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神鼻

 记得曾有一册《神奇的植物一芦荟》,这几天整理书橱看到了,怎么来的忘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p1040472.jpg：

企业事业大开拓，

自己被人吹牛说，

遇到法官老同学，

不知干啥最红火。

晒到这里太好了！

 

这一年所有的媒体都在讲“涨价”，“通货膨胀”四个字第一次进入国人的视野。我按正常的贸易规则进行着，虽然生意总量翻了两番，到年底财务一结账，净资产反而下降不少，也就是说如果年初库存的原材料不生产发货，存到年底比现在还要多。

林行在全公司管理人员大会上做了一番检讨，说自己虽然学过MBA企业管理，却“吃不透”通货膨胀对生产企业的危害。我说：“我们虽然在账面上是亏损了，但生意做大了，客户增加了，工人工资照发并且随着通胀提高了，对我们以后的生意还是有好处的。”

颜芳经常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同我谈论佛学经典，我虽然大部分精力放在企业管理上，对佛学的理解却比颜芳还深刻，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令颜芳自叹弗如。后来颜芳皈依佛教，也成了一名居士，法号“智能”。

第二年一开春，全国闹学潮，后来演变成“动乱”，芦荟产品在各地还是供不应求，但几个地方闹罢工，公司发出的货全“堵”在这些交通要道上，林行心急火燎，天天去催，没有任何效果。

北京终于“出了大事”，林行接到父亲的一通电话回了台湾，一去不返。我联系了几次，林行推脱生病，最后干脆回答说：“我爸爸觉得大陆太危险，不让我回去了。公司的事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赚了亏了都不要紧。”

我没有办法，让张继当临时总经理，到各个办事处去“救火”、督促销售业务。忙了几个月，销售业绩大幅度下降，张继提出让各办事处“承包”，即每一个办事处核定一个定额，每年的销售业绩如果超过定额就奖励，达不到定额扣年薪。我勉强同意了这个办法，但心里一直想着当年和珅劝乾隆把各地官员们每年的“薪”、“俸”、“禄”、“励”改为“薪”、“俸”、“禄”、“包”的典故，担心这里面有“油腻”。

一天夜里，陈琳突然打来电话，说她听到一些风声，据说河北、山东等地都已经再次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了，这几年发财的人都被定为“地主”、“资本家”，有人说定资本家的“标准”是“有没有雇工剥削行为”。我既然有雇工人，肯定会被定为“资本家”，劝我赶快出国避祸。

连续几天都有好心的朋友告诉我类似的事，我不大相信这个传言，但还是忧心忡忡，寝食不安，以前各个“运动”看到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情景重现在眼前。夜里重温一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得心惊肉跳。刚好公司有一笔生意需要我去一趟新加坡，我心想，到国外可能会得到更准确的消息，所以很快就办好护照、买好机票出国。

在新加坡做的生意不太顺利，主要是欧洲人对中国大陆变幻不定的政策有顾虑，我在一些新加坡朋友的建议下，打电话让张继汇五万美元到新加坡注册一家贸易公司，准备以这家新公司的名义做欧美一带的生意。

有一位叫“李汉兴”的新加坡人同我成了好朋友，比我大两岁，有一次在他家里聊天，说到中国的“文革”期间他看报纸，觉得“革命”、“造反”很有趣，同几个同学经常学唱“革命歌曲”，跟父母吵闹要“回”中国“参加革命”、“造反”、“解放全人类”，结果被他爸爸臭骂一顿：“你爷爷当年就是因为造反才跑来南洋的，你现在又想回去造反了？”

前不久他到中国想要买“革命歌曲”录音带，在吉林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他在客厅放录音带给我听，第一首是《社会主义好》，只听见一个女的阴阳怪气地唱道：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全都不见了，

反动派，

没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又来了，

全国人民爱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性的高潮，

性的高潮！

 

“大团结”是其时面值最大的人民币，十元，图案象征着“各族人民大团结”，“大团结”就是“钱”。

李汉兴笑着对我说：“你们中国现在那么好，你怎么还跑来我们资本主义世界寻找发展机会呢？”

张继汇了款以后，对我的兄弟们说：“你们知道公司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分红？告诉你们，这是你们老二的长期计划，他已经把钱转到国外自己花去了。”大哥和几个弟弟听了，一次次打电话催我回国。我不知何事这么急，急匆匆地买了飞机票赶回古镇。

兄弟们一见面就吵：“你为什么汇款到国外？在国外钱是怎么花的？公司为什么好几年都不分红？”我一个人的口对付不了七嘴八舌，越解释越糟糕。大哥带头吵着要“拆分公司”，一个人“办”一个。我说：“怎么分？要分也得等被别人欠的款全部收回才行。你们给我几年时间，我办七个公司，一个人一个，好不好？”众人还是吵闹不休，但又想不到更好的办法，暂时不了了之。

我去了一趟香港，请好友陈青来当总经理，年薪十二万元港币。这陈青同我的兄弟们都熟悉，而且确实比较会做生意，又口头答应众“股东”实行“每年分红”。当了总经理后，雷厉风行，日夜操劳，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公司的销售业绩又上升了。兄弟们暂时无话。

政治风潮影响大，

台湾能人逃回家，

家人只知分利益，

幸亏陈青帮一把。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恭贺新年.gif：

 

张继责问我：“我们的工人平均工资每个月一百元，管理人员也就两百元左右，陈青凭什么拿我们五十倍的工资？”

我回答：“香港人生活费用比大陆高得多，平均工资也高，他一个月领一万元港币在香港也只是一般水平，并不算高。”

“我们五十个人做的事难道还不及他一个人做的？叫他来比比看！要文的还是要武的？！”

“管理者的水平不可以跟体力劳动者相比。我们看他的业绩，如果他今年为我们公司多赚几十万利润，我们聘请他还是合算的。”

公司有个业务员曾飞，文化程度较低，却“很有交际能力”，靠烟茶酒打天下，销售业绩不错，多次叫我在沐浴液产品的商标上加“能治淋病、梅毒、艾滋病”等文字，说这样做能让业务“翻一番以上”。我说：“这是骗人的，而且违反商标法，不能做。”

曾飞见说服不了我，就骗走公司一百多万元货款，投靠到另一家化妆品公司去了。陈青立即请来律师写好状纸向法院告状，法院看到是“中外合资”企业，总经理又是香港派来的，立即受理，而且很快就审理、判决，限曾飞一个月内把骗走的赃款退还。

陈青又打听到曾飞现在投靠的公司总经理也是香港人，马上打电话过去：“老兄，我们香港的法律你是了解的——在香港如果有人离开一家公司，三年内是不能从事原公司业务的。”曾飞很快就被那家公司开除了。

我向法院“执行庭”交了五万元申请已经生效了的判决，又派人跟着法院的车到曾飞的家里“执行”，刚好曾飞在家，不得已当场通过银行转了十五万元给法院，并保证其余的款项在一个月内还清。

一个月后，我到法院催促执行，并要回那十五万。法院说等“全部执行完毕”一起汇款。几个月过去了，不管我再怎样催，法院都说“找不到曾飞，无法执行”，十五万元也不给。

后来我打听到法院里的人都喜欢赌博，这几年全县所有经济案件“执行”得到的钱都被他们赌掉或者买“六合彩”花掉了。我白白花了几十万告状费、律师费、执行费，还是没能要回被贪污骗走的一百多万元。

曾飞把其余的欠款转到附近一个村里开办了一家工厂生产沐浴液，果然在商标里写上“能治淋病、梅毒、艾滋病等”，被人告发，罚款，在外地的看守所里又倍受耻笑、辱骂，出来后疯了，晚上到处跑，竟掉进自家门外的池塘里溺死了。

大哥发现七弟偷了厂里一些贵重的原材料到外地卖，就把他叫来狠狠地骂了一顿，限令一个月内把“赃款”交出来。七弟不知跑哪里去了。

我出差回来，收到七弟的信件，拆开一看，连鼻子都气歪了，只见信里歪歪斜斜的“蝌蚪”字：“限你半个月内汇一百万元到武汉汉正街××号，否则绑架你的儿子，放火烧你的房屋……”云云。我不理他，把信丢进垃圾桶里。

几天以后，四弟来找我，要我“马上”给他五十万元，说是前几天赌博欠人家的，如果不能及时还清的话，对方就要“砍断他的一只手。”我说：“我给你五十万，你也不用来上班了。专职赌博去吧。”

四弟刚打发走，三弟又来了，吵着要钱，说自己要办一个公司，我问他要多少？三弟说要一百万：“钱到手就永远不找公司的麻烦”，我筹了一百万元给他。

五弟告诉我，说他有确切的证据肯定张继“坐地分赃”——去年年底计划今年初派往各地办事处的名单时向销售人员要回扣。我让陈青暗地里核查此事。

正当陈青把核查结果告诉我的时候，张继打来电话恶狠狠地说：“我走了。你的公司一定会在一年内倒闭，我们走着瞧！”

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在一年内倒闭？我不大相信，还是同陈青继续研究公司如何创新、如何扩大业绩的事。

实践证明，我小看了一个小镇干部的能量——几天以后，陈青向我递交辞呈，说是家兄在香港的生意扩大，要他回去帮忙。我追问他到底为什么走得这样匆忙？陈青最后说了实话：张继一再打电话威胁自己，又把恐吓电话打到香港他的家里。家里人觉得没必要呆在大陆担惊受怕。我苦苦相劝，还是留不住陈青，只好让他走了。

事业发达人眼红，

家中厂里有人动，

都只想着占便宜，

张继威胁也有用。

四面楚歌啊！兄弟搞点事业还真是不容易！

张继又唆使公司里一个曾经因为“账目不清”被陈青训斥过的仓管员复印一张“出仓单”寄给市税务局稽查队，说是这张单据可以证明公司偷漏税。张继自己又以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打了几次电话“揭发”我“长期偷税漏税”。市税务局接到举报后，派了十几个人开着车冲进我的公司，把所有账本封存打包装上车，通知公司“马上”停止生产，所有财务人员必须天天到市税务局“报到”接受问讯，直到“结案”为止。

我第二天找到市税务稽查队，队长吴能板着脸教训我：“你还是老老实实交代如何偷税漏税吧，否则等到我们查出来你的罪更重……其实你只要‘会做人’，事情也不会太严重。”我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却说：“我没有偷漏税，你们尽管查。”

看着桌上的热水瓶外用油漆写着“市稽”两字，我故意问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吴能答：“连这个也不懂，市稽查队的简称嘛。”

我笑着说：“我还以为是市滑稽剧团的简称呢。”

周围的人都笑了。

吴能从来不曾受过这样的调侃，气得呲牙咧嘴，一时又找不到“驳斥”的词语。

我又找到市税务局长曾杰，说明自己从来没有偷漏税，也不想偷漏税。曾杰咆哮起来：“我说谁偷税谁就偷税！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说他不偷漏税的！”

稽查队查了两个月，却查不出“大笔”偷漏税的证据，只查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账目有“漏税嫌疑”，比如公司送人的化妆品礼物没有“入账”之类。吴能拿着这点小事做文章，“深挖”下去，却发现他们（各级税务人员）自己也在“受贿”的名单里面！

其实我也不敢真的认为自己是“绝对清白”的，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许多事情说不清楚，说实在的我连现在有多少“税种”都还弄不清楚呢。但这帮只会吓唬平民百姓的稽查队员们智商实在太低，我又事先做了准备，账面上比较“干净”而已。

曾杰大发雷霆，骂吴能真的太“无能”了，命令他带队到黑牡丹公司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十九个办事处查账。无能带着一帮人到处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又查了四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公司长期不能生产经营，被欠的货款也不能收，几百个工人“干坐”在厂里，工资还得照发，日常开支也少不了，我向朋友借高利贷维持着。学校到了发放奖学金的时候，我也只能借高利贷汇给学校照发，校长感动得热泪盈眶。

省政协一位副主席来古镇办事，顺便到我的公司看看，却看到公司大门紧闭，进入办公室询问我“发生什么事？”我如实讲了。副主席立即打电话给市委书记、市长和省税务局长，说不能这样折腾企业，不管我有没有偷漏税，此事拖了半年也应该结了。

市长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最近也在琢磨为什么我市每年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第二年都因为‘偷税漏税’倒掉呢。”

很快地，省里有人向曾杰“打招呼”，曾杰吓得当天就逃到国外去了——原来他早有准备。

后来曾杰被“立案查办”， 确认其贪污受贿数千万元，但人也从地球上蒸发了。

吴能被下放到一个偏僻的农村集市当收税员，但狗总是改不了吃屎，听说后来“搞腐化”被当地人打成残疾，成了废人一个。

我想重整旗鼓把公司恢复起来，派人到各地去收款，才发现十九个办事处都已经人去楼空，有几个地方“办事处主任”把公司的货款收进自己的腰包里，带着剩余的货物逃走或投靠到别的公司去了。

我花了十几万元差旅费和“回扣”才收回三万多元货款，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