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插队生活片断……中秋节

探 亲

我们六八年秋下乡，六九年春节响应“和贫下中农一起过春节”的号召，在队里过的春节。六九年秋后，我们都动了回家探亲的心。可是这时的形势对我们探亲非常不利：林彪以“备战”为名，颁布了“一号令”，强迫在北京的中央机关、各部委纷纷疏散到外地。我家就是在这一年六月下放到了湖南邵阳。从八、九月开始，各种各样正式的、非正式的消息从不同的渠道传来：有的说，边境地区和靠近边境地区的知青一律得留在当地过年；有的说，进北京必须持有县（也有人说是省）级革委会的证明才行；还有的说，在天津火车站有人检查，专门抓北京知青，抓到了就地劳改半个月，然后押解回乡（当然，不是故乡）……。听到这些消息，我们的心里非常矛盾：我们离家已经一年多，哪个不想家！可又怕这些消息是真的，回家不成再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是被抓起来）。大家不由得想起了邵队长，于是公推知青组长老H等三人找邵队长讨主意。邵队长说：他刚在公社开过会，上边规定知青一律得留在当地过年，有知青落户的社队各级领导要作好工作（就是负责看好知青，不让知青回家）。他本人对我们非常同情，让我们放心，各人只管去作回家的准备，其他的事由他安排。准备哪一天动身，提前给他打个招呼就行。有了邵队长的承诺，我们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大半。

中国官场有句话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紧锣密鼓地作着回家的各种准备工作：收集土特产；托人看管房子物品；和要好的朋友告别；换粮票……，邵队长一概不闻不问不干预，没事人一个。到了预定行期前三天，老H跑去告诉邵队长，邵队长还是那句话：尽管放心！临行前一天晚上，邵队长在全队大会上宣布：第二天派一辆大车往县里送粮。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行李赶到小队部，一切都如邵队长安排的那样准备得好好的：大车上绑好了挎竿，足可以坐下二十几个人。所谓送到县里去的粮食，不过是几麻袋黑、红、黄豆之类的杂粮，放在大车上正好给我们当坐垫。赶车的车老板，架辕的马，都是队里最好的。坐车的除了我们十个知青，还有几位社员。其中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就是邵队长的养女妇女队长，妇女队长的生父是个老革命，时任县长途汽车站的头头。那时长途汽车一天没有几班，并且大多是过站车，车票非常紧张，没有门路有时等几天也买不上票，更何况我们一伙人要买十张票。妇女队长到车站里一转，问题马上解决，老爷子还亲自出来送我们上车。

到了通辽火车站，这里的“备战”气氛比乡下浓厚多了：所有的窗玻璃上都贴上了“米”字形的白纸条；所有的电灯上都套上了黑色的喇叭形的灯罩，喇叭口一律朝向地面，考究些的房子还挂上了深色窗帘……那架势活像二战时德军空袭阴影笼罩下的伦敦。紧张的气氛对“苏修”、“美帝”有多大的威慑力量我不知道，只知道我们十个人个个浑身冰凉，面前的一切似乎都在印证着各种流言的正确，从村里出发时被乡亲们烘热了的好心情又跌到了冰点附近。但是，既然已经到了通辽，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要闯一闯。我们硬着头皮战战兢兢地到售票处买票，一问，果然是必须有介绍信才卖北京的火车票。买票的同学也没敢和售票员多罗嗦，惟恐暴露了身份被捉拿归案。这无疑是又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幸好我们早有思想准备，换了个同学上去买到天津的票，这次还好，没费什么口舌就买到了。怕引起怀疑，十个人分成三拨买的票。

上了火车，我们的心情多少放松了一些，相互间的话也渐渐地多起来。但是过了山海关以后，车窗外的景色绿色越来越浓，车窗内我们的心情随着离天津越来越近却变得越来越沉重。天津到了，我们十个人的头都拼命地往下低，真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或是找件大衣把头包起来，可是那不是成“此地无银三百两”了。火车在天津停二十几分钟，这段时间可真难熬呀，一分钟好像有一天那么长，三伏天大太阳底下耪地的感觉只怕也比这会儿还要好受些。正熬着，突然发现窗外站台上走过来几个挎着枪、带着红袖标的解放军，我们的心一下子全提到了嗓子眼，连气也不敢出，总觉得他们就是来抓我们的。……好不容易站台上的铃声响了，车厢的车门关上了，火车巨大的车身“哐当”一声开动了，我们几个才抬起头来，互相看看，尴尬而又会心地笑笑，如释重担地吐出一口气来。

北京到了，我们除了在出站口办办补票手续外，再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事后我们想起来，其实在通辽时买京广线上随便哪一站都可以。像北京南边的第一站涿州，离北京只有几十公里，由于这几十公里与通辽到北京的几百公里相比实在有限，所以路费也多得有限，比天津到北京的补票费少多了，重要的是不必受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那份罪了。

第二天，我们不约而同地回到母校——八十中。在学校里，过去的同学是几乎见不到了（大多数下乡或是去了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少数去了煤矿），在校的学生全是刚从小学升上来的小娃娃。老师们虽然在文革期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学生的冲击，这时候见到我们仍然非常热情，问长问短问寒问暖，问干活累不累，生活苦不苦，收入多不多……当我们几个自豪地告诉老师，我们不但挣出了一年的生活费用，连回京探亲的路费也不要家里负担，老师们也为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听到老师的称赞，我们从心里感到热呼呼的，一年多来吃的苦和累似乎也算不了什么了。

不过，老师中也有个别“持不同政见者”，SG老师就是一位。这位先生文革前是政治教研组组长，党员，有什么靠山背景不清楚，只知道他上课时光会死搬教条讲大道理，讲不出什么有血有肉的东西，就用“嗯！啊！……”之类的感叹词打发时间，因而很不受学生欢迎。今天碰到他，我们也像对其他老师一样先热情地喊了一声“S老师！”，谁知他就像看到不齿于人类的社会渣滓一样，倒背着手，瞪起一对儿三角眼，俩嘴角倒挂，满脸挂霜，冷冰冰地甩出一句话：“战备这么紧张，你们回来干什么？！”好像他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在缉拿审讯逃兵。

韶山是毛主席的故乡，当时可以算得上全国第一革命圣地，人们以能去韶山参观为荣。我们从北方千里迢迢到了湖南，不去韶山要遗憾终生。十二月初，我们插队的兄妹四人去了一趟韶山。这时的韶山已经建了许多纪念性建筑，一个个细看过来，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还有些地方没看到。我们想在韶山住一夜。韶山宾馆招待所旅社建了不少，可是住宿一定要介绍信。我们哪里来的介绍信，跑了几家，都吃了闭门羹。最后找到一家，好说歹说，总算松了点口，但要我们去当地派出所，派出所同意了他们才敢收住。找到派出所又是好一通盘问，甚至连我们随身带的一个手提包也兜底清查一遍，才开恩同意住一夜。从下午五点多开始找住处，到最后住下，已经晚上八点多钟。为了省钱，我们两人一个铺位，挤了一夜。

我们兄妹四人在“五．七农场”呆了半个多月，除了到韶山参观几天外，没什么事好作，有时到农场的几个山头上转转，比较清闲。于是有几个自命为“左派”的下放干部看不惯了，农场里风言风语地说我们几个回来探亲的下乡知青是“名为探亲，实为逃避劳动”，还有什么“农场不是阶级斗争的避风港”……爸爸妈妈在文革中吓破了胆，让我们去和干部们一起劳动。同时回农场的其他几个下乡知青的父母大多数也是一般干部，比我父母的境况好得有限，于是也让自己的子女向农场领导报到。

干活就干活，要干就比试比试，谁怕谁呀，庄稼人较劲时爱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说实在的，要论干活这帮下放干部还真没几个能比的过我们的。论年龄，我们下乡知青正当年轻力壮，而他们最小的也是三十靠边，最大的有六、七十；论体力，我们干活是为了养家糊口，每天干活都是拼上全身力气，并且每天都要干十个小时以上，多的时候要干十四五个小时，这么磨练下来，无论体力还是耐力，下放干部们都比我们差远了。他们干活也和在机关里上班似的，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每个星期干六天休息一天，另外还有几个半天时间的政治学习或是别的什么活动，可以休息休息调剂调剂。第一天，安排我和四弟跟着四连（那时各机关、厂矿、学校都仿效解放军的连、排、班编制，连相当于现在的部门、科室、车间）指导员干活，任务是给桔树培土。到了地头，我和四弟立即拿出在生产队拼工分的劲头干起来，一口气一个多钟头不抬头不直腰不喘气，这在我们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小菜一碟。那位四十多岁的指导员（也是个“左”得可以的人物）可受不了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擦擦汗喘喘气，一会儿直起腰来搓搓手捶捶腰，最后实在绷不住了，又不好意思明说，只好假装喊我们俩一起看风景：“你们看这条河是……，那个山头是……”“这山的那边……，过了这河……”我们哥俩对看了看，嘴里不说心里纳闷：“这位怎么了，干活就干活呗，看什么风景？”仍然闷头干活。下班后回家和两位妹妹说起来，才知道她们的“遭遇”也差不多。这样干了几天，下放干部们对我们知青的看法变了，态度也变了，休息时常拉着我们谈在农村的生活。说实在的，大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也算的上是“天涯沦落人”，何必跟乌眼鸡似的，俩眼净盯着别人，一门心思净想着找岔子整人。和下放干部们相处时间长了，我们发现他们大部分人都挺好的，只有几个跟我们学校的SG一样，看见别人的日子过得稍为好了点儿（只不过在家歇了几天），就眼睛里冒火，似乎只有他才是最革命的。

提心吊胆回京路，

一路紧张到家府，

农场探访看韶山，

拼命干活让人服。

四条汉子

我们四个男生被社员们称为“四条汉子”，还根据我们各自的特点分别取了外号。知青组长HJY生得又白又胖，得了个“郝大胖子”的美称。我这双四十四号的大脚令众人“少见多怪”，因此被戏称为“任大脚丫子”。QBQ生性好斗嘴顶牛抬杠，经过“文化大革命”三年的磨练，抬杠的本领更加炉火纯青，被社员们誉为“钱大杠子”。WBG虽比我还小三岁，但个子比我还高两公分，勇夺“王大个子”的桂冠。

       我们干了几个月后，和社员们慢慢地混熟了。他们对我们男生的称呼变成“老郝”、“老任”、“老钱”、“老王”。刚听到这么称呼，我们还不习惯。第一，我们都是才十八九、二十岁毛头小伙，还不想和这“老”字做伴。第二，能承受这“老谁”称呼的，似乎应该是我们父辈或祖父辈的人。后来听得多了，习惯成自然，反倒觉得亲切友好。时间长了，社员里有人越琢磨越不是个滋味，“老任，老任，你是谁家的老人哪？”当地人称六七十岁以上的为“老人”，带有尊敬的意味。我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学生娃娃，只不过沾了姓“任”（当地人念二声，同“人”音，不象有些地方念四声“认”）的光，就被大家“老任”来“老人”去的喊，难怪有人觉得委屈吃亏。嘴上这么说，谈笑而已，说过就拉倒，过后我继续当众人的“老人”。

喝 茶

酒要逢年过节或是家中有事才喝，茶可是农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当地人绝大多数喝红茶。当时喝的是砖茶或沫茶，可不是现在流行的袋装茶。

当地人喝茶一般都泡得很浓，有时嫌开水还泡不开茶叶，干脆把茶叶放到水壶里和水一起煮开。由于茶叶放得多，冲出来的茶水黑得象酱油，喝到嘴里，苦得比中药汤强点不多。牧民喝浓茶是为了帮助消化肉食，农民们一年吃不了多少肉，似乎没必要喝那么浓的茶，开始我们觉得无法理解。后来农民告诉我们：喝茶要喝透，喝透了可以保证一下午不渴。要喝透，就要用滚烫的开水泡浓茶，然后趁热喝，不歇气不停地喝，直到感觉后脊梁上冒凉气，才算喝透了。我们照他们说的一试，果然很灵，不但体会到了“喝透”的感觉，并且真的一下午不渴。

从此以后，我们放弃了午睡，一吃完午饭就忙着烧水泡茶喝茶，平均每人要喝一热水瓶。日久天长我们也养成了喝茶的习惯，不光是为应付天热口渴才喝，闲时没事也常要端杯水喝。七一年返城回邵阳，路过北京在大舅家暂住数日，没事时总要泡杯茶喝，因为嫌一趟趟添水还得上厨房麻烦，干脆拿了一个热水瓶放在手边（在农村时也是如此），左一杯右一杯不大工夫一热水瓶水就让我喝干了，换一瓶再接着喝。大舅妈在一边看呆了，以为是撒哈拉难民来了。以后大舅妈每天都把家里几个热水瓶灌得满满的，看见我从外面回来，马上把一个热水瓶端上来：“XX，喝水！”此后三、四年，每次我去北京大舅家，大舅妈总忘不了端上热水瓶招待。

文革前的民族题材电影《五朵金花》中有一个情景，漂亮能干的女社长金花约她新结识的男友阿鹏在风景秀丽的蝴蝶泉边唱情歌，歌中有句歌词“拨开青苔喝清泉”。多么浪漫而又富有诗情画意。这段歌词搬到现实生活中怕就没那么优美了。

一次，正值“赤日炎炎似火烧”的夏日午后，我们在村子西北方但离村很远的地块耪地。休息时，嗓子干得烟熏火燎一般，话也说不出来。我们几个顾不上休息，满地乱跑找水喝。我们的运气还不错，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一个“水泡子”，就是一个半间房子大小的水坑。水面上飘浮着一层青苔，一两只青蛙和几条蝌蚪在水中悠闲地嘻戏。我们趴在水坑边，用手轻轻拨开青苔，可怜水面下哪里有什么清泉，水中悬浮着细小的绿色颗粒，大概就是大跃进时宣传过的“小球藻”吧。坑边，还有几丛水草，水草上隐约缠绕着一串串青蛙卵。实在渴得太利害，管它什么小球藻水草和青蛙卵，我们俯在水面上大口大口地喝起水来。喝够了，爬起来转身就逃，不为别的，只怕多看一眼那些水中的丰富物产，会把刚喝下去的水全倒出来。这一吐，身上的力气也就跑光了，还有，半个下午的活怎么干？

偷

不管怎么说，“偷”也是个不好的行为，这里，不想为偷窃行为作任何辩护，只是如实记录。

下乡第一年秋后，庄稼已经全部放倒，苞米也扒下来，一堆堆地集中在一起，准备往回运。这时候要特别当心，成堆的苞米为偷儿提供了方便。为了保护这即将到手的粮食不受损失，队里加派了“护秋”的人员，我也有幸被选中。这天夜里，我随着一位社员漫山遍野地转悠。转来转去，最后转到村子西南方的一块地。这块地呈狭长形，用社员的话说就是垄沟特别长，一根垄可以从我们村边一直延伸到他们所在地一队的村头。我俩顺着垄沟走到可以看到一队村子时，那位社员说：“饿了，咱俩烧苞米吃吧。”我俩挑出几个比较嫩的苞米，再找些苞米秸杆来，点上火，一会儿就烧熟了。

吃完烧苞米，那位社员大概觉得光有饭没有菜不够尽兴，抹抹嘴说：“咱去偷点胡萝卜吃。”我知道“偷东西”不是好事，可是我们下乡来是接受“再教育”的，“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学，不能有二话。他熟门熟路地把我带到村子的北边，指着一块地：“就这儿！”

说老实话，长这么大，胡萝卜吃过不少，胡萝卜叶子是什么样可从来不知道。在我的印象中，萝卜叶子就是儿童歌舞剧《拔萝卜》中那个样子，胡萝卜既然叫“萝卜”，它的叶子也应该是那样无疑。如果不是有人指点，别说是深更半夜，就是大白天把我领到胡萝卜地里，我也不知道地皮底下就是胡萝卜。我学着那社员的样，拔了两个胡萝卜，又悄悄地溜回我们队的玉米地，坐下来定定心心地啃胡萝卜。

就是“信号弹事件（见《民兵》）”那一次，我和HJY值更巡逻到后半夜，转来转去转到村东头果园附近大路上。这个地方地势比较高，周围是一片沙沼，视野比较开阔，我俩就站在大路上看那几颗“信号弹”星星。正看着，从庄稼地里钻出两个黑影来，我俩一下子紧张起来，心想：“这一夜总算没有白等。”

谁知那俩人没一点“贼”模样，走路大大咧咧的，脚步声很重，走着走着还高声说起话来。仔细一听，原来是本队的两位“看青”的社员。“看青”的任务是保护庄稼，不是抓贼，即使有贼，吓跑了就成，所以他俩走路有那么大的动静。和他俩随便聊了几句，一位社员忽然提出到生产队果园里偷葡萄。我俩未置可否，跟着他俩走。

我们从果园东墙的一个缺口钻进果园（自家的果园，当然是熟门熟路），由于扮演的角色从庄稼的守护者转换成偷窃者，我们一个个蹑手蹑脚地摸到葡萄架下，匆匆忙忙地摘了几串葡萄就走。要说这两位社员的胆儿也真够大的，撤退的时候不走原路，领着我们摸到看果园人睡觉的窗下，隔窗欣赏了一会儿看果园人的鼾声，才轻手轻脚地从果园大门出去。到了村头大路上，哥儿几个席地而坐，把“战利品”一扫而光。

第二天干活休息时，听一位社员说：“昨天夜里有人偷咱果园。”“听说是从闸门来的，有一个还穿着大水靴呢！……”原来，看果园人的警惕性也很高，临睡前把地面全用扫帚扫了一遍。早起一查，我们几个偷儿的脚印历历在目。所幸的是，当时我穿了一双胶棉鞋，鞋底花纹和高统水靴差不多，而我的鞋又是农村少见的44号（相当于新号型的28号）。人们根据现场的“犯罪痕迹”分析来分析去，最后得出结论“闸门来的人偷果园”。为几串葡萄去惹水利部门的人，犯不上，此案便不了了之，也没有记录在案，否则，我还真不敢再穿那双胶棉鞋了。

说实在的，那葡萄并不怎么好吃，外表看起来还不错，挺大挺水灵。吃到嘴里，不是很甜，和北京的无法相比。最不可理解的是，吃了几颗葡萄以后，嘴角有辣的感觉。大概是品种不好，或是栽培技术不到位，造成品种品质退化的缘故。

偷萝卜：一年麦收，王队长安排我和一个社员夜里看麦子。到了后半夜，社员说：“肚子饿了，咱去弄点儿吃的吧。” 社员们粮食少，白天尚且填不饱肚子，哪有东西带着作夜宵。他带着我到队里的菜地，拔了几个白萝卜，擦擦泥，就吃了下去。

需要特别声明一句，下乡三年，我统共只有这三次“偷盗”行为，并且都是受人“教唆”，应该算是“从犯”吧。

三十四年后，我们十一个年逾五十的老知青旧地重游。回忆当年趣事时，我对BGL“坦白”了这仅有的三次偷窃经历，BGL哈哈大笑：“三十年的疑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知青都被称呼老，

跟随社员去偷盗，

仅仅三次记忆真，

数十年后作检讨。

讲故事

农村文化生活贫乏，讲故事是填补空白的办法之一。这里是插队时听到老乡们讲的一些故事，是真是假无从考证，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解解闷儿吧。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兵分三路向盘据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其中一路就是从开鲁这一带路过，所以当地的老年人都能回忆起苏军路过时的一些往事。据说，刚开始过路的苏联红军纪律严明，自己开饭时经常分给中国百姓一些，高兴了就逗逗老百姓的孩子。后来过的大概是些杂牌军，纪律涣散，比较普遍的是挖老百姓的土豆吃，个别的强奸妇女。后来有人说：“苏联老大哥好是好，就是喜欢中国老大嫂。”为议论苏联红军这事，中苏友好时和反右时不少人倒霉挨整，吃了不少苦头。文革时中苏关系恶化，农民们才敢大胆地公开说出来。

“老大哥”的说法在东北地区比较流行，在开鲁，我还听一个关于“苏联老大姐”的传说。苏联红军进来时，刚过立秋，农活还不太忙。一天，一群人聚在村头闲聊。正聊着，来了两个“苏联老大姐”—— 苏联女兵，她们见有一口公用井，就打了些井水放到水槽（饮牲口用的）里，然后脱下上衣洗了起来。如此大胆开放的举动，令封建保守的中国农民们目瞪口呆，他们停止了闲聊，远远地围着两个“毛子婆”（东北人称俄国人“老毛子”）看稀罕。俩女兵洗完了，环视周围，忽然发现人群中有个年轻英俊的“小白脸”，两人不由分说，把“小白脸”生拉硬拽地拖进了村外的高梁地。众人不敢跟进去，只听得高粱地稀哩哗啦一通乱响。过了好久才没了声响，人们走进高梁地，只见倒了一大片高梁，没有一个人影。从此，再没人见到“小白脸”的踪影。有人说，“毛子婆”带着“小白脸”坐飞机回了苏联。还有人说，“小白脸”扛不住两个身高体壮“毛子婆”的轮番进攻，身体被掏空，一命呜乎了……。

一年夏天麦收，队长安排我和青年社员叶景德夜里看麦子。夏夜虽说比冬夜短得多，但也有七八个小时。为了消磨时间，我俩轮流讲故事。叶景德讲了几个，有“带色”的，也有神话。神话故事的情节我记不全了，只记的是一个凡人男青年和一个神仙女青年相爱，到谈婚论嫁时，神仙父母要亲自考察未来女婿。准女婿进门之前，神仙老公母俩商量好联络暗号，如果相中了，老太太就在院子里轰鸡，否则就轰狗，老头根据老婆的表态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是留下吃饭还是只限于聊天唠呵。准女婿来了，迎面看见的是“闪光缎（当地人对表面光亮的绸缎的称呼，大概是织锦缎之类的织物吧）”的门帘，进入东屋，但见炕头是三铺三盖的被窝垛。上炕，盘腿而坐，上茶，敬烟，一番照例的客套之后，老头开始逐渐进入主题，男家有几口人，父母是否健在，有没有小姑子，家里有多少地，多少房子，大小牲畜，收成如何，……。忽然听见窗外传来老太太轰鸡的声音，老头心里有数了，马上出去帮老太太准备酒菜。故事的情节与小时候听的和看过的神话故事差不多，只是故事里的生活细节完全是农民自己生活的翻版，再加上点想象，但是想象力实在有限，总也脱不出庄户院的模式。

还有一个外国文字产生的故事。想当年，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在即将到达某外国时，被这个国家的探子探听到消息。探子立马报告国王，国王说：孔老夫子发明了中国文字，我们现在还没有文字，不如趁这机会把老先生请来，帮我们发明文字。于是率领全国臣民，到国境边上迎接孔夫子。等候多日，孔老夫子骑着一头小毛驴走来了，国王和众百姓一哄而起，欢呼着向孔夫子跑去。老夫子骑的毛驴没有见过这些红发碧眼的人和这种阵势，以为是碰到了强盗，吓得扭头就逃。由于受惊不小，小毛驴边跑边撒尿，所谓屁滚尿流是也。国王和众百姓没有追上孔夫子，只看到留在地上的一连串弯弯曲曲的尿迹。众人不知何意，观察良久，一位智者恍然大明白：“啊！这就是孔老夫子留给我们的文字。”从此，这个国家有了文字。与方块形的汉字不同，他们的文字都是曲里拐弯的。

开鲁故事也挺多，

爱说苏联老大哥，

特别记得老大嫂，

还有神话美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