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当年北大荒

        （续十）下雨天，出不了门，地质员在分队部整理野外资料。实习生看书，听老师上辅导课。中午，管理员买菜回来了，说市区有辆汽车把一个小学女教师给撞了，伤势不轻，进了医院。大李子一听，心里直发毛，他老婆也是小学教师，顾不上吃午饭，登上一辆自行车就急忙进城。第二天，大李子换了新衣服，刮了胡子匆匆赶回，原来虚惊一场。

        隔壁是山地工的宿舍，山地工是挖探槽，打坑道的工种。雨天，山地工没事干，就打扑克，睡觉，要不就海阔天空穷摆唬，辽南口音，胶东口音，唐山口音，此起彼伏。聊着聊着，自然扯上了女人，性。 “听李工说，花岗岩地区的水质好。水好，养出来的闺女就长得俊。红石峪的姑娘是一个比一个水灵，赶明儿应该去那旮嗒找个对象。”“有女不嫁地质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带回一堆破衣裳。”“不对，应该是：有朝一日回家转，饱操一顿灌雄汤。”“别扯了，说得都对。咱们在这里打光棍，憋着。自个儿娘们在家里耗着，守着，也不容易啊，一年要匀着回几趟家，该多好。”“是啊！听说小六子媳妇给她爷们戴了绿帽子，他还蒙在鼓里呢。”“唉！国家有法律保护军婚，为啥就不立个法，也保护咱‘地婚’？”“故所以，别瞎琢磨‘花岗岩’姑娘了。下晚黑，灯一闭，长啥样？都一样。娘们太漂亮，招蜂引蝶。不想当王八，就找‘三心牌’老婆。”“怎么个‘三心牌’？”“别人看了恶心，自己看着顺心，搁在家里放心。”聊无可聊时，隔壁传来了呼噜声。

        一分队潘工的家在山东，一年探亲一次，坐火车，轮船，跨渤海湾，再坐汽车到家，满打满算也就住半个月。当年，儿子生下不久就归队了。因为地质大会战，三年后才回家，儿子会说话了。进门，儿子问：“叔叔，你找谁？”“找你，找你妈，我是你爸！”儿子摇摇头，眼前满脸胡茬的“叔叔”没法和照片上溜光水滑的帅哥联系起来。老婆来了：“这是你爸，快叫！”儿子愣是不肯叫。

        “久别胜新婚”，晚上，儿子刚睡着，两口子就迫不及待，撕巴上了。一不留神，碰醒了儿子。看到光着膀子的“叔叔”把娘压在底下，儿子连抓带挠，连哭带嚎，要“叔叔”滚出去，一家三口光腚拉茬扭成一团，夫妻俩哭笑不得。儿时的记忆形成思维定势，从此，儿子只叫叔叔，不肯改口。已经15岁了，还没叫过一声爸。一提此事，潘工就伤心落泪，只有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才能忘掉一切。

地质工作真艰辛，

长年累月野地行，

有家不能经常回，

儿子叫叔真伤心。

（续十一）红山岭因裸露紫红色泥岩，泥灰岩而得名，春夏之交盛开红色野杜鹃，整个山头才真的红成一片。野杜鹃也是映山红，宁波人叫“柴百长”花，陕北人叫“山丹丹”，朝鲜人叫“金达莱”。红山岭也盛产桔梗，朝鲜人叫“道拉几”，这种颇像人参，萝卜的中药材，新鲜时，洗净，撕成一条条，腌成咸菜，非常好吃。

按照老人家“五七”指示，野外实习期间，穿插了“学农”，地点就在红山岭北面的后塔沟，帮生产队铲谷子。多数工农兵学员来自农村，所以只安排十天。山沟谷子地石头多，不像黑龙江农村，一色黑土，一颗沙子都没有，一样的锄头，活却不好干。湖北地质队来的同学从没干过农活，河南来的“老马”，“小马”也没用过这种家什，干起来还不及人家半拉子，谷子苗被铲倒不少。打头的社员看着心疼，又不计工分，慢慢儿跟着干吧！东北三省的同学此刻大显身手，铲到头，都来帮“南蛮子”接垄。

年轻人，干起来一阵风，坐起来一溜坑。歇气时，为了多歇会儿，湖北同学一个劲儿递烟，稳住打头的，赵咸三乘机给大伙讲了个故事“掉队立功”：

1970年，赵所在的高炮团支援越南，行军中，一个老兵撒泡尿，掉了队。老兵紧追慢赶，结果岔到一个村子了去了。村里大都是妇女，男的不是小孩，就是老头。看来了个中国兵，妇女们很高兴，叽里咕噜交谈一阵，让老兵住在一个妇女家里。晚上，那妇女叫老兵与她女儿睡在一起，老兵不干，被反锁在女儿房间里，越南人要招他做女婿了。第二天，老兵想跑，被村里妇女圈了回来。地形不熟，语言不通，老兵也没辙了。第四天，老兵不得不与越南女孩同了房。时间一长，相对自由了些，也帮“丈母娘”干点活。渐渐地，熟悉了周围地形环境，隔河望去，村东面有一条大道，直通南方前线。

三个月后，一支不戴领章帽徽的部队沿大道向南开进，老兵发现后，跑过去，一听口音，果然是自己人。老兵报告了个人遭遇，该部队通过指挥部电台，很快联系上老兵所在的部队。摆脱了“老婆”和“丈母娘”，老兵终于回到部队，不但没有受到处分，反而立了个三等功。至于老兵有没有在越南留下后代，是个谜。

歇二气时，吉林同学习文江讲也了个故事“蛤蟆破案”：

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已近尾声。吉林农村某生产队整修大寨田，将一座无主孤坟挖开，一颗骷髅显露出来。一个小青年踢了一脚，骷髅顺势一滚，停下，又动了一下。小青年好奇，凑近一看，从骷髅眼里又蹦出个蛤蟆。小青年拿起骷髅仔细端详，天哪！头顶插着一枚生锈的钉子。社员们闻讯围了过来，议论纷纷，这和《包公案》里的谋杀案如出一辙，谁是奸夫淫妇呢？消息传到“清队领导小组”，通过调查老人得知，孤坟的主人姓王，60年前醉酒后，暴死家中，妻子刘氏改嫁回到邻村娘家，尚健在。公社革委会找刘氏询问，刘氏如实相告：嫁入王家后，常遭前夫酗酒暴打。王最后一次醉酒，一个相好的男人帮刘除掉了王。随后也嫁给了那男人。现在，后老伴已死，刘氏已经85岁高龄，儿孙满堂，口碑也不错。刘氏属从犯，60年前的命案该怎么判？公社革委会研究后决定，判管制5年。

工作间插去学农，

干活不灵故事众，

一说老兵真立功，

二讲破案铁钉中。

      （续十二）本溪实习结束，剩余的暑假也不多了。开学前一星期，我去了一趟哈尔滨。下了火车，远远望去，金站在出口，低头看着什么，没了以往左顾右盼的眼神，人也瘦了不少，也许是功课太忙吧。走到跟前，金才发现：“哦，你来了。这是我的同班同学王维民，进城有点事，顺路陪我到火车站。”我这才发现她身边还有一个男生。王礼节性和我寒暄了几句后，告辞办自己的事去了。

        金说王比她小两岁，是香港归侨，上海读书，在齐齐哈尔下乡，也算得上江浙老乡，比较谈得来，就坐在她旁边。在红光教书时，杨老师也愿意坐在金的对面，可见金还是有一定的魅力。对此，我不介意，男爷们因此吃醋，岂不让人笑话？

金陪我先去了王老师家里。王老师留我吃了晚饭，并要我在她们家住下。王老师家五口人，她爱人傅老师是校长办公室主任，还有婆婆，两个上小学的女儿：向群、向红，住得也不宽敞。王老师的婆婆，一位慈眉善目的沈阳老太太看我面露难色，执意要我住下：“放心吧，咱家客厅里闲着一张床，就是为客人预备的。”

        周六，我独自到哈尔滨儿童公园，兆麟公园，中央大街，秋林公司逛了一上午。一个人逛街很累，也腻味。下午，我在金的女生宿舍歇息。金的褥子上铺着老羊皮，母亲皮袍子拆下来的，还有鸭绒被，也是母亲陪嫁的。母亲把温暖给了我，我又给了金。依着被垛，我感受了母亲赐予的阵阵暖意，忽忽悠悠，昏昏欲睡，金在一边絮絮叨叨说些女同学之间的恩恩怨怨，家长里短，我一句也没听进去。下课铃响过之后，女生们回到寝室，我被叽叽喳喳说话声惊醒。突然在众多女孩子的目光注视下，我感到手足无措。金介绍彼此认识之后，我找个借口，匆匆离开了女寝室。

        周日下午，我返回长春，新学年开始了。头一星期，每天晚上睡得很香，连梦都很少，周六夜里，却一连做了好几个噩梦，还惊出一身冷汗。醒来之后，已是早饭时分，阳光明媚，又到了9月15日，不知是凶是吉。早饭后院里组织全体工农兵学员到人民广场参加一场公判大会。一个谋杀亲夫的女子，一个用锄头砍死生产队长的社员，一个聚众斗殴致人死命的小流氓在宣判之后执行了枪决。

        3点半，吃过晚饭，回寝室的路上，1732班的邓海波叫住了我：“老邬，传达室有你一份电报。”“哪来的？”“好像是宁波来的。”

暑假北上探女友，

公园小转宿舍羞，

回校参加批判会，

突收电报或有忧。

 （续十三）拆开电报：“母病危速回”，时间1974年9月15日11点30分，是大姐拍来的。五个字把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手心直冒冷汗。回到寝室，我手忙脚乱，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向高殿生班长请假，顺便问维平、笑山借了50元钱。长春火车站，两小时后有一趟三棵树到上海快车路过，我买了一张学生票，恨不得立马飞回宁波。在候车室，列车上，30多小时的旅途，满脑子是对母亲的思念和回忆。

 母亲出生于鄞县樟村一个叫崔岙的山村。外婆家以采桑，养蚕，种贝母为生。母亲从小体弱，多病，外婆托人做媒，把母亲许配给了鄞江桥曙生肉店还在读高中的独生子“梦求”。寒暑假期，父亲教母亲认字，扫除了文盲。母亲又在竹洲成年妇女学校读完初小，还在胡家坟当了一阵小学教师。随着大姐，大哥的出生，母亲在家主持家务。每年春，秋两季，母亲仍要采桑，养蚕，缫丝，织绸，贴补家用。

 平静的日子只过了四，五年。日本鬼子入侵，父亲随同学去了大后方。宁波沦陷不久，肉店歇业，母亲也辗转去了四川。抗战胜利后，父母亲回到老家，带回了二哥，二姐。长期内乱，外患，颠沛流离，父亲染上肺结核，1949年初不幸去世，我才出生400天。一家八口生活重担落到了母亲一人肩上。哥哥姐姐们长大后，出门读书，工作去了。只留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战战兢兢熬过了一个个运动：土改，合作化，公社化，却没能逃过文革带来的厄运。一顶莫须有的帽子落到了母亲头上：“漏划地主”。主持批斗会，制作黑牌，又在我家贴上封条的，是一个曾经关系不错，并得到过母亲帮助的同学，姓朱。

 母亲秉性善良，待人甚宽。面对逆境，一个“忍”字，一个“让”字，再加一个“熬”字。然而，小儿子无法按政策留在身边，必须支边去黑龙江时，母亲终于忍不住了，面对苍天悲愤地问了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夜里，母亲三番五次点亮煤油灯，来到我的床前，照着我的脸，看了又看，嘴里还不停地磨叨着什么。我朝里佯装睡着，泪水悄悄流向枕头，心里在滴血。

 我不怕去黑龙江，甚至希望远走高飞，离开这是非之地。但如何安顿母亲呢？大哥，二哥在四川，太远，大姐夫还在“牛棚”里，大姐也自身难保。只有把母亲送到金华二姐家最放心。依此为契机，还母亲人身自由。我找居委会，公社有关领导反复交涉，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毛恩裕终于签字同意母亲出行。毛因此背上了“包庇阶级敌人”罪名。二哥利用探亲机会送走了母亲，我也信守承诺，在光荣支边的“决心书”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此刻，让我想起了《白毛女》中的杨白劳。

远隔千里母病危，

匆匆忙忙赶紧回，

一路思念亲人事，

历尽艰险大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