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自传体）璞玉浑金2--半个农民的脚印

说得好!知青就是这份骨气最可贵!
握手!

                                          (知青岁月）

   一九七四年的十一月十八日，根据上级下派的任务，我们到马刚公社的山坡上，修建石油输油管道的土石方工程。那位置是在柳条河村东面的山坡上。工作项目就是在山坡上挖出一条两米宽两米深的长沟，再把石油管线放到沟里，然后再把沟填平。这条管线是由大庆一直通向大连油港的输油管线。天还没亮我们就到大队集合，由物资局派来的汽车送我们去。到工程地点时天已经朦朦亮了，晨雾笼罩着山峦，能见度很低。我们也辩不清方向，不敢乱走。随着太阳的冉冉升起，浓雾渐渐散去，山坡上松峦叠翠和山下秋收后光秃秃的平原相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不远处是空军的防空高炮阵地，阵地上高炮林立直指天空。

  参加工程建设的各地民工有数千人，按事先划好的白灰线一字排开，好象在山腰上系了一条黑腰带。山石很硬，铁锹对它没办法。所以就要清开浮土，用尖镐刨碎石块儿，再用铁锹一点一点的清理出来。岩石很硬一镐下去震的虎口发麻，只在石头上留下一个白点儿，不知用几镐才能刨碎一块石头，那工程进度就可想而知了。干一天下来两个膀子都震的抬不起来。山上的风也大，干活儿时冒了一身的汗，经风一吹浑身打颤，毕竟是冬天了。就这样的条件，我们在荒郊野外冒着寒风，用蚂蚁啃骨头精神，经过三天的奋战，硬是拿下了那工程。工程结束的那天晚上，夕阳西下，暮色降临，山下的村庄升起了缕缕炊烟，好象一幅绝美的图画。而对应的山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被浓雾所笼罩。渐渐的模糊。看到这情景，我就随口吟了几句；

高炮军营伴劲松，

千人奋战造工程。

村临暮色山遮雾，

缕缕炊烟向上升。

  在山里，天黑的真快，没等我们走到山下的公路，天就黑了下来。我们在集结点等候接我们的汽车，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汽车的影子。这时大队革委会主任吕忠启对大家说；“咱们别在这傻等了，往回走吧。”我的天，这五十多里地，走到天亮也走不到家。更何况刚干了一天的重活儿，连饭都没吃。没办法，也得走。不然我们困在山里还不喂狼？头几年这里真有野狼出没，不过近两年还没有听说有狼伤人的事。不过也不能大意。就这样我们走了大约有十多里地，总算遇到了接我们的汽车。当时大家高兴的都跳了起来。能上汽车就快到家了。没想到车往回开时李界家同学的棉帽子被路旁的树枝刮掉了，车开起来风很大，冻的他直打哆嗦。他只好蹲在车厢里，躲在别人后面背风。东北的气候冬季气温都在零下三四十度，没有棉帽子怎么行？我就同他去和司机师傅说一下，开车的司机是我家邻居，原区委邢书记的弟弟，我叫他二叔。帮忙让他跟车回去，接第二车人时顺路帮找找。你还别说，这第二趟接人时他还真把帽子找了回来，要不然，那年冬天他可怎么过？

  自从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接近两年了。这时也有了坏习惯，学会了抽烟喝酒。按道理不应该学这些，但岂不知，也有其原因。从思想上来说，觉得人生的道路渺茫，不知前途何在。从现实来讲，面对贫下中农，尤其是那些当官的，有些话还要忍着，说你，就是骂你都的受着。谁让咱到这挣人家工分来了？那天于学东同学对我说；"有的人真是欺人太甚了，简直是骑在人头上拉屎。"我说；“拉屎可以，别拉稀就行。”“那是为什么？”他问，我说；“拉稀不好收拾呗。”这话一点不假，比如说有一次下大雪生产队的牲口病了，队长告诉车老板子带牲口到青年农场兽医站去治病。车老板子说还得带一个人去。这时于队长接连就安排了好几个人，这几个人都不去。那于队长就叫我去。我说；“我找不到地方。”于队长说；“你跟着去就行，车老板知道地方。”没办法我就跟着去呗。那天雪也真大，我牵着病马踏着没膝深的雪，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在农村的雪路上。北风刮着烟雪让人睁不开眼睛,好几次都陷进在路边的雪沟里，累的满身是汗。等到了兽医站时须发都已经结满了霜。活象个白胡子老头。那兽医见到我如此惨状，开玩笑的说；“你老多大岁数了？”我忍着疲劳也笑答；“不太老，差八十岁一百。”那天晚上我回到青年点就把当天情景写了一首诗；

《七律》冒大雪去兽医站；

落絮膝齐风更急，手牵病骥去询医。

茫茫旷野途难辨，渺渺村庄路易疑。

独履乡间无正道，双鞋雪里有斜歧。

郎中笑问贵庚是？百岁还须八癸期。

  按道理一匹马还需要两个人去吗？即使是牲口病死了两个人也抬不动啊，你说这不是没事找点儿事吗？没办法，谁让咱接受再教育了。有的社员更是可气，他仗着家族势力也欺负你，什么活累叫你干什么。在这农村除了掏大粪和开拖拉机以外没有我没干过活儿。（掏大粪是四类份子掏）什么事都得忍着点儿，喝点儿酒麻醉一下神经，这不就学会了。但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一旦喝上酒那酒到嘴里，嘴上门岗就撤了，就开始顺嘴开河了，谁敢保证说出的话没有错的。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赵昆抽调回城填了表。当时祝铁锤提议我们三个人喝酒吧，赵昆调走，那当然要送行了。结果那天我们都放开了量，六十度的白酒我们喝了一斤半，都是等量分配。那一喝上酒我们嘴上就开始信口开河了。首先赵昆讲了一段三国演义。就是三国演义里有段煮酒论英雄的故事。说的是刘备借雷声掩饰，否认自己是英雄才免去了杀身之祸。我想这赵昆可真不是等闲之辈，咱也别示弱。就这样，平时很少讲话的我便讲起了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又说李白写的诗怎么豪放，李后主的词何等的悲凉凄惋。不知不觉那酒就喝没了，没了可是没了，人也都不行了。赵昆吐了一地，祝铁锤也站不起来了，那时我腿也不好使了，俩腿都站不稳，心里明白走不了道。这祝铁锤借着酒劲儿给我出了题目，说让我用‘酒尽情常’四个字做一首藏头诗。那时我的手拿笔都写不好字，哪还能写得好呢？但心里却明白就顺手吟写了一首七绝；酒尽情常（醉吟）

酒过三巡话语滔，尽谈留去在良宵。

情缘巧遇他乡地，常记峥嵘共战壕。

  因为当时是醉酒后写的，第二天醒酒后再看那字迹，相当潦草，勉强认出，所以我又叫它‘醉吟。’这就是借着酒力而发泄压抑的事儿，当然有时我也借着酒劲唱歌，弄的好多同学听我唱那当时还不允许唱的歌曲。有一次七四届的女生吴娜虎凿凿的要同我唱二重唱，结果那群女生一下子都离开了，大家伙儿一哄而散。

深秋农田基本建设

  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开始区委，区革委会决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据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提出一年之际在于冬的口号。按当时的指示，全区打破各公社的界限，统一部署统一改造。所以我们转战各公社都是随时变动的。先是去黄家公社，后来又到道义公社。有时用人工刨挖，还有时用炸药炸。那时的人很多，人山人海的，各公社各大队的都有。记得在营盘大队是河道改造的工程，在道义公社是平去高土岗造梯田的工程。当时公社党委的一名干部讲话时引用了陈永贵的话；一年之际在于冬，这话实际上是对农田基本建设而言。如果按旧时的说法是一年之际在于春，那是指春天把地种好了才能保证全年的收成。在营盘大队修河，每个公社分了一大段，各大队又分到了若干个小段。排着长长的人群，在河岸上远远望去看不到头。人们都挥舞着铁锹挥汗如雨的干着活儿，看到那场面，着实让人感动。等完成了修河工程我们又转到了道义公社，把那丘陵般的土岗改做层层梯田。那山冈上黑压压的人群干的热火朝天，真是人多力量大啊。为了配合这劳动场面，各公社还进行宣传报道，在工地上用扩音器广播。我就根据这种场面写了一篇报道，那个报道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其中有一段诗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深秋农田基本建设》

万众汇成一股，

势如潮水奔流。

修坡平岗创高产，

改洼治涝绘新图。

声威震深秋。

星月伴随早起，

夜风护送归途。

铁锹挥舞洒热汗，

银光闪闪耀荒秋，

笑语荡深秋。

  这首词写的非常仓促，但我还是记忆很深。那奋战深秋的场面，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让人难忘。那天晚上，我把这首词稿给副书记李继红看，他看后说；“最好多写点儿这类的作品。”我回答；“那也得需要现实的素材，又不能脱离实际的胡写啊。”其实我说的实话，如果真脱离了现实的写，那漏洞还能少啊。那也是不切实际的，怎么能拿出象样的作品呢。当时李继红负责我们宣传报道的工作。当然这类作品也能只做报道文章的陪衬，不能唱主角，要是叫主角的嫁衣比较确切。

                                       (知青岁月）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五日赵昆接到了抽调通知单，抽调回城了。这天晚上吃完晚饭，我陪着赵昆在大荒地边的道上散步，谈论我们相处二年的感受。就要分别了，有许多话要讲，但也不知道怎么讲。两年前我们同时来到这里。赵昆，马成山和我三个人真是有难同当。而如今赵昆被抽调走了，马成山被提干当了生产队长。而我呢，还在做那个沉默无言的守墓人。离别前的感觉心里头确实有点丝丝的冷意。路是人走出来的，关系也是人处理的。没有什么可说的，‘咱的观念太旧。’我心里暗暗的想。都是事在人为的事儿，怪不得别人。而自从批林批孔以来，我看到那参考材料反而认为那孔孟之道的儒家学派有好多闪光点。时不时的默念名贤集上的教诲；‘站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我并以‘记名贤之教诲，觅百艺归自己，沿墨家道径步，不枉一生自喜。’为座右铭，存在这世界上。真正成为墨守成规的人。 

  赵昆时常到吕忠启家。当时吕忠启是大队革委会主任，这些谁都知道。而同学们的反应都很大。实际反应也没有用，但从实际情况来说，赵昆的工作做的确实也很出色。当然各方面的因素也都有关系。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对二年的共同相处都很满意。我说；“明天我送你走吧。”他说；“不用了，什么东西也没有，你还是忙你的吧。”我默默的点了点头。就这样，我们从大荒地往青年点里走去。其实他的走对我自己思想上没什么影响，只是个人的感情而已，其余这些都与我没什么关系。那时我根本不想离开农村。我心里暗暗地想；“再干二年，我争取在农村奋斗上四年，那时无论我走到哪里，遇到什么挫折，我都会从容的面对社会。可以自豪的做一个合格的农民。”从另一方面讲，我还可以专心的读一读书，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都在说要‘扎根农村干革命’，其实很难找到一个真心的,喊的越响的人,其实也就是为了早些入党提干,增加些回城的政治资本。绝大部分人都想近早回城。象我这样用平静的心态从容面对的人，说实在的也很难找到。我没有吴献忠那样高的思想境界，但我对人生的态度是，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把它做好。从另一方面讲，我不会说假话。和当时的政治气候格格不入。一旦说了不该说的话，被人定为‘四类分子’会被遣送农村。到那时我也会以农民的身份生存。

  一九七四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公社根据上级指示，学习哈尔套经验，搞了一次赶社会主义大集。当时这是一项政治任务。由于是政治任务，所以各大队都提前做好了准备。当时做为副书记的李继红负责这项工作。首先各大队都准备好了送往供销社的农副产品。先由生产队分派到各户，约定了具体的品种和数量。记得有鸡蛋，生鸡，猪，羊等物品。因为我下乡时穿的大棉袄是我父亲在县政府时穿的，比我的年龄都大，破的也太不象样子了，那布糟的用针线都缝不上了。所以我就托家住市内的知青同学回家时给我带来一件仿军大衣。那天我刚穿上，就赶上了赶社会主义大集。赶集时领导让我牵着一只小山羊，这只羊是商宝平家的。我跟着队伍出发到公社。那天的人太多了，公社搭起大戏台，敲锣打鼓的，那场面如果说热闹还不如说嘈杂。我们大队由李继红带队。在供销社的门前，那人更多更杂。我们排着队等着那供销社的收购人员检斤验收。那供销社的营业员比我们还忙。这时看到有人拿着照相机拍照卖货的场面。他可能是公社搞宣传的。我前面的一个人拿着两只兔子，那营业员有些为难地问旁边一个可能是领导的人说；“这兔子也收吗？收了放哪啊？还不饿死？”那卖兔子的人忙说；“不收正好我拿回去。”“收，收，饿死也得收。”那位领导忙说。等排到我时道没废什么话，很快就收下了。不想这羊被人一拉就撒尿，给我的新大衣尿湿了一个角。这把我气的就踢那羊一脚。这时营业员风趣的说；“怎么，不爱卖呀？”“又不是我的，有什么爱卖不爱卖的。”我说。“那是谁的啊。”他问。“说了你也不认识，我这是在完成一项政治任务。”我回答着。他笑了笑说；“都一样，都一样。”

  羊已经交到供销社，这公社外的大街上，更热闹了。那扭秧歌的，舞龙的，锣鼓声响成一片。一辆马车受惊乱跑，把人吓的忙往旁边躲。那时已过了晌午，人反而更多了。这时李继红和费铁梅两人看到我就对我说；“咱俩还没吃东西，饿的受不了了，你快去买点儿东西给我们吃。”当时我身上带的钱不多，买了二斤饼干，交个李继红，她们俩算是吃了中午饭。这大集赶的真让我受不了。对于象我这种喜欢清净的人，真是活受罪。没办法，这是政治任务。据说是毛远新在哈尔套搞的试点经验，然后向各地铺开。

  政治任务完成了身上好象轻松了许多。我就在路边找了个清净的地方闲坐了一会儿。旁边有台倒骑驴，车上放着个鸡笼鸡，笼里装着母鸡。有俩老汉坐在那里抽烟。我和他们闲聊了起来，得知那俩老汉是‘无保户’的养着几只母鸡，本来想靠鸡下蛋卖钱买点油盐酱醋，也为完成这项政治任务，而拿来赶集。由于上午没有卖上，只好下午再卖。他们的车上还贴着标语；‘走社会主义道路，赶社会主义大集。’这就是当时极左路线时，赶的社会主义大集。卖的人不愿卖，但也得卖。买的人不爱买，但也得买。这是政治任务，不是什么经济活动。更不允许你讨价还价。现在年轻的朋友可能不信，没有什么不信的，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政治任务高于一切。用当时的话说，这叫‘割资本主义尾巴。’

  赶完社会主义大集，政治任务完成了，就要到元旦了。这年的元旦要过一个革命化的节日，不能回家必须在青年点里包饺子。这通知下来了也得执行，青年点平时做饭的两个人哪能忙得过来呢？就在三十一日晚上，青年点里的同学都一起动手包饺子。伙房把饺子面和馅准备好，我们就大伙儿动手，在伙房东侧的女生宿舍包了起来。大伙儿平时都比较严肃，那天晚上却都有说有笑的，非常开心。七四届的蒋连志还教会了我揪剂子。我擀饺子皮，这活儿我平时干着也无所谓。可是那天晚上我却要供四个女生的饺子皮。这给我忙的，以至于后来一次擀上两个皮。七一届女生金玉环还一边包饺子一边让我给她讲地震是怎么形成的。大伙儿在一起欢欢笑笑的道也是挺有意思的。不知不觉的饺子面和馅都用的差不多了。第二个屋的饺子还没包完，我们就到第二个屋里去帮忙。这第二屋的同学包饺子时没有面板，就在炕沿上擀的饺子皮，那艰苦劲就甭提了。七一届女生吕素芬一边包一边把饺子放在木板上，费铁梅也在那忙着，虽然动作慢些，但也不闲着。只有李继红坐在炕里，手不紧不慢的看上去有些不象她平时的性格。我想，可能是这些日子累着了，政治任务这么多，薛广又去党校学习去了，整个党支部的工作都由她去做，又赶上赶社会主义大集，忙里忙外的。我也没有太在意，包完饺子我们都各自回屋里或睡觉或看书的。自从赵昆调走，那点长的职务就由于学东担任，马成山当伙食长也挺忙的，李华出民工去了八三工程。青年点除了我和于学东以外就是七四届的同学了。当然还有两个不明事理的。第二天的元旦晚上我们吃了饺子，我也和其他几个同学喝了酒。那个阶段，我酒喝的有些太甚，动不动就喝，而且数量也都不少。我和于学东喝完酒闲谈着。虽然没喝醉，但思维也迟钝了许多。以前于学东和周宙不知道为什么吵了起来，并动了手，打了架。于学东说周宙的哥哥要来报复。我说；“报复不要紧，如果他来打你，你就趴在地上，到这里打架本身就无理，他不给你治伤行吗？”就这样闲说话，也没有在意，只见那徐铁牛突然进屋说；“你俩快去看看李继红病的不行了。”当时我以为我听错了，就又问了一句，徐铁牛说；“真的。”我和于学东赶紧下地往后屋跑。那时屋里有几个女生已经围在旁边束手无策。我摸了摸她的脉搏还平稳，就同于学东商量找大夫再安排车送医院就医。开车司机赵成章家就住在青年点房后，很快就找来了。那带队干部王国义对我说；“也得跟人去呀！”要说人要喝酒真不是什么好事儿，喝完酒脑子就迟钝，说话也不仔细想。就随口说；“我送她回去。”这时女同学程淑兰对王国义说；“王师傅，李继红病成这样，如果路上真有什么意外男同学可能不太方便，不如派俩女生。”这时我方知自己说话，脑子欠考虑。忙又说；“也是，也是。”后来王师傅派俩女生送她回的家。

  过了几天李继红病愈回到青年点，我问她；“究竟是什么病，那天晚上觉得怎样?”她说；“那天的事儿我是什么也不知道了。”说实话她同我在一起的时间最长，读书时就在同班，而且我还常去她家。毕业之前她父亲病危学校老师也没有照顾留城，后来她父亲就病逝了。她对陈老师在毕业分配上有些看法，这是事实。下乡后又同我在一个小队，入党当副书记后，又领导我做宣讲报道等政治工作。但她跟别人说话总有些分寸，有时要你费些精力才能懂她是什么意思，话是不明说的。这样也好，不会负什么责任，又不失身份。一般人很难做到，说心里话我一直很敬重她。在那一个月之后她在小桥子党校学习时，我曾以老同学身份给她写了封信把大队的现状和形势加以分析和她通了通气。回来后她没提这封信收到没有，只是在和我谈话中说了句“咱们是老同学。”我就明白了，信她收到了。

   一九七四年八月份到青年点的李界家同学，虽然年龄小，但个头却不小。他的父母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相当高级的知识份子。文革前他父亲还是八十三中学的校长，也是我的农业老师。李界家到青年点时还算太幼稚，什么也不懂。青年点的两个渣滓就给他灌输那些低级趣味，给他性启蒙。但他不懂就说：“你们几个尽说些流氓话。”后来他悄悄的问我说：“他们讲的是真的吗?”我无言以对，也真没法跟他说，只好轻轻的点头说；“你先别问这些了，等你长大以后就明白了。”

  李界家的二胡拉的不错，同学们都喜欢听。记得沈阳杂技团来演出时，有段二胡曲子，他听了以后就记在脑子里，回来后就能拉出来。所以我也很佩服他的乐理水平和听力。他也拿我当兄长一样，有什么事都对我说，虽然不在一个小队，但休息时早晚都在青年点里。我们时常讨论些曲子的结构，我也时常唱歌他拉二胡伴奏。

李界家还会谱曲，要说那作曲可不是一般人能拿起来的。七五年一二月间，我们组织文艺晚会那曲子就是他谱的。那天晚上在生产队教同学们唱这只歌，他还谦虚地让我教。你说我哪教得了哇。我那点水平，只能写写歌词，唱歌也只能在中音区将就，唱高一点儿都上不去，他还让我教？但李界家并非真心出我洋相，那时他单纯，有些尊敬我的味道。恢复高考后七八年他考上了沈阳建工学院，毕业后留学校做老师。八零年我到过他家一次，同他聊了近两小时。那时的他成熟了许多，见到我后十分热情。那天他姐姐也在家，他妈周老师也在，我们谈了各自的工作，学习和现状。我那时是带着录音机去的。请他拉二胡，准备录下他拉的曲子。他说；“不行了，扔的年头太多了。”试着拉了拉直晃头叹气，我也没再难为他。

  自从赶社会主义大集以后，那农村的经济生活就有新的气象了。过去农民卖些东西如果，菜，肉，鸡蛋等都是自由交易。有了哈尔套经验，这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没了，再不用自己卖鸡蛋了，你说这是好事吗？可是有些老百姓却更加愁了，那愁什么呀？愁没有鸡，交不上蛋！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都不敢相信，何况现代人。事情是这样的，公社给大队下发收鸡蛋的任务，那么大队就给各小队任务，那小队把任务怎样完成呢？按道理说，按自愿的原则，动员有鸡蛋的社员把鸡蛋卖给供销社，以完成收购任务。但我们所在的生产队，不是谁家都养鸡。那就应该养鸡户多交些没养的不交呗！但生产队长不管那些，按人收，每人多少斤，你不交就不要上工了，看你交还是不交。那天正是过完年，往地里送粪的时候，我们正在粪堆里刨粪装车。这时队长赵长林来了，对一个社员说（是谁我真的想不起来了）；“你的鸡蛋还没交呢！明天交上来。”那社员说；“俺家没鸡呀！”那赵队长说；“有没有鸡我不管，我又不让你交鸡，我让你交鸡蛋。”那社员说；“没有鸡，哪里有蛋？”赵队长好象火气上来了说；“我们是按人头分的任务，我不管你有没有鸡，你就交鸡蛋是了。”社员更不服气地说；“按人分的，那人能下蛋吗？”这赵队长气性也真大，就说；“我不管你能不能下蛋，你明天不交上来就别上工了。”我全程听了这些对话，也真觉得好笑，这叫什么政策呀！那赵队长忿忿地走了，这社员嘴里嘟囔着；“不行明天我就上供销社，花高价买几斤把鸡蛋交了，要不，不让我上工。”

   第二天他真的买了高价鸡蛋交了上去，工也能上了。生产队也完成了收鸡蛋的任务。这真是土政策，真而且真，不是我亲眼目睹，如果别人讲给我，我真的不敢相信，谁能相信呢？

                                                       (知青岁月）

   七五年的二月四日晚上，我们知青和生产队的青年社员组织举办迎新春文艺晚会。（应该是民兵组织形势）起初在一队的队部。但那天晚上，生产队有头母猪要产崽，在屋地上铺了些干草。大伙儿都进了屋，晚会还没开始，有的同学坐在炕上有的还在地下。那头母猪平时也很温顺，不想它这时却烦躁的厉害。一会儿起来往外跑，一会儿又回来了。又起来，又回来的，足有三四次。这时饲养员不高兴地说；“你们这帮年轻人，看把猪闹的，别在这闹了。”没办法晚会又改在第二生产队。我们到第二生产队后由大伙儿写条给主持人冯仕伟，那冯仕伟按条指名表演节目。不知是谁写了张点我唱的条子（后来了解是社员商宝宾）。我没办法唱了首《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还有别的同学也唱了几首我也记不清究竟谁唱的什么了。大约在七点四十分左右我们结束了晚会，往青年点走。那天外面先下的雨后下的雪，走起路来很滑，几次都险些摔倒。快到青年点了，这时就看那青年点的同学都跑到外面。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回事儿，就问带队干部；“王师傅，怎么了？”那王师傅说；“地震了你不知道？”我回答：“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等我进了屋里，只见那青年点的墙裂开了有两公分的大缝隙，才相信是真的。房子的烟囱上掉下四块砖。这时有的同学吓的不敢进屋里住，站在外面。总在外面谁受得了？这大冷的天。最后还是回到屋里。但衣服都不敢脱，就那样睡了。如果脱衣服往外跑时就跑不出去了。青年点的鲁振德玩笑般地照着我的头上打了一巴掌说；“就你惹的祸，没事儿唱什么歌，看唱地震了。”你说可气不可气，唱歌要是能唱地震那唱歌的演员不都该杀了。现在看来还是动物对地震敏感，那待产崽的母猪就预测到了危险，而人却没有感觉到。

  被坏人利用这句话并不是我说的，那么谁说的呢？这是公社党委开会时的决议上说的。“有的大队的知识青年被坏人利用写上告信。”事情的原委我真的说不清，但从同学们以及大队里的部分人口中传言，才有些眉目。这坏人是谁呢？那就是二队一个社员，姓付绰号付大牛。他具体叫什么名字，我说不清楚。只知道他的儿子，在二队是赶车老板子。那又是谁被坏人利用了呢？那就是七四届的下乡知青臧文祁和许庶。据说那付大牛对朱延贵和朱长贵有看法。认为他们俩横行乡里，便上告，要求公社党委派人下来调查。但他们没有文化，所以这上告信就不会写，怎么办呢？那些知识青年谁都会写字，便求知识青年写这封信，臧文祁和许庶商量后，他俩把信写了。据说是臧文祁执笔。（但臧否认此事）而信寄出之后，那许庶把臧文祁告密到大队书记朱延贵，成为知情的检举人。事情虽然简单，但也并非简单。如果说社员向上级党政机关反映问题，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如果情况属实，就要核实后给社员群众一个说法，那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属实，那就要算诬告了，就要追究其上告人的责任了。主要的问题是那上告信里有这样的字句；“希望公社党委主持正义，为民做主，铲除二猪。”你说那‘猪’字就写出了问题了，（那不就是说大队书记兄弟二人是肥猪了）姓朱的‘朱’也不是这个‘猪’啊。这个问题在村里哄了好久，但臧文祁始终否认是自己做的，究竟是谁做的？我想那当事人最清楚。后来臧文祁在入党的时候还有了不少的说道。你想，要求入党要基层党支部讨论。而那书记的兄弟两个都是支部成员，你说那能容易吗？不过当时知识青年在大队党支部也做正负书记。最后臧文祁在入党前公社党委的主要领导也找臧文祁谈了话，要求他要正确对待入党的问题。不过最后臧文祁还是被批准入了党。

   七五年的三月十九日晚上吃过晚饭，我在伙房前的井台上涮饭盒。这时七一届女生吕素芬喊我，从表情上看她不象以前那样平淡，我不知何事，就问她；“有事吗？”她说；“你过来我同你说两句话。”我走过去后，她让我给她提意见，更是让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我努力地想着，琢磨着‘是否有什么地方说话不注意，刮到了人家？’但一直也没想出来。就说：“请原谅，是不是我在什么地方有所得罪，请直说。”她笑着说；“并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是想同你说说话。”说实话，我在青年点时很少同女同学接触，如果说有事，那么说话也就是三言两语的。青年点的女生们都认为我不好接触，是那种清高之人。庞庆国同学就告诉我说：“她们女生都说你这人太不好接触，一般情况下都不敢同你有什么语言交流。”那天真是有些例外的。

  这吕素芬平常也很少讲话，但那天可是口若悬河，一发不可收。就那面目表情，也是满面春风的，这解除了我的疑虑，就同她攀谈了起来。

   她对我说；“就你这样不显山，不漏水，不爱出风头的做法在当今社会上是吃不开的，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你可能很优秀。而当今社会就是要靠能言善辩，敢于说话敢出风头才行。纵是满腹经纶，不体现出来又有什么用呢？”这些话让她说的句句击中我的要害，让我无言以对。我真没想到她有这么深的洞查力。

   我对她说；“我也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些弱点，但总是克服不了。根源是我受过去中国的传统礼教束缚，中毒太深了。太过于传统了，可能在这方面想要改的话，也是很不容易的。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吗！”但我还对她提出的这些看法也表示诚挚的谢意。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谈的面也很广，从社会到学校，到人生的艰苦，以及设想到未来。说实话，自从我到农村做知青，从来没有同女同学谈这么长时间的话。研讨问题从来没有这么深。而且我们的谈话还那么纯真热忱，我真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以至于我到三十多年后的现在仍无法忘记。那天晚上我喝了些酒，话可能就多。哎！我那一阶段酒喝的有些太甚了，有些不能自持。当看到暮色降临，天色渐暗，我便托故结束了谈话，回到屋里。毕竟是男女有别，不要给别人造成什么误解。以免节外生枝。那样对谁都不好。

  吕素芬后来在大队幼儿园教过儿童课，后来保送工农兵大学生时还有希望。那时她还问过我；“你说我去沈阳航校怎么样？”我说；“那航校当然好了，在北陵附近，飞机设计师的摇篮。”她微笑着，点了点头。

   可能是在七六年春天吧，她被抽调回城。那天她到粮库卖周转粮时，我还真见到她。因为那天我帮姐姐卖周转粮，人也挺多的。我还急着去上班，也没有同她说上几句话，却留下了一点儿小小的遗憾。我现在心里还觉得好象有点过意不去。为啥当时不同人家多说几句话？有点太不尽人情了，好象让人觉得人走茶凉似的。心寒那！

                                          (知青岁月）

   七五年的四月二十日吃完早饭，臧文祁悄悄地叫我出屋。我不知什么事就跟他走出院子。他轻声对我说，你现在遇到麻烦了。我不觉的问；“我与世无争，洁身自好的，能有什么麻烦，谁还能跟我找麻烦呢？”他说；“你写的诗出了麻烦，大队党支部正要追查批判呢！你还不知道？”我问；“听谁说的，那说的人消息准确吗？”臧文祁说；“许庶已经把这些事报告给朱延贵，大队也要用阶级斗争的形式开会分析批判。”这时我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心想这回终于找到我的毛病了，（此前朱延贵曾多次找过我麻烦，可没得逞）臧文祁又说；“赶紧把写的那些诗词都烧掉，免得留下祸根。”我想也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说句心里话，那是我农村二年半的生活写照，劳动闲余时间的心血，真是舍不得啊。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我脑子还不算太笨，有些词句还能记起，也只会如此吧！以后有机会再整理，以弥补这次损失。

   和臧文祁分手之后，我回到屋里，见四下没人便在地炉里烧掉了那四本诗稿。看着那火苗,我心中那凄惨，险些落泪。其实我写的那些也没有什么问题，有些东西我还是用双关语的形式表达的。但在那个年代还有什么理可讲呢？说你对你当然对，如果说你错，你对也是错。还有什么分辨的，分辨又有什么用呢？这真叫忍痛割爱啊！

   烧掉诗稿后我拿铁锹到生产队干活儿，正巧遇见李继红。我便问了她一句；“大队是不是要找我麻烦。”她略迟疑了一下说；“还不是因为和你挺好的人。”我看再问，她也不会再告诉我什么，也就没有再多问。她那人从来就不把话说的非常明白，那是常有的事。诗稿烧了，我也心静了。

   这个阶段青年点的事也太多，祝铁锤这时给大队的压力很大。这祝铁锤性格躁烈因为和祖清莲谈恋爱可能有点儿没把握太好。农村社员老百姓看出了苗头就一个传一个的，闹的满城风雨。那祖清莲离开青年点很长时间。这祝铁锤就怕自己以后抽调回城受影响，便压制舆论。不论谁说话刮到一点儿这事儿，就找谁打架，要砍要杀的，闹的大队领导们人心惶惶的。所以在公社派出所也都备了案。相比之下我这点儿事就是小事了，也顾不过来我了。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或许还没来得及，这都不好说。因为我是不知情者，大队领导是怎么研究的，我实在不知道。也算我万幸吧，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事儿是过去了，但给我的教训可真不小哇！如果真的动起真格的，你再分辨也没人听，最终只能落个悲惨的结局。教训对我太深了，以至于九二年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在春节前通过广播电台播出了个对联要求征下联，那上联是；“改革潮澎澎湃湃雄环宇，”当时我所在班组的同志问我说；“冷渊，你能对上吗？”我说；“这对联太简单。”大家伙儿还以为我在吹牛，就说；“能对，你对对看，吹什么牛。”他们这么一激我，我的气也上来了就说：“这么着，我写完下联你们把信邮走看看对上没有。”大家伙儿起哄似的说；“行，行。”我就写了下联；“腾飞焰烨烨灿灿耀五洲。”（水对火，水火相济，天对地，天地平衡。）挺完美的下联，不想又想起苏联正在解体，改革是否成功还不能确定，如果闹出政治问题就又麻烦了。就把‘五洲’改成‘九洲’，一下子地的面就小了很多，没想到取得第六名，这悔啊。

   平心静气的等待大队找我麻烦，也没有消息。三天之后的四月二十三日却有了抽调的消息，煤矿招工的通知下来了，我们青年点有六个名额。煤矿对老百姓的印象不是太好。人们认为井下工作常有死人的危险。冒顶，透水，瓦斯爆炸等事故时有发生。而且那煤矿工人的素质也不好，人们常叫‘矿驴子’。（即张嘴就会骂人，不骂人不说话）有几个同学当然愿意去。象孔兆喜，谭忠力，庞庆国。于学东有个邻居在矿里是个小头头。于学东后来也挺高兴的同意走了。就差我和马成山两人。马成山当时已不在生产队当队长了，回青年点做伙食长。他总上吕英奎家去，有传言吕英奎的妹妹吕英兰和马成山有点儿谈恋爱的意思，我分析可能性不太大。后来我问过马成山，马成山说他没有答应。吕英奎的奶奶在马成山回城时还找人追问过马成山。但对走与留的问题还需考虑，我当时并没有打算离开农村，原因是我到农村才两年半，说句进步一点儿的话，我还不够合格的农民。另外，这次抽调的工作也不太理想。因为当时的矿工，在老百姓的印象里是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就连找对象，人家女方只要听说是在井下工作都不愿意。

   这阶段公社党委曾派一名干部到我们大队蹲点（姓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可能是姓高。）有天他看《参考消息》时看到有耶酥字样，就问我；“耶酥这人是谁？”我告诉他；“耶酥是基督教圣经里的人物。”他马上板起面孔严肃的说；“年轻人怎么会知道基督教圣经呢？”我回答说；“那不是宗教的一种吗？”就这样他也就认识了我。 

   就在那天晚上，我和马成山到大队见到了他，就把我们不想走的想法同他说了。他想了一下回答说；“不愿意走可以，公社党委坚决支持你们永远扎根农村干革命。”听到这十足的官腔，言外之意就是这次你不想走，以后也别再想走了。

   我和马成山灰溜溜地走回青年点，我俩也谈了各自的看法。如果这次不走，以后再抽调，上级领导真要叫起真来，咱无言以对。“还是回家一趟，同父母商量一下吧！”我建议。马成山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就这样我们俩连夜往家走。我回家后把情况同父母说了。父亲听了后说：“煤矿有什么不好的，真的产业工人。中国共产党都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当工人最好，不受政治气候冲击。哪个单位不死人？那就看你干活儿时注不注意了，死人都是违反操作规程造成的。”我见父亲这么说也觉得有道理。难道在农村就不死人吗？我刚下乡时不也差点儿被马车轧碎头吗？既然家里都同意了，那我也就同意吧。但这半个农民的帽子可能要戴到死啊。

   从家里回来，我们俩回到青年点，吃过午饭我在伙房遇到李继红，我便问她；“你看我是走，还是不走？”李继红这时表情严肃地说；“这事儿得你自己做主。”我略迟疑一下又问：“那么如果是你的话，你走不走？”他稍迟疑了一下，坚定的说；“我——不去。”

   这天我俩交谈，是我们俩在青年点里的最后一次谈话，也是她话告诉我最最明白的一次......

  上级通知，我们要统一去体检，我们就都坐车到了区医院。那天庞庆国的父亲也来到医院，可能当时还没有决定能否去。等到别人体检完了，他才下决心让庞庆国体检，等到体检完我们才回青年点。

   招工体检都结束了，大伙儿的心里也都平静下来。当然就没有心上工了，整天东走西逛的。于学东回家去了，马成山和我都在青年点，有时到大队看看报纸什么的。我也很想总结一下自己的农村生活，想起来又有些懊悔。近半年来总喝酒，把自己弄的神魂颠倒。喝完酒就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的胡说八道。甚至做出了不少蠢事。你说那不是花钱买祸吗？

  酒是不能喝了，那就抽烟吧。我到小卖店，买了两条烟，卖店的冯仕伟还问我；“买这么多干啥，送礼呀！”我说；“给谁送礼？我和谁也没什么来往。不喝酒了，改抽烟了。”

   这天正好四月二十九日晚上，我们都已躺下要睡觉了。那二队的社员刘臣跑到青年点喊；“快起来抓贼。”大家伙儿起来后问；“怎么回事？”那社员说；“四类分子白永祥从公社打来电话，说有两个人到大队养鱼池去偷鱼，大伙快去抓。”我们考虑到那四类分子正在积极表现，争取早日摘掉四类分子的帽子，不会说谎，应该是真的。所以大家伙儿都七手八脚的穿上衣服。直奔养鱼池，临行时我们分成两个组，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侧包围过去。并约定，以手电筒的闪光为号，一同出击。那天夜里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春风在夜里也刺骨。我们飞快地跑到养鱼池把养鱼池包围了起来。这时，就看到水面上有人划船。在手电筒的灯光下，我们一齐出击，把那块水塘围住。命令那两个人放下手里的渔具上岸。我们把这两人抓住。那俩人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三十左右。逮住后让他们拿着做案渔具去大队接受处理，那年龄小的还有意反抗。吴辉把橡皮船往他肩膀上一放，那小子也怕挨打就跟着走了。

   到大队询问时，那两人还想抵赖。但人赃惧获，再抵赖也没用。我那天晚上还问；“你们带来几个勾片子？”其实我想说“几片丝挂子？”没想到却被同学们笑话；“说这话外行，勾片子是冬天砸冰窟窿时才用的。”我不懂捕鱼，你看这外行就是外行，把丝挂子叫成勾片子，道留下笑柄，被人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