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农民的脚印-9
(知青岁月）
夏季铲地铲的差不多了，由于赵玉权调大队革委会当主任，生产队新换了个队长。是原来在大队磨米厂的。姓刘是民兵连长刘友的哥哥，叫刘学。这刘队长看这年的庄稼种的密，粪肥跟不上，化肥又是统一配给供应，到年终非减产不可。另外再加上生产队的猪没有喂的。就找到我说；“明天咱俩出趟门，到区里办点儿事。”我说：“什么事？”他说；“找你爸帮帮忙，给批点酒糟，要不猪要饿死了。”听到能回家我很高兴，因为我从春节初六开始已经有132天没回家了，这是青年点里的最高记录。第二天我们俩到区里，首先找到粮食局，同父亲把情况说了。
父亲想了想说；“这个月的指标已经分配完了。”（因为是国家统一调拨的物资所以指标都是死的，那时是计划经济不好办。）就对我说：“你先带刘队长回家吃点儿饭，等一会儿我再同市里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机动的指标，先别急。”刘队长又说；“肥料也没有，庄稼种的太密，帮想想办法解决一下”。父亲说；“化肥肯定不行，那不归粮食局管。不过粮食局管的有并肥。（葵花并）也不错。那由老汪具体负责。”就对我说：“你去领刘队长到大屋找你汪叔，帮解决一下。”然后又补充道；“把你汪叔叫到外面说。”这汪叔叫汪家仁是我们青年点汪玉华的父亲。我进了办公室把汪家仁叫了出来，把刘队长介绍给他。刘队长说明了情况，那汪家仁满口答应说；“三两天我就给你信儿。”
事情有了点儿眉目了，我就同刘队长往家走。这时正遇到大队书记朱延贵。我说；“走吧一块去吃点儿吧。”他二人同我到家。我就忙着生火做饭，那刘队长心里还没有底，就问我；“事情能办怎么样？”当时我心里有数，当着朱书记的面儿又不好直说。（说大话）就给他递了个眼色。说；“看看吧，也许能行。”这递眼色正被朱书记看到了。不想在我正淘米时那朱书记就不辞而别了。午饭快好了，却不见了朱书记的人影，我很纳闷，就问刘队长；“朱书记呢？”刘队长说：“刚出去。”中午父亲回来了，看了看饭桌说；“也没什么好菜，太不好意思了”。就同刘队长坐下，边吃边谈。并拿出两吨的酒糟票交给刘队长说：“刚才同老龙口酒厂联系了两吨计划外的糟（机动额）星期一去提吧，我已经同付货的同志说好了。”并对我说：“提货时你找姓刘的，叫刘叔，客气点儿。”我点了点头。
饭是吃了，可那朱书记这么一走给我闹的摸不清头脑。可能是以为我递眼色有别的意思。父亲又问了并肥的事，我说：“汪叔说两三天给信。”父亲说“可能还有七千斤，放心吧，我再催催老王。”
星期一我到老龙口酒厂提货，找到刘叔说明来意，交了款。那刘师傅就付货。车还没有装到一半儿，刘师傅就叫我道；“去上车踩一踩”（当时按体积计算吨数）我就上车踩，装了满满两车。回到生产队，队里留下一车，另一车分给社员。那保管员老刘头以往分糟都不给够数，怕最后不够分，我对老刘头说：“按足数分吧，只多不少。”那老刘头说：“怎么会呢？”“不会错，我心里有底。”我说。就这样按足数分的，分完还剩下一百多斤。那老刘头问我；“怎么回事，从来就没有够过份量。”我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他说：“怪不得，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没几天并肥也拉了回来,那刘队长乐的嘴都合不上了。因为这是上任后第一次办的两件事，都这么顺利，能不高兴吗?后来就听大队领导内部有人说汪家仁批完这并肥，就到大队提出自己家庭困难，在有抽调时，请求优先照顾。又请大队领导吃饭。
结果在七四年末知青抽调时，我们青年点只有一个名额，经评选赵昆填了表。这汪家仁又急着去找大队领导。大队领导没办法只得又让汪玉华填了张表。因怕出意外，特注明了“家庭困难”报了上去。这样一来赵昆发了毛，并放出风说:“如果顶下我，我就到区里上告。”最终公社也没有批准汪玉华抽走，而仍是赵昆走的。要说这事儿，人都不太明白。上下差不多还可以想想办法，差太悬殊了，大家伙眼睛都看着呢。哪个领导不怕犯错误。谁也不傻，吃你的就是吃了,掉乌纱他才不干呢。
地铲完了,正是伏天，天气热的很。那时生产队里只有沤绿肥的工作，瓜果也都下来。这时便有人在二队赊账卖杏。那朱书记帮着记账，我也就买了一点儿。这时那朱书记完帐,让我看看账写的对不对。我说了句：“不用看，你这么大的书记还能骗咱小知青？”这朱书记不高兴了。说了句：“这他妈小子。”我也没有在意就走了，没几天大队来电话找他。通信员叫我喊一下，我就去叫：“朱书记，有你电话”。这一叫可惹怒了他：“以后你找谁就说找谁，别他妈书记书记的。”那态度甭提多恶劣了。我心想；“好心通知你，你还骂人，以后我还不管了呢！”我没有再吱声。此后的秋后的一天，青年点同学烧炕用了生产队的玉米芯。当时我不在。他就去青年点对别的同学讲，指名道姓的说我；“等他回来告诉他不许再拿了。”这我什么时候也没拿呀！这不是找茬吗？我心里暗暗地想；‘如果书记真要找我茬那还有好吗？’
七三年的秋天，大队磨米厂需要人。原来磨米厂共有两个人，但是机械电器坏了，有点什么问题了，都要找别人去修理。找电工处理电。这时有人提议,让我一个人去磨米厂做这工作。理由是我机械和电器都能拿起来,根本就不用别人操心。大队的革委会全都通过了,党支最后定的时候别人也都同意了。都研究两天的事儿就要通过了。没想到这朱长贵一句话就给否了。把大伙气的没办法。最后派去两个女知青,张春莲和苏玉凤(一队和二队各一名)才算满足他的心愿。不过机械坏了，电有问题还要别人去处理。就是多搭几个人呗！朱长贵是二队队长，是朱书记的弟弟，他们哥俩在村里是相当有势力。村里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都有些畏惧。
这朱书记叫朱延贵，是朱氏三兄弟的老大，头些年在二队当队长。家里是贫农出身，苦大仇深的没有文化。七二年我刚下乡时他二弟朱长贵是书记，也没文化。虽没文化但谁也不服，在本村那是天老大他老二。椐说在七一年公社党委钟书记批评他的错误时，他不服气和钟书记叫号，顶着干。把那钟书记气的没办法。曾对人说：“这朱长贵当书记是棍儿，不当书记也是棍儿呀。”
什么原因呢？贫农出身，入党年头长。可以说根红苗壮啊。这朱书记找我茬是什么原因呢，我不得而知。后来我反复回忆也就是那次刘队长上我家时，我给刘队长递眼色，他不辞而别的原因吧。如果真是这样未免太小肚鸡肠了吧。
七四年八月新下乡一批知青，这批知青是按父母单位划分的。我们这青年点是文教卫生系统的子女。新知青中有一个叫许庶的，他父亲是卫生局的。这许庶是个大个子，能言善辩交际能力很强。每天晚上吃完饭便是朱书记家的常客。这许庶刚一接触时还文绉绉的，不象没有教养的子弟。所以同我在一起时我对他也非常客气。有时我写诗玩儿他也看，但说的都是称赞的话。不曾想他为了能早点儿离开农村到书记那告我状，说我写诗影射对现时不满。大队准备拿我做典型批判我。后来有好心的同学告诉我，并说；“赶快把诗稿烧掉。”其实我也没写什么过分的东西，最多也就是情绪低落一些，还有什么？但那时候也不让你分辩，一句话说错就可能被批判，那是真事儿。我没办法，只得把劳动之余所写的诗稿付之一炬。那二百多首诗是我两年来的心血，当时望着那火苗，心里那滋味……没办法，当时那环境就得这样做，形势所迫呀。从这也可以看出有的人要达到自己的目地是不择手段的。人性可见一斑。
再说那老三朱续贵曾在部队服过役，复原前成为予备党员，回到农村后转为正式党员。那人也混横，没文化不认为自己知识不够，反笑你“痴人说梦。”有一次在大队部，大家伙儿在一起闲聊。有人说他家的后院儿紧挨着河沟的臭泥坑子，味儿太大，窗户都不敢开。我说了句：“你在那儿挖个坑修个沼气池，即可以烧火做饭，又解决了有味儿的问题。等气烧完了以后清出来就是好的肥料。”那朱续贵便同我争执了起来说；“那河沟里的臭泥烂树叶有都是，要按你说的，那都行了呗？整吧整吧就能代替苞米竿,谁家也不用柴禾了。”我说：“那当然，你别不信，甲烷就是这样发酵才能出来，不发酵哪来的？”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争的面红耳赤。他那人气性也大，讽刺地说：“咱还没发现，咱这大队还出了个妄想发明家呢。”我也觉得再同他争下去也没用。毕竟是没有文化的人，再争下去，宛如对牛弹琴！当时也把我气的够呛，就没有再理他。第二天李继红见四下无人就对我说：“以后别再争论这些事,就是知道也别说，不好！”我叹了口气，心中忿忿地想；“这也是中国的农民，什么时候中国农民才能懂得科学，才能摆脱那无知的面貌呢？”当然不是所有农民都如此。如果我遇到的农民不是那太“根红苗壮”的，即使不懂也许能听听你的见解，或者想一想有无道理。李继红说的也对，不好！只是对我不好，那是无疑的。“底事叮咚时作响，在人檐下不平鸣。”古人咏铁马的诗也是有道理的。
一九七四年夏秋之际，自上而下地刮起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风。有个别村甚至还闹出笑话“先当书记后入党”这也都是事实。那批人大部分是年轻人，知青居多。知识青年下乡后，锻炼的不错，思想要求进步，各项工作完成的出色，本身又有入党的要求，党组织敞开大门是无可非议的。但那突击入党可就有失党的纯洁性了。虽然那些入党的同学大部分都很出色，但也不乏有的人借机搭车而走红运。公社召开知青大会时，就有些新入党的知青上台讲话，那水平当然参差不齐。不单单是我们公社，就连原区委的干部也是如此。
道义公社某大队有个叫韩葵贤的书记，她是农村还乡青年，也是那时双突击上去的。那人相当有魄力。她在那个村当书记，本家亲戚很多。她的一个亲戚未经审批就私自盖房,被村民反应到上级机关。批示转到她那里，后来是她下令用推土机硬是把房子给推倒了。这件事轰动挺大，后来还被编入当时的小学课本。题为《六亲不人的韩葵贤》进行了广泛报道。大多数人都认为她做的对，出于公心，不管你是不是亲戚都要一视同仁，不能任人唯亲。你能说这样的人不应该入党，不应该提干吗？她在台上讲话做报告腰杆也硬气。如果她不那样做，那不无法无天了。他的亲属还会倚仗她的势力胡作非为，到那时他又该怎么办？不过她的亲属确实要恨她骂她了。但也有的人有不同说法。据她们村的人讲，她那样做是不得已的，她们村当时很多人都在准备盖房子，正看着她怎么办。如果她亲戚盖房她不管，那么别人盖房她也就没办法管了。如果那样下去还不乱套，她还怎么当这个领导？不过后来四人帮倒台以后她可走了霉运。原因是那小学课本的文章是由毛远新指示编辑印上去的。
我们青年点里也有几个同学在这时期入党提干的。我们队的李继红就是那时入的党,并当上大队党支部付书记。我们一起下的乡，她家庭出身贫农，临毕业时她父亲病危，按道理也可以留城。但老师在毕业时并没有照顾她。看到别的单亲家庭的同学都留了城，难免对老师的做法有意见，那道是真的。不过下乡以后干的不错，同学对她评价也挺高，在学校时就是团员，这次双突是上级的部署，理所当然就成了发展的对象。不过她处理问题时还比较稳重，不太偏激。所以得罪人不多。她说话一般不直说，留有一定分寸。得要你自己去分析。做了付书记后负责搞政治运动。
当然，也有的人是靠请客送礼来达到目地的，而那些当地领导也会顺应上级双突的指示，既完成了任务又做个顺水人情。真是左右逢圆，两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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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10/5 13:42: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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