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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当年 今年 明年 【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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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3/2/21 12:38:00 [只看该作者]

近期,前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提前出狱受到当地官商热烈迎接的新闻持续占据中国各大新闻网站要闻位置,成为坊间舆论热点。此前曾发表文章《百余官商迎出狱贪官,腐败期货化成习执政难点》认为,当前中国官场衍生出权力与利益交易“期货”化的腐败新形式。实际上,这种“期货”化的腐败不仅不利于中共高层力推的反腐行动,而且还会进一步巩固饱受诟病的地方官员利益集团,成为向上对抗中央、向下欺压百姓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习近平与王岐山等中共高层领导应当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掀翻这些牢牢盘踞在地方的官员利益集团,为保证中共的持续和合法执政、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富强的“中国梦”扫除障碍。

 

腐败“期货”化加重腐败

侯伍杰为山西省前省委副书记,2006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入狱11年。近日,侯被提前释放受到山西多位官员及当地名流富商夹道欢迎,甚至欲鸣响礼炮,其礼遇犹如英雄凯旋、王者归来。这种现象被网络揭发后引起网络及媒体一致声讨。中共官媒如新华社亦重拳出击,发表多篇文章进行高调批判。

 

此前曾针对该事件发表文章《百余官商迎出狱贪官,腐败期货化成习执政难点》。文章结合新华社观点并认为,侯伍杰与当地官商可能存在一种“期货”式的权力与利益的“投资”交易。现货需要现时交易,而期货则可以在一段时间后再进行交易。这里所谓的“期货交易”,表现在侯伍杰身上就是侯在入狱前与利益相关者订下一种或虚或实的“约定”,侯为其他人在当时的贪污事件中扛下责任,或是对他们进行权力与利益投资,而对方则暗中运作为他减免刑罚,事后大家继续合作,闷声发大财。

 

事实上,侯伍杰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种推测。据媒体和消息人士披露,侯伍杰有“卖官书记”之称,当年被免职后突击提拔经济、文化、公检法等多个部门100多位干部。而且当年他“自己一个人扛下”贪污问题,让其他官员和富商免遭牵连。还有消息称,侯伍杰曾威胁办案人员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我怎么样,那山西将有一大批官员跟着我倒霉,至少要二三百名干部。”而此番他被提前释放“荣归故里”的现象也符合这一假设。

 

观察人士认为,权力与利益交易的“期货”化虽然在近期才日渐明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官场早已有之。中国官场与市场的深度结合催生出的“权”与“利”交易的“期货”化,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官场的腐败程度。例如,侯伍杰一人在入狱前进行权力投资,一举提拔经济、文化、公检法等多个部门百余位干部,公众很难相信这百余位官员皆是奉公守法之人,尤其是考虑到对其他政府机关握有监督和审判权力的政法系统公检法各部门,也会因侯伍杰的“越权”提拔被掺杂了与之同流的贪污腐败等违法乱纪分子,对山西当地政府更是会起到极大的污染和危害。而且,这种推测可能性相当高。而在2011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首部《反腐倡廉蓝皮书》中,也称在今天的中国官场,腐败主体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如“沈阳‘慕马’腐败窝案”、“海口市地税局腐败窝案”、“韶关8·14系列腐败案”等。这些窝案、串案的发生也证明了地方官员利益集团的存在和顽固。

 

利益集团下欺百姓上抗中央

此前曾发表文章《地方政府成利益集团,习近平需破除改革阻碍》认为,当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中已经形成了许多或大或小隐蔽的利益集团。长期以来,这些由地方官员组成的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通过将手中权力与市场中的利益交换,逐渐形成利益一致、盘根错节而且地位稳固的集团势力。官员个人的仕途、命运和人生同当地官场血脉相联,成为不可分割的利益有机体。

 

有观点认为,在中国改革开发30余年中,由于各级政府同时身兼规则制定者、运动员和裁判,不仅具有超越其他市场化法人和单位的竞争优势,而且往往通过不公正、非法的手段夺取了普通人民群众的利益,挤压了其他市场参与者的生存空间。前者多指地方官员利用缺少监督的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群众的正当利益,例如低价强征和高价售卖农民土地,侵吞医疗、福利、住房等社保财产。后者则多是指政府与国企或其他单位合作参与和干预市场运行,并凭此获取不正当利益,例如维护企业垄断地位,为指定企业创造有利政策环境等,并通过提供这些好处收受贿赂。

 

除此之外,中央向地方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类财政拨款,也都经常被地方政府侵吞或是挪作他用,以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牟利。尤其是多年以来,中央为激发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活力和自主性,将部分权力下放,给予其截留部分地方财政收入用以发展地方经济的权力。这为地方政府通过非法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创造了极大的空间。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内部亦渐渐形成许多或大或小、深浅难测的利益集团,并且由于缺少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而不断发展壮大。

 

虽然舆论普遍认为,地方官员利益集团既遭到来自下层的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也受到来自中共上层不同程度的责罚,不过,这些利益集团由于树大根深,实行群体绑定战术,既能够镇得住下层民众的反抗,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抗中央,保持岿然不动的完全状态。通过侯伍杰事件来看,由地方政府利益集团衍生出来的“期货”化的应对方式,则更是以中共中央反腐为契机,通过权力的长期“投资”取得了该集团的又一次大发展。

同样以侯伍杰一事为例,据媒体透露,在中央调查侯伍杰的贪腐案件时,山西纪检委已经得知侯“从各种渠道来的收入至少有5,000 万元”,最终却仍然以“折合人民币共计88万余元(约合14万美元)”来定案。不仅如此,被判11年徒刑的侯伍杰改造尚不足7年即“荣归故里”。有观点认为,这些官场常见现象的背后再次隐现见不得光的官场运作。这也是在公然对抗习近平与王岐山强力推动的反腐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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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3/2/22 8:42:00 [只看该作者]

百姓心声要表达,

如此才有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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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3/2/22 22:32:00 [只看该作者]

【东北知青网版主的贴子】  非常感谢支持!关于时间期限应该可以延长的,前些天坛主还谈到了这个问题。除了可能真正制作出成品的影视剧,同时,由此繁荣了此类文学创作、形成多种形式的、反映咱们空前绝后的一代知青生活经历的文字,也是不可多得的作为。目前陕西的北京知青王侠(美丽的云)朋友已经初步完成了大作(《当年 今年 明年》,这里顺致诚挚的敬意!),坛主及管委会正在对此安排进一步的工作步骤。同时还望有意付诸篇章的各位继续赐作。这里给各位再拜晚年:新春快乐、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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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3/2/22 23:43:00 [只看该作者]

剧本【当年今年明年】主题曲【把我遗忘】          一直以为幸福就在前方,
          从当年知青的无奈和悲壮,
          到现在的依然艰难生活在异乡,
         在时光的穿梭中,
          一切都成了以往,
          吃苦奔忙追逐了几十年,
          那幸福还是没来到我身旁,
         那芳香遥不可及朝思暮想,
         是谁把我抛弃?
       是谁把我遗忘?
         你在我的心上,
       可是你已把我遗忘。【王侠2013.2.22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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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3/2/23 8:03:00 [只看该作者]

最怕被遗忘,

伤心欲断肠,

此生须呐喊,

更忧是情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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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病态之中国  发帖心情 Post By:2013/2/27 10:41:00 [只看该作者]

[内容简要]:执导春晚已经是12年前的事情,可在很多人眼中,“春晚总导演”还是王冼平的“第一身份”。现在,王冼平希望人们忘掉这个身份。

  2001年春晚结束后,总导演王冼平在央视的一个节目中谈起了春晚背后的故事。镜头前的她并没有显得有多兴奋,她语调缓慢而优雅:“我不会再做春晚导演了。”

  她搪塞了追问,“给年轻人机会嘛。”

  十二年后,王冼平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向《中国周刊》记者道出了当时内心真实的想法:“我是不想再做一次傀儡。”

  留一个名

  从演播厅回家的路上,已经快要天亮了,鞭炮声还会零星响起。王冼平看着车窗外,马路空空荡荡,这大半年春晚总导演的身份让她心累到极限。

  王冼平在责问自己,为什么非要当一次春晚总导演,非要留下个虚名。

  其实,王冼平不是第一次参与央视春晚的导演工作。

  1987年,刚刚进中央电视台五年的王冼平和赵安一起被选中成为1988年春晚总导演邓在军的副手。策划会开完的第一周,团队里的音乐编辑因为得了黄疸性肝炎住院,负责音乐类节目的王冼平又兼任了音乐编辑。

  而晚会当天临近尾声时,领导找到王冼平和赵安,说他们都是年轻导演,字幕不能写导演,只能写副导演,而且名字要放在那位住院的音乐编辑之后。

  当年,王冼平27岁,赵安28岁,两个年轻人心里不服,决定抗争一下,就在直播出的字幕里写“副导演:平平安安”。

  参与过春晚主创后,王冼平渐渐开始独立做大型晚会。

  1994年春晚,总导演郎昆因尝试技术创新影响节目效果,在直播前七天,领导要求更换总切换,台里安排王冼平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王冼平心里清楚,总切换是总导演之外总重要的岗位,失败要承担重大责任,即便是成功了团队里的人也不会高兴,因为报字幕时“王冼平”三个字要排在那些辛苦了大半年的同事之前。

  于是王冼平跟台领导约定,无论成败,这一届春晚主创名单里都不出现自己的名字。

  除了身边的朋友和参与过那两届春晚的人,几乎没有人知道王冼平在2001年春晚之前已经两次参与春晚而且担当重要岗位。

  2000年,王冼平评上了正高级编辑,整个文艺部除了领导之外只有她、郎昆和倪萍有正高级职称。那一年,郎昆已经当了两届春晚的总导演,倪萍则是过去10年春晚的主持人。不明就理的同事很奇怪,怎么从未参与春晚的王冼平能评上正高级编辑?王冼平觉得,自己必须真正做一回春晚总导演,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于是,那年夏天,厚厚一叠春晚的竞标方案中有一份来自于王冼平。

  王冼平并不喜欢竞标,而更愿意做一些“舍我其谁”的晚会。偏偏2000年的竞标却异常开放,原本只有文艺部参与的春晚方案竞标,扩大到全台所有部门所有岗位,连新闻中心也组团参加竞争。

  从六七个方案选其一,变为十几个方案选其一已经让王冼平颇为不满;在竞标结束后又传出有人“背后活动”,结果几天之后一群人又被拉到顺义拍摄基地重新采用匿名方式第二次招标。

  王冼平一度想要退出这场滑稽的竞标,她最后还是忍了下来,成为“春晚总导演”是必须的。

  43张“小条子”

  2000年夏末,刚刚出差回京的王冼平得知自己的方案中标,但是另外两个竞标导演王宪生、金越也要并到2001年春晚团队,和王冼平并列春晚总导演。

  王冼平自己倒没有异议,没想到当年李岚清副总理到台里去慰问春晚团队时,听说有三个总导演,便问:“这怎么回事儿?总导演不是应该一个吗?为什么是三个,谁说了算?”台领导只好打马虎眼说分工不同。

  已经是文艺中心副主任的赵安,曾经特意跑来找王冼平解释:“排在第一个的才是真正的总导演,王宪生、金越配合你。这样就有更多人能当上总导演,大家都很积极,你要理解。”

  王冼平半开玩笑地说:“只是一个组织工作者罢了,听话就够了,换了谁做都是一样的。”王冼平心里想的根本不是她和王宪生、金越谁听谁的,而是明年冬天的那一台晚会有多少节目能从艺术的角度考量。

  开始选节目,台里给王冼平送来了43张“小条子”,都是各路领导推荐来的歌手,关系一个比一个硬。

  王冼平马上召集这些歌手到她办公室开会,大家一头雾水,从来没有人给“条子演员”开过会。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王冼平走进去,用一贯优雅的语调说,“这一次你们得感谢我们这些导演,你们自己心里都知道你们怎么到的春晚剧组。我希望明年你们换一种方式上春晚,不要拿条子来,拿作品。你们有本事花一年的时间去找作品,去请人给你们写作品,去好好长本事,明年不要再拿条子来,拿作品来。好,散会。”

  几十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对时,王冼平已经转身走了出去。

  没想到,在王冼平面前一句话不敢说的“小条子”们一回去就开始动用关系给王冼平施压。最硬的那张“小条子”是个女歌手。王冼平说,那个女歌手的演唱水平无法恭维,但却要求在12点独唱。

  王冼平一听就火了,坚决不同意。于是就有领导为这个女歌手说项,送礼。王冼平把礼物退回去后,对方就开始来硬的。

  女歌手的母亲打电话给王冼平,“你有领导吗?你知道你们的领导是谁吗?知道你领导的领导是谁吗?”这位母亲一边施压一边提出要求,串烧歌不行,六重唱、四重唱都不行。只要独唱,最次也要二重唱。

  王冼平气得跑到台办说要开新闻发布会请辞春晚总导演,领导们都来劝王冼平,但是却没有人站在她的阵营,请辞最终也没奏效。

  最终,这个女歌手在一个重要的时段唱了男女二重唱。

  这些关键的节目王冼平尚且不能做主,更多的事情,她无能无力——她希望大摇臂扫下去,每个桌面是干干净净的,可现实是上面摆满了赞助商产品;她想要的简洁大气的舞台设计,可码了一排格格不入的盆栽……

  2001年春晚后,台里开总结会议。政治导向、社会好评、广告创收、技术创新……说了一溜儿够,王冼平坐在人群中听报告,没有一项是和艺术有关的。

  “我们是在给中央电视台‘演’春晚导演,”王冼平演得似乎让台里很满意,但她自己却再也不愿意碰春晚。

  有愧的坚持

  2001年春晚发生一件事,让王冼平愧疚至今。事情的起因不是她没有坚持艺术,恰恰相反,是她坚持了艺术。

  当时,一首选送上来的歌曲让王冼平颇为欣赏,名叫《亲爱的中国,我爱你》,“歌名字很土,叶凡的声音非常有味道。”

  当年,叶凡还是一个没有名气的歌手。王冼平上报了这首歌的独唱,但是因为叶凡没什么名气,领导没有批准独唱,而是建议改为四重唱。台领导还提醒王冼平,这样还能多解决三个条子演员。王冼平只好同意,于是就开始挑人录带子。

  正巧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心的老总向王冼平推荐歌手朱桦。朱桦是王冼平多年好友,王冼平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知道有机会上春晚,朱桦也很高兴,而且好友当总导演,必然万无一失。

  等带子录好,王冼平发现四重唱完全毁掉了叶凡演唱时的那种味道。王冼平下定决心,让叶凡一个人独唱。这一次,她胜利了。

  2007年叶凡去世。葬礼后,叶凡的先生告诉王冼平,叶凡在弥留之际还拉着他的手说,“上过春晚,这辈子没有遗憾了。”王冼平一下子落泪了。

  王冼平每每说到自己的艺术追求时一定会提到《亲爱的中国,我爱你》,她爱惜这首歌就好像是爱惜自己的羽毛。

  但是,这首歌又让她想起曾经的好友朱桦。

  朱桦没有上过春晚,她没能像叶凡那样一夜成名,王冼平总觉得愧疚,但她却从来没有亲口向朱桦说一声对不起。

  “我很想说对不起,但是不知从何开口。如果我有错,那就是我没有本领高超到化腐朽为神奇。但是我有愧,愧在我不能把控得太多,却偏偏改变了朱桦的命运。”

  “是他们无法忘记”

  “在央视的时候,我笃信自己是最好的导演,春晚的光环实在是太大,让我看不清自己而满足于现状。”2001年春晚之后,王冼平的名气响了起来,走到哪里都被人尊敬,办很多事情,抬出“春晚总导演”的名头,就会变得简单许多。

  但是慢慢地,王冼平发现,名利成了她最大的负累。“十二年过去,无论我做多少,人们眼里,我还是‘春晚总导演’”。

  2011年,“水木清华”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文艺晚会招标时邀请王冼平去做顾问。当时有六组人竞标,王冼平看过方案后觉得都不满意。

  “难道百年学府的庆典需要助兴吗?”王冼平提出这场晚会不需要任何一个明星。因为这一点,组委会放弃了之前六组招标方案,聘请了原本是顾问的王冼平来做总导演。

  百年校庆一改文艺晚会热热闹闹的风格,通过《水》、《木》、《清》、《华》四大篇章,表现清华大学百年的创业、奋进、发展历史。“用100分钟的时间讲述清华一百年,每一分钟是清华的一年。”

  这一场晚会是王冼平人生另一个制高点。“春晚最大限度地发酵了名利,而百年校庆才是我想沉淀下来的东西。”

  “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后者呢?”王冼平反问。

  2011年,王冼平办起了自己的工作室,50岁出头的她空有一身经验,却和一大批老编导一起成了闲人。

  那一年,央视为了培养年轻编导,规定50岁以上的导演不能再做具体的节目编导和节目制片人。音乐频道给了王冼平一个首席编辑的名头,却收回了所有节目,只是聘请她来做顾问。

  有了更多空闲时间的王冼平租了一间公寓办起了工作室,她开始发掘一些并不起眼的“原生态”的民间艺术。

  “原生态”对王冼平来说,多少是个遗憾。

  2006年时,王冼平给台领导提过一套方案。因为青歌赛降温,王冼平提出原生态歌曲大赛的想法。领导看完方案后,提出把这个方案和青歌赛合二为一,在青歌赛的比赛中加入原生态单元。

  “原本可以做成一个品牌、一种文化的节目成了青歌赛的一个补丁”,王冼平虽然理解和支持台里的决定,但心有遗憾。

  淡出央视之后,王冼平带着自己的团队到江西、四川等地搜罗民间艺术编排了上百场舞台剧、情景剧。现在,她的团队正在制作一部关于蒙医题材的电视剧《蒙医传奇》和一个酒文化的栏目《生命中的那坛酒》。

  在《蒙医传奇》的宣传会上,王冼平特别嘱咐团队,一定不要提自己春晚总导演的身份。王冼平希望他们要卖出去的是电视剧本身价值,而不是“春晚总导演”这五个字。

  已经过了12年,有些光环,到了该消失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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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结苏共亡党教训   2013年02月28日 03:24:51 昨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邀请中央纪委办公厅副主任刘硕,中央纪委研究室副主任欧召大,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关捷做客“反腐倡廉在线访谈”栏目。  他们解读了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并就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和热点问题与网友交流。 “贪腐是政权垮台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说,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刘硕说。 他表示,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因为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  刘硕特别提到,“在中央纪委的这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是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阐述分析了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总结了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历数了消极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危害,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反腐倡廉的一些重大问题。” [ “领导挥霍奢侈群众很不满” 谈到厉行勤俭节约的热点话题,欧召大说:“邓小平曾经说过,‘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对这一重要论断,我的理解是,大家穷苦的时候一块苦,很容易统一思想、励精图治。富裕起来了以后,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就容易淡忘,讲排场、比阔气、挥霍浪费的现象就会大量出现。” 刘硕指出,腐败现象在一些部门和领域仍然易发、多发,特别是高中级干部的腐败案件,影响非常恶劣。“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浪费、挥霍、奢侈等问题,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意,对解决这些问题充满期待。” “党政负责人不抓反腐要追责”
中纪委二次全会报告对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提出了要求。对比与历届全会的不同,关捷说,党政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反腐倡廉工作,而不负责任、不抓不管导致发生重大违纪违法问题,要严肃追究责任。“把责任制与问责制结合起来,让责任制落到实处,是这次全会强调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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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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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知青题材的电视剧因为虚假而让人看不下去。这个剧本真是真实的很。如果能拍,肯定知青们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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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央视前副台长洪民生称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是成为春晚的把关人,因为“这完全和艺术无关”。舞台一年比一年漂亮,但节目仅仅是每年变一下形式,内容却没进步。“尤其是最近五年,路子不对,老百姓过得还很苦,春晚却一直在歌功颂德拍马屁。”

原标题:洪民生:不愿做把关人

央视前副台长洪民生分管了头十年的春晚,

他最不愿意做把关人,因为,“这完全和艺术无关。”

中国周刊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

2013年春节联欢晚会彩排现场的角落里坐着一位头发全白的老人。腰杆挺得笔直,专注地看着节目,时不时摇一摇头或用手指连敲几下大腿。

这是他第三十一年参加春晚彩排,对于年逾八旬的洪民生来说,“关注春晚”似乎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

彩排一结束,洪民生就顺着退场的人流快步走出演播厅。最近几年看完彩排,他都不愿意再提意见。如果有人问,他的回答便是,“春晚再也回不到那个时代了。”

生于匮乏年代

八十平米的演播室里温度超过四十度,老师在台上讲课,演播室里所有人都像淋了雨似的流汗。电教部主任洪民生却乐此不疲,因为他知道,现在制作的录影带会在地方电视台、各大工厂轮番播放。

“文革”结束后第二年,电视台恢复播出,洪民生的全部精力都投注在电视大学上。

三十多年后,洪民生回忆,电大的一段经历让他清楚地认识到:匮乏的年代,人们实在太渴求文化,他要做的就是填补这个大坑。

洪民生带着电教部同事到工厂参观,工厂每天停产2小时组织学习。厂房的空地里摆满了桌椅,工人们一排一排坐着,盯着前面的九寸黑白电视机,他们正在学习26个英文字母。第五排开始往后,每个人都托着一台小望远镜,看一眼电视机,低头做一下笔记。

一个工人告诉洪民生,自己就因为不认识英文,拉错了闸门毁了机器。

电教做得十分成功,一年后中央拨款5000万买了500台最便宜的摄影机,准备筹办电视大学。消息一经传出,卖电视大学课程资料的东单新华书店排队排到了一个路口外的菜市场。

一年时间,上百万人在电视大学进修。多年以后,洪民生碰到外交部一名处长,谈起电视大学,那位处长十分感慨,他就是电视大学出身的。

慢慢步入正轨的电视大学成了一块香饽饽,很快电视大学划归教育部。电教部更名为文教部,再后来划归了央视,成为央视文艺部的前身。

升职为副台长的洪民生分管文艺工作。此前,电视台已经录制转播了1979年《迎新春文艺晚会》和1980年《八十年代第一春》两台春节文艺晚会。

洪民生记得有人跟他说,当看到喜欢的歌手郭兰英站在台上唱《绣金匾》时,全家人眼泪都流了下来。和做电视大学感觉一样,洪民生感到人们对文化与文艺的饥渴。

最初,文艺部想排演一台戏甚至连演丫鬟的演员都找不到。慢慢开放后,许多老艺术家才回到舞台,洪民生看着他们在台上相见抱头痛哭,也激动得想要掉眼泪。

1983年,导演黄一鹤提出要把春节晚会的规模扩大,形式改为直播。洪民生觉得台里一直有直播体育赛事的经验,直播春晚问题不大,就把这个想法报给当时广电部部长吴冷西。

直播春晚的想法很快获批,两个月后就是1983年春节,黄一鹤担任总导演。

那一年,对于洪民生而言是原本简单的一年,摸着石头过河,六百平的小演播室办一台晚会,演员就坐到下面当观众,到了表演时间就上去表演。一切都和之前的大联欢相同,这台晚会原本没有受到多大的关注。

洪民生甚至都没有审核所有节目,只是嘱咐黄一鹤把比较流行的歌曲都提前录好备播带,以备缺节目时补上。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1983年直播春晚引起巨大轰动。

直播当晚,四条电话线不间断地接听到打进电视台的点播,满满五盘点播单都是李谷一的《乡恋》。

《乡恋》因为曲调柔美被批评靡靡之音,黄一鹤很为难,拿着点播单去请示吴冷西。洪民生就跟吴冷西解释说:“其实《乡恋》只是曲调软一点,没有大问题的。不唱观众恐怕不满意。”

吴冷西拿着点播单来回踱步,等了十几秒钟终于出声:“上《乡恋》。”

就这样,《乡恋》在1983年春晚“解禁”。

洪民生回想第一届春晚,算不上什么创举,只不过在最匮乏的年代他们撕开一个小口子就能让观众无比满足,“春节联欢晚会”也就延续至今。

主旋律下的精彩

小口子的撕开让所有的目光聚焦到了中央电视台,洪民生收到不少写给电视台的信,希望第二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更有看头。

但让洪民生为难的是,上层领导对春节联欢晚会重视了起来,中央给广电部开了一个会,讨论春晚的开放程度:能不能让观众参与太多?歌曲可不可以柔软一点?芭蕾舞这些洋玩意应不应该出现在春晚?

洪民生早就料到,讨论的结果是不能、不可以、不应该。会后,中央正式提出要求,下一届春晚要以反映“统一团结”为主题,节目内容必须严防“精神污染”。

回到电视台,洪民生找来黄一鹤让他发挥经验出任1984年春晚总导演,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破局:观众们期待的春晚一定不是主旋律的政治活动。

还是那个六百平的演播厅,形式上也很难搞出花活,洪民生想该如何让“统一团结”的春晚符合观众的口味。他提出了要求:要比“精神污染”的春晚更精彩。

“没有港台同胞怎么算得上统一团结呢?”洪民生确信港台演员的不同表演风格一定能给春晚舞台注入活力。于是,黄一鹤找来了台湾主持人黄阿原,香港歌手张明敏、陈思思、奚秀兰。奚秀兰演唱三首歌,中间还换了一次演出服,不仅观众觉得新奇,就连大陆女歌手们也羡慕得要求效法。

百姓还想看什么?洪民生经常在台里说,“老百姓需要酸甜苦辣咸所有的味道,我们放甜味容易,苦、辣却最难做到。”承载苦、辣味道的就是语言类节目。

1984年春晚,马季的《宇宙牌香烟》讽刺当时社会上一些商家以假乱真的不良风气。而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吃面条》也是那一年最成功的节目之一,陈佩斯的表演就是让人大笑。虽然遭到一些领导指责表演“低俗”,小品的节目形式却因为《吃面条》而定型,春晚也从此成为小品培养基地。

1984年春晚还没结束,洪民生就感到“一定成功了”。那天晚上,几乎没有人离开演播厅,大家就地摆桌庆祝一起唱歌跳舞吃年夜饭。刚刚好五十六桌,“连数字都恰恰各民族大团结了”,直到凌晨五点,大家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极少喝酒的洪民生到处给人敬酒,喝了一瓶半茅台,他不记得那一晚说了多少感谢,只记得在之后的三十年春晚再也没有那样纯粹的开心。

之后的一个月,一麻袋一麻袋的信堆积在央视地震临建棚的办公室里。有电视从业者也给台里写信说,知道春晚反对“精神污染”原本很失望,觉得春晚要没看头了,没想到一台晚会尽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这是一台反映百姓心声的春晚。

1984年春晚是洪民生认为至今最成功的一届。“那一届因为是最真诚的,春晚还没有那么多附加的东西,只是纯粹让老百姓喜欢”。

那届春晚之后,邓颖超亲自批示:春晚这个节目很好,要拿到国外去放放也很好。洪民生马上把带子送到大使馆。转年,春晚还没结束,大使馆的飞机已经停在机场等着把带子第一时间送出去。再往后,干脆算好时间给使馆送去提前录好的备播带,让在国外的中国人可以同时看到春晚。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1992年国际中文频道开播,全球直播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彼时,央视春晚早已经如同年夜饭成了中国人过年必不可少的一桌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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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边球

春晚成为一件国家大事,不再是一群文艺工作者凑在一起的一场晚会。洪民生慢慢发现自己多了一重身份,春节联欢晚会的把关人。

如果是为艺术把关,洪民生当然是会欣然承担。

1985年春晚,因为黄一鹤追求创新而使场面失控,节目超时快5小时临时截取三小时内容;发行的工行纪念券被指借机牟利;刚刚回国的演员陈冲在台上的一句“你们中国人”更是引起观众不满。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里向全国观众道歉。

洪民生则到22家地方电视台一家一家去做检讨。他站在台上说,“你们挨骂都是因为转播了我们做的春晚,我要跟你们道歉。”

洪民生本来已经做了卷铺盖走人的准备,但他没想到,台里不但没有将他革职,还提拔他做了二把手,并继续负责春晚工作。

留在央视的洪民生必须做他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成为春晚的把关人,“这完全和艺术无关”。

把关的第一步,洪民生就给春晚提出了很多细碎的规定。比如,春晚所有节目甚至直播时要说的每一句话必须经过他审核;现场演出的时间和彩排时间误差不得超过三十秒;港台演员挑选要向上级报批等等。

这之后慢慢演化出了一套延续至今的春晚审核、彩排流程。1989年,春晚审查的规格上升到由政治局委员出面。1992年,洪民生离开中央电视台时,这套流程复杂到节目要通过五审才能上春晚,被称为“过五关”。

在央视的最后几年,洪民生这个把关人也仅仅是一个问题汇总者,他要听从太多部门的指挥。他能做的就是为最大限度地保留艺术打一些擦边球。

正式审查最少两次,工、青、妇、少数民族、解放军等代表都会来参加决策会,每一个部门都会给洪民生提意见。

洪民生当然有应付这些“临时领导”的法门,春晚审核节目前,洪民生都会主动给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打电话报节目,把他觉得可能会引起争议的点提前讲出来,问书记可不可行。

到现场审查的时候,李瑞环已经首肯,各个部门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除了春晚,元旦晚会前,洪民生也会提前向领导汇报。

1989年元旦晚会前,洪民生给李瑞环打电话请示,姜昆的相声《特大新闻》里有“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的说辞,姜昆要在天安门摆地摊卖炸糕。洪民生问:“可以在天安门摆摊么?”

李瑞环说,“天安门摆地摊可以在相声里想象一下。办晚会就是要让老百姓开心,你们放心,有什么问题,我给你们担着。”

1992年,洪民生在任的最后一年,他向李瑞环汇报了当年春晚的节目后,两人又谈到了《特大新闻》,李瑞环对他说:“洪民生,我发现了,你都是在我这儿打擦边球。这个擦边球只要打好了就是好球啊。”

洪民生激动得一下子承认了自己的小心思,“您说到我心里去了。”

可是,不是每个球他都能打得好,“打到界外的多过好球”。

政治毁了春晚

退休后在家钻研书法的洪民生依旧关注着春晚,他喜欢看别人打出的好球。

1994年黄宏、侯耀文的小品《打扑克》是三十年来洪民生最喜欢的语言类节目,把官场里大官压小官讽刺得淋漓尽致。

“讽刺现实是相声小品的生命力所在”,洪民生把关春晚的十年会给每届春晚总导演提要求,每年至少有两个语言类节目是针砭时弊的。“能不能过五关要看打马虎眼的本事和造化,但是做不做是责任和良心。”

可是渐渐地,洪民生越来越见不到让他觉得痛快的节目,舞台一年比一年漂亮,但节目仅仅是每年变一下形式,内容却没进步。“尤其是最近五年,路子不对,老百姓过得还很苦,春晚却一直在歌功颂德拍马屁。”

退休后的洪民生养成一个习惯,每年都会去看春晚彩排,多少提一些意见。有一年,洪民生给总导演打电话:“千篇一律的宏大,这种思想一定要改一改,百姓需要现实。”

这位总导演很无奈地说:“洪老,上面的比我们胆子还小,我们是想冲冲不上去啊。”

洪民生知道总导演们的压力,后来也就不再给他们提意见了,“导演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我的意见都是在为难他们。”

几年前,台里组织干部去五台山旅游。到了庙里无论老少扑通跪倒一片,虔诚地叩拜,嘴里还念念有词。洪民生成了唯一站着的一个人,一时间他愣住了。

“跪在佛前的都是党员,节目里歌颂完伟大的祖国,然后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信仰”,洪民生说。

那一刻,他忽然想起退休前有一次到日本访问。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同行去请邓丽君回国演唱。邓丽君却说:不想来,因为她是有国民党背景的。

当时洪民生信誓旦旦地跟同行说,现在政治氛围已经开放了,总有一天邓丽君可以回国登台。可他万万没想到,邓丽君竟然一生都未被获准到大陆演出。

谈及如今的春晚,洪民生就会感伤从前。他和电视同行用十几年时间一点一点挤开裂缝,紧闭却只在一瞬间。

在洪民生的年代,春晚追求的是百花齐放,而电视人的信仰是万家争鸣。“政治毁了我们的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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