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209楼正文）
在大会堂西大厅，周恩来讲话后，康生专门谈了内蒙古党委书记王逸伦的问题，他说他一看到王逸伦就总觉得像个特务。对于一位省级领导人，康生竟然凭个人感觉判断敌我，从而决定其政治命运。可见，当时党内生活已经不正常到什么程度，也足见康生在党内飞扬跋扈到何种无以复加的地步。康生其人之阴险、歹毒，让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对其避之犹恐不及。周恩来做遗嘱，让后人把他的骨灰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其真正的内幕是，不愿意让他的墓和这个党内大奸挨在一起。
会后，两位内蒙党委书记，王逸伦和王铎被“呼三司”红卫兵押回了呼和浩特。
《4.13决定》传到内蒙，“呼三司”等造反组织欢呼雀跃，扬眉吐气。内蒙军区广大干部、战士心中不服，气闷不平。支持军区的群众组织被定性为“保守组织”，他们委屈、愤懑、怨气冲天。连续几天，这些被打成“保守组织”的群众在呼和浩特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大青山革命老根据地的农民也赶着大车，浩浩荡荡涌进城里声援军区。
随后，大规模的群众集体上京告状行动开始了。各行业、各单位、各学校被打成“保守组织”的群众，包括军人都纷纷上了火车，涌向北京。
4月18日，一架军用飞机在呼市上空盘旋，抛下大量传单，除“中央八条”外，还有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写给个群众组织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强调《4.13决定》是毛主席和林彪批准的，要坚决贯彻执行。信中最后要求各方面都不要继续派人到北京，更不得拦火车，妨碍交通，破坏生产。
可是，撒传单没起任何作用，赴京上访的人员越来越多，达到了几千人。
毛主席被惊动了。
4月27日，周恩来受毛主席和林彪委托，同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肖华、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内蒙赴京上访的群众。当时，不满16岁的我，也在其中。
一开始我坐在大会堂二十几排的位置，周总理一走上主席台，人们就此起彼伏地高呼口号，总理神态自若，做下压的手势，不断要求群众静下来，听他讲话。而康生则粗暴地大声喊叫并进行威胁：“不要捣乱！”“不想听，你们给我滚出去！”
这几句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在后来印发的接见记录中，删掉了康生说的“滚”字。
前几排坐着的群众听到康生说出“滚”字来，气愤地离座而起，准备离开会场，前排的座位空了出来，我那时小，趁这个机会立即冲到了前三排的座位上。第一排和第二排坐的都是保卫主席台的警卫战士，我当时心里非常庆幸我的机灵，因为我是想好好看看我从小就崇敬的周总理的摸样。
当群众安静下来的时候，周总理先让内蒙军区刘华香副司令员代表内蒙军区党委做检查。刘伯伯是老红军，他的女儿跟我是小学同班同学。后来我参军入伍受到阻挠，就是刘伯伯亲自力排众议，批准我当兵的。这是后话。
刘伯伯做完检讨后，周总理逐句逐段地揭示了《4.13决定》的内容,劝说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内蒙古。过后，轮其他人讲话。江青那次没有讲话。整个会场，人们情绪很压抑。但是，大家又热爱周总理。特别希望总理能把原来规定的“军委八条”跟现在的《4.13决定》互相矛盾的地方讲清楚，但是，总理没有讲。因为人们当时不清楚总理在那个时候有多难。
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总理看。他在别人讲话的时候，秘书搬来厚厚一摞材料放在他的桌面上。他看材料的速度奇快，每看完一份，他就迅速在材料上写点什么，然后再看下一份材料。不一会，那一摞材料他就看完了，这时，秘书又搬上来一摞给他看，把他看过批示好的那一摞搬走。以此同时，他还注意着其他人的讲话。后来，总理逝世时，我眼前总是浮现起当年他在大会堂边开会、边办公的情景。人们老形容周总理是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我认为这个形容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我就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亲眼见过他的工作状态。
那次接见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会后，我看在北京泡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就乘车回了家。到家后，被打倒的父亲突然被启用了，任命他为内蒙古公安厅军管会主任。但半年后，他又被打倒了，原因是他不肯下手整人，思想右倾，于是又被揪回军区进行批斗。
内蒙赴京上访人员还是有增无减，周总理又分别在5月16日、19日接见了上访的群众和军人，但是，仍有一部分上访人员滞留不归。
5月21日晚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接见内蒙军区和内蒙党委领导人。会上，总理通知他们说，中央已一辆专列，要把内蒙军区来访的一千多人统统拉回内蒙。如果不服从命令，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就要采取必要的行动。
就在这时，内蒙军区一名战士在和造反派在我们学校发生冲突后，被活活打死。此事传到北京，激怒了在北京上访的官兵们，他们拟出五条要求，希望中央收回《4.13决定》，摘掉他们保守派的帽子。
5月25日，新的内蒙军区党委像所属部队发出五条命令。命令外出上访人员必须在五月底以前返回各自单位，过期不归者，以自由离队论处。同一天，中央军委在政协礼堂召集内蒙军区领导和上访人员近千人举行会议。会上，上访人员宣读了五项要求，并长时间呼口号，与总部领导当面辩论。他们要求内蒙军区吴涛政委在五条要求上签字，被吴涛拒绝后，一百多干部战士冲上主席台揪住吴涛便打，会场秩序大乱。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厉声制止，但无济于事，吴涛被按在地上打了半个多小时，同时被打得还有军委办公厅主任路阳。
这一事件彻底震怒了中央。第二天，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对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实行隔离反省；对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对来京上访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宣布内蒙军区降为省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
后来，那些到京上访的官兵被集体押到高碑店进行所谓的“整训”，之后，极小一部份分到其他部队，大部分被遣返回乡。
这个时期是内蒙造反派组织疯狂大报复的时期。地方上许多单位批斗支持过军区的领导干部和所谓“保守派”群众组织的头头。
军区内部的造反派组织在军区大小礼堂反复批斗“黄、王、刘、张”四位首长，所谓“站错队”的各部部长也被拉到台上去陪斗。白天斗完了、晚上斗。这个单位斗完了，在押到另一个单位去斗。每次批斗都要弯腰低头，挨一顿拳脚。被斗的最惨的是那位开枪打死学生的副部长，每次被斗时都被造反派五花大绑、戴着手铐脚镣拖上被斗台打个半死。他儿子跟我是极要好的朋友，也被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抓走，关押起来。他妈妈、弟弟和两个妹妹被赶进大院一间小破屋居住，后来全被遣送回农村老家。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一想起这家人的遭遇，我的心还是一揪一揪地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内蒙军区先打倒了“孔、廷、塔、鲍”四位首长，现在又打到了“黄、王、刘、张”四位首长，全军区同时被打倒、揪斗的干部达到712人，大军区降成了省军区，谁能讲得清楚，这是不是一笔自毁长城的烂账？
黄厚副司令员是江西省安福县人，刘昌副政委是福建长汀县人，王良太参谋长和张德贵副主任是四川巴中县人，他们都是贫雇农出身，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又都被授予过少将军衔。他们被打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后，身陷囹圄的时间长达六年之久。
毛主席去世那一年，张伯伯被复了职，那时父亲还在内蒙军区工作。他俩有一次一同去执行一项战备考察任务，又聚在一起同吃、同住，同行。此时，两人已都是从十年浩劫中熬过来的人了，抚今忆昔，一路上有着说不完的话。
张伯伯问父亲：“还记得咱俩头次见面，你请我给部队讲长征的事情吗？”父亲说：“记得，而且印象很深。”张伯伯说：“我那时，只讲了正面的事情，没有讲反面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红四方面军到了延安以后，在整风时，一个不拉地都被狠狠整过。我们都被关押起来，天天交代问题、写检查，让我们说清楚跟张国焘的关系。长征时，我职务不高，接触不到张国焘，成天除了打仗，就是爬雪山、过草地那些事，交代不出什么问题。那个时候，康生就是在延安搞党内斗争的老手，整起人来，数他最狠。后来，毛主席说了话，才把我们这些人给放了。因为有那次经历，我看到了极左路线对军队建设的破坏力，也学会了从容面对不公正的待遇，相信只要熬下来，事情早晚有一天会发生变化，历史总会真相大白的。
“自己对自己的事情最清楚。黄厚、刘昌、王良太、我，都是穷孩子不跟共产党闹革命我们没活路。我们当红军，跟了毛主席一辈子，我们的命运跟共产党是连在一起的。4.13后把我们抓起来，打成反党集团，谁反党，我们能反党吗？！
“内蒙‘文革’一开始，就把是非完全搞颠倒了。对上面我们习惯了盲从，从不怀疑，也不敢怀疑，这样也就容易把别人的事情看过头。1967年中央31号文件说乌兰夫有那么多问题，我们都相信了，你能怀疑中央吗？后来发展到内蒙出现三大冤案：一个‘乌兰夫反党集团冤案’，一个“二月逆流冤案”，一个‘内人党冤案’，问题越来越严重，打击面越来越大！这些教训告诉我们，以后不要盲从，要坚持独立思考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张伯伯感慨道，“我们很早就被打倒了，挖‘内人党’没有我们的份儿。死那么多人，这个帐可欠不起！”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了为“新内人党”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1979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又做出了为“乌兰夫反党判国集团”冤案，“内蒙古二月逆流”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至此，“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内蒙古的三大冤案，全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1985年，父亲负责解放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期间，到内蒙军区去检查工作。一到呼市，就听说张伯伯住院了。他立即赶到医院去看望张伯伯。此时，张伯伯已经不能讲话，但拉着父亲的手久久不肯放开，显得非常激动。父亲在这位老首长耳边，说了许多许多的话，最后，怕他累着，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张伯伯。
两年后，张伯伯病逝在呼和浩特，享年73岁。
（全文完。2010年8月25日第一稿）
加好友 
发短信
Post By：2010/8/25 0:12: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