。他们认为这样的计划是可行的”。对此,肯尼迪还是没有完全放心。鉴于猪湾事件的经验,华盛顿和台北都需要有关大陆的更准确的情报。肯尼迪告诉蒋经国:“不管采取什么行动,它都要适合实际情况。”

1963年9月中旬
蒋经国会晤中情局局长麦克恩。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小组,来研究派遣国民党作战人员袭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可行性问题。蒋经国走后,肯尼迪政府继续研究如何扼杀中国核计划的各种可行性。其中,由美国飞机空投蒋军破坏小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双方约定,任何行动都必须经过两方面最高层的批准。但至今有关这个计划小组的工作情况,还未被透露出来。
蒋经国走后,肯尼迪政府继续研究如何扼杀中国核计划的各种可行性。其中,由美国飞机空投蒋军破坏小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曾提出所谓“布拉沃(BRAVO)”计划,即非常规作战计划。即由一个跨部门的小组来“考虑如何阻断中共核计划的方法和手段”。此外,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之邀,考虑了一个常规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以多批次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这时,国务院的一个不同声调出现了。这就是国务院东亚问题专家罗伯特?约翰逊所完成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有200多页长,题为《共产党中国的核爆炸和核能力》。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就任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仍然把中国在东亚的影响,看作是对美国的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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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初
美国从秘密渠道得知,中国在1964年将肯定爆炸原子弹。前国务院情报研究室的艾伦?怀廷回忆说,他是从一份关于周恩来访问马里的情报中了解到,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当时,周恩来告诉马里总理莫贝多?基塔,中国将在10月进行核试验。

1964年
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威廉?福斯特在会见一位历史学家时就透露,肯尼迪曾经考虑采取一项危险行动,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遵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当时,肯尼迪甚至试图放弃他正在推行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来换取苏联在必要时同美国的合作,以打击中国。福斯特的这个谈话记录,一直保存在肯尼迪图书馆,直到1994年才解密。最早用档案材料说明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试图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人,是华裔美国历史学家张少书。他在1988年撰写的题为《肯尼迪,中国和原子弹》一文中,首次披露了这个秘密。



1964年4月中旬
罗伯特?约翰逊完成了他的新报告。报告题为《对打击共产党中国核设施可能性的探讨》。这篇报告当时被列为“绝密”。它至今还未被解密。人们只是从国务院所编《外交关系》中知道了它的结论。
约翰逊在报告中总结了四种对中国核设施实施打击的方式:A、由美国公开进行空中打击;B、由国民党空袭;C、在中国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D、空投国民党的行动小组。约翰逊认为,由美国实施空中打击,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只有派很多波次的飞行,才能完全摧毁目标。而在大陆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的方式,也是极不现实的。因为你根本就雇不到这样的人。国民党事际上也无能力单独实施空中打击。约翰逊还总结了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弊端:首先,情报的出入太大,以致华盛顿根本不能精确地锁定所有目标;其次,实施打击只是延缓了时间。最长也就是4到 5年,北京又会再次启动它们的核计划。第三,中国会对台湾或美国在东亚的基地进行报复。最后,一个师出无名的军事打击会付出沉重的外交代价。约翰逊提到,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要赢得世界舆论对美国做法的支持,唯一可行的是,在世界范围订立防止核扩散和对核材料生产进行的核查协议。一旦这类协议进入到谈判中,中国再公开无视它,就给了打击它的口实。然而约翰逊相信,当这类协议能够进入谈判时,中国大约已经完成了核试验,象法国那样,成为一个“现存”的核力量。在任何情况下,法国是不可能支持这样的协议的。此外,约翰逊还认为,要苏联默认美国对中国的打击,是“绝对不可能的”。约翰逊认为,只有在对侵略做出反应时,世界舆论才会接受军事打击行动。比如说,中国如果以支持者的面目出现,在老挝或越南进行干预,造成一场有限战争的时候,军事打击就会被舆论所支持。此外,还有一种非公开的打击方案。这就是由国民党来干。但约翰逊指出,即使可以相信国民党的破坏小组有能力分别搞掉包头和酒泉的核设施,但由于他们几乎不能同时在两处得手,因此必会遭到中共的报复。而中共对台湾的打击,会把美国置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总的说,约翰逊的看法是,阻断中国核计划的行动是危险的,它很可能失败;它会损害美国的形象,削弱美国的地位,使世界力量格局变得难以捉摸。这些结论,同1963年肯尼迪总统的想法是大异其曲的.

5月15日
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认为首先必须扭转当时中国决策层只注重国民经济恢复和调整的倾向。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提出要加强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建设,会议期间他则进一步扭转原定以解决「吃穿用」为主要目标制订的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而且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的思路。

5月27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从赫鲁晓夫反华的大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并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当时三五计划中最主要的新建项目钢铁厂的厂址,最初定在甘肃的酒泉。对此,毛泽东认为该地距苏联太近,是一条通道,苏军可以直接开进来,故而予以否决. 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周恩来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也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此后,毛泽东又进一步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做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

5-6月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将国民经济三五计划的主要目标由解决“吃穿用”问题扭转为以战备为中心,确定搞三线建设的方针,同时还提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 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已十分担心苏联对中国的战争威胁问题了。周恩来则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其间,毛泽东还否定了林彪1962年提出的“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是,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尚且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但毛泽东这时已认为苏联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提出:过去讲过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因此他提出:如果南边放,他不进来,而北面又顶不住,怎么办?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他认为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佔领北京. 一是敌人可能从渤海来,从塘沽,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二是敌人从青岛来打到济南,然后向北,向天津发展;三是敌人从连云港打来,占领徐州、开封、郑州、洛阳,从中间把我们南北打断;四是从上海登陆,沿长江而上,占领南京、武汉,把南北切断。顶要顶一下,也可能顶不住,完全放在顶得住的基础上考虑是不行的,要放在顶不住上考虑尽管毛泽东这种认识的着眼点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进攻,但重要的变化在于,他已开始从军事防御战略的角度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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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这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对苏防卫作战问题。

7月10日
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谈到与苏联还有领土问题的历史旧帐没算。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他说:「大约100 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於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帐我们还没有算。」这个讲话引起了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重大反响,苏联方面指责中国领导人正在「鼓吹一种带有深远意图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


7月24日
麦克恩告诉约翰逊总统,还不能预知中国何时引爆它的核装置。中情局则认为,在1964年底之前,核试验不会进行。他们的根据是,中国在此后数月中,还不可能得到足够的核裂变材料来爆炸它的原子弹。原因就是,中国的核原料是钚而不是铀。而包头核工厂生产的钚,至少在1965年前还不能填装一颗原子弹。正在美国人欲罢还休之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在1964年前8个月里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兰州气体扩散厂在1月间已经生产出第一份浓缩铀,并开始了试验;4月,酒泉基地生产出了第一个核部件;六月,第九研究院进行了同比例的爆炸试验;8 月,酒泉厂装配出第一个核爆炸装置。

1964年8月初
间谍卫星发现,在罗布泊试验场,已经树立起铁塔和其他设备。据此,情报分析得出结论:“罗布泊地区明显的可疑物体表明,那里是一个试验场。它在为两个月后的使用做准备。”


9月15日
赫鲁晓夫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谈话。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议员时声称,“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侵犯它,谁就会遭到来自苏联人民的毁灭性的打击”。 他威胁,苏联将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歼灭性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这是苏联第一次暗示,它有动用原子武器的可能。

在9月15日
中国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这使得“核危险”这个话题成为总统星期四午餐会的重要内容。参加聚餐会的通常是约翰逊班底的核心人物,他们是: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在9月15日的聚餐会上,他们最后的看法是:如果加以权衡,在中国按自己时间表爆炸原子弹,与美国采取单边不宣而战的打击两者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其可能性只在“军事敌对”这样的事发生时才可成立。随后,邦迪希望与多勃雷宁就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问题“做一次私下和认真的谈话”时,多勃雷宁还是老话,说中国的核武器对苏联和美国说来,并不重要。它只会在亚洲造成“心理影响”,而对苏联政府说来无足轻重。
约翰逊总统在中国核问题上持谨慎态度,部分原因是大选在即。当时,他正在缔造一个所谓的 “和平平台”,来同共和党对手戈德华特斗法。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约翰逊政府在进行越南战争的同时,也惧怕把战争扩得更大。虽然在战争中,美国高层仍有人主张在轰炸越南北方时,应考虑攻击中国核设施。但约翰逊倒是守住了这条底线。在1965年战争升级之后,他仍谨慎地避免触发与中国的直接冲突。

9-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北”地区重要地段进行战役勘察时,特别注意勘察了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实施远东战役时主攻方向的进攻路线和日军构筑的工事. 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如果说1960年代初中国反帝反修,所谓“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针中,“反修”的内容还是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那么,以1964年为转折点,“反修”方针已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一起了。换言之就是,中国在实行“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方针中也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的内容。



10月7日-9日
苏联的强硬态度,对毛泽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在会见10月7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10月9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询问:“
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 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
这时毛泽东所说的准备,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苏安全战略的调整问题了。 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二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如果说1960年代初中国反帝反修,所谓“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针中,“反修”的内容还是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那么,以1964年为转折点,“反修”方针已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一起了。总之,
在毛泽东的考虑中,美国已经构不成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更大的战争危险可能来自于北方的苏联。由此,为防备四面来敌,必须改变原定的发展战略,抓紧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而在开始警惕苏联对中国的外部威胁时,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所篡夺,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可靠途径就是动员全党和全国开展一场政治革命,即文化大革命。这便是1964年毛泽东忧患意识中的思维逻辑.(1964年:毛泽东的外患内忧思路及其转变,李丹慧).



1964年10月16日
在中国西部的荒漠上空,腾起了巨大而美丽的蘑菇云。美国设在各地的13个情报观测站中,有11个立即捕捉到了这个蘑菇云所释放的巨大电磁脉冲。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们检查从辐射云中收集的灰尘时,他们大吃一惊。原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所使用的核填料,根本不是美国情报机构长期认定的钚,而是U-235。这就是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一颗铀弹。这意味着,中国的核能力是以一种很快的速度发展的。核爆炸后几小时,约翰逊总统发表声明。不过这声明已不可能再有什么新意了。它只是说,自由世界的核力量,仍然承诺对亚洲的保护。但中国同时发表的声明,却在世人面前落地有声:一、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二、中国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三、一切核武器都应被销毁。在台湾,蒋介石被核爆炸震惊了。因为,这爆炸声对他反攻大陆的梦想不啻沉重一击。蒋曾在核爆炸不久提出,应采取军事行动,在中国大陆研制出核运载工具之前,摧毁它的核设施。但在美国人那里,蒋碰了软钉子。  

1964年10月
赫鲁晓夫突然倒台,中国领导人利用这一机会改善中苏关系的尝试未果,中苏分裂终於进入了不可摆脱的螺旋。

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5月31日 在北京发布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科研成果——《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这部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主编的当代经济史首次向公众披露了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至1970年国民经济工作的国家计划)从“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重大转变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美曾酝酿突袭中国核基地.由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曾设想“三五”计划主要要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提出要重点“解决吃穿用”问题。然而,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判断使毛泽东改变了“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尽管美国突袭中国核设施最终没有发生,但中共中央已决定要战略转移全国的经济力量。“三五”计划调整后,发展重点放在了西部地区的三线建设。调整后的“三五”计划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中央甚至考虑开工修建对输送战略物资具有重要意义的青藏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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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
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国边界长约 4500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时任务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时任务的时限为10-14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基本平缓,尤其便于苏联坦克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苏联海军实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明显增长,四大舰队中唯一不用于欧洲的太平洋舰队特别突出,它可以从日本海直逼中国的黄海和东海,对中国大陆实施封锁和登陆作战,苏军并频繁举行针对中国的进攻性军事演习.尽管苏联海军力量膨胀的主要目的在于抗衡美国,但同时也带有从海上遏制中国的意图。

3月28日
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时,在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 这样,到1966年中期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时,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敌对,已经基本没有缓和的可能,中国对中苏边界争端的态度和对策也由谨慎和克制向军事反击与对峙转化,中苏边界局势逐渐趋向紧张。

1966年中期
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时,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敌对,已经基本没有缓和的可能,中国对中苏边界争端的态度和对策也由谨慎和克制向军事反击与对峙转化,中苏边界局势逐渐趋向紧张.

1966年9月

    小车驶进中南海

    在解放军的护送下,邓山理终于进了北京城,小汽车驶进中南海大院内。

    周总理和一位年轻姑娘走上前来。“邓山理同志,欢迎你回来啊!”总理和蔼地说:“你一定在猜我为什么请你到这儿来,对吗?”

    邓山理意识到周总理所说问题的重要性。“周总理,本周一,我还在四川乡下喂猪,我对世界事务了解个啥?周总理,恐怕……恐怕我对您起不了什么作用。”

    周总理笑了:“我已让王莉芳替你从香港书店买了些书刊杂志,待儿会给你送去。她甚至还买到了上周的《纽约时报》。你的家人在盼你回去呢,我们以后再谈。噢,你好像有许多来自美国的邮件,这些东西也可能使你对世界近来发生的事件有所了解嘛。看完这些材料,请你替我写一份你对美国的分折报告。不过,你必须当心,不要露面。你在干什么,为谁而干,这些都要绝对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一大堆信件是过去七个多月积压下来的。有一封是埃兹拉·汤姆森博士三个月前从加利福尼亚州发来的。汤姆森先生是大学教授。在天津读书时,邓山理和汤姆森是情如手足的同窗好友。

    邓山理打开信来看:

    亲爱的邓山理:

    我有一个儿子,名叫马修,最近刚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他在纽约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里找到了饭碗。这个所的老板是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先生。

    据说,尼克松有可能再次作为总统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他在早期的民意测验中占了约翰逊的上风。我记得尼克松是个颇为内向、害羞的学生,但他好胜心很强,头脑也挺灵。很难想像这个孩子将会成为美国总统。

    尼克松为马修找工作帮了很大的忙。我真希望尼克松别把他拉入政治。

    我十分关心中国,有关中国的报刊文章我都要读。我希望你平安地度过这些动乱的岁月。愿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你。

    你忠实的埃兹拉

    一九六六年圣诞节

    邓山理合上眼帘,想起了周总理与他的谈话。很明显,总理已经流露出想和美国来往的意思。他睁开眼,伸手去拿王莉芳给他送来的一叠《新闻周刊》。第一期中有一份关于竞选总统情况的材料。民意测验表明,在理查德·尼克松、纳尔逊·洛克菲勒,乔治·罗姆尼和罗纳德·里根当中,尼克松明显领先于其他几位。

    吉普车沿着湖边公路东侧开,在宝塔式大门楼下,车停下来。大门缓缓启开。这都由大墙里的机关调控。邓山理心想,住在这垛墙内的一定是个不凡的大人物。

    邓山理被带到东面院子里的一间大房间内。周恩来正坐在较远的角落与一位体态微胖的妇人谈心。邓山理走进屋,周总理一边伸出手,一边向他走来。“老邓,请过来见见我们的主人。”

    邓山理对总理鞠了一躬,向前走了几步,立刻认出这位妇人是宋庆龄。邓山理兴奋不已,向她深深鞠了一躬。

    “欢迎,欢迎,邓同志。我还记得你哩,我们曾一起在日本待过,对吗?看到你恢复工作,我真替你感到高兴。啊!你现在是在做一桩对祖国有益的事。”

    “今天请老邓来,主要想和他讨论一下两份有关美国的材料。材料很有趣,是老邓前几天为我写的。”总理说。

    “我读了很多关于他的材料,”邓山理清了清嗓子,“我认为,他很可能一心一意献身于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活动家。”

    “假如尼克松赢了,我们必须影响他的思想,使他变得对我们有利。他真的会放弃他的老朋友,转而对我国表示友善吗?很难说。”

    “是啊。不过,我有位在尼克松身边工作的年轻朋友,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谁?”

    “他叫马修·汤姆森,在纽约的尼克松办公室工作。我和他父亲关系密切,从小就是同窗好友。是个律师,没结婚。”

    这绝不是偶然相遇

    对身材高大的马修来说,坐在拉美航空公司班机座位上旅行去香港,实在是太累了。但是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长时间飞行途中,马修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他想着香港洪伟良给他的那封信,想着与尼克松前一次会晤的情景:

    “唔,罗斯告诉我,你要去东方了。”

    “对。有位当事人要我去香港,他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

    “很好嘛,那是个很美的地方,机会很多。回来后,我想听听你对香港的印象。”尼克松提高了嗓门,“罗斯告诉我,你对东方很感兴趣。”

    “是的,先生。”

    “那是我要考虑的地方,”尼克松庄严地点点头,“美国目前在那儿也有不少棘手的问题。”他说着沉思起来。“祝你一路平安。”

    当侍者打开办公室门让马修进去时,洪伟良正站在办公桌后面。

    “马修,我要带你到隔壁房间去见一个人,”洪伟良说,“他是你父亲的朋友,你是否听说过,他少年时代有位叫邓山理的中国同学?”

    “听说过。确实听他讲过这个人。”

    洪伟良满面春风。“邓先生住在北京,有时也来我这儿。听说你今日来了,他想让我介绍一下,让你们互相认识一下,你不反对吧?”

    “当然不。能有这个机会,我父亲一定会很高兴。”

    隔壁房间。邓山理:“你父亲在圣诞节前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一些有关他身体和家庭的情况。他情况还好吧?”

    “还好,谢谢。听洪先生说,你现在住在北京?”

    马修·汤姆森现在完全意识到这点:这绝不是偶然的相遇。他开始明白谈话的真正对象是这位邓山理,而不是洪先生。“你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你是纽约一家实力雄厚的律师事务所律师。你喜欢干这一行吗?”

    “喜欢,我在处理国际问题的部门工作,这正与我的专业对口。”

    “很好。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能帮助中国人民。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没有大使馆和领事馆,中美两国之间如此疏远,实在没有理由。”邓山理说。

    “对,是这样。”

    邓山理说:“我想你父亲大概同你讲过,在中国有个‘面子’的词。”

    马修点点头。

    邓山理接着说,“你们杜勒斯在日内瓦拒绝了同周恩来总理握手。照常理说中国领导人是不会再向他们伸手了,除非看到美国领导人的先伸出手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马修点点头:“怎样才会有这个开端呢?”

    “我认为需要有个有胆识、有远见的美国政治领导人才行。”

    把赌注下在尼克松身上

    马修终于看出了他父亲的这位好友为什么请他来此地的目的,“那你认为理查德·尼克松是这样的领导人啰,邓先生?说不定明年十一月他赢不了约翰逊。”

    邓山理笑道:“在这些候选人当中,你那位老板是最佳选择。”

    “看来你是把赌注下在尼克松身上啰,?”

    邓山理颔首微笑:“你认为他对中国感兴趣吗?”

    “肯定感兴趣。”

    “你估计他会屈尊听你谈有关的中国问题吗?”

    “他说要我回去向他汇报对香港的印象。我相信,对我回去要讲的话,他还是会听的。”

    邓山理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激动地走到窗口。然后,他又转身面对马修:“说句实话,我也不能保证我俩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像是一对用轭连在一起的陌生公牛,由你可敬的父亲把我们带到一块。看在他的份上。我请求你帮助我。”

    “只要你保证不让我干谍报工作,我愿意尽力而为。”

    “当然不会让你当间谍。”邓山理笑呵呵地点点头,“我们只是想找个能在尼克松身边传话的信使。”

    “我打算这么做。”

    马修上班的第一件事是去见尼克松。

    “唔,香港怎么样?”尼克松嗓门很高,“听说你拉来了一位香港当事人,是谁呀?”

    “洪伟良先生。他是运输大王。他和中国人也有很多生意做。”

    “两边都有生意,很精明啊。你也可以跟中国人、俄国人以及其他共产党国家做生意。”

    “我知道,大陆中国很想建立起他们的纺织贸易。”马修见缝插针地补一句,“在洪先生办公室里,我有幸碰上了家父昔日好友,他是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官员。”

    “你家的朋友?”尼克松很惊讶。

    “对,他们曾在天津教会学校一起念书,是同窗好友。过去他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是个共产党吧?”

    马修点点头。“他是外交部的一位老资格官员,但是红卫兵把他撵出了外交部。”

    “为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他对此事谈得不多。而对中国需要和外界建立联系,却谈得不少。”

    “中国领导人会同意他的观点吗?”尼克松沉思道。

    “是的。我特别问了他有关台湾的问题,因为台湾似乎一直是美中两国在和平解决问题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可邓先生说并非如此。他认为只要花时间谈判,双方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他对此抱乐观态度。”

    “中国是一只巨大奖杯”

    “我真怀疑他的那些领导人会同意他这种观点。”尼克松两眼凝视着他,“不过,话又得说回来,现在也是美国重新考虑立场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调整策略,改善与大陆中国的关系。”

    马修点点头。他想这是个很重要的讯息,足可以写信告诉邓山理先生。尼克松是开明的政治家,比其他任何人站得高,看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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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当前外交事务所面临的一大课题。中国是一只潜在的巨大奖杯,有远见卓识的美国人应赢得它。”

     尼克松慢慢地从沙发上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个文件夹。“这个东西,很可能会引起你的兴趣。你知道《外交政策》这份杂志吗?”

    “知道,是外交事务委员会出版的那份吗?”

    “对,他们要我为这本杂志创刊三十周年撰写一篇有关亚洲的文章。喏,这是南希·梅勒帮我拟的一份草稿,你想读一读吗?”

    “好,先生,我一定拜读。”

    “有什么建议,请写个参考意见。”尼克松把文件夹递交给了马修,“你会看到,它对中国和台湾谈得不多,也许我应该谈谈自己的看法。或许,你给我提出一些观点。”

    马修接过文件夹,双手捧在膝盖上,正襟危坐。

    “尼克松先生,如果你觉得我对你有用的话,我愿在你的竞选活动中效劳。”马修认真地说。

    两天后,马修给洪先生写了封信:“我已被吸收为总统候选人的私人助理。”

    秘密飞京会晤周恩来

    “很抱歉在这个时候打扰你,我刚接到消息,约翰逊总统已封锁了越南的海防港口和北部其它港口,如果中国的船只遭到美国船只的袭击,很可能会出一场可怕的战争。我认为你应该马上来这儿。”马修从国际长途电话中听到了洪先生那与众不同的声音。

    “来哪儿?香港吗?”“对。”

    讨论封锁问题是借口,有人想在那儿和他面谈。显然这个电话是邓山理的顶头上司命令的。马修思虑再三,此事不能告诉尼克松。

    马修站在飞机舷梯下,邓山理乐呵呵地稳步走上来。

    “欢迎你,我们请你去北京作两天客。”邓山理说,“我们就上飞机吧。”

    轿车开进了庭院。一位年轻的中国姑娘站在门边迎候他。她向他伸过纤细的手:“汤姆森先生,我叫王莉芳,担任今晚的翻译。请进!”

    起居室尽头昏暗的灯光下,坐着一男一女。那个看上去有些熟悉的人站起身来,微笑着向他致意。那姑娘说:“这位是周恩来总理,他向你表示欢迎。”

    “孙夫人,我可以向您介绍美国来的汤姆森先生吗?”

    宋庆龄从那椅子里伸出了手。“你好!汤姆森先生,你来我家作客,我很高兴。”“谢谢您,孙夫人。”马修答道。

    晚宴进入尾声,孙夫人招呼她的内勤扶她上楼去卧室。

    宋庆龄离开后,周恩来将马修领到起居室一角说:“请坐,给我谈谈美国的选举。尼克松对中国统一问题持什么态度?他反对台湾回归祖国吗?”

    “我相信不反对,他曾告诉我,他在台湾问题上是很灵活的。”

    周恩来点点头,说:“那里有我们的一些宿敌。但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统一。哦,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谁会出任你们的下届总统?还会是约翰逊吗?”

    “人们会把赌注押在他身上。”马修回答道:“不过,我还没有提到另一位民主党候选人乔治。他参加竞选,试图形成第三派力量。如是这样,就会从约翰逊和尼克松手中夺去一些选票。”

    大约上午八点钟,邓山理将他从睡梦中推醒。早饭后,王莉芳出现在门口:“早上好,汤姆森先生。周总理派我们来接你,他希望与你讨论一些美国新闻。”

    红旗牌轿车驶入宾馆的大门。

    周总理走向马修。“大新闻,”他扬起眉说,“三小时前,林顿·约翰逊总统宣布,他将不参加下任总统竞选。对此你怎么看?”

    马修向周总理解释,尼克松应该比保守的罗纳德·里根更易获得共和党提名。这样竞选的对手就是尼克松和汉弗莱了。尼克松有可能击败汉弗莱。

    尼克松当选总统后,邓山理与马修书信来往频繁,他们担负起了周恩来、尼克松之间传递信息的任务。其间,他们也曾被怀疑为间谍,引起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

    一九七一年上半年的一天,周恩来收到邓山理送来的报告,其中夹着马修·汤姆森三月十五日写给邓山理一封信,信中说:“目前我正在为心情急切的美国总统及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准备有关中美会谈事宜。这个时候,我想可以让一些意义明确的象征性事物促使我们两国的关系正常化。”

    乒乓外交的幕后功臣

    “两星期后,美国国家乒乓球队有十至十二名职员和几名官员将去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锦标赛。前些天我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你们也派队参加。这是贵国自一九六五年以来首次参加锦标赛。你们是否可以邀请这些年轻的美国运动员到贵国访问(为了遮人耳目,可同时邀请一些西方球队),并受到贵国领导人的慷慨大方的接见?届时一些美国记者将会同行。一家美国电视网的新闻转播小组也将在那儿向国内进行实况转播。美国人会看到他们的同胞如何在中国比赛、旅行,在面露微笑的中国人中间访问。”

    “我没有把这一想法告诉这儿的任何人。这不过是我的胡思乱想。但我肯定美国政府会非常高兴接到中国的邀请。”

    在马修信中的空白处,周恩来作了如下批示:

    “这个主意非常好,请立即照办。拟邀请美国、英国、加拿大、一个非洲国家及一个拉美国家的乒乓球队来京,以接待意大利共产党的规格隆重欢迎他们。”

    总统授予马修勋章

     正当得意洋洋的亨利·基辛格于一九七一年九月秘密访问北京时,马修·汤姆森已先期在那儿了,马修在中国首都已有两天时光。他同邓山理一起工作。偶尔周恩来也同他商量些事情。

    基辛格访问快结束时,周总理对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在你的随行人员中有我们中国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老朋友。”

    基辛格皱起了眉头。“老朋友?”

    “对。你们的马修·汤姆森。”基辛格吃惊地望着他。“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作为对贵国的真诚表示吧。也许,我们结束了同马修的联系后,你们的安全机关在将来某一天会向你汇报他的情况。到那时,你也许会把此事当作间谍案,来责骂我们中国不够朋友。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现在就把此事告诉你,这样我们就坦诚相见,无‘隐私’可言了。”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白宫的三楼,漆成黄色的椭圆形大厅里,尼克松总统授予马修一枚自由勋章和一张荣誉状。出席这一简短仪式的只有马修的父亲、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

(中美复交的两位秘密牵线人    (美)约翰·埃利希曼 )

1967年秋天

尼克松在<外交事物>(foreign affaies)季刊上发表文章<越战之后的亚洲>。他在此文中说:美国的任何亚洲政策都必须掌握中国的现实。。。。就长期而言,我们根本不能听任中国永远留在国际家庭之外, 抱持幻想与仇恨, 并威胁临国。我门这个小小星球,不容十亿具有能干潜力的人活在愤怒的孤立状况中。。。。。中国若不改变,  世界不会安全。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导引其变革。

1967年秋
中苏东段边界黑龙江上的吴八老岛、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的冲突最为激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些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7年秋,中国军人穿便衣,偕同大量民兵,用棍棒把登上吴八老岛的苏军赶了出去.

1968年1月5日
苏军装甲车在黑龙江饶河县乌苏里江七里 沁岛碾毙4名中国渔民,并多次攻击并打伤中国边防战士。

1968年3月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决定,将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改建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划归沈阳军区建制。此后“全国12个生产建设兵团,除新疆外,都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号令下,以国营农场和农建师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战备的需要,这是组建兵团最主要原因。从这一根本需要出发,才有体制和其他一系列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关于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和任务:“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的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平时以生产为主,劳武结合,亦兵亦农亦工;战时一面作战,一面坚持生产。” 战备的需要,这是组建兵团最主要原因。从这一根本需要出发,才有体制和其他一系列制度的设计和安排。
从1968年底到1969年初,先后有近50万知识青年,来到兵团,充实各师团连队.沈阳军区从所属各部队调集3000多具有实战经验的现役军人和大批枪炮弹药组建兵团各师团。兵团司令部依据作战预案,按中国北方乙种步兵师编制标准,组建战备值班营35个,每个营编500余人(其中编3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同时还组建367个武装排,总计达2.2万人被武装起来。共装备步枪8000支,冲锋枪4000支,轻机枪630挺,12.7高射机枪45挺,60 炮210门,82迫击炮110门,75反坦克炮130门,76加农炮30门,40火箭筒320具。还装备相当数量的手枪、手榴弹、反坦克手雷等武器,并备有至少一个基数的弹药。组建了地炮团63团。各师团都同时组建了武装连,一线团还组建了边防巡逻队。为防空袭,同时在一些团里组建了高炮连,配置了抗美援朝用过的37式高炮。

1968年8月
苏联武装60万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6个小时内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它直接促成了毛泽东下决心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8月23日,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公开给苏联戴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32]这即为毛泽东的外交战略调整提供了理论基础。毛主席对周总理讲:恩来同志,我们要有充分准备,他们能这样对待捷克,就能这样对待我们,他们进来不成问题,要出去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也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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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当时苏联陆军在亚洲地区的部署是这样的:中苏边境东部,远东军区3个集团军和1个步兵军,共18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和2个空降突击旅(计1个师);后贝加尔军区3个集团军,共10个摩步师,3个坦克师;西伯利亚军区5个摩步师,驻蒙苏军3个摩步师,2个坦克师。中苏边境西部,中亚军区8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土耳其斯坦军区5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和1个空降师. 苏军驻亚洲地区总兵力127万,坦克14300辆,飞机4200架。苏军驻亚洲地区陆军共计59个师,其中45个靠近中苏边境,共计67.5万人。

当时中国在整个三北地区常备兵力在200万以上,其中沈阳军区兵力约83万。对于运输能力脆弱漫长的远东地区,面对具有较大战略纵深和具有庞大常备军及不竭后备兵力的大国,苏联的上策是速决战,合围消灭中国的重兵集团沈阳军区,快速夺取东北的粮仓和油田,迫使中国求和。苏军要在中苏边境的东部发起进攻至少需要120-150万陆军兵力,以三个方面军对沈阳军区进行向心突击,以1个方面军对北京军区进行牵制攻击,这需要向后贝加尔和远东军区调集2个方面军和14个集团军指挥系统及其直属部队,67个陆军师,以达到4个方面军20个集团军100个师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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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

1月2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复南京军区1月8日请示,同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归安徽省军区建制。该兵团于9月组成。同时,南京军区组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归江苏省军区建制。

1月
尼克松上台



1月22日
中共中央批准组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1月24日
中共中央批准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司令何凤山(解放战争中在孟良崮战役中率部击毙国民党王牌中的王牌74师师长张灵甫)旋即率参谋人员前往黑龙江兵团学习考察组建兵团的经验。

1月27日
尼克松就职后再出席的首场白宫记者会上宣布本届政府继续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


2月
情报分析人员报告尼克松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很快双方都会向美国招手。但尼克松
放弃了原定的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的机会



2月6日
中共中央忍痛下达了暂停边境巡逻的命令,以防止事态继续扩大。

2月7日
1969年2月7日
中方两巡逻组登岛巡逻,与苏方发生武装冲突,中方巡逻组撤回。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进行威胁的严重事件。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2月同期

沈阳军区令黑龙江省军区加强合江军分区的指挥和防御(珍宝岛在合江军分区辖区范围内),又令陆军第46军133师两个侦察排,第23军67师两个连,加强合江军分区所辖虎、饶地段边防力量。省军区决定,在公司边防站成立“公司临时指挥所”,由合江军区参谋长王子良负责,统一领导边防斗争。

2月17日
尼克鬆召見蘇聯駐美大使多布雷寧,暗示蘇聯如能說服北越與美國達成停戰協議,美國將在美蘇軍控談判中做出讓步。與此同時,美國進一步發出武力威脅。3月 17日,美軍發動“早餐行動”,用B-52轟炸機對越共在柬埔寨的基地進行了大規模空襲。白宮想向北越表明,尼克鬆比他的前任更加強硬 

2月19日
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向沈阳军区、黑龙江省革委会、省军区发出指示:同意暂时推迟在绥芬河边境架设铁丝网的斗争,选择珍宝岛作为边防斗争目标。2月7日事件以后,必将有新的斗争。要求按既定巡逻线进行不固定的正常巡逻,一次派出2—3个组,兵力不少于1个加强排。自卫还击严格控制在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行动突然,动作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至有利地区。同意增调1个侦察连参战。由合江军分区指定一名主要军政干部负责。

沈阳军区决定,由副司令员肖全夫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往虎、饶方向检查战备工作。稍后,军委指示沈阳军区成立虎、饶前指,由副司令员肖全夫、副政委李少元统一领导,黑龙江省军区、合江军分区、陆军第23军抽调部分干部组成。为保障边防巡逻,在珍宝岛我岸派出2个步兵连、1个侦察连、3个侦察排、1个无后座力炮排和1个重机枪排进行掩护。

2月24日
经毛泽东批准,军委通知北京军区,将陆军第38军改编为摩托化军。军部辖3个摩托化师,军直炮兵团、火箭炮团、高炮团各1个。每师辖3个摩托化步兵团和1个坦克团、1个地炮团、1个高炮团。

3月1日
总参下达了继续巡逻的命令。珍宝岛边防军派遣侦查分队潜伏策应巡逻分队上岛巡逻。苏军率先由装甲车发起攻击,我军旋即反击,战斗历时78分钟,击毙苏军 40余人,击伤30余人,击毁装甲车,卡车,指挥车各一辆。说法一:(我军牺牲20人,伤35人)。说法二:(中方死伤52人,并估计苏方死伤60余人,据苏官方公布数字为死亡31人,负伤14人),双方各自从岛上撤回。此后,中方据观察判断苏军向珍宝岛方向增兵,中方亦加强了兵力,并在纵深增调陆军第67师1个步兵团、2个侦察连作为机动部队,以2个加农炮营和1个高炮营组成炮群,支援作战。

3月2日
中苏双方互相照会和发布新闻公告抗议对方武装挑衅。两国都组织了大规模游行抗议,中国驻苏大使馆临街面104扇窗遇袭,无一块玻璃幸存。中国约4亿人参加示威游行。
苏远东军区司令洛西克上将呈报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汇报,调遣7个摩托化步兵师和特种部队立即作好战斗准备,计划由空降兵配合夺取珍宝岛。苏方并策划由《华沙条约〉东欧6国组成联合部队进入中苏边境地区。我方则调遣了46军,67军,39军各一部协同反坦克炮团,工兵部队严阵以待,由沈阳军区肖全夫副司令指挥,并随时与中央连系。

3月4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社论称:“苏修叛徒集团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制造边境事件,这个事实又一次使全世界人民看清,这一小撮叛徒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

3月
尼克松访法,戴高乐告诉他经过中苏武装冲突,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正在出现,单一的共产主义集团将分裂对于尼克松而言,他最关心的士中苏的激烈分裂将以何种方式在越南出现。对于他而言,他最关心的找出一策略撤出南亚。假如他不能结束越战,他就不能连任了。尼克送在刚当选数周后,基辛格还没加入他的阵营时就派他的竞选外交顾问埃艾斯瓦斯会晤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告诉苏联尼克松最大要物是解决越南问题和限制核军备成长。并要求苏方帮忙撤出越南,同时也想知道苏方要求得代价。

3月14日
入越作战的空军高炮部队最后一批回国。4月,陆军野战高炮部队全部回国。从1965年中起,空军先后有8批7个高炮师部、26个高炮团、8个高炮营、9个探照灯营、14个雷达连入越作战;陆军高炮部队先后有9个高炮师、37个高炮团、80个队属高炮营入越作战。11月下旬,昆明军区组织的援越工程部队全部离越回国。〔7〕


3月15日 (说法一)
珍宝岛展开更大规模激战,自上午9点战至晚9点,我军击毁苏T62坦克2辆,装甲车7辆,击伤军车多辆。毙敌100余人。我方12人牺牲,21人受伤。在支援珍宝岛战斗中,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仅21团出动支援车辆956台次,抢修公路110公里,加固桥涵52座,支前面粉糕点八万余斤,担架营冒敌人炮火运送大批弹药、接运伤员,百分之八十的兵团战士为伤员输过血。沈阳军区给担架营一连三排立二等功,给杨一平立二等功,朱波、陈放、黄元培、芦爱信立三等功,受到统帅部的表彰。之后,21团战备值班营开赴珍宝岛与边防军共同担任戍边任务。

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首先谈了打仗问题: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是不行的。……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苏联知道我们不会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林彪:今天的行动(指3月15日的武装冲突)是莫斯科指挥的,不是前面人指挥的。』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面子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3月15日, 3月17日 (说法二)
中苏在珍宝岛再有两次武装冲突,惟自17日后,局势明显缓和。据中方资料,三次作战共毁伤苏坦克装甲车17辆,卡车、指挥车各1辆,毙伤苏军250余人(据苏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亡58人,伤94人)。

珍宝岛事件后, 多勃雷宁会晤基辛格“控诉”中国暴行并寻求美方同情。三天后尼克松在记者会上把中国说成是一项全球性的核子战争威胁, 并强调中国已变得对两个超强大国都非常危险了。他说:"我想,苏联合我们一样,不想他们的国家赤裸裸的暴露在中共的潜在威胁下。"

多勃雷宁表示怀疑是否莫斯科有办法做到帮美国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和停运军火。


3月19日
中共中央批准组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美国防部长莱尔德在参议院作证时说: 中国仍然是亚洲和平最危险的潜在威胁.

3月20日
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主张美军撤出台湾,他说: 从中国观点看来,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唯一用途比外是在美国向中国发动第一波袭击后可以防御中国的微弱反击。。。而中国不会象苏联入侵捷克一样侵略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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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
周恩来召集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及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总参作战部有关人员开会,针对苏军可能强占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我岸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就柯西金通过载波电话要求同毛泽东、周恩来通话事,召集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商定以备忘录形式复苏驻华临时代办:“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3月下旬
双方更大规模调兵谴将。苏方在中苏边境由3月冲突前的12个陆军师猛增到55个,空军24个师。35个亚洲导弹基地中的洲际导弹,中程导弹大部分转向对准中国。
我方不详(保密)。但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中国军队在新疆增兵3个师,支边青年20余万,其中包括军垦农场的退伍军人12万,正在进行军事训练,并发放了武器。由此新疆的正规部队和民兵以达80 余万人。中共王牌“万岁军”38军在更换了最新装备后,以紧急由中原地区调往张家口,筑成扼守北方通道,保护北京的最坚固保垒。在东北地区,中国原有重兵 70余万加上紧急训练的民兵和知识青年,参战部队可达200万人。中国对抗苏联的战略,显然是人海战术。

3月同期
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宣传提纲发出,重点摘要如下:
组建内蒙兵团,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于确保祖国北方反修前哨的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贯彻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保卫国防,不但需要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边防部队,而且必须建立强大的人民战争边防。组建内蒙兵团,屯垦戍边,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筑成一道反帝反修的钢铁长城。组建内蒙兵团是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江山,保卫内蒙古各民族人民和全国人民长远利益的大事。

4月1日
4月1日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林彪在经同毛泽东讨论确定[35]的政治报告中宣称:毛主席指出:“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号召: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强调: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要做好充分准备,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36]以此将中苏珍宝岛冲突的文章做大,既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他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37]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

4月3日
多勃雷宁会晤基辛格, 他说: 目前仍有时间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但这机会不是永远存在。这是苏方向尼克松政府提出合作摆平中国的最直接的建议,尼克松看到苏方在探路。基辛格调阅美苏从肯尼迪时代讨论如何避免中国成为一个核子强国的代号为<柴拉基>(CHEROKEE)的高度机密文件,此件只供肯尼迪和少数高级幕僚过目。


4月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6个师,57个团

4月11日
九大全体会议上,在九大解放军代表、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发言后,毛泽东称:所有一百多人都没有打过仗,只有一个副营长打过仗,还负了伤下去了,可见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胜仗。对方有飞机,有装甲车,有坦克、指挥车,我们一没有飞机,二没有坦克,三没有装甲车,四没有指挥车,我们就是步兵,结果3月15日,打了五个钟头,对方三次冲锋都给打垮了。他们躲在“乌龟壳”里,把人的勇气都搞掉。当然我们也有点,但我们主要不靠那些东西,我们主要靠人的勇敢,靠抬得走的枪和炮,靠近距离作战,就是林彪同志提倡的二百米过硬功夫。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一百米也不打,五十米左右才开火,他的“乌龟壳”一翻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打了几十年仗,抗日战争没有乌龟壳,没有飞机大炮,解放战争没有飞机,但却打胜仗。


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称:此外,过去讲过了的,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的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4月同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10个师,148个团

5月
苏联国防部长格契科力主向中国城市发动全面核子攻击, 彻底解决中国威胁。苏军参谋长担心这样做会引起世界大战。最后的共识就是考虑向中国发动有限的攻击, 摧毁中国的核武基地。



5月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呼和浩特召开成立大会。下辖6个师41个团

5月8日
经毛泽东批准,军委任命:铁道兵司令员张翼翔为第二炮兵司令员;铁道兵政治委员刘贤权为铁道兵司令员,政治学院革委会主任宋维(木式)为铁道兵政委。

5月20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一六三團和加曼奇邊防站的干部戰士丁余生等5人在界河阿克喬克的龍口築壩引水。蘇軍出動裝甲車3輛、大炮兩門、武裝軍人30余人,越過實際控制線進入中國一側。他們綁架丁余生等5人,遭到反抗,便用槍托毒打,致使5人均被打昏,然后拖上裝甲車,運至蘇境塞米巴拉金斯克州,關押24 天。后經我外交部9次嚴正交涉,蘇方才將被綁架人員送回。凱旋的國土衛士受到上千人夾道歡迎。



5月28日    (毛泽东离京,长时间逗留外地)
毛泽东乘专列离京到外地,随卫人员150人。历经邯郸(5月30日)、郑州(5月31日)、武汉(5月31日—6月26日)、长沙(6月26日—27日)、南昌(6月28日—29日)、杭州(6月29日—9月18日)、上海(9月18日—21日)、南京(9月21日)、济南(9月21日—22日)、天津(9月22日),至9月23日方返抵北京,合共在外地时间长达118天。这是文革以来毛泽东离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随卫人员最多的一次。〔12〕


6月8日

勃列日涅夫提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公开表示和尼克松的目标一致。


6月l0日
蘇軍越界闖入農九師一六一團牧一隊放牧點,綁架我牧工。民兵們聞訊,立即手持鐵鍬等勞動工具前往營救同胞。混亂中,蘇軍悍然幵槍射擊,身怀六甲的女民兵孫龍珍中彈身亡。孫龍珍成為第一個倒在蘇軍槍口下的兵團人




6月16日
军委电复福州军区,同意将闽北指挥部改编为陆军军部,称陆军第29军,辖陆军第84、85(独立第1师改称)和守备第7师。
经毛泽东批准,军委任命: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政委陈先瑞为北京军区政委;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陈宏为装甲兵司令员;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为兰州军区政委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委。郑维山的任命,结束了北京军区自1967年2月以来没有正职司令员的不正常局面。

6月20日
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沈阳、北京、兰州、新疆4个军区主管作战的领导人和各军兵种、三总部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研究了防止苏军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准备、作战设想、部署调整和边防斗争等问题。这次会议纪要,于8月16日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审批。8月20日,毛泽东批示:已阅照办。9、10月间,总参、总后组织联合检查组赴北京、兰州、新疆军区检查部队落实军委办事组座谈会和“三北”地区作战会议的情况。

6月底
基辛格向尼克松提出了备忘录,指出眼前良机,可以完成一项可以改变历史的重大交易。他指出苏联已把全部精神放在中国问题上,如果美国对苏联攻击中国保持中立,而不是应苏方的要求积极参与,形势已对美国有利。尼克松在备忘录上批复: 这正是我们的目标。基辛格的建议和尼克松的回复表明了一旦中苏开战,美国的中立甚至合作是可以待价而沽的。代价是:帮助美国有尊严的撤出越南,要求苏方在军备控制,中东问题,柏林问题给予较大合作。过去由于苏联不愿合作,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要求美苏合作摧毁中国核基地都功败垂成。尼克松告诉国防部长赖尔德,如果越南和平的代价是坐视苏联攻击中国核子基地,这是可以考虑的交易。条件是苏联减少对越南的军援使北越倍受打击被迫接受政治解决方式。基辛格随即以总统的名义下令进行一项高度机密的研究,看看美国如何用核子武器攻击中国。尼克松是冷战期间要求有专门攻击中国力量的首位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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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        (内蒙古:从分而治之到全面军管)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决定。内称:“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为了便于领导和加强对苏(蒙)修作战的战场准备,以便战时更好地支援对修作战,将内蒙古自治区东、西两段的部分行政区划作了跨区调整,即:东段的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三盟全部划归东北;西段的巴彦淖尔盟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划归甘肃、宁夏”。“整个交接事宜,责成北京军区负责召集兰州、沈阳军区及有关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共同研究商定,并将交接情况报告中央”。“全部交接工作,应争取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底前完成”。

7月11日

四老帅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材料上交总理. 四老帅意见是: 美苏单独或联合打中国,或纠集日本, 印度等国一起打中国,现在都有困难.目前鼓吹单独或联合打中国, 都有别的作用. 实际上谁都知道中国不好欺侮,陷进去就出不来. 美帝, 苏修都要别人当出头鸟,自己在后面捡便宜.我们严阵以待, 不论是单独来打,或联合来打, 都一定使侵略者彻底垮台. 最后四老帅一致同意陈老总盼断,联美制苏. 建立大三角的战略格局.

7月14日
基辛格向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赖德,中情局长赫姆斯发出备忘录宣布总统已下令筹备一项研究完成一幅完整蓝图以评估美1国对付中国的核子战力。研究包括对中国境内的目标系统以及美国攻击这些目标的能力。还有评估作战规划,指挥及控制系统的要求,核子武器扩散的影响。通过对中国核子基地的袭击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成熟的核国家
此时苏方表现出不愿在越南问题上提供具体帮助(苏联正同中国争夺越南的信任),于是尼克松设法打动苏联,决定派参议院领袖曼斯菲尔访华,并发表《关岛宣言》,发出撤出越南的讯号,宣布今后不会派兵铲除共产党叛乱并取消游客从中国大陆带回100美金以上礼品的禁令。但苏方没有回音。

7月31日
罗杰斯在日本东京演说时说:尼克松政府曾以多种方式表明希望与中国改变关系。他到了澳洲又说:我们一直在开辟管道联系中国,不愿看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过份孤立。

8月1日
尼克松在巴基斯坦要求巴总统转告北京他有兴趣与中方沟通消除歧见。后来又通过罗马尼亚总统斡旋,向中国招手。尼克松的策略是向中苏两边招手,原因是他没什么可损失的。如中国探出头来,就可利用此机会打击越南。如中国继续闭关,美国就不断的向北京招手,迫使苏联向胡志明施压。但中情局报告苏联不愿帮美国从从越南撤退。

8月
尼克松发现苏联在耍他,有情报显示莫斯科有可能不理会华盛顿是否参加或默许,就径自按计划向中国发动攻击。苏军旁若无人的采取行动,一如他们占领捷克一样,美国并无影响力。来自东欧的情报显示,苏联已说服主要盟国支持他们攻击中国。CIA也截听到中国边境附近苏军调动频繁。CIA分析苏方可能不会冒险大举进攻中国,但苏方向中方核基地发动有限战争是可能的。





8月2日
任命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赤萍为福州军区政委。

8月8日
军委办事组转发《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8月10日
经毛泽东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以
谢富治为组长的首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在北京卫戍区设立精干的办公室,负责办
理日常业务工作。〔21〕

8月12日
美国中情局的报告在对局势进行讨论时提出:1969年乌苏里江事件发生后,已经紧张和敌对的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几乎可以肯定,在两到三年内,紧张局势不会得到显著的缓解。国家利益冲突、对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争夺,报告根据中苏双方语词激烈的舆论宣传声势,根据两个国家现在都认为对方是自己最直接的敌人,每一方都指责另一方是帝国主义,要包围并消灭自己的情况提出:在这种氛围下面,另一方的任何行动都受到猜疑,任何军事准备都显示出威胁性。因此我们有理由询问,在以后的二三年内中苏战争是否会爆发。

报告分别评判了中苏双方可能做出的反应。对于中国的反应,报告认为,“中国方面无故对苏联边境发动进攻不大可能。这种判断是基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他们对在东北边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缺乏基本的准备”。“中国方面没有相应的兵力集结。中国人只在新疆、内蒙和满洲里的黑龙江-吉林边境地区有9个师的地面部队。尽管在他们背后中方在沈阳-北京-兰州军区有50多个师的兵力,但是他们在火力和装备移动方面是无法与苏联的军事力量相抗衡的”。 “自从朝鲜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避免与两个大国发生军事对抗。此外也很难看到中国能从进攻中获得什么好处”。关于苏联威胁的舆论宣传可能还有一种设计,即促进实现国内的团结局面,以利重建被文革削弱的权力机构。而一场现实的战争将危及任何已经取得的成果。“目前中国人可能有两个目标:一是威慑住苏联的进攻,他们认为这种进攻随着苏联军事集结的加强变得更加有可能了;一是动员全民准备应付这种威胁。北京显然选择了通过在中苏边界地区法律地位比较确定的中国领土上实施小规模军事对抗的策略来表示其坚定强硬的态度”。

 关于苏联的反应,报告认为,苏方有理由在现在,或是不久的将来,考虑发动针对中国的进攻行动。因为苏联人看到了中国人可能部署一个携带核武器的导弹部队的危险性,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即便是少量的中国导弹也将改变战略形势。苏联人似乎希望通过使用他们的空中优势,击毁中国的核弹设施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同时阻止中国人使用其战区力量在地面上进行报复性攻击。报告并指出,苏联领导人可能还看到这种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其他重要的利益,如击败中国的军队将向全世界显示苏军的威力,并且有助于提高苏联领导人在国内的威望等等。报告估计说:苏联人可能甚至希望毛—林政权倒台,或者是,如果这个政权继续维持着,那么新疆、内蒙古和满洲能从中国分离出去。事实上,在新疆和内蒙古地区保护少数民族反对中国压制,有可能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

 不过,报告对中国此时在中苏边境地区军事部署情况的估计,其准确性如何尚无具体材料可以证实。60年代中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此后,中国明显加快了以“三北”地区为战略重点的军事部署调整的步伐,开始在北部地区大规模构筑防卫工事;在“三北”方向组建了若干担任坚守防御任务的守备(独立)师;充实和加强了担任边防勤务和一线防御作战任务的边防(独立)团。到60年代末,“三北”地区已取代华东和华南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对苏防卫作战也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关于兵团的记述:正是强大的苏联军队部署在中苏边界附近的核力量,迫使中国加强了边界防务,在70年代初增加了国内常规武器和中短程弹道导弹的生产份额,把解放军从政治经济部门的行政管理事务中解脱了出来,部署在更靠近中苏边界的地方,还中断了红卫兵的革命活动,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分派到了边界附近的生产建设兵团....派大批城市青年前往北方和西部各省,补充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据1970年10月17日的《远东经济评论》(第35—36页)报道,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有60万人,内蒙古有20万人,黑龙江有20万人,青海有10万人.但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中国军队在新疆增兵3个师,支边青年20余万,其中包括军垦农场的退伍军人12万,正在进行军事训练,并发放了武器。个师,支边青年20余万,其中包括军垦农场的退伍军人12万,正在进行军事训练,并发放了武器。由此新疆的正规部队和民兵以达80 余万人。中共王牌“万岁军”38军在更换了最新装备后,以紧急由中原地区调往张家口,筑成扼守北方通道,保护北京的最坚固保垒。在东北地区,中国原有重兵 70余万加上紧急训练的民兵和知识青年,参战部队可达200万人。中国对抗苏联的战略,显然是人海战术。)

另外,报告注意到了中共九大的宣传舆论动向,评论说,这次大会并没有正式把华盛顿从头号敌人的位置上降下来,但是却把最精选的谩骂留给了苏联人。遗憾的是,在这份报告中尚看不出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从中共九大政治口号的变化中发现了中国方面的真实意图,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情局的观察员对中方向西方发出的信号不够敏感。中美关系冻结二十年,双方隔膜太深,相互之间的敌意也太深,固有的成见很容易降低观察分析人员的敏感性和敏锐性。此外,苏联毕竟是美国的主要对手,美国方面已习惯于更为重视苏联的各种动向。

 报告的核心内容“结论”部分评估了中苏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指出:自从3月份乌苏里江发生武装冲突以来,中苏之间已经持续多年的、十分紧张和敌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在改善关系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希望。我们有理由询问不远的将来中苏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这种战争的可能性显然存在。此外,尤其是面对中国构成的对苏联的核威胁,苏联人有理由在不久,而不是几年后,寻求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无论如何,此期以边界冲突为标志的高度紧张气氛的存在是可能的,战斗的规模可能偶尔会比迄今为止的大些, 苏联人甚至有可能在交界地区进行惩罚性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来说战争升级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8月13日
苏联则一方面加强对中国实施核威胁,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报复.8月13日,在中国新疆铁列克提苏中边界地区,苏军对中国新疆军区一个排的边防巡逻队发动了突然袭击,中国巡逻人员全部阵亡不过,苏联此举的出发点在于,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试图与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等国进行政治调情, [43]由此开始对中美联手抗苏的前景忧心忡忡,故而在向中国实施核威胁的同时,对中国实施报复,借此对华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与苏联进行边界谈判。
铁列克提位于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据中方资料称1967年7月,苏边防军多次入侵该地区。1969年6月,苏边防军人在该地区私设国界标志,构筑工事,绑架并打死中国牧民。7月3日,总参谋部、外交部批准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边防分队进入该地区巡逻。8月13日,边防分队共25人(含掩护分队11人)进入该地区巡逻。苏边防军300多人在数十辆装甲车和直升飞机配合下,对中方巡逻队进行突然袭击。由于中方边防部队战前缺乏周密准备,寡不敌众,后援不济,造成战斗失利。巡逻分队25人及随同执勤的3名民兵全部阵亡.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做出了两种反应:一是毛泽东估计中苏之间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二是希望降低边界一线军事紧张形势的危险程度,对苏联这时提出的两国总理举行会晤的建议做出回应。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谈。10月,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开始。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改对美苏两面作战为联合美国集中力量对抗苏联,做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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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
尼克松和基辛格也摸不透苏联是否真要单独行动,他们最担心的是莫斯科会宣称攻击中国是经过美国默许的。他们可以引述尼克松三个月前关于中国核威胁的讲话。情报显示苏联已在中国激化种族和政治情绪,希望苏军的占领得到当地人的谅解。尼克松开始狐疑苏联攻击中国是否会成为美国的灾难。特别对他本人和政府可能是一场政治灾难。如果苏联推翻了毛泽东,苏联将重当亚洲共产主义的龙头老大。中国伪政权将对苏联俯首贴耳,中国港口将成为苏军太平洋舰队的海军基地,实现了赫鲁晓夫的梦想。其后果对美国是很严重的。
尼克松在当天西部白宫的国安会上告诉官员们美国不容许“粉碎”中国。官员们都不知道基辛格和苏大使多勃雷宁的秘密会晤的内容。此后尼,基二人都想尽办法阻止苏联进攻中国,好像他们一向是反对苏联侵略中国的。

8月18日
美国国务院苏联专家史狄尔曼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是苏联大使馆二秘达夫多夫,约史狄尔曼吃午饭。达夫多夫是KGB官员,他说:假如我们摧毁中国罗布泊的核子基地,你想美国会怎样做?这是一个认真地问题,我不是在开玩笑。史狄尔曼回答:我们将视为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不会以任何方法直接介入。史狄尔曼饭后赶回国务院完成一份二人谈话备忘录火速送往罗杰斯办公室和西部白宫。

随后加州比尔空军基地456轰炸大队奉命装满燃料,装上核武器(每架B52携带四枚氢弹),发动飞机待命出发。随后数周机员都留在跑道上待命。尼克松下令赫姆斯向记者作简报,传出苏联将攻击中国的消息。

8月19日
罗杰斯在演说中说: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让苏联和中共打一场大战是一件好事,尼克松政府不同意这种观点。这种战争对全人类都有害。
当天更惊人的情报使整个白宫进入戒备状态,CIA监听到苏军远东空军“撤离”的命令。这是作战行动的最后准备。基辛格和CIA相信苏联远东空军奉命撤离是向中国发动全面核攻击的信号。白宫向CIA下令分析苏联将以何种方式向中国发动核攻击,有多少城市将遭到攻击,破坏有多严重,预料死伤人数由多少。

   



8月20日
勃列日涅夫密电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命令他:政治局做过多次研究,准备对中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样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 的威胁。我想请你秘密的征求一下美国最高领导人的意见,最好能和尼克松总统本人或者基辛格博士个别面谈。我们只攻击军事目标,决不会伤及无辜的生命。。 。。。解除掉中国的核武装,毕竟符合我们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

军委命令:“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批准,为了防止苏修突然袭击,加强张家口地区的兵力 部署,决定调27军进驻宣化、张家口地区,归北京军区指挥,协同65军在张家口地区现有部队,担任阻止敌人沿二连、张家口方向向北京突然袭击的任务”。9 月8日,该军军部率第79、80师全部到达宣化、张家口地区。第81师奉命暂留镇江,后于同年11月调防至河北邯郸地区待命。

8月21日 (此章节广为流传,但没被基辛格和史界正式文献证实)
疲惫的基辛格一大早到白宫拿出十几张写的满满的纸放在尼克松桌上,紧张的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意义。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导致中国 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让他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脚下。那时美国也会 举起白旗的。我们能毁灭世界,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最后白宫会议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尽早告知中国领导人,但因中美双方积怨太深,如直接告诉中国会让对方认为是个花招,最后决定通过媒体捅出去。反正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基辛格后来回忆,当时担心中共领导看了消息会随 后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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