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67年下半年开始,工宣队进驻我的学校,领导学校协助班主任先生进行应届毕业生分配工作。红卫兵小将门投入进行了1年的“文革”疯狂运动,到头来即将被埋入地球的土色之中。应届毕业生分配方案迟迟没有下达,学校组织学生学习党的文件以及上级指示精神。
在寒风凌厉的冬天,小将们穿着单薄的衣服,抖抖索索等来了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伟大指示一下达,小将们连夜从热被窝中穿衣起床,迎接最高指示的到来。敲锣打鼓,上街游行,表示坚决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纲领,听党话跟党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小将们喊口号,表决心,奔走相告。即将扑入黄地球的革命小将满腔热血,激情澎湃的演绎着怎么样钻入上面为自己安排好的绳套,从此以后自己一生的悲剧从此开始。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给革命小将敲响了丧命钟,是决定命运劫难的里程碑。
上海市七一中学66届初高中毕业生分配方案比例下来了,69%工矿,31%农村;(农村包括外农与本农)67届初高中毕业生分配方案比例也下来了,与上届方案比例掉了一个转,31%工矿,69%农村。同学们忧心忡忡,自己的命运不在自己手里,从此走上一条劫难的路。投入“革命”运动,自己还懵里懵懂,最终被人利用,自己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具体班级里的分配工矿与农村的名额是驻校工宣队出面宣读决定的。他们说是根据阶级出身子女的人数占班级里总人数的比例决定分配最终去向名额,然后再确定每个阶级出身子女工矿与农村的最终名单。名单最终宣布,等于宣判了人生无期徒刑的确立。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岁月里,谁都不敢与工宣队叫板。班主任先生早就藏了起来,她害怕同学们找她,给她一顿板子。因为是她间接促使了分配名单的实施与决定的形成,刚进驻学校的工宣队毕竟不了解同学们家庭中的详细情况。
班级内的情况是这样的,12个工矿名单中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阶级出身的子女便占去了10个份额,剩下2个名单留给分别出身小资、大资阶级出身的子女各占1名。其中一个出身小资阶级的子女,是家中的独子,都没挤进工矿的行列,被分配在上海崇明农场;那个出身大资阶级的子女,家中的哥哥分配是上届外农、姐姐在外地,于是她便幸运的挤入上海工人阶级的新队列。我就这样被顺理成章的丢入农村这个中国最大的垃圾桶内,从此我的人生悲苦便开始了。
应届毕业生分配方案名单确定下来后,母亲陪着我去找我的班主任先生,母亲要求我的班主任先生重新考虑我们的要求,把此事放在心上。可是母亲根本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无权无势,要求等于没说,根本没用。我与母亲第二次找班主任先生,再也找不到她,她已经藏起来了。因为有很多同学与家长都要找她,是她害了我们的一生。
上山下乡运动已成气候,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到农村去的政治运动。然后68届、69届两届初高中毕业生100%全部上山下乡,没有一个工矿的名额,上山下乡运动正式拉开序幕,在这样的形势下谁也回避不了。如果家中有子女不到农村去,家长所在单位便敲锣打鼓到家,动员说服家长让子女到农村去,甚至于有被停止工作可能性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害怕失去工作、求生存的机会,她说服我去农村。我出于无奈,心想,一样去农村,我还不如去父亲的原籍——浦东农村,它比外农总要强,于是这个决定很快被父母首肯。当时学校分配方案中应届毕业生外农的方式途径包括自行联系的插队落户,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原籍一定要有直系亲属的存在。我就符合了这一个前提条件。因为我的祖母便是我的直系亲属,她的户口在祖父的原籍。于是我灰头土脸的准备去浦东自行插队落户了。我这个上海市民的户口就在几秒钟内咔嚓一下迁到了浦东农村,成为一个农民。那时浦东农村与全国农村的情况八九不离十,一样的悲惨。
深度近视眼镜套在大哥的眼睛上,是大哥最明显的特征,1米60多,不高的身材,人瘦弱,文质彬彬,典型知识分子的形象。我的大哥脑袋聪明,在校学习成绩优秀,在学生时代就捣鼓半导体收音机,市面上刚有电视机的时候,大哥便会自己安装电视机。大哥在学校的学习时以及在研究电视机装配的时候,简直就像一个不问世事的书呆子,有时候连吃饭他都会忘记。大哥不是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白专知识分子,所以他的前途不会太好的。大哥大学毕业后,也是由于小资阶级出身的原因,再加他不会红色表现的原因,因此他的毕业分配显然不会是上海地区的科研单位。大哥被分配到了贵州省一个被称为平坝的地方,在那偏僻的山沟沟内,有一个国防军工保密厂。大哥孝顺,听母亲的话。大哥长到男婚女嫁的时候,大哥人老实,不会找女朋友。母亲为大哥考虑,也不想让大哥在那山沟沟里找女朋友,而与上海的家人永远分离。于是母亲为大哥张罗起亲事,托人为大哥在上海浦东老家介绍女朋友。因为上海城市的姑娘不会愿意嫁给在外地的上海男人,所以在浦西为大哥找女朋友母亲认为不现实,于是大哥的婚事很快搞定。因为那时候上海农村的姑娘能够嫁给一个在外地有工作的大学生也算是她的福气了。农民攀工人的亲,还算是符合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中国古训,尽管大哥是在贵州平坝山沟沟内的保密厂。与大哥在一个弄堂内曾经是大哥高中时候的同班同学,学习成绩比大哥差多了,他没考上大学。但是他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在了上海工矿。因为他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家庭。
我们兄弟姐妹的年龄都相隔2周岁,母亲带大我们应该是不易的。据我二哥说,母亲在他9个月后,就将他丢在了乡下,由祖母一手带大,这是二哥一直以来耿耿于怀的心头事。盘旋在二哥心中的阴影始终阴魂不散,让他觉得与这个家庭始终格格不入。二哥认为父母对于他的存在,在他们的心中起码是不重视的。因为其他的子女都在上海浦西生活,户口都在浦西市区,唯独他在浦东乡下生活,户口在浦东农村。我的二哥从小很聪明,学习成绩很好,二哥在小学时是班级中的中队学习委员。以后二哥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感到农村的苦难与窒息,二哥的心情也越来越郁闷,他的心态难以平衡,在众兄妹中他的处境令人寒颤。因为他不但得不到父母的直接关爱,而且要忍受农村太深重苦难生活的煎熬,这是对于二哥思想上太沉重的摧残。而后二哥在农村中找到了心仪的姑娘,因为他不可能在上海市区找到心仪的姑娘,这是父母造成的事实。二哥这个年龄,如果户口在上海的话,可能正好是逃脱在上山下乡运动时期,置身于运动圈子之外的那个时间段。可是二哥被定终身定在了上海浦东乡下。后来二哥与女朋友的恋爱还深受父母的阻拦,让二哥深受感情的压抑与煎熬,原因是上代人的恩怨。八年抗战,二哥与二嫂终于冲破家庭阻力,组成家庭。那时的浦东农村生活太艰难,那时二哥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二哥对于农业机械的钻研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家中到处堆放着二哥去哪儿淘来的废铜烂铁,然后二哥没日没夜的钻研农机改造与发明创造。那时二哥的许多发明创造得到了上海科研部门的肯定与认可,诸如插秧机、开沟机、松土机等等农业机械,都是用机械的力量代替农民繁重的体力劳动。上海科技大学几次推荐他,破格录取他为上海科技大学的学员,让他有继续深造的机会。但是他们有一个经济上的前提条件,便是大学为学员提供50%的学费负担,不是推荐学员没有这个优越性。学员自己也得负担一半的学习费用,书杂费自然是自理。二哥考虑到自己已经是有了家庭的人,有负责家庭,赡养子女的责任。如果深造学习的话,家庭、子女得不到应有的照顾与赡养,非但没有收入,而且这几年中还得支付一定的学习费用,作为一个成家的男人,二哥经过权衡利弊,没有抓住这个极好的机会。他终究放弃了可能会改变他一生的机会,还是在农村中坚持了下来。
我的三哥长相像父亲,身材挺拔,是一表人才的英俊男人。三哥从小也聪明,他在校的学习成绩也一直列为榜首。他在小学时候,便像大哥一样会捣鼓半导体收音机的安装,后来安装电视机,三哥的研究潜能也是相当丰厚的。三哥在小学时候便迷上了中国象棋,在弄堂中,大人们都下不过这个毛头小孩;三哥在小学高年级,五四中学时,象棋的棋艺进步得像旭日东升的太阳,蓬勃得灿灿烂烂,生动得活龙活现。三哥在静安区体育活动中心每星期要去中国象棋的训练班学习与对弈。三哥被安排在学校中的体校班中学习。三哥在参加静安区中国象棋区队比赛的成绩名列前茅,经常不是冠军就是亚军,季军便是觉得很没面子的事情。在静安区体育中心学习训练的时候,三哥得到了屠景明老师的真传,这个老师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学生,这个学生经常为静安区区队争得荣誉。中心内每月有全国国家队胡荣华的亲临对弈或传授棋艺的机会。三哥告诉我们,曾经有一次,三哥与国家队中国象棋冠军胡荣华居然打了一个平手。但是三哥的聪明同样逃脱不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厄运,不然的话三哥可能就是中国象棋国家队的队员了。三哥小学毕业后便考取了市重点中学——上海市五四中学,他从五四中学毕业后,准备报考中专。因为那个时候,人们都想赶快进入一个赚钱的捷径。那时的中专要比考大学都难,名额少得可怜,僧多粥少,谁都眼巴巴的望着那中专的门槛。毕业后便能进入理想的工作单位,不需要像进大学那样伸长脖子,漫长的等待。国人的眼睛盯着工矿的大门,有了一个好的工作单位那是一生的好饭碗,找个朋友成立家庭那就容易了,方便了。否则的话,饭碗难搬,工作难找,婚姻无望,资源配置成空。那时候在国人的眼里,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比什么都强,什么都会有了。三哥以优秀的成绩考入第一志愿的上海市邮电学校。那时考中专就像现在考公务员那样的热烈状况,那是万众跨上独木桥,等着自己幸运的那一刻。三哥实现了那时候的梦想,可是意想不到的是,上海市邮电学校同样逃避不了应届毕业生分配上山下乡运动的厄运。三哥是68届中专毕业生,68届分配方案是100%一片红上山下乡,哪怕你是中专生。
五妹是69届初中毕业生,同样面临100%一片红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全家都面临这个万劫不复的艰难时刻。那时爸爸在甘肃兰州,妈妈一个人为子女们准备行李,打包装箱,送我们走上泪水涟涟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