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记:
爸爸的病情日渐沉重,我整天为爸爸请医拿药,侍候爸爸,忙里忙外,竟没时间也没情绪为你写点儿什么,你该不会介意的吧?
6月11日记:
今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一,正是麦收大忙的时候,妈妈、妹妹们都随社员一道下地割麦子去了,要不是爸爸病重,我也不会在家闲呆着。
爸爸的病况一天比一天加重。十天前开始出现周期性的腹泻,近日又出现腹水,通身浮肿。爸爸已清楚他将要不久于人世,神情变得异常忧郁,白天和晚上睡眠都极少,目光常是定定地凝视着一个地方,半天不动,像是在沉思什么。我很想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可他老是守口如瓶,一个字也不说。自我记事以来,爸爸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所以妈妈背后总是称呼我爸是个“死疙瘩”。
我想,爸爸内向型的性格可能跟他的整个身世有关,是后天形成的。特殊的经历才铸就了特殊的性格。而在我们众姊妹中一个个都是外向型性格(除二妹相比较而言稍微内向一点),这都是继承妈妈的遗传基因。由于性格的差异,爸爸就显得很孤独,从早到晚,都是他一个人独处。
这两天,我总是想和爸爸多说几句话,一是想帮爸爸提一提精神,名得他老是那么忧郁;二也是弥补我先前与爸爸勾通太少的缺憾。爸爸一生坎坷,肚子里一定有不少苦水,临死之前,让他往外倒一倒也是好的。无奈爸爸好似一个木头人,问半天也难得换出一句话。
6月13日记:
今天爸爸体温比平日高,达摄氏39度多。医生说:这可能是肝体局部坏死所致。又说:他活着的日子大概不会太久了。
打今天起,妈妈已张罗着为爸爸操制寿衣。一看见那些杏黄色的布料,我就心寒。莫非我爸爸真的就这样离开人世吗?
6月15日记: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一早就有卖粽子的在街上叫喊。我为爸爸买了两个粽子,把苇叶剥去,递给爸爸。爸爸似乎食欲很好,但也只吃了一个,另一个说什么也吃不下了。
6月16日补记:
昨天,爸爸吃过粽子之后,接下来就腹疼不止。疼得遍体流汗。妈妈急得呼天抢地,一连声地埋怨我不该让爸爸吃粽子,不是粽子不好,就是吃粽子撑着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后来请来了医生,医生说:这是爸爸病灶恶化的表现,大约是癌体扩散,影响到胸腔、腹腔疼痛。这和粽子关系不大,如果说有关系的话,也只能说是诱因,或者是巧合。这才算为我解了围。
今天,爸爸精神好一点,说的话也格外多。他说:他年轻时也是渴望进步、向往光明的。他说“七七事变”那年,他曾参加过当地的救国救亡运动,还曾为抗日前线的军队搞过募捐,他有爱国热情,也是想报效祖国的。无奈,却投错了门庭。那时候,他也看出了国军的腐败,但是一旦进入了那个营垒,就身不由己了。1948年8月在兖州被俘时,解放军首长看他年轻,又有文化,曾三番五次劝说他加入解放军行列。可爸爸一心想回到老家去,一切从头做起。假设当时爸爸就参加解放军,那么后来这几十年肯定会是另一种境况。爸爸说,他自己并不后悔,历史是不容许假设的。他说这是自己的认识的局限性,这是怨不得别人的。他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对自己的历史毫不隐瞒,本想没什么大碍,却想不到一场文化大革命会形成这种局面。说到这里,爸爸已累得喘不过气来了。
今天是我回家一个多月来第一次见到爸爸这么亢奋。我担心这样会加重他的病,所以我劝他把情绪稳定下来,有话明天再说。
6月17日记:
今天上午,爸爸吐了几口血。妈妈吓坏了,赶忙请来医生,医生诊断为胃出血,是肝癌后期的并发症。
6月20日记:
爸爸接连吐了几天血,身体越发虚弱。浮肿的脸毫无血色,黄得像一张火纸。妈妈提出给爸爸输血,医生说,到这种成色了,输血也无济于事。但那也不能眼看着爸爸等死呀!
到目前为止,为了给爸爸打针、吃药,家里所有能变卖的东西几乎都卖光了。包括几十年前爸爸送给妈妈的那枚马蹄形的戒指,家里养的老母鸡,还有弟弟妹妹没穿破的旧衣服,全都拿出去卖了。下一步就只好借了。妈妈一生刚强,从来没向人家张口借过钱,可是为了爸爸,她准备明天就进城去,找她过去的老同事想想办法。
这时候,我只恨自己无能。如果能卖血的话,我甘愿以自己的血液换钱为爸爸治病。
6月23日记:
昨天,爸爸精神又好一点,差我到大队卫生室为他找几张《参考消息》看。看报的时候,他破例抽了几口烟。一直到夜里,爸爸精神还好。妈妈要替我守夜,爸爸不让,他说他有话要对我说。
开始,爸爸问我:今天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第几个年头了?
我说:该是第七年了吧。
爸爸说:他长期处于运动之外,本不该谈论时局。可中国有句古语:“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有些想法将来也许会得到验证的。他说,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本该是纯粹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可后来演变成权力之争,动辄整人,跟原来的初衷相悖。现在问题出来了,一是多方树敌,积怨太多;二是经济上伤了国家的元气。
爸爸说:国不富,民不强,焉谈政治?将来无论哪些人当权,首要的必须发展国家实力,才是正着。
爸爸还说:现在的人都戴着甲胄,敢于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爸爸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到爸爸眼里闪着光华,一种睿智的光华。我忽然回想起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也就是我们正在上高二高三的时候,我每次从一中回家,爸爸都非常关切地问这问那,问Y城城里的消息,问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那时候,爸爸正当着公社中心校的校长,权力虽然不大,但他对当时正在探索中的中小学教学改革是非常关心的。有一次,我对爸爸讲起我们一中借全县招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的时机,学校号召我们走出课堂,到大会代表住宿处为代表迭被子、洗衣服、扫地。爸爸听了很生气。他说:如果把教学改革仅仅局限在为贫下中农做好事上,那就把教改庸俗化了,是非常要不得的。他说:有些人就会投机取巧,专投上级所好,搞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殊不知,这样搞的结果既扭曲了教改,客观上又误人子弟。那时候,爸爸精力旺盛,气冲牛斗,总想把他管辖的教区小学办成第一流的。但是正当他全心全意关注教学改革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还没来得及看清形势,就一下子被打倒了。
最后,爸爸谈到他自己的事,他说:“我的事是政策使然,不是哪一个人造成的。要解决必须靠上头。”
爸爸对我说:“你受的教育多,又是姊妹中的老大,将来能为我申冤的也只有你了!”说这时,爸爸眼里汪着泪水。
我忽然觉得爸爸的形象并不是以前看得那么猥琐,而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觉悟的人,是现实对他太不公平了,是现实把他的性格扭曲了。所以,将来,如果我有能力,我一定为爸爸鸣冤叫屈,为爸爸的身世争个清白,不达目的,我决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