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 亲
我们六八年秋下乡,六九年春节响应“和贫下中农一起过春节”的号召,在队里过的春节。六九年秋后,我们都动了回家探亲的心。可是这时的形势对我们探亲非常不利:林彪以“备战”为名,颁布了“一号令”,强迫在北京的中央机关、各部委纷纷疏散到外地。我家就是在这一年六月下放到了湖南邵阳。从八、九月开始,各种各样正式的、非正式的消息从不同的渠道传来:有的说,边境地区和靠近边境地区的知青一律得留在当地过年;有的说,进北京必须持有县(也有人说是省)级革委会的证明才行;还有的说,在天津火车站有人检查,专门抓北京知青,抓到了就地劳改半个月,然后押解回乡(当然,不是故乡)……。听到这些消息,我们的心里非常矛盾:我们离家已经一年多,哪个不想家!可又怕这些消息是真的,回家不成再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是被抓起来)。大家不由得想起了邵队长,于是公推知青组长老H等三人找邵队长讨主意。邵队长说:他刚在公社开过会,上边规定知青一律得留在当地过年,有知青落户的社队各级领导要作好工作(就是负责看好知青,不让知青回家)。他本人对我们非常同情,让我们放心,各人只管去作回家的准备,其他的事由他安排。准备哪一天动身,提前给他打个招呼就行。有了邵队长的承诺,我们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大半。
中国官场有句话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紧锣密鼓地作着回家的各种准备工作:收集土特产;托人看管房子物品;和要好的朋友告别;换粮票……,邵队长一概不闻不问不干预,没事人一个。到了预定行期前三天,老H跑去告诉邵队长,邵队长还是那句话:尽管放心!临行前一天晚上,邵队长在全队大会上宣布:第二天派一辆大车往县里送粮。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行李赶到小队部,一切都如邵队长安排的那样准备得好好的:大车上绑好了挎竿,足可以坐下二十几个人。所谓送到县里去的粮食,不过是几麻袋黑、红、黄豆之类的杂粮,放在大车上正好给我们当坐垫。赶车的车老板,架辕的马,都是队里最好的。坐车的除了我们十个知青,还有几位社员。其中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就是邵队长的养女妇女队长,妇女队长的生父是个老革命,时任县长途汽车站的头头。那时长途汽车一天没有几班,并且大多是过站车,车票非常紧张,没有门路有时等几天也买不上票,更何况我们一伙人要买十张票。妇女队长到车站里一转,问题马上解决,老爷子还亲自出来送我们上车。
到了通辽火车站,这里的“备战”气氛比乡下浓厚多了:所有的窗玻璃上都贴上了“米”字形的白纸条;所有的电灯上都套上了黑色的喇叭形的灯罩,喇叭口一律朝向地面,考究些的房子还挂上了深色窗帘……那架势活像二战时德军空袭阴影笼罩下的伦敦。紧张的气氛对“苏修”、“美帝”有多大的威慑力量我不知道,只知道我们十个人个个浑身冰凉,面前的一切似乎都在印证着各种流言的正确,从村里出发时被乡亲们烘热了的好心情又跌到了冰点附近。但是,既然已经到了通辽,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要闯一闯。我们硬着头皮战战兢兢地到售票处买票,一问,果然是必须有介绍信才卖北京的火车票。买票的同学也没敢和售票员多罗嗦,惟恐暴露了身份被捉拿归案。这无疑是又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幸好我们早有思想准备,换了个同学上去买到天津的票,这次还好,没费什么口舌就买到了。怕引起怀疑,十个人分成三拨买的票。
上了火车,我们的心情多少放松了一些,相互间的话也渐渐地多起来。但是过了山海关以后,车窗外的景色绿色越来越浓,车窗内我们的心情随着离天津越来越近却变得越来越沉重。天津到了,我们十个人的头都拼命地往下低,真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或是找件大衣把头包起来,可是那不是成“此地无银三百两”了。火车在天津停二十几分钟,这段时间可真难熬呀,一分钟好像有一天那么长,三伏天大太阳底下耪地的感觉只怕也比这会儿还要好受些。正熬着,突然发现窗外站台上走过来几个挎着枪、带着红袖标的解放军,我们的心一下子全提到了嗓子眼,连气也不敢出,总觉得他们就是来抓我们的。……好不容易站台上的铃声响了,车厢的车门关上了,火车巨大的车身“哐当”一声开动了,我们几个才抬起头来,互相看看,尴尬而又会心地笑笑,如释重担地吐出一口气来。
北京到了,我们除了在出站口办办补票手续外,再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事后我们想起来,其实在通辽时买京广线上随便哪一站都可以。像北京南边的第一站涿州,离北京只有几十公里,由于这几十公里与通辽到北京的几百公里相比实在有限,所以路费也多得有限,比天津到北京的补票费少多了,重要的是不必受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那份罪了。
第二天,我们不约而同地回到母校——八十中。在学校里,过去的同学是几乎见不到了(大多数下乡或是去了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少数去了煤矿),在校的学生全是刚从小学升上来的小娃娃。老师们虽然在文革期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学生的冲击,这时候见到我们仍然非常热情,问长问短问寒问暖,问干活累不累,生活苦不苦,收入多不多……当我们几个自豪地告诉老师,我们不但挣出了一年的生活费用,连回京探亲的路费也不要家里负担,老师们也为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听到老师的称赞,我们从心里感到热呼呼的,一年多来吃的苦和累似乎也算不了什么了。
不过,老师中也有个别“持不同政见者”,SG老师就是一位。这位先生文革前是政治教研组组长,党员,有什么靠山背景不清楚,只知道他上课时光会死搬教条讲大道理,讲不出什么有血有肉的东西,就用“嗯!啊!……”之类的感叹词打发时间,因而很不受学生欢迎。今天碰到他,我们也像对其他老师一样先热情地喊了一声“S老师!”,谁知他就像看到不齿于人类的社会渣滓一样,倒背着手,瞪起一对儿三角眼,俩嘴角倒挂,满脸挂霜,冷冰冰地甩出一句话:“战备这么紧张,你们回来干什么?!”好像他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在缉拿审讯逃兵。
韶山是毛主席的故乡,当时可以算得上全国第一革命圣地,人们以能去韶山参观为荣。我们从北方千里迢迢到了湖南,不去韶山要遗憾终生。十二月初,我们插队的兄妹四人去了一趟韶山。这时的韶山已经建了许多纪念性建筑,一个个细看过来,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还有些地方没看到。我们想在韶山住一夜。韶山宾馆招待所旅社建了不少,可是住宿一定要介绍信。我们哪里来的介绍信,跑了几家,都吃了闭门羹。最后找到一家,好说歹说,总算松了点口,但要我们去当地派出所,派出所同意了他们才敢收住。找到派出所又是好一通盘问,甚至连我们随身带的一个手提包也兜底清查一遍,才开恩同意住一夜。从下午五点多开始找住处,到最后住下,已经晚上八点多钟。为了省钱,我们两人一个铺位,挤了一夜。
我们兄妹四人在“五.七农场”呆了半个多月,除了到韶山参观几天外,没什么事好作,有时到农场的几个山头上转转,比较清闲。于是有几个自命为“左派”的下放干部看不惯了,农场里风言风语地说我们几个回来探亲的下乡知青是“名为探亲,实为逃避劳动”,还有什么“农场不是阶级斗争的避风港”……爸爸妈妈在文革中吓破了胆,让我们去和干部们一起劳动。同时回农场的其他几个下乡知青的父母大多数也是一般干部,比我父母的境况好得有限,于是也让自己的子女向农场领导报到。
干活就干活,要干就比试比试,谁怕谁呀,庄稼人较劲时爱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说实在的,要论干活这帮下放干部还真没几个能比的过我们的。论年龄,我们下乡知青正当年轻力壮,而他们最小的也是三十靠边,最大的有六、七十;论体力,我们干活是为了养家糊口,每天干活都是拼上全身力气,并且每天都要干十个小时以上,多的时候要干十四五个小时,这么磨练下来,无论体力还是耐力,下放干部们都比我们差远了。他们干活也和在机关里上班似的,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每个星期干六天休息一天,另外还有几个半天时间的政治学习或是别的什么活动,可以休息休息调剂调剂。第一天,安排我和四弟跟着四连(那时各机关、厂矿、学校都仿效解放军的连、排、班编制,连相当于现在的部门、科室、车间)指导员干活,任务是给桔树培土。到了地头,我和四弟立即拿出在生产队拼工分的劲头干起来,一口气一个多钟头不抬头不直腰不喘气,这在我们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小菜一碟。那位四十多岁的指导员(也是个“左”得可以的人物)可受不了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擦擦汗喘喘气,一会儿直起腰来搓搓手捶捶腰,最后实在绷不住了,又不好意思明说,只好假装喊我们俩一起看风景:“你们看这条河是……,那个山头是……”“这山的那边……,过了这河……”我们哥俩对看了看,嘴里不说心里纳闷:“这位怎么了,干活就干活呗,看什么风景?”仍然闷头干活。下班后回家和两位妹妹说起来,才知道她们的“遭遇”也差不多。这样干了几天,下放干部们对我们知青的看法变了,态度也变了,休息时常拉着我们谈在农村的生活。说实在的,大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也算的上是“天涯沦落人”,何必跟乌眼鸡似的,俩眼净盯着别人,一门心思净想着找岔子整人。和下放干部们相处时间长了,我们发现他们大部分人都挺好的,只有几个跟我们学校的SG一样,看见别人的日子过得稍为好了点儿(只不过在家歇了几天),就眼睛里冒火,似乎只有他才是最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