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摆门子

    摆门子，是天柱农村的俗语，相当于摆龙门阵、讲故事，此外还有侃大山的意思。

    地头歇气，大伙席地而坐。老人们掏出叶子烟，叭咂叭咂地吞云吐雾；女人们拿出鞋底鞋垫专心做她们的针线活；带嫩崽的妇女毫不避讳地解开衣襟在众目睽睽之下奶她的孩子；壮年男子就近到山上砍柴。

我躺在桂花佬身旁，百无聊赖地观看变幻莫测的云海。

    只听金岸大娘兴致勃勃地给大家摆门子，讲她到女儿处行家（行家：当地俗语，走亲戚、串门——笔者注）时的见闻：“前夜在那里放电影，热闹得紧哩！”

    “么个电影？讲来听听！”妇女们来了兴趣。

    “讲有个娘，娘有个崽，崽有个女。崽反动，拿去办了。”

    听得我一头雾水，没再去听妇女们叽叽喳喳的议论，赶紧向桂花佬请教：“办了？办了是么个意思？”

    “就是杀头啊！”

    我突然明白金岸大娘讲的是《红灯记》，不禁为她南辕北辙的叙述大吃一惊，继而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桂花佬和乡亲们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不知我为何发笑。我慌忙敛住笑，暗想当局倡导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我的老天，乡亲们原来是这样理解样板戏的呀？

    “你笑么个？”桂花佬盯着我问。我不便说破，随口胡诌道：“我想起个门子，好笑。”

    “门子？”老人有些怀疑地打量我：“讲来听听。”

    我坐起来，其他人都不作声了，就等着听我摆门子。我只得硬着头皮说：“从前有个男人，烟瘾特大。晚上洗脚时抽烟，不小心把火柴盒掉进水里了，抽不成烟，发气发火地一口吹灭油灯上床睡觉。”

    乡亲们笑道：“你讲鬼话，他不晓得在灯上点烟啊？”

    桂花佬止住笑说：“我来讲个给你们听。从前有个傻儿，十五六岁了讲话还不晓得轻重。他姐姐生孩子请满月酒，爹妈害怕他到酒宴上讲话出丑，不让他去。傻儿苦苦哀求爹妈，保证去吃满月酒一句话都不讲。他爹娘心疼儿子，千叮咛万嘱咐莫乱讲话，还是带了他去吃酒。

    傻儿那天的确记事，一声不吭只顾闷着头喝酒吃肉，没有给家人丢脸，爹妈和姐姐都很高兴。散席后姐姐和姐夫送他们到村口，姐姐摸摸弟弟的头夸他懂事。傻子这才开口：“今天我一句话都冇说，二天你家崽死了莫怪我啊！”

    笑声中，先前的疲惫和无聊似乎烟消云散。地头那边，队长在招呼大家干活。这边，世枚小声告诉我：“桂花佬的门子多得很呢！”

 

    桂花佬解放前是私塾先生，不仅有一肚子学问，还有一肚子门子。下乡以来，只要出工，老人总爱把我叫到身边，一边干活，一边和我闲聊。

    如果不是之前酷爱看书，看过《水浒》、《西游记》、《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等书籍，还真和老人答不上话呢。老人记性极好，非常健谈，很快就把我当成了知音。

    老人有时不经意间摆的门子，总会让我久久回味。

    譬如《对联》：一秀才进京赶考途中住店，垂涎店主女儿姿色。自恃饱读诗书，借故在该女面前晃悠，摇头晃脑吟诗作对。继而上前搭讪，以为山野村姑唾手可得。那女子见他轻狂自大，决定杀杀他的傲气。当时她正在帮助母亲捡蕨菜，随口出了一联：嫩蕨捏拳打哪个？

    秀才听得佳人开口出对，以为有了道儿，不禁喜出望外，便在院里踱步苦苦思索：嫩蕨捏拳打哪个？嫩蕨捏拳打哪个？嫩蕨捏拳打哪个？嫩蕨捏拳……

    一面心想，我出身书香门第一个堂堂秀才，居然对不出山野村姑的对子，还有何颜面进京赶考？越想越气，竟然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变成一只鸟儿，成天飞到这家院子的树上叫唤：嫩蕨捏拳打哪个？嫩蕨捏拳打哪个？嫩蕨捏拳……

    一年以后，又有进京赶考秀才入住小店。听到那鸟儿的叫声很是奇怪，请教店家，始知前因后果，嘘唏不已。

    此时店家女儿拎着一篮花椒进屋，秀才恍然大悟脱口而出：“老椒鼓眼恨何人。”

    那树上的鸟儿听罢竟自飞去，从此不再回来。

    桂花佬说完后叹息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可不要看不起农村人啊！”

    与其他人不同，桂花佬从来不讲那种粗俗露骨的黄色故事。有时老人摆的门子貌似笑谈却不无哲理。

    譬如《行酒令》：八秀才对酌，分正反两方对决。以酒色财气为题行酒令，输者饮酒。

    赵：酒是癫狂之药！钱：色是割骨钢刀！孙：财是万恶之源！李：气是害人根苗！

    周：酒无不成礼仪！吴：色无路见人稀！郑：财无不成世界！王：气无反被人欺！

    双方打个平手，开怀大笑，同饮一杯。

    还有《可怜》：某财主挥霍无度。而且对穷人没有一点同情心，宁可经常大盆大盆倒掉剩饭，也不肯对前来告借的邻里伸出援手，更不肯可怜食不果腹上门乞讨的穷人。

    谁知世事难料家道中落，财主沦为乞丐。

    一日，落难财主乞讨到邻里门前，邻里给了他一袋晒干的米饭。财主千恩万谢，以为那是世间最好的珍馐奇米。改日向邻里打听此米来源。邻里和盘托出：“那是你家以前倒掉的剩饭，我把它收起来晒干的啊！”

 

    毫不夸张的说，桂花佬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老人不仅教我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而且在不知不觉中教给我许多课本里没有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知识，我们成了忘年交。

 

    值此上山下乡43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已经作古的桂花佬人。

    愿老人家在天堂安息！

 （本文写于2011年12月30日）

      在没有电视和互联网的年代，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是乡村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记得有一次生产队长和我谈起“薛仁贵征东”，当时对队长推崇备至的英雄人物从未听说过，不知是何方神圣，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桂花老人故事多，

摆起门子真乐呵，

内容丰富哲理深，

小伙数年受教得。

八十一、电影

    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知青年代，看电影成了我们近乎奢侈的精神大餐。即使是特殊岁月获准上映的那些老掉牙的片子，大家也会趋之若鹜绝不放弃。

    由于地处深山交通不便，加之缺电，电影队的伙计们煞是辛苦。除了放映机、拷贝等家什，还得带上小型发电机和必需的柴油。最要命的是山路崎岖，所有东西全靠肩挑人扛。

    因此，乡亲们一年到头难得看上一次电影。有电影队光临，乡亲们就会像过节样高兴。只要不是农忙，队里也会破例早些收工，让大伙回家做饭以便天黑前赶到大队部（大塘小学所在地）看电影。每到那时，四面八方的乡亲们总是扶老携幼，早早来到学校的操场占位子。

    天还没有黑尽，操场上的放影机已经架好，操场边的柴油发电机突突的响起来，放映员正在调试机子。高音喇叭响起来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顿时回荡在山野里。路上的乡亲们听到喇叭声，就会赶紧加快步伐。

    我坐在林老师（我的好友）早就为我准备好的办公椅上，望着操场边的银幕和银幕下跑来跑去顽童，思绪一下子回到很久很久以前，儿时有关电影的记忆突然在脑海中一一涌现出来。

 

    读幼儿园时，从外县来访的表姨妈请我们全家看《秋翁遇仙记》，那是记忆中和父母看电影从头至尾唯一没有打磕睡的一次。而且对那电影特感兴趣，对百花仙姑让地上的残花重回枝头的情节印象尤为深刻。

 

    上小学一年级，学校包场到贵阳电影院看《激战前夜》。座位以年级高低的顺序排列，我们班坐在第一排。电影的内容那时似懂非懂，留在印象中最深的只是脖子仰得酸痛。

 

    到了小学二年级，父亲蒙冤身陷囹圄，家道中落。为给母亲省钱，我曾经一度拒绝和同学们一起看电影。每当学校组织观看电影，我便独自在校园里玩耍，自得其乐。

    记得教我们数学的丁老师看了《宝葫芦的秘密》回来，指着在花园里玩耍的我对其他老师说：“你们看他长得多么像电影中的那个男孩子啊！”听得我一头雾水，不明就里。

 

    虽然不看学校里需要买票的电影，但只要得知啥地方放映露天电影，我还是会和二弟跑去观看。

    记得我们家附近的搬运公司院内放电影，我们没钱去买那5分一张的门票，兄弟俩便绕道跑到搬运公司后面围墙外的高地上，趴在那里远远观看。

    坡地上还有年纪与我们差不多的一些孩子，我们看到的银幕就像现在八九十厘米的电视机那么大。距离虽远，电影里的对话却非常清晰。大家静悄悄地在那儿默不出声，只有一个比我们稍大一点的男孩不时发些议论。

    那天看的是《羌笛颂》，当我全神贯注正在为牺牲的红军战士伤心时，只听那位大男孩在旁边说：“假的！电影里演的都是假的！不信你们下次看他又会活过来……”

    他的话把我从剧情中拉回到坡地上，看看身边的弟弟和那些不相识的小伙伴，突然就觉得那电影不再那么好看了。

 

    母亲不愧是优秀教师，我的自闭被她察觉后，她不动声色，暗暗为改变我的抑郁症使劲。见我喜欢看书，就特意为我订了适合我阅读的《少年文艺》（我进初中后改订《解放军文艺》）。

    有时她会不经意似的给我电影票，让我去看电影。而且经常是一些新上映的片子。比如《柳毅传书》、《青春之歌》等等。

    后来，母亲不等学校组织看电影，干脆每月定期让我和二弟到电影院买票看自己喜欢的影片。母亲的努力使我终于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抑郁状态。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慈母的良苦用心。

 

    初中一年级，和全校同学去看《小兵张嘎》。班长陈芳和我是同桌，她分给我的电影票位子相当不错，26排2号，正中间。

    那天因为有事耽搁，我进场时电影已经开演。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把我带到座位上，坐在我身边的班长小声埋怨：“咋个才来啊？”背后立刻传来我班男生的一阵窃窃私语和讥笑。

    适应了电影院里的光线，我才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坐在女同学中间。那些男生肯定是电影开演前就调换了座位，事到如今我也毫无办法，只得硬着头皮看完电影，赶紧飞也似地逃离座位。

 

    那时我最喜欢的是反特故事片，和同学们谈论起来总是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古刹钟声》、《羊城暗哨》、《铁道卫士》、《秘密图纸》、《冰山上的来客》……

 

    “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社员同志们注意了！”大队支书在喇叭里的喊声让我回过神来，林老师一家这时才挤进场，过来坐在我的旁边。

    只听大队支书继续在喇叭里说：“今天放映队的同志们不辞辛苦来我们大塘头放电影，我代表全体社员对他们表示感谢！现在开始放电影。”

    四周立刻传来一阵欢呼声。电影开演，照例先映《新闻简报》。待到正片开演，场内响起一片掌声。

    这天放映的是《地雷战》。虽然此前看过N遍，我依然饶有兴趣地坐在那里，一边和林老师拉家常。

    那时的农村放映员除了本职工作，还要负责对观众进行讲解：“儿（日）本鬼子被地雷嚇倒了，代（大）路不走走讷（小）路，走着走着照样被炸……”

    放一段讲一段，也真难为这些伙计了。

    突然，音响出了状况，银幕上只见爆炸火光没有爆炸声，只见人嘴动听不到声音。观众一阵骚动，放映员随口胡弄道：“这部片子少有讲话。”有的年轻人看过片子，立刻大声喊起来：“大伙莫听他的鬼话，他摆（摆，当地方言，意为欺骗——笔者注）大伙呢！”

    放映员看瞒不过去，只好停了机子检修，鼓捣半响，总算有了声音，却又不断地卡片断片，放放停停，停停放放，直到夜深了才总算把影片放完。

    “他们以前不是这样的啊！”林老师说。

    “我估计是胶片（拷贝）超期服役，老化了。”

    “是啊是啊！这片子这几年都没有歇过气呢！”那位年长一些的放映员听了我的议论补充道。

 

    那晚我丝毫没有看电影的兴奋，甚至没有放映机故障迭出的遗憾。萦绕在心头的，始终是那些有关电影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