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巴彦淖尔知青录（25万字） - 纪实文学 - 中国知青网

8、记往这些永不凋谢的光荣

毛主席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充满了智慧，极具真理性，属于名符其实的“最高指示”之一。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本身也是在许多的“榜样”带动下，最后形成了举国上下的一场青年运动。当时全国树起来了的榜样，初时有邢燕子、王培珍，后来名气赫赫的要算候隽和董加耕，他们在各种传媒的作用下，几乎成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的象征，后二人更是被毛泽东亲自圈定，在自己七十岁生日的便宴上，分坐在全国最高领导人的左右。这一殊荣之下，其光环效应可想而知，照片更是成为了人们墙壁和板报上的最亮丽的色彩。全国是这样，到了各地也都同样有自己的榜样被树立起来，他们成为了学习全国楷模的标兵，又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当地知青学习的榜样。无数下到农村和兵团的知识青年，为了向这些榜样看齐，为了争当榜样，无不表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的恨不能天突然塌下来了，自己独立撑了起来，所以才会出现在一个很平常的渠口子面前，不是去用锹铲土填堵，而是奋不顾身地跳进泥水，用身体来表达自己的英雄主义。这绝不是笑话，而是那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榜样成了当时的一种参照教育的有力手段，随之涌现出来的先进也都绝非“平常”之人，他和她的所做所为，有人为夸大和违背人性的一面，但在平平常常中的优秀的表现，还是让我们在今天重读的时候，不由不产生敬佩之情。
呼市蒙古族下乡知青苏荣呼，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名有着无私奉献精神的好学生，后来主动请缨，回乡务牧，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回乡知青，一步步成长为潮格旗宝日布大队党支部任副书记。身肩重任之后，他凭着自己在校学得的知识，决心改变牧区靠天雨养畜的传统观念。为此，苏荣呼调动全大队的力量，动用了一万多个劳动力，挖掘了土石方一万四千多方，在横贯大队的一条河槽的中段，筑起了9米多深，1米多宽，50多米长的一道地下截水墙。这道石墙被整固加高之后，更成为了高有10米，宽有4米，长达60米的拦洪水库主体工程，可容洪水20到40万立方米。这样的容量，在水缺如油的牧区，简直就是一漕生命的源泉。按材料汇报中所述：“坝成时，当年整个大队夏粮收获六千多斤，饲料二万多斤，山药，蔓菁，白菜等一万多斤。到了1977年的时候，水库蓄水能灌溉面积达180多亩，生产草料达六万多斤，饲料一万余斤，各种菜疏三万余斤。”这一工程一举改变了宝日布大队及其周边牧命年年牵上骆驼走几十里地，后山吃菜靠外运的落后面貌。这样的人和成绩，被树为榜样就有了丰富的材料，和模范的作用。

再比如临河县本地下乡知青吴钟，1968年从铁路中学一毕业后，就被分配到新华公社隆胜大队，干了两年多后，由于表现好有知识，被贫下中农推荐当了大队的民办教师。后来，学校成立了勤工俭学办，搞起了校办工厂。吴钟被校方所看重，挑起了领头人的职责。在他的带领下，本着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在1975年时试装成功在整个内蒙地区都独领风骚的三相异步发电机。这一科技成果提高了机械效能，降低了成本和费用。如果按一般40到50户左右的生产队，完全可以解决照明问题。另外还可以供广播和电影用电。后来，吴钟又再接再励，发明了多种降能耗的发电装置，为生产队和水利公地节约了大量的柴油和经费。校办工厂在他的带领下，“走出小课堂，奔向大天地。架线路3万多米，安装电灯6千多盏，生产轴卡子1千多副，电焊小车铁轮10副，生产配电箱39台，集体创收了6万多元，更主要的是培养了许多操作技术能手。”这些成绩，让吴钟成了鸡窝中飞出的金凤凰，成为了当年插队知青中众人皆知的发明能人，成为知识青年先代会上的典型代表。

还有天津知青崔孟华，下乡来到巴彦淖尔，先务农，后成为了一名生产队喂猪饲养员。此人性情开朗，乐于助人，干什么爱什么，干什么钻什么。她当了饲养员之后，先是跟着老饲养员学习，整天在猪圈里，挑水，筛料，积肥，垫圈，给猪洗治虱子，从早忙到晚。在她的精心护养下，队里的猪不论母猪、肉猪，个个膘肥体壮，仔猪的成活率达百分之百。这样骄人的成绩让村队里的老农都刮目相看，他们都夸这个娃娃是个有心人。因为许多的养猪知识，崔孟华都是虚心从老农的嘴里学到的，只不过她更善于总结和观察，善于摸索，把一颗爱心都投入到了养猪工作中。在养猪过程中，她坚持几年如一日做养猪笔记，关心每一头猪的性格和健康情况，并给它们都起了人一样的名字，有时猪生了病，她护理得困了，就在猪圈里打个地铺丢几个盹。通人性的猪见到崔孟华后，只要一叫名字便会自动哼哼着跑过来。凭着这份对工作的热爱，几年时间里她自学了兽医知识，不懂的地方虚心四处讨教，不仅学会了诊断自养猪的一般常见病，还成了周围村民家中的猪的保健兽医。按材料中记录，“崔孟华在为贫下中农养猪六年多时间里，她想法设法引进良种，推广新的饲养殖方法，使村里的养猪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别人进工厂、上大学的时候，她坚持不为所动，一心扎根农村。”

当年，如上有着优秀事迹的知识青年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从成堆垒叠的档案材料中，随处发现他们的大名。我们也能从一些上了年龄的老知青和当地老人的嘴里，听到对于他们熟悉的记忆。这一切可以说已经和人们昔日的生活融在了一起，成为了耳熟能详的一部分内容，对此，我们不能不佩服宣传的功力，和榜样的力量，让这些先进人物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了自觉不自觉的对比与参照。巴彦淖尔知青办和盟委政府在1972年和1977年，曾搞过两届大张旗鼓的先进知识青年和先进集体的表彰大会，而各个旗县每年都要搞一次针对知青的表彰会，这些也属于树立典型的最佳手段之一。在这样的表彰大会上，特别优秀人物穿新衣戴红花，发表演讲，宣传坚持上山下乡云云自不可少，对更多普普通通的典型，会议上最多念一下名字，报一下所在的地名与组织，最后大多都是发一张盖着红印，用毛笔字书写的奖状，和写了字的铁瓷茶缸，或一支令人心动的钢笔之类的小物品。东西不多，也不贵重，但一份荣誉那可是无尚的光荣。在这些受表彰的青年中，还有很多另一类型的先进代表，这些人的名字也不断出现在各种总结的稿子里，成为了各具特色的“典型人物”。下面，就是这样一些曾经光荣过的人物的先进事迹：

“天津下乡知青王中业，几年来和她一起插队的十名青年，有的进了工厂，有的上了大学。她每次都是高兴送战友，安心促生产，不仅加入了党，还被选进了大队的领导班子，担任了大队的团支部副书记。按她的话说‘世界观上扎了根，革命路上无阻挡，世界观上镀了金，革命路上当逃兵’。”“乌兰图克北京知青姬世忠为生产队种树，几年不回家探亲，村里人劝他，他说离不开这些树和人啊。经他种活的树苗子，现在都绿成一片了。”“纳林套海农场皇普秀高，被人称为铁心务农的老黄牛。她在全场大会上，表示‘我要在农场干一辈子，九头牛也休想从这儿把我拉走。’她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场子里扎笤帚，编笆子，制做小铲子和小车围子。在她的身上就有这么一种精神。”“苏独仑公社丰产一队佟英茹，放弃六次招工、招生、选干的机会，扎根农村不动摇，铁心务农志不移。”

作为一个特殊的知青群体，兵团的表彰活动也是非常之多，最初是“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评选。这些评选中产生的先进和优秀，能占到全体的百分之20多，比例可谓不小。这和当时兵团中热热闹闹抓典型，树样板的活动分不开。1970年1月19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第一届积极份子代表大会。会后，部分代表前往各师、团巡回做报告，其中既有现役军人、复员军人，也有知识青年。报告的内容在各个师、团中各有侧重，有的大谈“继续革命”，有的细说“艰苦奋斗，屯垦边”，有的介绍具体的“养猪场上练红心，一心一意为革命”。通过这些典型现身说法的先进经验，在一段时间内对兵团的其他战士产生了很大的鼓舞。有些先进事迹后来被《内蒙古日报》和《人民日报》宣传到了更大的时空中，成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有力证据。在典型中，还有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他们的出现，是为了证明和宣传兵团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策的执行。这一点，在当时有着硬性的指标，只是比例小而又小。

当然了，在那个说空话、假话的年代，人为地拔高也确实存在着。比如把几个人的事迹都堆到一个人身上，造就出一个“光辉的形象”，个别人甚至编造事实，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比如兵团中有一个先进，介绍自己如何在熔铁炉的出铁口堵不上的紧急时刻，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站在流淌满地的铁水上，硬是堵住了炉口。又比如他是如何四次救上落水的儿童，在后来又改成了六次。这样离谱的故事，让当时的听讲的战士私下议论：“在红铁水上站，这种事连神仙都做不出来，他可能吗？”“救孩子的事一次、两次可能，咋五、六次都让他遇上了？”而另一类先进人物，不愿意在本单位大讲自己的事迹，但经不起各级“笔杆子”用“讲用稿”往上面推和吹，在一大堆的豪言壮语中搞得忘乎所以。也有的先进只要不是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什么样的稿子都敢念，讲完了拍拍屁股走人，管你怎么议论。这在当时叫做“墙里开花墙外香”。也正因此，许多的先进越是在外面出名，越是在本单位群众关系中“人缘差”，这几乎成了当时兵团里的一个通例。

1975年的时候，是上山下乡运动处在最为复杂的十字路口上，政策不明，问题成堆，人心思归，“到处弥漫着忧伤、颓废、怨天尤人、不思进取的气氛”。在地方上，原来下乡的近两万多外地知青，已经走了多一半。在兵团里，前途叵测，一心一意抓生产、抓管理的人越来越少。正如二师十一团的战士谭宗远所写的一样，“兵团后期，动荡不安，一方面现任部队领导准备撤走，改地方干部接替；一方面病困退人员剧增，闹得人心浮动，生产下降……，但兵团仍在撑持门面，共青团代表大会、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仍在一届一届地召开……。”在这样的情形下，1975年9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召开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表彰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坚持农村、牧区和建设兵团做出显著成绩的下乡和回乡知青代表750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最后一次作为一个整体，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巴彦淖尔盟知青办也派出了一个相对庞大的先进队伍。这次会议成为自治区最隆重，也是最后的一次知青表彰大会，更是我们能从档案中搜索到的一次规模最大，荣誉度最高的大会。对于能列席这次会议的集体和个人来说，都是经过时间和选择考验过的，属于知青队伍中最为难能可贵的代表。

在十几年不同层次的表彰会议中，那些层不出穷的各种各样的先进人物，我们不可能一一地录他们的名字在这里。这不能不是一份遗憾。但我们可以把荣幸进入这次表彰会的，那些属于巴彦淖尔下乡知青范围内的名单，尽量抄录在后，供当事者和他们的战友、队友们重温这份曾经的荣誉。同时，列单以示记念。

9、永远的《兵团战友》报

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报一刊（《人民日服》、《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公开发布党中央声音的最重要的宣传工具，尤其是在这几份报刊上发表的社论、最高指示等，马上就成为全国的重点学习文章。生产建设兵团也不例外，每个连队都订有这些报刊，但份数过少，人们看报需到连部或阅览室。有的地方重视看报读书活动，给每个排订一份《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外加一份《红旗》杂志。在初时，还有一份较为受重视的报纸，是北京军区的《战友报》。为了加大自身的宣传优势，兵团党委经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部批准，于1970年8月1日正式出版一份属于自己报纸。报名题为《兵团战友》，编辑部设在呼和浩特兵团总部，是一份名副其实，非常贴切兵团特殊身份的报纸。

《兵团战友》报每周二期，属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党委机关报，出版后的报纸下发到各个连队，每班都配有一份，内容除了大量转发“两报一刊”社论和“跟形势”的文章外，最为特点的就是介绍兵团人的各种事迹和刊登兵团人的诗作文章。为了办好这份报纸，兵团党委及政治部分工一名常委直接负责报纸工作。同时，各个师、团都配有专职新闻干事，司、政、后机关和各个连队都成立了3至7人不等的专职或业余报导组。报导组的建立，使整个兵团在新闻报道这一环上，拉出了一张与兵团战士紧密相连的大网，各个连队发生的风吹草动，特别是好人好事，英雄事迹都能很快被宣传出去。可以说，这份报纸成了生产兵团对外传播自身信息的有力工具，当时《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中发表的许多报导兵团的稿子，其线索和文稿都是由《兵团战友》报所提供。
这是一份属于全区兵团的报纸，我们在这里多加一笔，是因为它的很多资讯，都和驻扎在巴彦淖尔的一、二、三个师相关联，而且，三个师中有许多报导员，本身都在兵团中非常有代表性。比如曾经轰动一时的“王亚卓”事件的当事人之一，王文尧就是十九团政治处报导员和宣传干事；当事人之二邢卓任政治处报导员。他们的胆识和举动，与《兵团战友》所提供的锻炼是密不可分的。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再说一个例子，那就后来任巴彦淖尔盟委书记的任亚平，他原是二师十三团的战士，在他的《兵团生活随忆》中道出了报导员这份工作的好处。他说：“调到团政治处宣传股当通讯报道员，先是参加了两个月包头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懂得了采访写稿的一般要求，然后就是实践中反复锻炼，逐渐摸索。记得《兵团战友》报发了我写的一篇通讯后，捧着变成铅字的文章，激动得几天没有睡好觉。干这行，各个连队都跑，什么地方都去，哪个团首长都带，还经常被抽到各种工作组，写总结、出简报、编材料，五花八门，什么都没学，什么也要写，慢慢地琢磨出一些写公文、写文章的道道。不仅在高考中作文拿了高分，更主要是以后的工作中，这点本事帮了大忙。”这都是实话，大忙一直帮助他投身到更大的事业中。

一份报纸的周围，肯定有一批能写会道的大笔杆子，这对于当年的兵团战士来说，无疑是一种学习和显露才花的好阵地。“兵团报纸的‘报导员’中，不少都是基层的笔杆子；有些记者也是从基层连队抽调上去的。”这部分人平时在连、排、班中就负责出黑板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随了这份报纸的诞生，他和她凭着一‘技’之长，很快就围绕着这个主题聚集在一起，互相学习，实践提高，使青春岁月在一种耳濡目染中，接受文化稀缺下的另一类浸染。三师二十一团十连的刘建禄就是一名连队的业余报导员，他说：“报导组的成员白天参加劳动，每隔半个月左右开一次会。开会大多数是利用晚上时间，或休息日。布置任务后大家就分头去写。我们写连队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动态，然后寄往《兵团战友报》、《巴彦淖尔盟报》等，有的则送到团政治处。”有了这份热情，有的报导员不满足于连队的黑板报，自己办起了连队小报，当时二师十二团一连就办一份油印小报《只把春来报》。

在报导组里，还有一种身份特殊的报导员，他们手拿着那个年代罕见又昂贵的照相机，到处发现和抢拍兵团战士的生活、劳动照片，有好多至今还留存在许多知青文学插图中，成为一幅幅瞬间而又永恒的历史珍贵记念。原下乡在新安镇附近的知青战士张霁，也是连队的一名报导员，他说：“我从每月的几元钱津贴费中积攒下一部分钱，后来利用去乌拉特前旗的机会，花了84元买了一台快门有些毛病的海鸥203D照相机。有了这台照相机，我们如鱼得水，图片报道多次被《内蒙古日报》、《巴彦淖尔盟报》、《兵团战友报》刊登。73年我们连队报道组登稿数量甚至超过团报道组。共在各种报上登稿26件，其中照片稿件就占10件。为此我们荣获了73年二师优秀报道组的荣誉。”而悲剧的一个摄影人，是四团浙江知识青年金炳熙。他为选择最佳拍摄点，手举着相机步步后退，不慎一脚踩空，从数十丈崖顶失足摔死。“平日，他怀揣干馒头，身背挎包，爬悬崖，涉沙丘，莽莽苍苍的乌兰布和沙漠上留下了他为兵团建设拍摄资料照片的行行足印。”

在这样一份属于知识青年自己的报纸带动和鼓励下，内蒙兵团先后举办过多次培训班、写作班和创作学习班。这些班集中和提升了兵团里的写作能手，如当时名气斐然的《疯丫头》的作者马沛然，《黄河的女儿》的作者禾菱，后来成为著名女诗人雷霆，还有搜集了十多万字兵团轶事的赵大卫。曾任二十一团政治处报导员的上海籍战士童英华说：“我们在学习班里写了好多的作品，这些作品给我展示了兵团战士的一代风姿。我回到团里后，写了一些人物报道、通讯，在采访他们，认识他们的过程中，我越来越爱我的兵团战友了。我喜欢他们的热情、豁达，喜欢他们的积极、乐观。再后来，我曾为自治区团委的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整理材料，接触了更为广泛的知识青年。这一切的同时，造就了我的性格。我在兵团渡过了最美好的年华，兵团给了我美好的阳光。”不在其中浸，难得个中味，而今一回眸，平凡也光辉。这是一份多么真诚的人生情感，让人读来激情荡漾，豪情满怀。

《兵团战友》报后来随着兵团的转置而悄然停办，随着十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和所有的往事一样，成为知青们的一份永远的记忆。我们相信好多的知青手里还珍藏着这份报纸，现在阅来，虽然许多的文章受时代的限制，烙上了浓重的“左”的痕迹，但其主基调还是充满了斗志昂扬，青春无悔的激情，是兵团战士们曾经如火如歌岁月的真实反映。现在，这份报纸停办了，但有心的兵团知青们，在网络时代里重新打出了这个旗号，用“兵团战友”网来串联天南地北曾在巴彦淖尔大地奉献过火热青春的知识青年们。在它的网中内容里，不难看出《兵团战友报》曾经的风采。我们相信，兵团里的知青生活比一份报纸所能反映的要丰富不知多少倍，但能留下来供世人永久回味的，还是那一篇篇回忆和介绍的文章。许多的写文者，又多是曾在《兵团战友报》上磨练过文笔的报导员，他们才是这份报纸活着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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