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打不倒的张德贵

        辛苦啦兔师，万分感谢！

童年看文不细，值得检讨。

谢谢兔兔洋洋万言的内蒙文革真实故事。兔兔辛苦了！跟你敬茶！

 

“在大会堂西大厅，周恩来讲话后，康生专门谈了内蒙古党委书记王逸伦的问题，他说他一看到王逸伦就总觉得像个特务。”

 

康生是看相的吗，共产党人不是讲唯物主义吗，真是太不正常了！也不知道这二位原内蒙党委书记最后怎么样了？

 

 

“4月27日，周恩来受毛主席和林彪委托，同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肖华、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内蒙赴京上访的群众。当时，不满16岁的我，也在其中。”

 

兔兔原来也处在当时的风口浪尖上啊，真是佩服兔兔的胆量！

 

“张伯伯问父亲：“还记得咱俩头次见面，你请我给部队讲长征的事情吗？”父亲说：“记得，而且印象很深。”张伯伯说：“我那时，只讲了正面的事情，没有讲反面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红四方面军到了延安以后，在整风时，一个不拉地都被狠狠整过。我们都被关押起来，天天交代问题、写检查，让我们说清楚跟张国焘的关系。长征时，我职务不高，接触不到张国焘，成天除了打仗，就是爬雪山、过草地那些事，交代不出什么问题。那个时候，康生就是在延安搞党内斗争的老手，整起人来，数他最狠。后来，毛主席说了话，才把我们这些人给放了。因为有那次经历，我看到了极左路线对军队建设的破坏力，也学会了从容面对不公正的待遇，相信只要熬下来，事情早晚有一天会发生变化，历史总会真相大白的。”

 

原来张伯伯早在长征时就有了挨整的经历和经验，怪不得打不倒呢！但能始终挺过来，那是何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啊！

 

“1985年，父亲负责解放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期间，到内蒙军区去检查工作。一到呼市，就听说张伯伯住院了。他立即赶到医院去看望张伯伯。此时，张伯伯已经不能讲话，但拉着父亲的手久久不肯放开，显得非常激动。父亲在这位老首长耳边，说了许多许多的话，最后，怕他累着，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张伯伯。

 

两年后，张伯伯病逝在呼和浩特，享年73岁。”

 

看到此，泪眼已模糊视线，可敬的张伯伯，愿你天堂之路走好！向你致敬！

 

 

童哥，你是我哥，哪有检讨的道理！

 

晚晴，两位内蒙书记最后都看到了四人帮的垮台，被平了反，重新工作了，现在都已去世了，都得到了善终。他们的孩子，至今我们都在来往。张伯伯的女儿在八一厂工作，我俩是好朋友。

          内蒙‘文革’一开始，就把是非完全搞颠倒了。对上面我们习惯了盲从，从不怀疑，也不敢怀疑，这样也就容易把别人的事情看过头。1967年中央31号文件说乌兰夫有那么多问题，我们都相信了，你能怀疑中央吗？后来发展到内蒙出现三大冤案：一个‘乌兰夫反党集团冤案’，一个“二月逆流冤案”，一个‘内人党冤案’，问题越来越严重，打击面越来越大！这些教训告诉我们，以后不要盲从，要坚持独立思考问题！

         付出巨大的代价。得到血的教训。我们应该牢记：“要坚持独立思考问题！”

         

9494 ！！！

 

打不倒的张德贵（全文）

 

2003年春夏之季，北京发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瘟疫，名曰“闹非典”。

 那一年，父亲75岁，正在家写他的第十本书。

 反正谁都不能出门，全家人得到了平时少有的朝夕相处在一起的机会。当时，在父母家躲非典的有我，一个侄子和一个侄女。

 

妈妈特高兴，每天指挥阿姨给大家做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

 

我儿子、太太和我家的阿姨，躲在我们自己的家。因为儿子马上要高考，成败在此一搏，两个女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为他服务。

 我早上起来看书，写字，然后教侄子侄女学英文。午睡后，我要么上上网，要么在碟册里挑出一两张经典大片看看。

 那天，妈妈悄悄跟我说：“你看你爸，除了写书就是写书！你想个办法，让你爸爸转移转移注意力，干点别的好不好？”

 晚餐在饭桌上，我跟父亲说：“爸，我待着没事，这非典闹的，也不能到院里上班，也不能带老师们出去干笔会。我有个想法，您看行不行？”

 父亲说：“你说吧。”

 我说：“爸，您看，您一生接触了那么多人，经历了那么多事，您能不能列个单子，谈谈这些人和你们的事？您说，我记，汇集起来，让我编成文章，最后您再审查，咱们出本新书怎么样？”

 父亲问：“你怎么忽然有了这样的想法？”

 我没有出卖妈妈，说：“爸，历史不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吗？你们的上一代人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你们那一代人又有自己的故事，你们不讲出来，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去理解你们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是不是？”

 父亲说：“这件事，让我想一想。明天给你答复。”

 我理解父亲，他的生活内容向来都有周密的安排，打乱他的节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过了两天，父亲说：“你的要求，我答应了。这样吧，我跟你说12个人，以1980年为期限，谈我在此之前的4位上级，4位平级和4位下级。你看怎么样？”

 我还能怎么样？只有兴奋地连说好好好呗！

 就这样，父亲和我约定，每天下午两点半开始，跟我聊两个小时。他说，我记。

 非典警报解除后，一本名叫《父说子叙》的书，初稿就出来了。

 

父亲审查完，给我做了一个严格的规定：“这12个人，现在有的在世，有的不在世了。在世的，你把写谁的，直接送给本人审查；不在世的，送给他们的亲属审查，人家同意了，你再最后定稿。”

 因现在对说某时期的事，有非常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这本书暂时还无法出版。何年何月出版，只有天知道。

 前几天，偶然又翻出这本书的初稿，不由想起爸爸的音容，想起他给我讲这些人时的情景，不禁泪水涟涟。我忽然想到了咱们的中知网！心想：我改编一下，换种写作形式，说说爸爸他们那一代人的事，不是也挺好的吗？

 好，下面我就给大家说说张伯伯的事情吧，题目就叫《打不倒的张德贵》。

 

张德贵，这是一个太普通的中国名字了，普通得让人都觉得有点土。然而，经历过内蒙古文革时期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他是跟北京军区平起平坐的大军区 — 内蒙古军区的一名少将。

1967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冤案，从此在全国，开始了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受此波及，内蒙古军区被“揪出打倒”了四个少将，即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简称“黄、王、刘、张”。

这四个人都是清一色的共和国开国少将，都是老红军，都跟毛主席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都打过日寇、打过老蒋，九死一生，战功赫赫。然而，他们全被打倒了，过起了漫长的身陷囹圄，接受批斗的日子。

那两年，电线杆上、街道两边，凡是能贴上纸、写上字的地方，到处都是这四个被画了叉的名字，但是在名字前一定会有“打倒”、“批臭”、“火烧”、“油炸”这类字样。

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人，不是你喊了无数声“打倒”，他就能倒的；也不是你写了无数遍“批臭”，他就能臭的。（注：以后凡是父亲的原话，我都加粗一些。）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恐怕被喊“打倒”、“批臭”这两个字眼，用得次数最多、频率最密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个人的名字，十几亿人喊了十年（其中邓小平是先被喊、后停，接着再被喊），结果怎么样？倒，自有人倒；臭，自有人臭。

历史，往往就是要跟一些人开玩笑，最后，幽你一默，嘲你一笑，让你反思。

 

张伯伯就是被千呼万喊过“打倒”的人，然而，他最终也没有倒下去。

 

我第一次见到张伯伯，是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是个星期天，张伯伯到我家串门，站在院子里跟我父母聊天。他是方脸，皮肤很白，宽肩，厚胸，身体笔挺，四川口音。

从小在大院里生活的孩子都有一种本能，即从军人的气质、举止，口音上，就能判断出谁是老红军，谁是老八路。张伯伯走后，我问妈妈：“刚才那位伯伯是老红军吧？”妈妈说是，是刚从呼伦贝尔盟军分区政委职务上卸任，调回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首长，名字叫张德贵。“张主任跟你爸爸关系可好呢。”妈妈说。

“他们早就认识？”

“没生你的时候就认识了。”

我当时很奇怪，因为在我印象里，老红军出身的首长都是清一色的小个子南方人，像张伯伯那样，长着北方人那种厚实身材的老红军我还没有见到过呢。

父亲第一次见到张伯伯，是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当时任内蒙古军区保卫部副部长的张伯伯，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内蒙古军区所辖的六个骑兵师里，了解各师的保卫工作情况。同时，他也在考察着每个师的保卫科长，因为要从中选出一名来，调到军区保卫部工作。

父亲所在的一师是一支英雄的骑兵部队，师长是战将王海山，政委是后来任过天津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胡昭衡。一师有三个大业绩：保卫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参加了辽沈战役的全过程，深入内蒙古大草原，剿清了最后一支国民党武装反抗的残余部队和横行在草原上祸害老百姓的土匪。当时，父亲在战斗部队，母亲在师宣传队，两人还不相识。

剿匪战斗结束后，辽河发了大水，淹了庄稼。当时，哲里木盟的植被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已被破坏得难以恢复。那时的哲里木盟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名副其实的大粮仓。子弟兵就是子弟兵，内蒙军区党委决定，调动一师、二师、三师全体指战员，沿发生水患的辽河岸边一字铺开，筑堤修坝，彻底根绝水患。

每个人都是有劳动定额的。父亲的保卫科一共四个人，每天要完成往大堤上挑80担土的任务，平均下来每人要挑20担土，每一趟要来回走200米的路程。晚上下了工，吃完饭，四个人睡在老乡家的一条大炕上。

张伯伯和警卫员到一师工地上找到了父亲，父亲为难地跟他说：“张部长，我们科里就这么多人，少了我，别的同志也要替我完成定额的。晚上休息的时候，我再向你详细汇报工作行不行？”

张伯伯哈哈大笑，说：“怎么不行，行。我跟你们一起干活！”说完，就撸袖子挽裤腿，要跟大家一起干活。慌得我父亲，急忙拦住他。最后好说歹说，以张伯伯负责给大家供开水，他的警卫员参加挑土，双方才算达成协议。

下工后，父亲本以为张伯伯会回师首长的小灶去吃饭，住在师部。没想到，他不仅坚持跟大家一起吃饭，还让父亲给他和警卫员找来两床被褥，坚持要和保卫科的同志们睡在一条大炕上。父亲对我说：“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老红军。但是，他这些举动，使我深受感动，一下子就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

 

吃完晚饭，在老乡家的油灯下，父亲向张伯伯汇报一师的保卫工作。

当父亲讲到一师自1947年后，没有发生过一例开小差和投敌叛逃的事件时，张伯伯非常惊奇，问道：“没有发生过一例吗？”父亲笑着点点头：“没有一例，这在我们一师是不奇怪的事情呀。”张伯伯感慨地说：“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我经过长征、抗战、解放战争，打了多少仗自己都记不住了，从没见一个整师的建制内，打仗时杜绝过出逃兵的现象。你们的工作值得好好总结。”

就这样，父亲他们和张伯伯白天干活，晚上在一起谈工作，然后又睡在一条大炕上。用两晚上的时间，父亲汇报完一师的保卫工作，后几个晚上，全科人员就围着张伯伯听他讲长征，讲抗战。父亲那时才21岁，打完过辽沈战役全过程，他的连队甚至还击毁过敌人两辆坦克，出过好几个全国一级战斗英雄。但是，他毕竟太年轻，没有经历过长征和八年抗战。听张伯伯讲完他的经历，父亲感叹地说：“解放军的历史，是由老红军那里一脉相承下来的。我们的建军经验，完全是通过自己的浴血奋战总结出来的，有好多经验，都是独创的。国民党军没有，外军也没有。”

 

张伯伯的战斗经历让父亲很激动，他向师首长建议，集合全师人员听听张伯伯作报告，让大家都接受一下红军传统教育。师首长立即就批准了父亲的建议，集合起全师人员，请张伯伯做了报告。果然，全师将士听完张伯伯的报告后，焕发出了更大的劳动热情，在“学红军、为人民！”的口号下，很快就超额完成了全师的劳动定额，为哲理木的父老乡亲们根治辽河水害，作出了贡献。

“十几年后，”父亲对我说，“你张伯伯才告诉我，那时，他给我们讲长征，讲抗战，讲得都是正面的事情，没有讲过残酷的党内斗争对建军的影响，也没有讲他曾受过的委屈和冲击。文革后，他给我讲了这些负面的经历，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就是因为在战争时期，就有过被错误对待的经历，才有了免疫力，挺过了文革中被打成军内走资派的艰难岁月’。”

张伯伯离开一师后不久，内蒙古军区下了调令，把父亲调到军区机关工作。此后，父亲一生也没有离开过军队的政法系统和地方的刑法系统，并且成了建设和完善这两个系统的专家

 

1953年，父亲从朝鲜战场回来后，上级送他到北京中央政法干校深造。这个时期，正好张伯伯也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那时，内外战争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解放军抓紧时间对自己的各级干部进行培训，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对军队建设的要求。

 父亲说，那一年多的时间，每到星期天张伯伯就约上他，不是逛琉璃厂，就是下馆子，品尝各种北京名吃。据张伯伯女儿张波回忆，张伯伯自小家里贫寒，一生戎马，文化都是参加红军后学的。但是，自学会文化后，张伯伯一生嗜书，手不释卷。张波记得最清楚的是，家里有一套木匣精装二十四史，那个时期，买这么一套书要200多元，一般人是不会买的，但是张伯伯却买回了家。过去，北京有内部书店，张伯伯每次到京，都成捆成捆地买书回家。他还为孩子们买成套成套的小人书。“我家的小人书，要不是文革中全被抄走了，不然，可能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全版的小人书库。”张波説。

 在我印象里，张伯伯好像总是非常严肃的样子，但让张波讲，就不是这样了。

 她说：“我爸爸爱玩儿，对各种新鲜事物，都保持着极大的好奇心。五十年代，爸爸好鼓捣一台苏联产的基辅照相机，他为了洗照片，常把被子蒙在桌子上，把底下当暗房，一钻进去就是半天。

 “我家后院是杏树林，每到冬天，爸爸和警卫员用铁锹铲土作坝，围起一片很大的面积，然后往坝里灌水，一夜之后，滑冰场就形成了。再连续灌几次水，冰就形成了厚度。我们全穿上冰鞋，爸爸在前面滑，我们揪住他的衣服，像一串小燕子，一个揪住一个地滑。有时爸爸摔倒了，我们也就跟着，在冰面上摔成了一窝碎鸡蛋。每到这时，爸爸就乐得哈哈大笑。

 “爸爸好吃，尤其是他家乡的川菜。北京的四川馆子，我跟着他几乎全去过。和战友、老乡一起吃川菜，是他的一乐。记得一次在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爸爸和一位叔叔争着付钱。那位也是将军的叔叔，一脚把爸爸的钱包踢飞，钱包中的硬币叮当脆响，满厅飞溅，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坚决彻底的一次付账方式。”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张伯伯被调到呼伦贝尔军分区任政委，兼任呼伦贝尔盟党委第二书记。

 父亲和内蒙公安厅厅长毕力格巴特尔，有一次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到了呼盟。张伯伯见了他俩，非常高兴，设宴招待。席间，他忧心忡忡地对父亲他们说：“我跟你们讲件事情，此事与你们的工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不是小事！”

 张伯伯说，三年饥荒突显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向地要粮不能过分，不能破坏草原。这两年，农垦部大肆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开荒种粮，头一年还能打下粮食，可第二年，土地就沙化了，粮食不仅没了产量，草原上也没草了，两败俱伤！可农垦部不管不顾，认为反正草原大，又换块新地继续开荒。这一年一年的开下去，呼伦贝尔大草原就开成沙漠了！

 第二天，张伯伯领着毕厅长和父亲，趋车去草原看张伯伯说的那种情况。回来路上，毕厅长焦急地问张伯伯，怎么能制止这种破坏草原的行为继续下去？跟农垦部协调了没有？ 张伯伯表情凝重地说：“事情没那么简单，‘以粮为纲’是上面定的调子，农垦部有上方宝剑。我们贸然反对，很容易又说你‘右倾’。我们已向乌兰夫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他也表示对此事要慎重处理。我们现在已经找来专家，正在科学论证，准备拿出数据来说话”。

 后来经过论证，草原专家说，草原在不受破坏的情况下，每一百年才能形成一厘米厚能长草的腐殖层，呼伦贝尔草原平均30多厘米的腐殖层是几千年才自然形成的。在草原上开荒，一犁就把这几千年才形成的腐殖层翻到地表下面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造成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迅速消失！

 张伯伯他们以呼伦贝尔党委和政府的名义给自治区党委打了报告，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又向中央打了报告，呼吁停止对草原的盲目开发和破坏。

 “后来怎么样了？”我焦急地问父亲。

父亲苦笑了一下，说：“后来？后来你也看到了，‘文革’就开始了。不仅如此，还组建了那么多生产建设兵团，更大规模地在草原上开荒种粮了。”

 不知怎么，自父亲说过这个故事以后，每当春天，北京出现沙尘暴天气时，我都能想到张伯伯、毕厅长和父亲他们当年那焦虑的神情。

 囧！

 

文革开始前，张伯伯已回到内蒙军区政治部工作，其时，我父亲在内蒙东部农村随军区副政委廷懋参加“四清”工作。

 夏天，“文革”运动开始了，内蒙军区第一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是“孔、廷、塔、包”，即副司令员孔飞、副政委廷懋、司令部副参谋长塔拉、政治部副主任鲍音扎布。这一批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蒙古族领导干部，他们都被定为“乌兰夫反党集团”的同伙。

 十个月后，内蒙古军区第二批被打倒领导干部是“黄、王、刘、张”，即副司令员黄厚、司令部参谋长王良太、副政委刘昌、政治部主任张德贵。这一批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们被定为“二月逆流反党集团”。

 什么是“二月逆流”？这就要从1966年说起了。半年前，“文革”爆发，在中央，一开始被打倒的是“彭、罗、陆、扬”，即北京市长彭真、解放军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接着，被打倒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也就开始揪出并打倒所谓刘、邓的代理人。这些领导干部被统一扣上的帽子是“混进党内、军内和政府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不知道这个名词现在死亡了没有，反正这个词当时出现伊始，就使人感到紧张和刺激。后来，这个词被简称为“走资派”。“走资派”不是人人能当的，因为有个“当权”的前提，那就是说，“走资派”一定是个领导干部。不够这个级别的，叫作“地、富、反、坏、右”。以上这些词还有个更大的属概念，能把这些人归为一类，叫作“牛鬼蛇神”，意思是他们连人都不是。

 好，咱们继续说说这个“二月逆流”吧。“文革”的启动既然是为了打倒这些混进党内、军内和政府内的“走资派”，那么，怎样充填这些人被打倒后，形成的权力真空呢？1967年1月，上海出现了为全国做出榜样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一月风暴”。以王洪文为首的32个造反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联合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老人家立即表态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向上海市的造反派发出贺电，称上海一月夺权为全国“树立了光辉榜样”。再接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上海这种“夺权”模式既然得到了肯定，全国当然也就立即进行效仿了，内蒙古也不例外。党委的权要夺，政府的权要夺，某系统的权要夺，某单位的权要夺，只要是权，都得夺。什么是权？说白了，就是你说了不算，我说了算的位置。也就是说，权利就是支配、领导和指挥某个范围和系统的大脑和中枢。

 

当时，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围绕《内蒙古日报》的领导权，报社内部的两派群众组织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

 今天这一派宣布接管，换个报头；明天那一派又宣布接管，再换另一个报头。

 在两派为夺权发生了武斗的情况下，被夺权的那一派急忙串联当时势力很大的群众组织“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获取了他们的援助。而暂时掌权的那一派找到了军区，要求军队给予及时的支援。

 军区领导开了党委会（其成员有张伯伯），决定派一个连全副武装赶往报社，制止了武斗。并表态支持暂时掌权的那一派。

 这一下，激怒了“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这个组织是由内蒙古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成的，共有65个组织，总指挥部设在呼和浩特城内的内蒙古师范学院，是当时地方上的一大势力。

 “呼三司”强烈要求军区领导出面，表态讲清军区到底是支持谁？

 1月23日，军区派人去了报社，“呼三司”代表当即与之辩论，要求军区承认武装出兵不对，还要求军区领导到“呼三司”指挥部所在地当众检讨。

 这名代表回到军区通报情况后，所有的军区领导都坚决不同意向“呼三司”低头（包括张伯伯）。

 巧的很，就在这一天，毛主席在安徽省军区的一份请示报告上批示：“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做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

 现在问题出来了：谁是革命左派群众？

 

军方认为，他们持有最高指示，有权界定谁是革命左派。

 当时，军队和地方群众组织发生冲突的不止内蒙一地，全国许多地方的群众造反组织都和军队发生了争执，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

 在北京的徐向前元帅，看到各地“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夺权，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甚至抢劫武器弹药，他心急如焚！

 1月24日晚，徐帅驱车直奔毛家湾的林彪家府，开门见山，对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情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

 林彪连连点头，说：“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

 当即，林彪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

 随后，在中央军委的常委会上，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都赞成这七条，然后，又跟中央文革小组协调 这个小组也同意这七条。军、组两家共同讨论后，又增加了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七条变成了八条。

 1月28日下午5时，徐帅和林彪一起去中南海，把“八条”送毛主席审批，主席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1月29日，“呼三司”组织几千人，突然包围了军区南大门，开始静坐示威。他们开来几十辆卡车、大轿车，还临时搭起一些帐篷。

 静坐的学生们一遍遍高呼口号，要求军区领导出来作检查。

 此时，军区手中已握有《中央军委八条决定》，根本不把“呼三司”放在眼里。为防止意外事变，他们在南大门修筑了临时工事，在楼顶架起机关枪，子弹上膛，枪口直对南大门外。

《军委八条》明明规定了 “今后一律不准冲击军事机关”，可 “呼三司”胆子为什么这么大？根本不管什么《军委八条》的规定和约束，事实上他们心里很清楚：上面有人在支持他们。

1966年12月31日，江青在北京清华大学就狠狠地说过：“在1967年我们将在各个战线发动全面的总进攻！”这个时期，正是林彪派系和康生、江青派系勾结在一起的时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文革前掌权的一大批领导干部后，再重新进行权力分配。

上海的“一月风暴”实际上是在文革派系操纵下进行的。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他们的气焰就更加嚣张了。当时清华、北大的造反组织已成为江青一伙的传声筒，他们设在各地的所谓“联络站”，负责上报各地的动向，下传党奸们的指令。在“呼三司”总部，早有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驻呼和浩特联络站的人在帮助他们出谋划策了。

几天过去了，示威活动再次升级：“呼三司”部分红卫兵宣布绝食，把军区大门围的密不透风。警卫营的战士因“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命令的限制，个个憋着一肚子火，有的战士按耐不住，把不顾一切冲进院内的愣头青们，拖在地上，一阵乱打。狂怒的学生们群情激奋，试图冲进大院，揪斗军区首长。军队则严阵以待，寸步不让。

到了第七天，即1967年2月5日，“呼三司”仍把军区正门围得水泄不通，对峙双方的情绪越来越对立，火药味越来越足。上午，军区召开了党委会，决定打电话请示总参谋部：一旦造反派冲进军区，是否可以开枪？总参值班人员答复：“你们等一等，我们正在请示叶剑英和徐向前两位元帅，他们尚未答复。”

事情很清楚：开枪就会死人。叶、徐二帅非常慎重，他们还要请示林彪。林彪肯定也在斟酌，现在，我们没有资料证明林彪是否也在向上请示？反正，当时的情况是，内蒙军区领导都守候在电话机旁，心急火燎地在等待着军委首长的答复。

中午，内蒙军区南门的对抗越来越激烈，可北京方面还是没有答复。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司令部一名干部终于按耐不住怒火，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向一名参加围攻的学生开枪了，该学生当即毙命。

枪声，惊动了北京。

 

第二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名义，要求内蒙立即停止冲突，同时要求内蒙军区、内蒙党委、“呼三司”和与“呼三司”对立的“呼和浩特革命职工红卫军总部”四方面，可派代表到北京，商谈解决内蒙问题。当天，四方代表分乘北京派来的两架专机直飞北京。

 从2月10日到4月12日，周恩来等人共五次接见代表，期间，内蒙形式不断恶化。支持军区和支持“呼三司”的对立双方继续游行、武斗，两派都有自己的定心丸，都认为自己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代表。

 军区和支持军区的内蒙党委成员、群众组织认为《军委八条》命令规定，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你“呼三司”说一千道一万，这一条你违反了，就全错了，就是反党乱军行为。

 而支持“呼三司”的内蒙党委成员、以及“呼三司”有北京高校联络员不断给他们撑腰打气，通报北京上层消息，告诉他们“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现在有左右局势的优势地位。

 当时内蒙局势混乱若此，给人的感觉是，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是非公论。《军委八条》明明做出的规定，怎么就得不到执行和落实呢？那八条是林彪亲自拟定，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怎么就不算数呢？若干年后，随着历史迷雾一层层地揭开，人们才明白，原来当时在中国政界的上层，进行着更加错综复杂的斗争，注定了中国人民在1967年2月，迎来的是一个凶险的初春。

 文革初期，我们眼里的林彪是紧跟毛主席的，是毛主席最忠实的战友，是坚决支持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也最信任他。但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林彪摔死后，江青公布了毛主席给她的信，在那封信里，我们不仅看不到对林彪的信任，却看到了对林彪的防范和戒备。那么，对一个不放心的人，为什么还要指定是自己的接班人呢？信中，毛主席说了“借助钟馗打鬼”的典故，告诉江青，他和林彪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那么，真实的林彪，又是怎样看毛和他的妻子江青的呢？

 1967年1月，上海爆发所谓“一月风暴”后，林彪在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授权眼镜蛇（指张春桥）、婆娘（指江青）搞的。从上到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当时，军委日常工作由叶剑英主持，一天下午，在京西宾馆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碰头会，讨论要不要在部队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与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老帅们坚持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因而绝对不能乱的立场；而江青一伙则指责“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三位老帅愤而退席。

 第二天，叶剑英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一伙的状。怒火中烧的林彪在家里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来一趟。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载：下午三时，江青一到林家，林彪不等江青说话，就大发雷霆，连珠炮一样地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军委机关所在地）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

 等林彪的斥责稍一停歇，江青就解释起会上的一些情况，说“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那句话是陈伯达说的，但是，她还是说了句“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听到这里，林彪火了，一把将身边的茶几给掀翻了，他冲江青喊道：“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即《军委八条》）是毛主席亲自签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这时，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和身边人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拦在他俩中间，哭哭啼啼，苦苦哀求。叶群事后告诉吴法宪：“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毛主席，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哭着说：“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肩负重担，在这困难时期不要闹，有话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在叶群的苦苦劝说下，江青当面对林彪道了歉，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林彪跟自己的爱女聊天时，说过这样的话：你知道谁懂政治？周恩来懂，因为他是一个大家族的长子。还有谁懂？你妈懂，因为她是在有三个后妈的家庭里长大的人。

 我们不能不承认，林彪看问题，有他自己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打了一辈子仗，性格非常倔。表面上，他这次听了叶群的劝告，跟江青和解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扭转他对江青的反感和厌恶。后来，把老帅们都打倒以后，毛主席授意谢富治向林彪提议，让江青在军委办公厅或解放军总政治部挂副主任职，林彪一口就封住了谢富治的嘴：“我不相信主席有这样的安排！”林彪岂能想不到，这或是毛主席的本意，或是毛主席对他的试探。为了保险，他完全可以亲自去问毛主席有没有这个意思嘛，但是，他就是不去问，硬给顶了回去。过后，林彪在日记中写道：“我林彪还能睁着眼，就绝不能让婆娘插手军队。乱了，失控了，派军队到地方、到学校，是B-52的主意。鼓励造反派打倒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B-52指使婆娘煽风点火的。军内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军区，是对着谁来冲的？”

 2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第一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耐心说服各方不要扩大事态。总理没有明显的态度倾向。现在看，他能不知道谁是谁非吗？但是，他肯定在毛主席没有表态到底支持老帅们，还是支持文革派前，要小心处理方方面面的事情。

 2月1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政治局碰头会，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会上，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这些元老重臣同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些文革派唇枪舌战，叶剑英愤怒地质问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

 2月16日，接着开会，这一次闹得更凶，老帅重臣们个个义愤填膺，无论从道理上还是声势上，都显得气势夺人。文革派除党内大奸康生，仗着有点老资格，敢跟老帅们叫上几句板，其余的不是阴着脸，就是呈哑口无言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仍显中立之态度。

 

 元老重臣大闹怀仁堂，给文革派造成极大的压力，毛主席看到，如果他不出来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就有可能被压垮，文化大革命就有可能流产。2月15日，他急令38军从吉林通化调到保定，先给文革派一个定心丸，意思是军队听我指挥，你们不要怕军方会把你们怎么样。这一手也是做给老帅重臣们看的，意思是，不许你们轻举妄动。大家看到上面的情况，可能会问，都是党内的同志，就是有不同的意见，至于这样大动干戈，兵戎相见吗？我想说的是，毛主席是带领军队打出江山的人，他太知道军人的行事作风了。从以后林彪弄小舰队要谋杀他而没有成功，就可以看出他在任何事变前，不管对谁，他的防范都是很周密的。再往后看，他去世不久，“四人帮”便一夜成囚，虽说那是这帮人十年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但是，反过来看，只有毛主席深知军人行事，有着废话少、行动快的特点。他去世了，四个蠢蛋还都一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呢，哪里知道自己早就处在“皮之不在，毛将存焉”的局面下了！

 当把一切都部署完毕后，2月19日凌晨，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他震怒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让刘邓上台办不到（后来让邓小平复出也是他一句话，再打倒，还是他一句话），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现在看，这是一句双关语）有人要夺他的权哩（当时听传达时，给人的感觉，是指其他老帅）！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提醒林彪，两人是绑在一起的。咱俩一起搞起文革，失败了，你我都脱不了干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把陈伯达、江青逮捕（后来，是他下令把陈伯达逮捕的），枪毙（最后，江青也没被枪毙，保外就医期间，自己把自己吊死了）！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谭震林当年跟毛主席一起上的井冈山），为什么就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毛主席讲完话后，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会议，江青率领他的文革成员对四位元帅三位副总理逐个批斗，把此事定性为“二月逆流案件”，并布置蒯大富、聂元梓等造反派在北京市大街小巷贴满了“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新反扑！”，“坚决打倒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标语、大字报。同时，声讨“四帅三副”的游行每天不断，除此以外，江青还指示造反派们，对他们进行归口批斗，开群众大会对这些老人进行声讨和侮辱。3月14日，中央文革组织了十万人的大游行，喊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的口号。

 毛主席的讲话，让林彪立即与其他老帅划清了界限。林彪再也不提什么《军委八条》了，他又开始紧跟毛主席，讲出了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这样的话。林彪摔死后，他的日记被收缴了。不难想象，毛主席看后心情会多么纠结！原来林彪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早就在背地里把他看作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几乎对他的每一种做法都嗤之以鼻，并且早已把他称为痞子政治家。可表面上，林彪又不得不对他恭恭敬敬、亦步亦趋，一是为了自保，二是也借机扩大自己的政治地盘和势力范围。比较之下，毛主席不会不想到那些耿直的老帅们，如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他们虽然有意见，但对毛主席是有真感情的。所以，这就是以后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给所谓的“二月逆流”翻案，把责任又推给林彪的原因。林彪对毛主席的看法，深深地刺激了毛主席。这也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一下子就变得苍老了。

 先不管林彪以后的事情，上面发生的一切，使内蒙军区和“呼三司”的争斗局面发生了逆转，也注定了中央对“呼三司”造反组织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内蒙军区无疑将成为“二月逆流”的典型代表。

 4月13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第六次接见内蒙四方代表，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一共有八条，以后也被叫做“中央八条”。此决定指出，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2月5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呼三司”是革命群众组织，而“呼三司”的对立面被定性为保守组织；内蒙党委书记王铎、王逸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在内蒙的代理人。“中央八条”还宣布改组了内蒙古军区的领导班子。

 不久，一位大军区的中将副司令员就被调到内蒙来了，这位先生依靠上方宝剑，整够了一大批被定性参与“二月逆流”的干部和群众后，一年后又在康生的授意下在内蒙古制造了挖“内人党”冤案，使34万6千多人蒙冤受害，1万6千222人被活活打死。

 用多灾多难来形容文革中的内蒙古，是名副其实的。

在大会堂西大厅，周恩来讲话后，康生专门谈了内蒙古党委书记王逸伦的问题，他说他一看到王逸伦就总觉得像个特务。对于一位省级领导人，康生竟然凭个人感觉判断敌我，从而决定其政治命运。可见，当时党内生活已经不正常到什么程度，也足见康生在党内飞扬跋扈到何种无以复加的地步。康生其人之阴险、歹毒，让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对其避之犹恐不及。周恩来做遗嘱，让后人把他的骨灰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其真正的内幕是，不愿意让他的墓和这个党内大奸挨在一起。

会后，两位内蒙党委书记，王逸伦和王铎被“呼三司”红卫兵押回了呼和浩特。

《4.13决定》传到内蒙，“呼三司”等造反组织欢呼雀跃，扬眉吐气。内蒙军区广大干部、战士心中不服，气闷不平。支持军区的群众组织被定性为“保守组织”，他们委屈、愤懑、怨气冲天。连续几天，这些被打成“保守组织”的群众在呼和浩特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大青山革命老根据地的农民也赶着大车，浩浩荡荡涌进城里声援军区。

随后，大规模的群众集体上京告状行动开始了。各行业、各单位、各学校被打成“保守组织”的群众，包括军人都纷纷上了火车，涌向北京。

4月18日，一架军用飞机在呼市上空盘旋，抛下大量传单，除“中央八条”外，还有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写给个群众组织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强调《4.13决定》是毛主席和林彪批准的，要坚决贯彻执行。信中最后要求各方面都不要继续派人到北京，更不得拦火车，妨碍交通，破坏生产。

可是，撒传单没起任何作用，赴京上访的人员越来越多，达到了几千人。

毛主席被惊动了。

4月27日，周恩来受毛主席和林彪委托，同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肖华、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内蒙赴京上访的群众。当时，不满16岁的我，也在其中。

一开始我坐在大会堂二十几排的位置，周总理一走上主席台，人们就此起彼伏地高呼口号，总理神态自若，做下压的手势，不断要求群众静下来，听他讲话。而康生则粗暴地大声喊叫并进行威胁：“不要捣乱！”“不想听，你们给我滚出去！”

这几句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在后来印发的接见记录中，删掉了康生说的“滚”字。

前几排坐着的群众听到康生说出“滚”字来，气愤地离座而起，准备离开会场，前排的座位空了出来，我那时小，趁这个机会立即冲到了前三排的座位上。第一排和第二排都坐的都是保卫主席台的警卫战士，我当时心里非常庆幸我的机灵，因为我是想好好看看我从小就崇敬的周总理的摸样。

当群众安静下来的时候，周总理先让内蒙军区刘华香副司令员代表内蒙军区党委做检查。刘伯伯是老红军，他的女儿跟我是小学同班同学。后来我参军入伍受到阻挠，就是刘伯伯亲自力排众议，批准我当兵的。这是后话。

刘伯伯做完检讨后，周总理逐句逐段地揭示了《4.13决定》的内容,劝说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内蒙古。过后，轮其他人讲话。江青那次没有讲话。整个会场，人们情绪很压抑。但是，大家又热爱周总理。特别希望总理能把原来规定的“军委八条”跟现在的《4.13决定》互相矛盾的地方讲清楚，但是，总理没有讲。因为人们当时不清楚总理在那个时候有多难。

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总理看。他在别人讲话的时候，秘书搬来厚厚一摞材料放在他的桌面上。他看材料的速度奇快，每看完一份，他就迅速在材料上写点什么，然后再看下一份材料。不一会，那一摞材料他就看完了，这时，秘书又搬上来一摞给他看，把他看过批示好的那一摞搬走。以此同时，他还注意着其他人的讲话。后来，总理逝世时，我眼前总是浮现起当年他在大会堂边开会、边办公的情景。人们老形容周总理是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我认为这个形容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我就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亲眼见过他的工作状态。

那次接见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会后，我看在北京泡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就乘车回了家。到家后，被打倒的父亲突然被启用了，任命他为内蒙古公安厅军管会主任。但半年后，他又被打倒了，原因是他不肯下手整人，思想右倾，于是又被揪回军区进行批斗。

内蒙赴京上访人员还是有增无减，周总理又分别在5月16日、19日接见了上访的群众和军人，但是，仍有一部分上访人员滞留不归。

5月21日晚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有一次接见内蒙军区和内蒙党委领导人。会上，总理通知他们说，中央已一辆专列，要把内蒙军区来访的一千多人统统拉回内蒙。如果不服从命令，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就要采取必要的行动。

就在这时，内蒙军区一名战士在和造反派在我们学校发生冲突后，被活活打死。此事传到北京，激怒了在北京上访的官兵们，他们拟出五条要求，希望中央收回《4.13决定》，摘掉他们保守派的帽子。

5月25日，新的内蒙军区党委像所属部队发出五条命令。命令外出上访人员必须在五月底以前返回各自单位，过期不归者，以自由离队论处。同一天，中央军委在政协礼堂召集内蒙军区领导和上访人员近千人举行会议。会上，上访人员宣读了五项要求，并长时间呼口号，与总部领导当面辩论。他们要求内蒙军区吴涛政委在五条要求上签字，被吴涛拒绝后，一百多干部战士冲上主席台揪住吴涛便打，会场秩序大乱。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厉声制止，但无济于事，吴涛被按在地上打了半个多小时，同时被打得还有军委办公厅主任路阳。

这一事件彻底震怒了中央。第二天，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对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实行隔离反省；对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对来京上访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宣布内蒙军区降为省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

后来，那些到京上访的官兵被集体押到高碑店进行所谓的“整训”，之后，极小一部份分到其他部队，大部分被遣返回乡。

这个时期是内蒙造反派组织疯狂大报复的时期。地方上许多单位批斗支持过军区的领导干部和所谓“保守派”群众组织的头头。

军区内部的造反派组织在军区大小礼堂反复批斗“黄、王、刘、张”四位首长，所谓“站错队”的各部部长也被拉到台上去陪斗。白天斗完了、晚上斗。这个单位斗完了，在押到另一个单位去斗。每次批斗都要弯腰低头，挨一顿拳脚。被斗的最惨的是那位开枪打死学生的副部长，每次被斗时都被造反派五花大绑、戴着手铐脚镣拖上被斗台打个半死。他儿子跟我是极要好的朋友，也被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抓走，关押起来。他妈妈、弟弟和两个妹妹被赶进大院一间小破屋居住，后来全被遣送回农村老家。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一想起这家人的遭遇，我的心还是一揪一揪地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内蒙军区先打倒了“孔、廷、塔、鲍”四位首长，现在又打到了“黄、王、刘、张”四位首长，全军区同时被打倒、揪斗的干部达到712人，大军区降成了省军区，谁能讲得清楚，这是不是一笔自毁长城的烂账？

黄厚副司令员是江西省安福县人，刘昌副政委是福建长汀县人，王良太参谋长和张德贵副主任是四川巴中县人，他们都是贫雇农出身，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又都被授予过少将军衔。他们被打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后，身陷囹圄的时间长达六年之久。

毛主席去世那一年，张伯伯被复了职，那时父亲还在内蒙军区工作。他俩有一次一同去执行一项战备考察任务，又聚在一起同吃、同住，同行。此时，两人已都是从十年浩劫中熬过来的人了，抚今忆昔，一路上有着说不完的话。

张伯伯问父亲：“还记得咱俩头次见面，你请我给部队讲长征的事情吗？”父亲说：“记得，而且印象很深。”张伯伯说：“我那时，只讲了正面的事情，没有讲反面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红四方面军到了延安以后，在整风时，一个不拉地都被狠狠整过。我们都被关押起来，天天交代问题、写检查，让我们说清楚跟张国焘的关系。长征时，我职务不高，接触不到张国焘，成天除了打仗，就是爬雪山、过草地那些事，交代不出什么问题。那个时候，康生就是在延安搞党内斗争的老手，整起人来，数他最狠。后来，毛主席说了话，才把我们这些人给放了。因为有那次经历，我看到了极左路线对军队建设的破坏力，也学会了从容面对不公正的待遇，相信只要熬下来，事情早晚有一天会发生变化，历史总会真相大白的。

“自己对自己的事情最清楚。黄厚、刘昌、王良太、我，都是穷孩子不跟共产党闹革命我们没活路。我们当红军，跟了毛主席一辈子，我们的命运跟共产党是连在一起的。4.13后把我们抓起来，打成反党集团，谁反党，我们能反党吗？！

“内蒙‘文革’一开始，就把是非完全搞颠倒了。对上面我们习惯了盲从，从不怀疑，也不敢怀疑，这样也就容易把别人的事情看过头。1967年中央31号文件说乌兰夫有那么多问题，我们都相信了，你能怀疑中央吗？后来发展到内蒙出现三大冤案：一个‘乌兰夫反党集团冤案’，一个“二月逆流冤案”，一个‘内人党冤案’，问题越来越严重，打击面越来越大！这些教训告诉我们，以后不要盲从，要坚持独立思考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张伯伯感慨道，“我们很早就被打倒了，挖‘内人党’没有我们的份儿。死那么多人，这个帐可欠不起！”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了为“新内人党”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1979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又做出了为“乌兰夫反党判国集团”冤案，“内蒙古二月逆流”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至此，“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内蒙古的三大冤案，全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1985年，父亲负责解放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期间，到内蒙军区去检查工作。一到呼市，就听说张伯伯住院了。他立即赶到医院去看望张伯伯。此时，张伯伯已经不能讲话，但拉着父亲的手久久不肯放开，显得非常激动。父亲在这位老首长耳边，说了许多许多的话，最后，怕他累着，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张伯伯。

两年后，张伯伯病逝在呼和浩特，享年73岁。

 （全文完。2010年8月25日第一稿）

注：为不中断阅读，上面三楼我又连续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