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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篇没有写完的著作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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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知青网在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之后,今晚重新开启,下面我把向往快乐的文章复制在这里,请大家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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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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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2/11/15 20:44:00 [只看该作者]

难以忘怀的记忆

                     一

谷雨时分,春的气息包裹着大地,到处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在这让人心悦也催人奋进的时节,我却怀着异样的心情拨通了一个电话。耳边传来了熟悉而又陌生的语音。说熟悉那是生活了八年之久的乡音,说陌生那的确是从未听过的浑厚的男中音。我向他讲明自己是代表十位四十年前在贵村插队落户的知青,想回村看望乡亲们,不知……。我话音未落,听筒里传来干脆响亮的回答:“非常欢迎,最好全体知青都来”!接电话的是现任村长,当时还是个中学生,年龄比我们小一点。闻此,一颗悬着的心落地。我完成了大家的重托。在同学们商议此事时,有不少的担心,村里变化如何?能记得我们的人还多吗?……毕竟是40年的沧海桑田大家少有联络。我自报姓名后,问他还能记得我嘛,他说:“你一定是那个又黑又瘦,不爱说话,爱拉二胡的大学生”。“大学生”多么熟悉而亲切的称呼啊!那是当年乡亲们对我们所有知青的统称。虽然那时我们仅仅是初中毕业,年龄刚过18岁,小的同学才16岁,但那时乡亲们就是这样称呼我们。我很感激他还能记得40年前的我,同时我也异常的兴奋,因为我们就要回到阔别近四十年的第二故乡了。
放下听筒,记忆的闸门不由自主的打开,如烟的往事波涛般的汹涌奔流,那一幕幕辛酸,痛苦,困惑,憧憬的影像交替出现。
那场灾难深重的浩劫,进行了两年半,似乎仍没有结束的迹象。一条改变青年学生命运的最高指示发布了,于是一场浩大的人类迁徙运动开展起来,千百万城市青年学生放弃了毕业深造的机会,不情愿的奔赴农村边疆,虽然也标榜着各种各样的堂皇标签。
大雪掩埋了北方大地。北风嚎叫着,刺透人们的骨髓。清晨,我和同学们离开县委安置办公室,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转折的征途。一挂大车上载着我们的行李和被褥,另一挂大车上坐着我们五个男同学,直奔向那个陌生的,寄托着我们希望的村子。还有另外十七位同学,效仿红军长征,徒步行走,他们高举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红旗,边走边宣传,以表达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一颗红心。几天以后才能到达,其中七位女同学,就与我们分在一个村。
车轮碾压着积雪,吱吱呀呀地向前滚动。枣红马打着响鼻,喷出一团团白雾。这是一匹西洋种的高头大马,据说是日本兵留下的。车把式身材魁梧,膀大腰圆,典型的车轴汉子,年龄在四十开外,坐在车辕上,熟练的用纸卷起一支喇叭状的烟卷,叼在嘴上,点燃后深深吸了一口,热情地招呼我们,“卷一支吧,暖和暖和身子”。如此吸烟是我第一次领教,我们都没吸过烟,摇头拒绝着。大车驶向大堤,车把式打开话匣子与我们聊了起来。
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地势很低,地下水位很浅,都是苦涩的咸水,普通的井水是不能饮用的。两条河在这里交汇,流入海河,一条是滹沱河,另一条是滏阳河,交汇后成为子牙河。两河相交的夹角地带,就是我们插队落户的村庄所在地,俗称四十八村,即四十八个原始村落。乾隆年间,被钦定为泛区,老百姓就可不纳粮。房屋都建在高高的土台子上,大部分是土坯房。人均土地比其它地方多一些。每年只收一季麦子。汛期到来,两条恶龙迅速膨胀,从太行山脉一泄千里,一条子牙河无法容纳它硕大的身躯,于是它愤怒了,咆哮了,身体爆裂了,洪水恶魔般的包围了各个村庄,出现了四十八座孤岛。人们将麦子封在囤里,成群结队的外出做工或乞讨,“这就有了‘献县奶奶’的说法”。秋后,洪水退去,人们在淤泥覆盖的土地上,撒下麦种,等待来年收获,年复一年,重复着同样的耕作方式。被当地人们称为‘一水一麦’。
不知不觉中我们走下了大堤。寒气袭遍全身,腿脚发木,我们几个同学不约而同的跳下了大车,时跑时走,驱赶寒冷。我回首仰视那座大堤,高大雄伟,横卧在冀中大地上,绵延数百里,阻挡着肆孽的洪水,引导它流入大海。我们跑累了,又坐到大车上。车把式看着我们,抖了一下手中的鞭子,又和我们唠叨起来。
“知道吗,这是一块出人才的地方,汉代有个献书王,秦始皇焚书坑儒,把书都烧了,他把书藏起来,后来献给汉朝皇上,皇上封他为王爷,所以此地叫献县。清朝出了个红笔御史叫纪晓岚,他也是献县的。打日本子的时候,回民支队的马本斋,那可是我们献县的骄傲,大英雄噢!咱们村北12里,大堤外面的那个村,还出了个‘大叛徒’作家,写了一部打日本鬼子的小说,叫‘战斗的青春’,很有名的……。”我马上想起那被打成叛徒、特务的著名文人,是他的小说曾激励一代热血青年为真理而奋斗。多么可亲、可敬的人啊!但在那个人妖颠倒年代,他被彻底的颠覆了!“可不能小看这块地方”,车把式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这儿啊,人杰地灵,是文曲星下凡的宝地”。他脸上露出自豪笑容,慢慢的笑容收敛了,继而变得深沉,轻轻的摇摇头又聊了起来。
“闹日本的时候,咱们村出了个孽障。日本鬼子那时发动了‘五一’大扫荡,铁臂合围的战法。八路军的一个团,好像叫16团,为掩护大部队转移,与几倍的日本鬼子,在咱村大西洼开战,直打的天昏地暗,满洼里都是跑散的战马。趁黑夜,八路军撤到山里了,小日本占了咱们村。那个小畜牲,比我小几岁,领着日本鬼子,把八路军藏在西洼地窖的伤病员搜出来,用刺刀挑了,太惨了。这小子下落不明,可能逃到外乡,也可能闯关东了。他大哥更不是东西,是武工队的官,带着手枪投了小日本,落了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概是被活埋了。日本鬼子在村南大庙上建了炮楼,日本兵天天祸害老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我仔细地听着车把式的描述,虽然有着浓厚的地方口音,但大意全明白了。我有些担心自己的命运。我是个胆小怕事的懦弱者,树叶掉下来都怕砸伤脑袋,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政治背景我能处理好周边的人际关系吗?我能平静生存下来吗?我茫然,惊愕。叛徒,盐碱地,从书本上看到,从市井上听到的,全摆在自己的面前,我一遍遍反问自己,我该怎么办。唉,接受命运的安排吧。一种不祥的感觉袭遍全身。坐在对面的同学,看到我复杂的面部表情,关心地询问我是否不舒服,我说没事,昨晚在城里没睡好,头有点疼。我只有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一句不经意话,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大气候。
突然,车把式大声喊了一声,前面就是咱们村!我们几个同学一同举目望去,不远处并列着四个大土台子,相互间有三十米的距离,东西向横列着,最西边土台子的南面,有一个稍大些的土台子,一共五个,这就是我们将要落户的村子。每个土台子依照居住村民的姓氏而命名,姓张的多就叫张头,姓刘的多就叫刘头,也可能是根据当初最先迁入此地的拓荒者的姓氏命名。东边两个头是东西向的不规则长方形,西边两个则是南北向长方形。每个头四周的土地被挖的千疮百孔,因为高高的土台子需要不断的培土加固,以抵御洪水的侵蚀或雨水的冲刷。每个头的台子上盖满了房屋,仅有一条街道。房屋很简陋,大多是一明两暗,墙是用土坯垒的,檩条上铺满秫秸把,封上厚厚的土,用麦秸与土合成泥,均匀的抹平屋顶,就是这样的房屋也满足不了人口增加的需要,很多人家,老少几代人同住一个院落,东西厢房也住满了人。
村子四周很少有树木。洪水与盐碱的共同作用,使树木成活率极低。最多见的只有两种植物,一种叫杞柳别名簸箕柳,属杨柳科灌木,它耐湿润、耐瘠薄、发条率高、柳条细而长,富有韧性,是编筐造篓的极好材料。另一种是针状叶的草本植物,当地人称为盐蓬或叫碱蓬,也可食用。时值寒冬腊月只有枯槁的枝丫,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的心也在抖,头脑中盘旋着巨大的问号,眼前的村落和我预想的截然不同,甚至是天壤之别。电影里、书本上的乡村美景哪里去了?小桥流水,幸福人家,绿树成荫,欢声笑语……,这一切都成为泡影。
大车停在村边,我们相继跳下车。站在村边迎接我们的村民们围拢过来,帮我们卸下行李被褥,村革委会主任迎过来,与我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我们五位同学,在村民的簇拥下走上土台子,就此翻开了农村生活的第一页。我的命运会如何?我在默默的祈祷上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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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不知是鬼使神差还是父亲在天之灵的感应。
我插队到村的第十二个早晨,冬闲,生产队里没活干,我独自在村北闲逛。不知不觉的被什么牵引着走进了一片坟茔中。这是一片家族墓地,偏西北方向有一方硕大的坟墓,其后依次排列着下一辈的墓穴,有十几代人。好奇心趋势我想看看碑文,更想了解这个家族的历史。从坟的走向看,我判断这个家族可能是由西北方向迁入此地的,庞大的族系而且分支清晰,还想往下看。突然,一位同学满头大汗的跑到我面前,说有急事让我赶快回村!
刚到村口,队长迎面走过来递上两封同时收到的电报,一封“父病危”,另一封“父病故”。这突如其来的噩耗,雷电般的击中了我的全身,双腿已无力支撑自己瘦弱的身体。同学们赶紧扶住我,劝我先别着急,稳住劲,赶紧想办法回家!管不住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是思儿心切还是疾病加重?父亲啊!您让儿子来不及回报,竟匆匆的撒手去了,原谅儿子的不孝吧!愿天堂永远不会再有争斗。
父亲常年患高血压症,时局的动荡加重了病情。从我记事时起就从未见过父亲发脾气,他待人谦和,也从不打骂子女。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大学毕业后正值日本侵占期间,几个同学相约,不为侵略者服务,在家赋闲,为此殷实的家境逐渐衰落。日本投降后他才在国民党政府的税务局任职。我的几个表哥都是地下党组织的成员,父亲曾协助他们,向解放区传递情报,运送子弹等。解放后,父亲依然在税务局工作,他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认真对待自己所承担的各项工作,经常受到领导表扬,他对新生活充满着希望。后来调到和平区人民委员会工作,是国家干部。红色风暴席卷大地,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大环境中父亲当然是在劫难逃……。走了,父亲真的走了,‘天塌了’!
我草草准备行囊,立即赴津奔丧。
春节已然临近,但我们全家都沉浸在悲恸中,母亲在我们面前总是强挺着脊背,不掉一滴眼泪。但每每早上醒来,我发现她老人家的枕头都湿透了大半边,善良的母亲她强忍悲痛,不在儿女面前落泪,她怕,她怕她的眼泪,会让孩子们更加伤心。我的心撕裂般的疼痛着。为了安慰母亲,我决定在津过完春节再回农村。没想到这是我一连串恶梦的开始。
正月初十,我回到村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父亲的突然离世,极端贫穷落后的现实,让我的心一直处于极度的压抑当中。
记得回村的第二天,生产队长给我介绍队里的情况:20多户人家,100多号人要张口吃粮,饲养着4头牛,外加一头小毛驴,一挂胶皮轱辘的大车是新买的,还没有还清贷款。这就是全队所有的家当。一头雄性牛,村里人称它为犍子,专门拉车,其余全是牸牛就是母牛,日常耕作用。毛驴是专门拉磨用的,队里百十口人全靠这盘石磨将原粮磨成面粉。20户人家按人口的比例大排行,各家轮流使用,我做为一户人家也排在其中。村里没有电,煤油灯就是照明用的工具,说是灯其实是小瓶子装进煤油,引出灯芯,架在小铁片制成的圆形托上。灯芯是线绳捻成的,吸上煤油点燃后,火苗跳动着,一闪一闪发出微弱光亮。在这种灯下看书,不一会鼻孔就熏黑了。而桅灯才是真正的煤油灯,这只有生产队里开会时才用,一般人家是不用的,花不起油钱。没有电就没有动力设备,就没有副业生产,更没有副业收入,一天的工分只能买一包劣质香烟。
困惑与迷惘缠绕着我。这就是欣欣向荣的新农村吗?我的美好将来在何方?
我住在队部里。这是一间一明两暗的百年老屋,地面很潮,屋里的地面比外面的地面还低。西屋是生产队的粮库,东屋是队部,也是我的住房。正屋大门迎面放着一口红漆大棺材,是房主人为自家老人准备的。北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张生牛皮,斑斑血迹还没有干透,发出阵阵腥臭味,屋顶已经变黑布满了蜘蛛网和沓灰,那种阴森凄凉的感觉至今想来都让我发怵。房主人全家已移居外地,多少年没有回乡,房屋就由生产队使用。队长在东屋里给我垒个灶台,用木板搭个床,这就是我的家。我用塑料布封住已经残损的窗棂,以保温防寒。其实只能遮风挡尘,没有热源,屋里屋外是一样的温度。水缸放在屋内,都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对面屋是粮库,老鼠结队而行,上蹿下跳,根本不怕人。
我开始做饭,这难不倒我,在家我常帮妈妈做家务,蒸馒头烙饼我都会做。甚至缝衣服补袜子我也能得心应手。我一手拉着风箱,一手向灶膛里添柴火,柴火就是高粱秆,俗称秫秸。火苗越烧越旺,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锅烧热了,水也开了,烫好面,用湿手抓块面团,在手中揉搓成饼状,顺锅沿贴上一圈,盖上锅盖,锅盖上扣个碗,继续烧火,碗热了微微烫手就停火,回汽少许,就大功告成。贴饼子是有诀窍的,那就是锅必须热,不然就有了‘凉锅贴饼子--出溜了’的笑话。饼子是玉米面加少许豆面做成的,黄橙橙的,嚼在嘴里很是香甜。这是队长让老婆专为我磨的当年新玉米。队长那天还特别叮嘱我,这是我们这最好的食粮,社员们吃的是用红高粱磨成的面。而富裕地区红高粱是饲料或用作酿酒。我咀嚼香甜的饼子还来不及回味,就接到通知,晚上开全体知青会。
这是第一次全体知青会,5个男生7个女生,分在11个生产小队。靠造反,当上大队革命委员会的五位常委,依次露面:为首的是满脸沟壑,长长的八字眉,那天在村边迎接我们的主任。第二位是治保主任,进屋后眼睛就不停的在七位女生身上打转,露出邪恶的浊光。第三位是一位不会种地的赤贫,愚钝却有一身蛮力气,是烈士的家属,娶了一位智残与身残的女人,挺争气的生了三个健全的儿子,被同族人所妒嫉。另两位更是无法描述,一个老光棍,一个小光棍,日后几年相继进了监狱。会上主要是治保主任讲话,多少见过世面,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不乏造反有理,同时也讲述了外出乞讨要饭的痛苦经历,讲了吃返销粮的幸福生活,讲了村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后,直面我们全体知青,一一点名,称知青下乡是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不少是地富,资本家,右派,历史反革命的孝子贤孙,到农村接受改造,所以必须认清形势等等。提到我时,音调顿时变高了,说我为了逃避与贫下中农过革命化春节,与家中串通发假电报。欺骗村干部。原来我接到电报回津后,我父亲生前写给我的两封信寄到了,他们私拆了我的家信,信中有‘春节回家过年,有重要事情商讨’的词句。我愤怒了,霍的站起身来,露出左臂上的黑纱,给他看,他无语了,为我准备的批判会无法进行了,杀一儆百的目的没有达到。转而竟对我的家庭出身横加指责,说我的祖父是大资本家,我父亲必然也是,就连我的后代同样是资本家血统,将会永世不得翻身,只有一条道路可走,那就是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老子英雄儿好汉,反动的血统论是当时愚弄人们的理论根据,血统工人出身的人就可以留城就业,出身不好的人只能是社会的最底层,就要被敌视,就会被剥夺上学,就业,当兵的权力,甚至连恋爱婚姻的选择权都没有。我们村大部分地富子弟都是光棍,有姊妹的就去‘换亲’,埋下许多不幸婚姻的种子,酿出许多家庭悲剧。我无言以对,默默承受着,心中的愤愤不平无法倾诉,整个世界变得如此无理。一夜之间我变成资本家的狗崽子,进入阶级敌人的行列,从此将在漫无边际的苦海里挣扎,与地主富农为伍。治保主任还在讲话,手指着几位女知青滔滔不绝,唾液横飞,说什么要以实际行动扎根农村,铁心务农,以改变自己的血统等等。我已经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好像有一只狗在狂吠。
散会了,我躺在的床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在为我的前途叹息,更为女同学的命运担忧,她们与我一样同属可教子女。她们是那么年轻、单纯,那么善良,文静,那么温柔,美丽,而我最心仪最牵挂的是那位戴眼镜的女生。
那还是在教室里充满朗朗读书声的时候。下课的铃声响了,同学们依次走出教室,我经过她身旁时,无意中看到她还在做数学题,我站住了,敏感的发觉她解方程出错了,她意识到我站在身旁,停下手中的笔,我轻声告诉她解题出错了,她突然双手捂住作业纸,头扭向另一边,高声喊道:“不用你管,不用你管,就不用你管”。我很恼火,好心不得好报,我只得悻悻的走出教室。我认为,她对我没有好印象,几次在楼道中相遇,她都把头低下或扭向一边,不与我相视。我自知没有出众的相貌,也不会吸引异性的青睐。在临将毕业的一次下乡劳动中,我的手划破了,流了很多血,她是卫生员,轻盈熟练的为我包扎伤口,我淡然的注视着她。突然,她紧紧握住我受伤的手,低声说到:“你傲,太傲,就是高才生,学习委员,数学竟赛冠军,也不能瞧不起人呀”。我愕然,我惊讶,怎么会呢?她更用力握我的手,竟忘了我伤口。我大声喊疼,她意识到错了,轻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把你弄疼了”。我仔细的欣赏她:匀称的身体,白皙的皮肤,颧骨上微微散落着几颗雀斑,眼镜下的鼻尖微微上翘着,一口洁白的牙齿像似美玉雕琢而成,长长的睫毛下,闪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她的眼睛湿润了,噙着泪水。当她感觉到我热切的注视时,脖颈向上泛起红晕,一直到整个面庞。此时我才深知什么叫做“美若桃花”。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审视一个女孩子,第一次产生异样的感觉,第一次为异性的美丽而心动。在我火辣辣目光的灼烤下,她急忙背起药箱,转身跑了。
在十七位长征小分队走上征途的队伍中,我发现了那副眼镜。工宣队长为他们佩戴红色袖章,他们高擎红旗奔赴远方。我后悔没有站在她的身旁,和她一同昂首阔步。没想到天遂人愿,我和她竟然分到一个村庄。
天气逐渐变暖,柳树抽出嫩绿的枝丫,几只麻雀在树梢上跳跃觅食,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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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的钟声敲响了,我和社员们齐聚在牲口棚的门前,这是队长派工的地方。队长递给我一根绳子,苎麻捻成的,两丈来长,让我与一群半大小子们一起去耕地。到了地头,一位壮汉手扶着叫做‘耠子’的简单又原始的农具,耠子的前端按上铁制的犁铧,犁铧插入土地,我们在前方用力的拉,那位壮汉两手扶住耠子的扶手,掌握方向并用力向前拱,犁铧翻开土地,一寸一寸向前运行。应该是牛干的活,队里牲口少,我们就代替了牛。一亩地是60平方丈,我在一寸一寸的丈量土地,我不知每天要走多少路?汗水淌下来,风卷着尘土刮过来,在我的脸上合成泥。我努力的向前行走,想把脚下的每一步都与接受再教育联系起来,与自己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可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令我信服的答案。耕地,播种,间苗,锄草……,我们努力着,辛勤的付出着,天公若不作美,不给雨水或赶上暴雨连绵,照样都会饿肚子。同样的道理,若没有“阳光”的照耀,“雨露”的滋润,我岂敢奢望灿烂的美景和未来。我们是可教子女呀。在临近的那块土地上,同样的一群人在干着同样的活,不一样的是有一副眼镜在反射着阳光。
休息时我走到她面前。她瘦了许多,两眼无神的看着地面,没有了往日的光彩,她喃喃的说:“那个坏蛋天天缠着我,让队长派我最累的活,我真的不想活了”。坏蛋是指村革委会常委里那个小光棍,当上民兵连长了。我鼓励她,要把眼界要放宽,我安慰她“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我多么希望能用我这小小幽默为她带来开心和快乐。
吃完晚饭,我照旧坐在土台子边沿上拉二胡。她住在另一座土台子上,我与她相隔几十米的距离,中间有一眼深水井,是两个头(土台子)唯一的生活饮用水井。我调好弦,打上松香,先拉‘东方红’,是为了让社员们知道我在拉革命歌曲,‘北风吹’也是必拉的曲目,曲调悠扬委婉,最能代表我凄苦的心情,我用重揉弦慢弓一遍又一遍的拉奏,而后,开始拉‘病中吟’。一些社员听到后,戏谑说:他又哭了。一次,革委会主任听到后,问我为什么如此悲悲切切,我说是忆苦的乐曲,表现贫下中农受压迫的境遇,我第一次说了假话,却遭到领导的表扬,而假话竟如此管用。我在继续拉奏。
一首‘红旗下找到亲人’又荡漾在两头之间。这是小提琴演奏的曲子,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插曲。我用二胡拉奏,有同样的效果。曲调悲壮,有极强烈的穿透力和感染力。每当我拉响这个曲子时,对面土台子上就会传来悠扬动听的小提琴的共鸣,她的小提琴拉的如诉如泣。她在用心与我和奏。我们每天就是这样用琴声相互倾诉。而今天却没有了共鸣,她的琴声哑了。
转天午休时,我早早吃了饭,代上两块‘桃酥’去看望她。桃酥是母亲寄来的,说是给父亲上贡的贡尖,子女吃了会吉祥平安。
她住在东厢房,房东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四十岁上下,与老母亲相依为命。我刚踏进她的屋门,就听到她的哭声。屋里满是烟气,灶膛里冒出股股浓烟,我明白了,犯风做不熟饭了。我把灶膛里的柴火抽出来,重新点燃,把溜进锅里熬成粥的饼子,重新整理一番,贴了一圈新饼子。又拉起风箱。她听到外屋有动静,止住了哭声,看到我,很难为情的笑了。细声细语的责怪自己真是太笨了。难为她了,从小没做过饭,他是官宦人家大小姐,家里顾有保姆佣人,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政协委员,祖父是大军阀。老天爷突然变了脸,父亲进了牛棚,受尽折磨,家中被红卫兵反复抄了数遍,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把她吓坏了,她几乎不敢回家,最新指示一发布就马上报名参加了长征小分队。我把桃酥递给她,她没客气,接了过去,深情的看着我,眼神是那委婉和亲近。一种特殊的幸福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问她晚上为什么不拉小提琴了,她收起脸上的笑容,忿忿的说:“那个该死的坏蛋又来了,说我用西洋玩意,愚弄贫下中农,要把我当反革命送到公社批斗,我很害怕就把琴砸了”。一种不祥的预兆在提示我,这个坏蛋会不择手段的,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心如火焚……。上工的钟声敲响了,我对她说:慢慢想办法,赶快吃饭该下地干活了。
那年,麦子长的特别好,社员们分了很多口粮,还破天荒的上缴了公粮。到了秋天,老天爷发疯似的,一连几场瓢泼大雨,没完没了的下。庄稼都泡在水里,麦茬庄稼基本绝收,只收了一些春玉米。
上工的钟声又响了,是上西洼里捞臭高梁。每人背个筐,一把镰刀。乡间的小道稍高一些,人不用淌水,大车也能行走,地里是一片烂泥塘,横七竖八的立着高粱,我们的活就是把高粱穗割下,放在身后的背筐里,筐满了,再送到小路边的大车里,在水中一趟趟往返,很吃力,水中有蚂蟥,不时的咬住小腿,吸人的血,很疼的呀。有的高粱已经发霉,只能喂牲口用。休息了,我在道边上找干燥的地方坐下。我的心情糟透了,一年的劳动付之东流。‘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落地砸脚面’的干了一年,没有收获,只有几穗臭高粱。我看到不远处她的身影,就走过去。她完全一幅村姑打扮,没有那副眼镜,会认不出她。我坐在她对面,不禁感慨起来,这真是一块穷乡僻壤,不宜居住的地方,古代有个诗人叫林和靖的,一辈子不结婚,梅妻鹤子,假如我在这里也待一辈子,我会效仿他,二胡就是我的妻子。她听了我的话,垂下了头,脸上露出牵强的微笑,但笑容马上收敛了,不声不响的站起身来,扭头走了。我很茫然,心想,女人的心事,你真是猜不透。
不经意间又过了一个清明,我是掰着手指数着日子过的。
有一天,她来找我,没有进我的屋,那口红漆大棺材是谢绝入内的警示牌,没有一个女同学敢进我的屋。她找我借钱,只借八分钱买邮票,说有重要事情与妈妈交流。我没有零钱,把压箱底的十元钱,交到她手上。她很要强,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轻易张口求人。她变了,变得让我不敢相信,一脸的憔悴,像是生病了。脸上没有表情,没有多余的一句话,只说会还你的,转身走了。我追出去,她头也没回加快脚步走了。我们之间像是拉开了距离,这是为什么?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忧心忡忡,生怕她出意外。一定要找她好好聊聊,这样下去她会真的出问题。
那天晚上,我依旧拉二胡,这已经成为我生活的需要。依旧是‘东方红’开篇,‘病中吟’结束。但‘红旗下找到亲人’则永久的消失了。在我拉到‘病中吟’快要结束的重音时,弦断了。奇怪,以前从没有的事?正在我满腹狐疑的时候,一个身影走到我身旁,是一个在校的中学生。他把一封信和十元钱递到我的手上。我明白了,问她自己为什么不来。他没正面回答,犹豫了一会,才轻轻的说,她结婚了,昨天在公社登的记。 “她和谁结婚了”?“房东”。她怎么会和他结婚呢? 我如同五雷轰顶,手中二胡掉在地上,一阵眩晕,我倒在了地上。
当我清醒时,已躺在床上,送信的人没走,他看我醒了,才转身出去,并回头对我说,看看信吧。
我两眼模糊,一个字也看不清。信上的大体意思是说她嫁给房东是正确的选择。不然那个坏蛋会更加无耻的纠缠她,并扬言要报复我,为了我的安危,我的前途,她选择嫁给房东。房东是坏蛋的同族,又是长辈,不会再对她如何。她希望我信守诺言,只要不离开这个村,就以二胡为妻。
我的心都碎了,是那句梅妻鹤子的话伤害了她,还是世态炎凉逼得她?我真该死,为什么没有发现她异样的变化。我狠狠的捶打着自己,无意碰到了那把二胡,该死的二胡,是你害了她!我勉强的站起来,抓起二胡,扔进了灶膛。我失控了,歇斯底里般的吼叫着:“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为什么”。看到红漆棺材,我想到了死。她活着,但灵魂已经死了,我要追随她,与她的灵魂比翼双飞。我的身体燃烧了,头剧烈的疼痛,我又昏沉沉的倒在了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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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迷迷糊糊不知在床上躺了多久,全身血液像是凝固了似的,动弹不得。冥冥之中有人走进我的房间。她摸摸我的头,自言自语的说‘病的挺厉害’。她拿起暖瓶颠了颠是空的,就坐在灶台前点火烧水,嘴里还不停的叨念着‘遭罪啊!真是遭罪,这城里的孩子们怎么能受得了这些苦啊!’
她端着碗走到床前,一手托住我的头,一手拿着盛满热水的小勺,轻轻的吹了吹,慢慢的送进我的嘴里。一股清醇甘甜的暖流,融进我僵硬的躯体里,冰冷的心开始融化了。我恍惚如在梦中,是那只飞走的白鸽在天空中盘旋后,又飘落到我的身边?清秀的面庞,白皙的肌肤,漂亮有神眼睛……。奇怪,她的眼镜怎么不见了,身材变矮了,手是粗糙的,声音也是沙哑的。是谁?她是谁?难道是传说中的‘妈祖’显圣,来救助我这个在苦海里挣扎的孩子?让我脱离邪恶凶险的尘世?我想睁开眼睛,但厚重的眼皮却被沉沉地压住了。我有了饥饿的感觉,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耳边传来拉风箱的声音,屋里开始弥漫着汤面的香味。
我完全清醒了,四肢软软的,周身疼痛难忍。原来是隔壁大娘来到了我的身边。
见我醒了,她又将一碗水摆在我脑袋的前方,水里放一根针,让我闭上眼睛,不许说话想事,静静的躺着。她拿着纸,纸上印着奇形怪状的图案,在我身前晃来晃去,嘴里还念念有词,然后,她把那张纸扔在大门外点着了,口中依然念念有词。几分钟后,看看碗里的针,她高兴的说:“好了,好了,妖魔赶跑了,你看针尖一直指向你。”我不信神,世上根本没有神。只是当人们最无助的时候,才希望借助超越人类自身的某种能量来驱逐邪恶,战胜灾难。我被她的真诚所感动,身心都轻松了许多。她从衣袋里掏出一枚大铜钱,让我翻过身子,撩起上衣,沾上水,这是要给我刮痧。她用怜悯爱惜的口吻说:“给你泻泻火,败败毒, 病很快就会好喽。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是28年前一个小伙子的故事,人啊,就得好好活着,去干自己该干的事。”
她一边用那枚大铜钱在我后背上有规则的滑动,一边娓娓道来,把我带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战乱年月。
“那年,日本鬼子大扫荡,一路从滏阳河南往北进攻,另一路在河间府那里往南打,企图两路夹攻,把八路军消灭在两河的夹角地带,八路军识破鬼子的阴谋,主力部队早已撤到大山里,只有少量部队在这里迂回吸引鬼子。在西洼,八路军与小鬼子打起仗来,直打的天昏地暗,炮弹爆炸声和机枪扫射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失控的战马满洼里狂奔,从早晨一直打到天黑,鬼子人多,八路军边打边撤,趁黑夜全部撤走,只留下部分伤病员,分散在西洼挖好的地窖中”。
“鬼子的大部队继续往北扫荡,留下少量鬼子把村子占了。起先住在村南的大庙里,后来把大庙拆了,利用庙里的砖头和木料,就地修起了炮楼。全村的壮劳力都被抓去了,鬼子们端着刺刀乌里哇啦的乱叫,不时用枪托殴打百姓,大家都恨的咬牙切齿,却不能反抗。当时的村长也就是村支书老刘,嘱咐大家要忍耐,避过鬼子一时的猖獗,慢慢收拾他们。不然鬼子会杀人放火烧村子,造成更大损失”。
“鬼子占领村子的第三天早晨,太阳刚冒出地面,我去场院背柴火。各家的场院都设在村北,盖一间简易的草房,作为看场的栖身之处。年年来水,很多家庭都备有小木船,不用时翻扣在场屋的北面,周围盖上柴火可以防晒。我背起一捆柴火刚要起身,听到船下有动静,我好奇的扒开柴火,吓了一跳,一名八路军伤员躺在船下,已经奄奄一息,手中紧握着一只手榴弹。他听到响动,微微睁开眼睛,看到是我,放下手中的武器,有气无力的说:‘我受伤了--,我是八路军--,我渴--。’我放下柴火,躬下身子摸摸他的头,很烫手,腹部被刺刀捅破,伤的很重。已经两天水米没进肚,再耽搁人就不行了。我轻声的告诉他,别乱动,鬼子修了炮楼,不时到村里搜查,我回去给你找药做吃的。我把柴火重新遮盖好,看看周围没人,背起柴火回到家中。”
她讲到这里,微微喘了口气,停下手中的治疗,让我穿好衣服,把枕头垫高。我感觉身体好多了,刮痧起到了明显治疗效果。她把一碗热乎乎面条端给我,让我趁热把它吃了。面条是她做的,还放了葱花和鸡蛋,香味早就钻进我的鼻孔。她爱抚的看着我,自言自语的说我长的很像那个伤员。我恳切要求她继续讲下去。
“我回到家中,先熬一锅粥,把玉米饼子腾热,让儿子吃饱了,打发他出去。知道我儿子是谁吗,他就是咱生产队长。”
我恍然大悟。伟大善良的母亲,培养了忠厚淳朴的儿子。她接着讲。
“我的丈夫是练武的人,家中常备接骨疗伤的药。日本鬼子一打进来,村里的壮年后生都去投军,当时八路军还没来,我丈夫就投到我的堂兄那里去,堂兄是国民党的大官,叫刘汝明,在河南那边驻防。我的小叔就投奔山西的阎锡山,都是为了打鬼子救中国。我从柜子里找出祖传的金疮药包裹好,把粥盛在瓦罐中,与干粮咸菜等都放在背筐里,筐上覆盖一些杂草。头上裹条旧毛巾,脸上抹了些灶膛的柴灰,再穿一件打补丁的破衣服,像个讨饭的。当时我们妇女都是那样装扮,因为鬼子经常进村骚扰,找花姑娘。我小心的走到柴堆旁那条小船跟前,我得抓紧时间给他上药、喂饭。他喝了水,又喝了些粥,有点精神了,给我讲起了躲过这场灾难的经过。他们几个不能随队撤退的伤员,藏在早已挖好的地窖里,地窖是部队自己挖的,老百姓并不知道具体地点,只通知了地方上有关干部,要求他们战后照顾伤员。地窖不知为什么被鬼子发现了,他所藏身的地窖,隐蔽较好,躲过了鬼子搜查,才幸免于难。在地窖里,他听到好像是一个年轻的孩子带鬼子来的,他估计出了叛徒。天黑了,他从地窖里爬出来,往村子的方向爬了将近一宿,才到了场屋。在小船下他已躺了两天,伤口化脓了,又饥又渴,快没有知觉了……。”
一碗热面条,让我吃得干干净净,太香了,我浑身暖呼呼的。那可是绝世的美味和良药,它不仅填饱了我饥肠辘辘的肚子,也温暖了我孤独冰冷的心。在我的乞求下,她接着讲下去。
“我把八路军伤员的事告诉老刘叔,他夸我做得好,并要求我安全行事。我把八路军伤员怀疑的情况告诉他,老刘叔点点头说,县里已经知道了,是咱村一个干部投敌叛变了,指使他的小弟弟领鬼子干的坏事,上边正在着手处理此事,那个叛徒肯定不会有好下场。他还说要安排专人给鬼子炮楼送粮送菜,以便打探消息,减少鬼子出炮楼抢东西的次数。抢救伤员的事一定要保密,只能与他一人联系。我依然每天给伤员送饭换药,只是更加小心了。一天,我刚走到村西口,迎面两个鬼子扛着枪鬼鬼祟祟的摸过来,我的心怦怦直跳。却故意放慢脚步,装作没看见他们。一个鬼子用刺刀顶住了我的胸口,哇哇乱叫,另一个鬼子两只贼眼上下打量我。见我像个要饭的,用枪托使劲一推放过我,继续往村里走了。这是鬼子第一次在天黑时进村,不知谁家又要遭殃了。我被吓出一身冷汗,不敢直接往北走,向西兜个圈,又转回到北场屋。我的心还在不停地跳,若是被鬼子发现了,八路军伤员保不住,整个村子都得遭殃,越想越怕。这时候,村里一阵狗叫,隐约传来了人们的哭喊声,鬼子又抢东西抓人了。”
我静静的听着,心随着大娘的讲述起伏翻腾。那些家仇国恨都已深深印在了我的脑子里。她看我激动的样子,又接着讲。
“知道那天谁被抓走了吗,是当时咱村最年轻、最俊俏的媳妇。在炮楼里,五个鬼子轮番对她……,太惨了,只有丧良心的鬼子才能做的出来。”
我的心一阵阵的紧缩,大娘的话触动了我每一根神经。我要振作,要发奋,要自强,要拼搏,要好好的活着。我迫不及待的问大娘:“鬼子炮楼什么时候端下来的”。大娘看我着急的样子,又继续讲。
“那年的麦子长得特别好,再有几天就要开镰了。伤员的伤势基本上痊愈了,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壮实,能拄着拐走路了。他急着要去找部队,我没答应。他的口音不对,是东北人。再说,遍地都是鬼子的炮楼,又是麦收时节,鬼子肯定会挨村挨户抢粮食,没有人保护他肯定会出危险。麦子快要上场了,场院里不能继续藏身,我只好在家中的院里挖了个地窖,把伤员藏进去。村里的那个叛徒听说已经被八路军正法了,他的弟弟不知逃到哪去了,已不见踪迹。村里太平多了。伤员住在家里,既保证安全,同时也方便与上级领导取得联系。”
“八路军武工队开始收拾小鬼子,打了几次漂亮的伏击战,鬼子轻易不敢出炮楼,只是龟缩在炮楼里挨枪子混日子等死。那年大水来的早,麦收过了不到一个月,出门就必须撑船,鬼子都撤回县城,老百姓能安心过日子了。老刘叔与上级领导碰头,安排八路军伤员重返部队。我把老伴的旧衣服找出来给他穿上,头上裹条毛巾,不张口说话,就是地道的冀中老百姓。伤员在村口临上船时突然给我跪下,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等打败日本鬼子,一定回来看望我。
我听到这里,心情平静了许多。我为八路军伤员的康复而高兴,为救助伤员的大娘而自豪。现在大娘又像当年救伤员一样帮助我。我仰视这位英雄母亲,心中充满着敬佩。我问大娘,伤员真的回来了吗?她开怀大笑,又讲起来。
“日本鬼子投降那年,大水退的早,天气刚转凉,那位伤员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勤务兵来看我,他已经是八路军的团长了。那天,村里的人都拥在村口等着,我也在那里远远的望着。那个伤员一进村就跳下马来,把缰绳递给勤务兵,直冲着我快步跑过来,他紧紧抱住我,老半天都没有松开。一会儿他又招呼勤务兵牵过马来,把我放在马背上,接过缰绳,亲自牵着马,向村里走去,就像护卫着立了战功的大英雄一样。那天我可高兴了,一辈子也没骑过马,还是一匹西洋种的高头大马。他临走的时候告诉村长老刘叔,把那匹两岁口的大洋马留给村里,那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战利品,奖励村里救助八路军伤员的功劳,这匹马现在还在村里,就是接你们来村的那匹大马。”
大娘讲完这段故事,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小伙子凡事都要看开,你们啊,今后的路还长着哪!这不算什么,凭你这么清秀的小伙子还愁娶不上好媳妇!”我腼腆的低下头,大娘微笑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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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我的身体完全康复了。入夜,在昏暗的油灯下,我依然写着日记。头脑清醒了许多,细细的回想下乡两年来的一些事情,有很多不正常的现象:至今没给我们知青盖房,我们的安家费不知去向,县里拨下的盖房木料,被村革委会的头头打成棺材,自家用了。有多起迫害知青的事件发生,特别是对女知青的难以启齿的迫害。几位革委会成员,不参加劳动,整天聚众赌博,有的还进行偷盗活动。这一切上级领导知道吗?难道没有人向上级领导反映吗?我难以入睡,我要拿起笔,与这伙坏蛋斗争到底。
我找到公社,一位秘书接待我,我把手中的材料交给他,讲了我的所闻所见,讲了村里老百姓不敢说的一些事情。秘书把公社的公安员老朱同志也找来,和我交谈。我离开公社时,老朱同志严肃认真的对我说:“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公社新的党委会就要恢复工作,你们村新的党支部也会建立起来,要和那些老党员多联系,多交流,特别是抗日时期的老刘同志。要记住,坏人终究不会得势,他们迟早都要垮台,有新情况及时汇报,我们会支持你们知识青年的。”他紧紧的握住我的手,我感到有一股暖流涌入我的血液中。
我回到村里,心胸一下子开朗了,我又看到了光明,心中充满了希望。
一天,村治保主任突然找到我,劈头盖脑的冲我吼叫,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妄图取缔‘革委会’。还说我们知青开黑会,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弄得我一头雾水。我当然要据理力争,反驳他。原来我们知青每周组织学习,我讲了村革委会某些成员的种种劣迹,认为像这样的人要彻底清除。不知是谁道听途说,把我的话断章取义,说成是要取缔‘革委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我心里明白,我向上级反映情况,他们心虚害怕了,想把我置于死地。我该怎么办呢?我想起公社的老朱同志,我要向公社领导及时汇报。
我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把每天写的日记投进了灶膛,我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把一些所谓的违禁书籍,藏在外屋的棺材里,更不能让他们再节外生枝,我必须要有所警惕。这时,一位女同学突然闯进我的屋里,这是第一位不怕红漆棺材的女性。她像女神,降临我残破的陋室,她神情有些紧张的对我说:“快准备一下躲起来吧,他们要抓你了,治保主任的女儿透露消息,要把你送县城,按现行反革命论处。”说着急切的掏出5块钱,塞到我手中 “快回家吧,晚了就来不及了”。我感激的望着她,她是那样的端庄美丽,在如此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她做到了无所顾忌。敬意和信任一起涌上心头。但此时我不能离开,我是问心无愧的,不怕他们栽赃陷害。我对她的说:“麻烦你到公社跑一趟,向公社秘书或公安员老朱汇报一下,也许他们能帮助我,要快。”她答应着,转身跑了出去。我望着她的背影,深深的鞠了一躬。我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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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已经做熟了,在灶上温着,没有胃口。
我斜倚在炕上,微微闭拢眼睛,灵魂已脱离了我的躯体,思绪游荡到几年前。
史无前例的‘暴风雨’,肆孽地蹂躏着神州大地,整个社会在震动,在颤抖。男女老少无一幸免的挟裹于风雨飘摇中,继而发展为‘恐怖世界’。无辜的受害者比比皆是。‘莫须有’的罪名满天飞……。我居住的天津‘小白楼’地区更是重灾区。
  自从开始‘横扫一切’,人们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红色的好汉们,挨家挨户的‘清扫四旧’。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过去的痕迹,都能找到被查抄被批斗的理由或者借口。于是,海河里飘起了无数的冤魂。学生们用皮鞭触及老师的灵魂,英雄的后代们用棍棒横扫五千年中华文明。没有任何司法程序,公民就失去了自由,好端端的人就变成了牛鬼蛇神。只要有人举报或者诬陷,根本就没有申辩的权利。
我浑浑噩噩的飘游在恐惧的浮云中,敲门声把我拉回现实世界。
公社的老朱同志走进我的屋里,看到如此恶劣的居住条件,大吃一惊,连连摇头,喃喃自语说‘村里汇报不可信啊’。他转而很严肃的对我说:“我代表县革委会向你进行‘问讯’,你要如实回答”。我愕然,疑惑的看着他。他继续例行公事地对我讯问:“有人举报你们开黑会,反对革委会制度,妄图取缔村革委会,尤其你个人要打倒县革委会主任,是这样吗。县革委会主任已批示:打倒我不要紧,不要取缔革委会。”我一时头脑发懵,手足无措。他看到我惊慌的样子,追问一句:要实事求是。我望着他眯缝起来的眼睛,忽然有所感悟,连忙否认,辩解的说:“没有的事,是坏人诬告。我们知青每周有例行的学习会,学习的内容是‘县安办’统一下发的知青学习文件,那天我们学习的是白启娴的先进事迹,大学生打破传统观念,嫁给贫下中农,扎根农村的壮举。我和大家都踊跃发言,女同学们都表示,向白启娴学习,争取早日完成‘再教育’的任务,只有嫁给贫下中农才能够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是合格的革命接班人。”我绘声绘色的讲述,使老朱脸上露出笑容。他微笑的问我:“有记录吗,下次学习做好记录。要邀请贫下中农代表参加,时间改在白天,让大队给你们记工分。”他对我的解释很满意,轻轻的拍着我的肩膀,和蔼的说:“我要如实的向县里汇报,村里人的举报是恶意的打击报复,我们不能让坏人得逞。你们还年轻,要走的路还很长,要谨慎,办事要稳妥,你们会有大好前程的,别灰心,向前看。”我直呆呆的望着他,两眼噙着泪水。他要走了,回头看到灶上温着的饭说道:“还没吃午饭啊,快快吃吧,别吃凉饭,一个人出门在外要懂得自己照顾自己。下午别出工了,就说我让你写材料,”临出门时又回过头来问我:“听说你二胡拉的好,有时间咱哥俩一起切磋。”听完我的回答后,感叹的说:“我听说了你的事,事情没有完结,会做进一步的调查,多保重。”
他走了,去大队部开会。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在冒着极大的风险,有意识的保护我。我与他素昧平生,他是个正直的好人啊。我庆幸自己遇到了善良温和的长者。那天晚上,我的确说了很多话,把两年多的牢骚,一吐为快,忘乎所以了。真的说了‘打倒取缔’的话。不知是隔墙有耳,还是势利小人所为,竟然被举报。
我如释重负的走出屋子,长舒一口气,像是在暗流涌动浊浪翻滚的历史长河里,刚刚渡过一道险滩。
头顶上骄阳似火,树叶都低垂着脸,好像怕被晒焦了。几只烦人的麻雀在对面的房沿上蹦蹦跳跳,叽叽喳喳,不知在向谁诉说满腹的委屈。呀!我惊呆了,对面房屋的背阴处站着一位女人:她身材不高,但此时却是高大无比;她皮肤黝黑,此时却如此光鲜艳丽;对我来说,她就是一尊女神;一尊菩萨的化身。我深切的向她表达感谢,邀她进屋。她回绝了,笑着说:“我怕那口大棺材。”我很奇怪,就反问:“你刚才怎么不怕”她狡黠的一笑说:“我更怕你被他们带走。”说完转身就走了。我浑身一震,沉重的负疚感涌入心头。我总是以冷漠回避的眼神回敬她那深情的注视。可是,在生死攸关之际,是她从死神身边把我拉回人间。
她是英语课代表,我是学习委员。到这里后她在五队,我分在六队。五队和六队的社员是一个大家族,所属的土地大部分相连接,干活时,经常能见面。
她的父亲一夜间成了历史反革命,有人举报曾集体参加国民党,并记录在案,虽然本人毫不知情,但档案上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她自然地进入我们的战壕,成为我的难友。
她知道,我的心栓在‘那付眼镜’的身上。当她久久听不到我的二胡声时,曾婉转的要求我再买一把二胡,说同学们都爱听,她更爱听。那时,当我坐在村边悠然自得的即兴拉奏时,她就站在不远街头,欣然聆听。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坐到我的身边,近距离的欣赏。还说乐器能陶冶情趣,能抒发情感,能排忧解愁。可我那枯萎的心,已经听不进任何善意的劝解,况且,二胡已经被我遗忘,如同那少男少女之间纯真的情感。
下乡的第二年,村里搞起了阶级复议,重新审核家庭成分,并且张榜示众。我正式成了资本家的孝子贤孙,道理很简单,我的爷爷是资本家,我的后代依然是资本家。如同当地的老百姓那样,家庭成分是世袭的,是不可更改的。她很幸运,是工人的血统,是革命的依靠的对象。很多社员在以前都当过伪军,当过土匪,但改变不了贫农的基本成分。
我不能当基干民兵,不能摸枪杆子,不能参加文艺宣传队,不能演唱现代戏。我爱拉二胡,会拉二胡,但只能自娱自乐,不能登大雅之堂。
春天来了,布谷鸟咕咕的叫着,催促人们开始春播。
我的劳动工具依然是一根麻绳和两条腿。耩地就是播种。耧就是播种器,是秦始皇那个年代就开始使用的农耕工具。一位有经验的老农,双手扶着耧把,两只耧腿依靠前端的金属三角嵌入土地中,靠牲口的动力拉动耧,慢慢的行走,耧腿是空腹的,与储存种子的方形的斗状的容器相连接,种子顺着耧腿进入土地。这是技术活,每亩土地的播种量,全凭双手的抖动,均匀的适量的进行。耧的后面是 ‘砘子’,是石头制成的农用工具。就是练举重的圆形石砘子,用木框固定,两只石砘子的间距与耧腿相等,作用是压实被耧腿豁开的土地,用以保墒,保持土壤水分。砘子也需要牲口拉动。
我们生产队牲口少,我依然代替牲口,拉动石砘子,跟在耧的后面亦步亦趋。这是实实在在的力气活,不使劲,石砘子不会自己滚动。汗水与尘土在脸上混合在一起,一滴滴砸在脚面上,砸在永远走不到头的土地上。干冽的春风,掠过大地,带走了水分。我们这里是春雨贵如油,一场春雨过后,就必须抓紧播种,赶时间,赶进度。我们就累的筋疲力尽,真正做到不问收获,只问耕耘。能否收获那是老天爷的恩赐。这也正符合我们这群人的心态,努力了,奋斗了,有没有好的结局,只有天知道。
休息了,我孤零零的坐在田埂上。年轻的妇女们三三两两的去挖野菜,半大小子们有使不完的精力,在不远处挖鼹鼠,当地俗称‘大眼贼’。很有意思的是‘大眼贼’被抓住后会并拢前爪,频频作揖。鼠洞里能挖出很多粮食。我很累了,遥望蓝天心潮起伏,看到北飞的大雁,突然来了灵感,脱口吟诵:茫茫蓝天鸿鹄翔,辞巢离舍奔远方,候鸟知时犹徙转,吾望苍穹思故乡。苦闷的心情紧紧地缠绕着我,我不停的摇着头。突然身后传来她那银铃般的声音:“我们的学习委员又在吟诗作赋,大声的重复一边,让愚昧的我好好欣赏。”不知什么时候,她站在我的身后。她们也在附近干活,比我幸运,她牵着牲口拉砘子。我对她苦笑着说,我想家了,又重复了一边我的随口胡绉。她仔细的听,不大的眼睛在不停的闪动着亮光。她竟然用英语把我的四句‘诗’,翻译出来。我惊讶了,问她:“你在坚持学英语。”“是的,每天保证五个单词”“能有用吗”我疑惑的问她。“我想一定能,我喜欢英语,即便没用,也当做爱好。看看英文的原著,对照中文,很有意思的。”英语是我的弱项,每次期末总成绩都是英语拉后腿。我很佩服她的语言天赋,我无话可说。她看到我又低下头,就鼓励我:“你的逻辑推理能力,你的文字表达能力,在全班能属第一,别太悲观了,天塌了有高个顶着,活着就要有个精神头,别让那些人偷着乐。”我知道,她说的‘那些人’,是指班里那些血统高贵的人,那些一提学习就打瞌睡,一提打架整人,就来精神的人。我轻轻的摇摇头。她的眼睛里充满着同情与期待,她始终用微笑鼓励我。
队长又在招呼人们开始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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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人活在世上,总有转运的时候。她当上村小学的民办教师。标准的普通话教学,对待学生的一片爱心,自然而然得到村民和上级领导的赞赏。而每月有五元的教师补贴,比我们干农活的知青要幸运多了。
转眼间又到了麦收时节。队长对我特殊照顾,让我挑一担水,带着本队的小学生们,去地里拾麦穗。记多少工分,我不在乎,反正年终是分不到钱的。挑水是给孩子们喝的,洼里的水不能喝,是咸水。这也是我们这里的特色,地下表面的水,不能浇地,地越浇越碱。
我和孩子们挺投缘。他们知道我爱拉二胡,爱唱歌,特别听我的话。拾麦穗时很认真,几个人排列整齐,齐头并进,不留任何空隙。互相间还争比优胜,看谁拾的多。休息时我给他们讲故事,讲岳飞抗击金兵,讲杨家将穆桂英挂帅。他们听得很入神,那个时候没有人敢讲历史,孩子们也不知道中国有多么悠久的历史,多么灿烂的文化。太阳落山了,孩子们每人背着满满一大筐麦穗,送到麦场上,队长咧着大嘴在笑,喊着明儿个继续。我也乐不得哄孩子们玩。我告诉孩子们,吃完晚饭去找我,我还要给他们讲故事。
晚饭后,几个大些的孩子们真的来了,我给他们讲一些自然界的物理现象。比如木头为什么飘在水上,金属为什么会沉入水底,同样,金属制成的大轮船,会飘在水上,还能行驶。他们听得入了迷,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的确开阔了思路。最后我讲‘水’的一些特殊性质,水的体积并不固定,会随着温度高低发生变化。盛满水的水缸,在三九天会冻裂,而没有水的水缸,就安然无事,原因就是‘水’在摄氏4度以下时,体积增大,把水缸涨裂了。他们听得似懂非懂,将信将疑,但他们还是信服我的解释的。
我把话题转到他们的老师,我的女同学。我问他们喜欢老师的普通话吗,能听懂吗,她批评你们吗等等。我最后问他们爱不爱自己的老师,他们异口同声说‘爱’。我借机跟孩子们说:“既然爱老师就要有所表现,老师很辛苦,讲课批改作业,传授知识,你们应该帮老师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你们回家后,饭菜吃现成的,老师要自己做啊,水缸没水了,老师多着急啊,你们能帮老师挑水吗? 过五月节,肯定家里做好吃的,可是谁给老师做好吃的啊。”听完我的话,孩子们都说一定会帮老师干活的。一个大点的孩子,调皮的问我:是否也爱他们的老师,我随口就说‘那当然’,孩子们都笑了,各自回家了。
我的确是有意识的引导孩子们,希望他们能帮他们的老师我的同学干点活。我总觉得欠账,负疚。一方面是同学间的真诚友谊,另一方面是我自卑的心态。我自认为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我没有出头的机遇了,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我不会建立自己的家庭。我会把点滴的爱情萌芽违心的掐断。我会恪守我的诺言,不离开这里,就终身以我的二胡为妻。可我的二胡呢?已经不存在了。我只能衷心的祝福她,为她祈祷。但愿孩子们能替我为她干点‘赎罪’的活吧。
枯燥劳累的并且单调无味生活依然继续着,时光的脚步毫不停息,插队生活到了第四个年头。
知青选调已经在两年前开始了。第一标准是家庭出身,所谓的‘表现好’是没有统一标准的,说你好就是好,说你不好能找出很多理由。那些权贵子弟们,争先恐后的大显其能。县里的大小头头们的子女,也占据一定的比例,我们这些可教子女,根本就不敢有非分之想,听天由命地默默忍受不公正的对待。我们是被判‘无期徒刑’的。
秋收季节如期而至,老天爷的脸色很难看,社员们又要吃‘返销粮’了。而各项收割程序照样进行,同样要付出劳动,而效益与往年相比,差了很多。我们知青的口粮是固定的420斤标准,比社员们高出不少,也是一种不平等吧。
那天,我刚吃完午饭,她来了,敲我的窗户,她依然不敢见我房间里的大红棺材。我出来见她,她很平静的说,她有机会上大学,是天津的名牌大学。我听后跳了起来,高兴到极点,连忙说恭喜,贺喜,你时来运转了。她依然很平静,低声说‘是有条件的,是咱班男同学吴小援帮忙找的门路。’我都急了,高声喊到,不管什么条件,都要去上学,太好的机会了,不能错过。她突然脸色大变,眼睛立了起来,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吼道:“你不是人,简直是块木头。”在我惊愕惶恐之际,她转身跑了。
吴小援,太熟悉的名字了,与我小学就是同学,在学习上一直是我的‘帮辅对象’。小学时总是流鼻涕,同学戏称一条江,一条河。父亲是军人,有很高的级别,是将军级的。住在五大道的小别墅,有专职的司机,家里有江西籍的保姆。母亲是某局的处长。上初一时,期末考试前,老师为了避免他留级,责成我重点帮他。在他家里,他母亲在单位打来电话,指名要我接电话,要我管住他唯一的儿子,别去玩猫,别去粘蜻蜓,好好复习,跟上班级。我心想,你们家长都管不了,我能如何。他的姐姐,天津名牌中学的学生指责我,为什么只背英语单词,不讲语法。我反驳她,连单词都不会,何谈语法。他姐姐那种盛气凌人,自以为高贵的拙劣神态,深深的刺伤了我,以至很长时间里,我对权贵子弟异常反感。在期末考试时,我把正确答案抄成纸条,利用提前交卷时机,偷偷塞给他,使他顺利进入二年级。
初中二年级快要结束了,风云骤变。吴小援发挥特长的时机到了,他用皮鞭回答老师唤醒他瞌睡的提问,他用木棍要资本家交出藏匿的电台和手枪,他把魔爪伸向那些漂亮的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的胸前。他与社会上痞子们相勾结,多次被公安机关传讯。上山下乡开始了,他摇身一变,成了现役军人,服役的地点有很长时间在家中。
我似乎感觉情况不对,晚上我到了她的房间。她正在哭,条件太苛刻了,建立恋爱关系,甚至先登记结婚,毕业后再举行婚礼。很明显的不平等的交换,一切成了买卖关系,出卖爱情,换取上学的机会,你有付出,也有回报。我看到地上洒满被她撕毁的信件,她在艰难的进行择诀。我也很难受,却无话可说。谁不想离开这里,谁不想上大学,况且是天津的名牌大学,这能改变人的一生,是离开这块贫瘠土地的捷径,可能是幸福的开始。但代价太高了,是没有爱情的后半生啊。我不知是如何离开她的房间。
几天后,村小学校长找到我说:她住医院了,晕倒在课堂上,嘴里念叨你的名字,去医院看看她吧。我如同五雷轰顶,浑身颤抖。当然要去看她的,可我能说些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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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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