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网文化 专栏纪实文学 → 【原创】巴彦淖尔知青录(2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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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巴彦淖尔知青录(25万字)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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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生在特殊时期的故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1964年开始始,到1968年年底,属于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全国各地的知青工作都搞得比较扎实和活跃。各级党委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对运动都充满了热情和关心。1966到1967年期间,从城里下乡的知青人数几乎是了了无几,直接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造成了党和政府原来制定的有计划的上山下乡工作近于瘫痪。同时,在“造反有理”,“造反才是最革命”的“理论和口号”影响下,城里的年轻人转移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转而投入到了大批判,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说是“红海洋”截留了上山下乡的新生力量,并且进一步还从广大农村,不断地抽走那些已经生活在贫下中农中间的知识青年。二是由于已下乡的知青,在农村干了两年之后,原初的政治热情慢慢冷却了,同时不甘心游离在国家政治斗争的边缘,所以乘机串连返城闹“造反”,造成了知青工作的一段混乱式的空白。

“1966年下半年兴起的红卫兵串连、‘横扫’、‘炮轰’、‘砸烂’的狂飚,导致无政府主义妖风刮遍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多被卷了进去,不少人回城上访、‘造反’。仅在北京串连、逗留的就有40多万人。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被抄、被砸,工作人员两次搬家,转入地下坚持办公,推动工作。”这一段话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具体到巴彦淖尔,盟、县的安置办公室自身都无法“安置”,整个的知青工作几乎完全停了下来。当时,各个旗县的知青,好多人都加入了大串连的行列,摞下了劳动的工具,成群结队地返回到了各自所在的城市,成了前面所说的“40万”人中的一个。还有一部分知青,从农村回到县城里,与当地的红卫兵串连在一起,有的还成了领军人物,干了不少的打砸抢活动。因了这场破坏和混乱,使我们在现存的档案中无法查到当时的人员流动情况,只能通过许多回忆性的文章来了解大概。这也是巴彦淖尔档案馆知青的档案,建档日期是从70年开始的原因之一。

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全国各地迅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政治浪潮。那些留在城里的知青陆续回到了各自下乡的村队,新的知识青年大批量地涌到巴彦淖尔来,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刚刚毕业不久的初高中学生。也有一些身份复杂,动机不纯的人混在其中。这些源源而来的知青,大多经过文化大革命,带着造反的精神,极个别人无政府行为非常突出。他们被分配到村里之后,看不起社队的干部,有些人不服从领导,有的还有意顶撞和刁难。做为接受方的生产队,已经没有了65年时的那种热情,都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知青们在一些社员的眼里,已经由最初的有文化的劳动力,变成了加大社队负担,和自己争工分、争口粮的过路者。但无庸置疑的一点,多数的知识青年,都是抱着非常纯洁的愿望来到农村的。刚刚恢复工作的知青安置办,对新来的知识青年,主要选择一、二类收入较稳定,领导力强,贫下中农有优势的队进行安置。俗话说“萝卜多了不洗泥。”最初的时候,知青办对下乡人员的政审和外调还很严格,后来的审查就成了个样子活,只要有证明和愿意下乡的人,都被接收下来,结果造成一些病患者、劳改劳教释放人员也混迹其中。

对于早期到巴彦淖尔盟下乡的知青,此时的他和她都已大龄,有返城闹革命的,也有通过各种名堂和渠道回城的,有一些则完全的农民化了。有一师三团十连的浙江知青周树德,在回忆的文章中介绍说:“在兵团生活的第二年,我和连里的几个同志去五原“支农”。在那里我遇到了两位知青“老前辈”。她们都是女性,一位来自天津,一位来自浙江宁波。”天津的这位“已经成家,小孩子都会走路了。虽然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看来她还是会‘自得其乐’的”。“她家里有几样乐器,她边烧饭嘴里还边哼着‘现代革命京剧’。”“我们是吃派饭时来到她家的。她烧得饭菜味道不错,但她带着‘津腔’的河套方言听起来味道更好。”“听老乡说,她们家经常自娱自乐,所以是蛮‘闹猛’的。”“我们只吃了一顿饭,至今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另一位“住在永利八队,她的老公一身毛货,人也长得高大,在那时算是比较‘帅气’的。我想,这也许是她会嫁给他的原因之一吧。”“看见这位宁波老乡,我还真不相信她是浙江来的知青,尽管年纪大我不少,但在她身上已找不出和当地老乡两样的地方了。”“她对我说,自离家后还没回去过一次。一是因为家境不好;二是因为孩子身体不好,经常要看病。她还说本来应该请我们到她家里去坐坐,吃顿饭,而她家实在是太不象样了。”

后期下乡的知青情况,曾在临河县白脑包下过乡的知青王晶,在其写的《临河纪游》一文中说:“在乌兰图克,我们碰到一帮天津知青。别看他们叽叽喳喳如一群鸟儿,却都是老资格的红卫兵了。不知相中我什么,非要我做他们的‘大哥’。起初我不明白什么是‘大哥’,便听他们讲了一通情由。原来他们最觉辉煌的业绩,是曾平了天津海河两岸被称为‘海河黑马力’的小流氓!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也被流化了。所谓的‘大哥’,就是帮派里有本事、能叫得响的,一提大名都知道,能震唬得住。这都是黑道儿上的称呼,我当然做不起。不过,这帮天津小兄弟却向我敞开了心扉,大声疾呼‘我们上当了’。他们上山下乡后才发现,他们这些戴着红袖标,高唱‘造反有理’的‘清道夫’们,却和他们所清除的社会垃圾如‘海河黑马力’们一起,竟也一块被从大都市铲除出来。于是他们也和‘海河黑马力’们一样,‘什么都他*的不信了……’。”

从两则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前面所说的那些个区别,也能理解当时有些村队接收知青时,为什么会出现敷衍的态度。而另一类型的知青存在,不能不让人有种心痛的感觉。我们在这里还是引用王晶游记中的介绍,告诉大家当时不为人知的一个故事。“我参加了一次有关知青问题的调查工作。和我一个调查组的一位丹达公社的‘年兄’,原是北京四十三中的高材生,留校任教又上山下乡。”“他时不时犯起诗的癫狂来,‘呵,呵’的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海涅、普希金、高尔基等名家名作,故人送外号‘酸蔓菁’。”“调查到他们大队里,他硬拉我到他‘家’。”“他是一个人独居。一进门,我惊呆了,河套的坷拉房本就采光不好,加上墙壁的尘灰,室内光线就更昏暗了。后炕横放着一对箱子,上蒙塑料布。落满了尘土的箱面上,横竖摆着大小不等的像框,中间的是鲁迅像,两边是他家人照片,而这些像框被后面墙上贴着的从陈年画报上剪下来的美女像包围着。炕中央的墙面上方,贴着一幅主席像,两旁贴着一幅用废旧报纸写成的又宽又长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主席像下贴着一个也是用废旧报纸写成的正菱形的批,上书斗大的一个‘犟’字。前炕窗下还摆着一个用废旧报纸糊成的罩儿,那下面扣的是碗筷厨具,所怪的是那形状,一头儿大一头儿小,活像个棺材。”“被我一语道破了,他一把拉住我的手,眼里竟扑籁籁滚下泪来,泣道:‘这就是我的活棺材啊!我就成天在这活棺材中挣扎,全凭着这一个字……’他用手一指那个‘犟’字,又泣不成声了。”“我万念俱灰,单凭这一字跟自己犟,跟这人世犟……。”“我也不觉哽咽,只是拍拍他的肩膀,一时竟无话可说。”看到这里,笔者亦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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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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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巴彦淖尔知青录】的感慨

“知青”这个“文革”中特有的群体,可以说是本世纪有文化的年青人中遭受磨难与折腾最多的社会群体。

    作为“知青”中的一员,楼主曾喘息于最穷困,奋斗于最底层。  楼主很珍重自己这段人生阅历,所以有了25万字的【巴彦淖尔知青录】。

在【纪实文学】栏目里,为工、为农、为商、为政的多位“老知青”们,像亚宁一样,写自己的坎坷经历、奋斗实绩、人生体验。情是真的,所以动人;感是实的,所以亲切;思想是真诚的,能引起共鸣;文或长或短,却有着丰厚的人生阅历;思不过一瞬,却不坠追求之志。

     在【纪实文学】栏目里,这些散文式、随笔式、书信体式、小说体式的文章,文字简约、文采裴然,比喻鲜明,观点独到,深蕴哲理思辨的内涵。常常让人人读后含泪,以至彻夜难眠。

下乡的艰辛,农村的苦难,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老知青”们通过网文同声相求,同声相应,以文唱和。纪实栏目我们有了强烈的认同荣誉感、有了向心凝聚力。

我想。很多知青网友看了亚宁的长篇大作,都会有同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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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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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下乡分阶段,

各有际遇总不凡,

多数纯洁掺杂质,

不同心态百样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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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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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宁的一点点作为,实不敢受此表扬。
中国知青的历史,是人类历史中的一朵奇葩,它的思想实践性,及其作用与影响力在将来会有更多更深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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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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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里有资格表扬楼主。只是读了您的文章,有如上的感慨而已。白居易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都是知青,对知青的作品理解就多一些。有时能感受到文章后面的东西。

   期待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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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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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悲情的二十团说开来

“二十团是二师唯一驻在黄河南岸的团,整个二师在黄河北,大部分布置在河套一带。二十团的北面是波涛汹涌的黄河,南面是浩瀚的毛乌素沙漠,她被挤压在东西长120余里,南北宽十余里的鄂尔多斯边缘。二十团1970年组建,有2000多人,以天津知青为主,还有北京、青岛、绍兴、呼市等地知青。除连长、指导员、军医是现役军人外,没有复员兵,清一色的知青。二十团在二师以至整个内蒙古兵团小有名气,她以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的艰苦出名,以知青‘特别能战天斗地’出名,也以‘散、乱’而出名。他们在人们的眼里好象是‘瘟疫’,是一群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在师部招待所,在师部医院,在各团,在包兰线的火车上,谁见了二十团的人都头痛。记得1973年,兵团有位副司令员到二十团视察后,含着泪花说:‘按你们目前的这个样子,都够送军法处了,可是看到你们这儿的自然条件、物质基础,和部分干部的表现,能呆在这儿不走就是好样的!我向你们致敬了!”

这一段话,是二十团战士李志奇在《整编前夜》一文中介绍的情况,这悲情的一面,不仅局限于此,还有在更让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所伴生出来的许多人和事。1974年下半年,二师领导组建了一个工作组,组员是从其它团抽调组成的,他们开过黄河,分别负责对二十团一个连队的整顿。师部放出的话是,只要谁能保证把二十团稳定住,搞上去,立即就地任命他为二十团的一把手。结果没有一个人敢一试身手。这中间究竟有多大困难不能克服呢?它与整个兵团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是孤立的现象?还是具有普遍性呢?这一切,在时守境迁之后,我们翻开一卷卷兵团战士的回忆录,和一些写真集,个中的描写与记述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令人眼角生泪,不忍卒读。下面让我们先从二十团说起,一层层拨开这段辛酸的往事,来了然当年发生在兵团知青队伍中的悲情问题。

三师二十六团八连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公然对知青们宣称:“这里过去是劳改队,他们是大劳改,你们是二劳改。”连长则公开散布说:“连长,连长,半个皇上”,并经常对知识青年强调:“你们是来改造的,受教育的。”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八连的战士完全成了劳动力,不服从要求就受到各种处罚。在这个连队里,“战士患病,不管什么病,发烧不到38°不准休息;女战士来例假也得下水挖渠。按照连队领导的说法:‘只要能爬起来,就得去干活’,‘活着干,死了算’。一位女战士因病上午未出工,下午连长就勒令她完成全天的任务,完不了不准下工。该战士不敢回去,一直干到深夜,累得走不动了,就跪着脱坯,边脱边哭,其他女战士看着暗地流泪,也不敢去求情。当晚,这名战士大哭一场,写下绝命书,经战友们再三劝解才未走绝路。”“有位战士肚子痛得直流汗,领导说她是吃饱撑的;有一位战士发烧到40°,军医不管,去找连长,连长说:‘40度有什么了不起,还没开哪,开水才100度!’由于没有及时治疗,这位战士的病转成了慢性肾炎;一位女战士被连长踢了两脚,一边哭一边同他讲理,连长更是火冒三丈,‘你不服管,我连长不当了,也要打你!’女战士逃进老乡屋里,连长追进去将其按在炕上拳打脚踢,把老乡炕沿上的砖都打掉了,方才解气歇手。”

就是这样一个连队里,三年中,战士被打7人,关押10人,给警告、严重警告、记过、撤职等处分15人,被管教的知识青年共计29人,占全连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连长、指导员、军医还利用职权奸污、猥亵女战士多人。象这样极端的例子不多,但相同的情况在各师、团、连队中都有。按1973年的全兵团调查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在四年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有28个团发生过干部捆绑吊打、关押体罚知识青年的事件。有的单位私制刑具,乱用刑罚,还有少数领导带头残害知识青年。许多的连队领导,对知青的身体健康关心不够,尤其是对女知青 的生理特点缺乏照顾,有的连队妇女病高达40%;有的连队常年吃不上青菜,喝盐水,吃咸菜度日;睡热炕、供热水、喝开水等问题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面对这一切,兵团的战士们有理由愤怒,他们向上级和领导反映问题,提意见,有的还上书党中央,结果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冲击。有的战士只是给领导提了点意见,就遭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二师十九团六连知青刘海舟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对团五年规划和指导员提出了几点看法,意见还没讲完,指导员就粗暴地剥夺了我的发言,没收了我的发言稿,并宣布散会。会后,他带着一伙战士来我们宿舍,说我发言的观点是反动的,随后就对我围攻,辱骂殴打了一通。第二天,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宣布我的观点是反动的,勒令我反省。我不服,曾向有关上级做过申诉。然而,当我回到连队时,竟受到了灭绝人性的政治迫害。他们将我说成是‘五.一六’分子关押起来。指导员用手枪口在我的头上没命地乱捅一气,然后抡起枪柄向我劈头盖脸乱打,自己打累了,还组织一批战士轮番对我进行拷打,昼夜不断达十几天。直到我奄奄一息,处于休克状态,他们才进行抢救,但我的静脉已经萎缩,无法进行输液了。当时,我已经被公认为是必死无疑的人了,这才停止了折磨……。”

1973年9月5日,二十一团发生殴打青岛知识青年事件,则属于另一种性质的恶性事故。其起因是三师二十一团中的部分知青,按城市分帮结伙互相逞强,造成了不同城市知识青年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一天,青岛知青打了包头知青;次日,包头知青聚众报复,又发生了伤人事件。二十一团的领导对少数青岛知青的随意打人骂人,拦路闹事、大闹驻地附近的生产队瓜地等违法乱纪行为深恶痛绝,在处理打架的问题上明显偏袒包头知青。团参谋长甚至对包头知青说:“你们包头兵心不齐,有什么事是自己顾自己,难道你们就不能组织起来,对付一下,要不然以后他们还会欺压你们。”在团领导的暗示下,一批包头知青在六连集中,并从二十二团找来了一些帮手。青岛知青已经看出形势不好,两次向团部反映情况,团参谋长不仅不制止,还要求包头知青“不准许带铁器,不准许打上部,不准许打死人,让他们知道厉害就行了。”当晚,几位因打架而出名的青岛知青避走,参谋长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并用卡车将几十名包头知青送到了临河县城。结果没有找到对手,参谋长知道了那几个青岛知青在三连,又派车到临河把包头知青送到三连。6日凌晨,殴斗在三连展开,有80多人加入打架队伍,20人挨打,15人受伤,重伤8人。

这一桩兵团史上有名的挑动知青打知青的公案,搞得兵团中人心惶惶,知青出工率骤减,如六连的214名知青,事件发生后四、五天内,基本处于停工状态,只有7人继续出工。知青们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不敢靠近窗户,把门顶得紧紧的。有人借机请假回家,有的不辞而别。消息传到包头和青岛两地,更引起了知青家长的强烈反应。大多数家长来信、来电报打听子女的情况。一个被打伤的青岛知青家长,四次来电报,坚决要求孩子回青岛治疗养伤。有的家长则在青岛和包头的知青办公室活动,要求把孩子从内蒙古兵团要回去。有些青岛知青家长甚至每天去火车站接自己的子女,接不到就大哭一场……。

在这一系列的事件和风气影响下,加上兵团战士年龄和经历的增加,他们的思想和性情都在随着时间慢慢转变,原来的纯洁劲到后来几乎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再难看到了。一些兵团战士,经常携带匕首、刮刀,自卫的同时又争强斗狠,寻衅闹事,所以各地伤人、死人事件时有发生。为此,兵团特别下发了一份收缴凶器的通知,要求各个连队对所存凶器进行彻底大清查,收缴保卫部门处理,并严禁购买、制造、保存和携带凶器,违者严肃处理。在当局的重视之下,兵团战士的胡作非为在内部有所收敛,但一脱离开组织,就变得放肆起来。其中最为当事之人引以为豪而津津乐道的,是兵团后期,知青在铁路线上的逃票行为。按他们的说法,那就是“老子‘八年抗战’还要买票?’不过,这一切说来话长,又事出有因,有些还令人萌生同情之心。

兵团知青三年有一次探亲假,头几年的时候,对这一政策控制较严,但后来限制逐渐放松,除事假、病假之外,还有许多私自回家的现象。尤其到了春节,除留几个人看摊以外,大多数人都要赶回家去与家人团聚。车票不能报销了,人们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往铁路、公路上送,想想就让人有气,省钱“蹭车”的花样也就应用而生。据不完全计,大约有如下四种方法,一是涂改用过的车票,只要手艺细,自然可以天衣无缝,以假乱真。往往是车票往来传寄,一张车票有时能派上3、4次的用场。这一手被铁路查票打眼的办法给破解了。二是几个人你应付完了查票,再找借口传票给我,大家堂而皇子地以混票的形式过关。这一手被铁路查票时禁止人员流动给破解了。三是摸准查票时间、地点,预先在车上花几角钱,补几站地的票,应付过去以后安然直抵目的地。四是冒名顶替铁路职工子女,用公务票或探亲票的名堂过关斩将。更有甚的,一切证件通通伪造。五是好言好语好吃好喝结交乘务员,自己得利的同时,战友们也跟着能沾光。六是搭乘货车,悠哉悠哉,虽然慢一点、苦一点,但不用操心。七是胆大包天,无票乘车,比有票还得理。遇到查票,脸不变色心不跳,要票没有,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或者借人多势众,干脆全不买票,逼急了就以武力威胁,看你奈何!最坏的结果是被轰下去,下趟车就蹭上了,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某年春节,包兰线上曾发生一列快车,不得不在中途甩下两节车厢。厢内坐满的全是蹭车的兵团战士。发展到后来,“蹭车”的队伍越滚越大,几乎所有的兵团知青都有过这类经历,一句“我们是知青,兵团的”,就成了无票乘车天经地义的理由。

火车好蹭,汽车就难了,该花则花,能蹭也蹭。在这条线上,兵团战士不挑不拣,不管是兵团内的车,还是地方上的车,不管卡车、轿车、吉普车,甚至马车、牛车、毛驴车,只要能顺路,有什么拦什么,同意不同意都蹭上去。有些人不仅搭顺路车,对车上的东西也顺手牵羊,甚至仗着人多势众,逼不顺路的车“为人民服务”。地方上的司机,对兵团人的随意拦车颇为头痛,但也没办法。社会上的人们对知青的蹭车行为,亦多少抱有同情态度。在当时的中国,谁家没有几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子女呢!
这一切就是悲情二十团问题的社会大背景,只不过他们做得更为“出类拔萃”一些罢了。二十团最终因“不可药救”而被逐一收编到了黄河北岸各个师团,李志伟所在的第七连由十七团接收。然而在整编前夜,“战士的心在淌血,巍巍乌拉山,涛涛黄河,莽莽大漠可以作证,我们满怀激情来到边疆时可不是这个样子!那沙丘、那草滩、那被开垦出来的处女地、那一排排整齐的营房,哪一处没有我们洒过的汗,流过的血,那是用我们青春年华浇灌出来的,我们怎能将她抛弃啊!宁愿啃窝头也不愿离开这片土地,大家对这片土地眷恋如此之深。急得团党委下令,党、团员带头走,否则就地开除。血液在战士的身躯中流动、发热、发胀,此时此情又能向谁诉说?不知谁带着头,他们将基建剩下的柳笆、木料、能拆下来的门窗堆在一起,燃起大火。火辟辟剥剥地燃烧着,火光直冲夜空。他们毫无睡意,喝着酒,唱着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歌。好象明天他们到的不是十七团,迎接他们的不是米饭炖肉,一个个象即将就义的勇士,似奔向火中的凤凰,那样的雄浑、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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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素质差,

针对知青不像话,

就像对待劳改犯,

知青混乱自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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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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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篇“伤痕累累”的记录

翻开1968年北京知识青年档案附查表,我们一个个一行行读下去,形形色色的家庭背景,令人讶异和心惊。掩卷之后,夜不能寐,如果用现在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内容,个中的感触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可以说是复杂与恐惧并生,令人喟叹不已。在时守境迁的今日,我们不知这些背景不同的个人,他和她在当年各自的遭际究竟如何?他和她现在的境况又是怎么样?不同的档案内容,究竟怎样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我们不知道当年从大城市里风风光来到巴彦淖尔的知识青年们,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这一切究竟是包袱?是动力?还是秘密?这一切现在已无关紧要了,但我们有一个心思,在此决心公开这批档案中的万不足一的个别内容,希望阅读者能从中更客观地看清那场运动的整个社会背景,以及它所包含的许许多多沉重的信息。

“吴树明,性别男,年龄19岁,出身市贫,文化初三,爸爸是总统特务,57年被逮捕判刑10年,母亲家庭妇女,个人表现呆板老实,上山下乡表现较积极;张树芳,女,18岁,贫农,初二,团员,父母早死,哥嫂都是共产党员,政治部干部,三哥是党员,本人表现很好,现是排长,在学校重案组;杨永胜,男,17岁,出身工人,学历初二,父亲没有问题,本人是三十八中革命委员会的委员,红卫兵负责人;崔旭辉,男,18岁,家庭成份没定性,初三,父亲是北京市党委书记,现没定性,本人初期造反精神大,老实正派,有威信,一直表现很好;王天民,男,20岁,民族资产阶级,高中,父为国民党伪公安局长,拿定息每年3000元。姨姨解放前逃台湾,本人表现一般;钟韬,男,20岁,职员,父52年偷漏税,有反革命言论,与反革命分了勾结,判刑三年,本人下乡坚决,有关节炎;徐红,女,18岁,革干,初中,父高级航校校长,64年自杀,母亲是个会计,本人表现一般;陈宁,女,20岁,资本家的子女,初中,群众,父亲50年到香港倒卖文物,52年判刑10年,59年放出,和香港人64年时有来信,群专,抄家时有金银财宝,母,小学教师,本人是班里的核心。”

以上的这些下乡知青的密秘档案,包含最多的是个人的政治身份极其背景,而这个背景的历史厚度及其现实功能,在当时是不言自明的。下面我们再翻开1970年的病退登记表,去看一看所另一类人员的另一类情况,特别是一连串刺激人神经的各种病症名堂,带给人们的一种血红色冲击。说实话,我们疑问个中的真实性有多少,但我们又相信个中的真实性,因为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知识青年固然有着激情的一面,但它难掩人的身体是肉做的这个根本。我们相信很多的病是各种因素形成的,但超强度的劳动,艰苦的生活环境,长时间得不到“修理”的身体中种种积累,让他和她带着一堆幻想而来,最后又带着一身的病痛而归,留给巴彦淖尔档案袋里一页页让人泪眼不敢看的情况登记。与此对应的,也是最好说明的是生产建设兵团中,那一份份知识青年工作总结材料,其中说到当年知青中最通常的病痛,主要是胃病、沙眼、风湿、腰肌劳损等几大毛病。下面让我们把当年一些知识青年的病退材料名单翻出来,晾在这本书的这一篇小文里,让其成为对那段岁月的另一种沉痛的记念吧。同样的,我们只节选其中很少的十多位,代表那个成百上千的“族群”整体,来接受后人目光的抚慰。

“何长有,男,北京朝阳里和平区三村六单元,68年9月下乡到头道桥联丰十队,患红斑狼疮;白清山,北京市50中学,65年8月下乡到南渠永胜三队,患脑炎、肺结核;柴连生,祟武区平静里5号,65年下乡到乌兰隆强大队,患回食、癫痫;王敏,北京朝阳区大街55号,69年9月下乡到四支社向阳大队七队,患高血压病,常休克;詹思瑚,北京崇文南区胜巷一号,65年8月下乡到杭后南渠长庆三队,患精神病;李玉芳,北京石景山广山村东山坡69号,65年8月下乡到小召先锋四队,患妇女病,干血涝,出血过多;陈百钾,北京海淀区101中学,65年下乡到狼山永丰三队,患眼无晶体;董古怡,北京崇武区鹞儿胡同12号,65年下乡到乌兰隆强,患软骨病;张旋,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外语学校,68年下乡到丹达公社,患肺气肿;孙玉翠,北京崇文区永内大街82号,65年8月下乡到杭后南渠联合五队,患神经管能症;闫建雄,北京崇文区东华市中二条11号,65年8月下乡到杭后南渠公社长胜二队,左胸骨折,神志不清……。”

如果说光荣是那个年代的左脸,那么愚昧和耻辱就是那个年代的右脸。一个知识青年,特别是女知识青年,在组织领导和他们个人意识里,除了男女性别的区别之外,其它似乎都被忽略到不屑和无需提起的地步。于是女知青不顾生理的客观,拿生命和健康来挑战本不是他们能承受的压力。比如在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劳动工地上,有多少女孩子用酱红的“经血”来书写她们的青春。这种书写里,又有多少属于无知和自戗,这是个带着感叹号的巨大的天问!我们今天来回顾这段岁月的时候,既要展示光荣的一面,同时也要用良知来告知世人,曾经还有那么多的不幸,那么多的牺牲,追随着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来到了巴彦淖尔,在一幕幕的剧情中成为了永远的伤痕。“为有牺牲多斗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知识青年们在那场诞生于伟大人物浪漫诗情之下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因公?因私?因爱?因恨?因命?遭逢了许多的苦难和屈辱,有的匆匆就走完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葬身在了沙漠、黄河、戈壁滩和青草地上,实现了他们如初的愿望,把一缕精魂永远地留在了河套大地母性的慈悲中。下面,再让我们整理出一些来自各种报表中的数据,和许多文章与总结中带出的一些人和事,以及他们留下的另类真实。

首先我们蜻蜓点水地,用简短的方式来举几个档案中的典型案例:“有个北京知青,出身资本家,私立公堂,拿刀杀大队党支部书记,还扬言杀贫协,说要上山当土匪。”“乌拉特前旗营盘口天津市插队的4名知青被怀疑盗窃生产队长的凉房,该队长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指示民兵对4名知青进行传讯,吊在房梁上毒打,使知青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有个天津下乡青年竟卑鄙地搞队里的毛驴。”“ 有来自北京的十余人,下乡到白脑包公社,前后召开七次会,要跑北京集体告状。”个中的为什么值得猜想。“有北京知青姐妹五人,下乡三人,在一个大队。后来大姐患精神病,其兄自杀,剩下的小弟沉默寡言。”“苏独仑有一女知青,卧轨自杀。”“有知青因揭发同乡罪行,而被勒死埋在凉房。”生命何其脆弱也。“全盟因游泳被淹死的知青就有多人,因喝酒喝死的知青也有多人,犯罪被逮捕入了狱的又有多人。”“仅1970年前安置的知识青年情况表,全盟因公死3人,因病死男12人,女8人。非正常死亡,男14人,女5人。”还有“翻车摔死的,生病死亡的,扒火车跳车时摔死的,挖砖塌窑被压死的……。”“抢劫偷盗被判刑32人,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7人。被迫害2人,被捆绑吊打10人。”

再说兵团之中的事,“1969年至1972年,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共死亡247人,其中抢险救灾牺牲79人,政治事故死亡27人,责任事故死亡141人。1973年死亡36人;1974年死亡34人;1975年死亡25人。按照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如上的统计数字,兵团期间死亡人数共计342人。”其中“全兵团服毒自杀身死109人,有现役干部3人,地方干部6人,兵团战士34人,复员军人、职工、家属等66人。”按1975年6月统计资料,“一师知青死亡42人,病退938人;二师数据不祥;三师死亡29人,病退873人。”俗话说,“但有三分奈何,谁愿意去死。”虽然这部分人占生产建设兵团总人数不足百分之三,然而却是最令人痛心的一个比例。我们不难想象,在每一个走向死亡的人面前,都会有多么沉重的一个原因深藏其中。为了一窥内幕,让我们再整理一些兵团知青中的死亡情况资料,来验证一下前面数据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因由:

“1970年6月26日,六十二团五连战士武绍茹、张淑芬在排洪中牺牲;1971年4月6日,二十团四连战士孟繁友为抢救粮食牺牲在倒塌的库房里;1971年12月20日,二十四团一连战士王某死于步枪走火;1972年6月10日,二十三团某连战士马某,因与男友关系破裂自杀;1972年7月17日,二十三团某连战士王某涉嫌偷听收音机,自杀。同一天,二十一团某连战士张某因谈恋爱未成自杀;1972年9月4日,三团三连战士沈婉芳在工程排险中牺牲;1972年9月13日,一团一连战士梁富海为抢救落水战友牺牲;1974年8月29日,工程团某连职工张某被看秋社员开枪打死;1974年10月12日,二十六团某连副指导员王某死于步枪走火;1976年6月,三连战士陈叶江不幸因拖拉机车祸遇难,长眠于遥远的乌兰布和,走时年仅24岁;李叶,男,20岁,共青团员,聪明伶俐,好学上进,因患精神分裂症,1976年自杀身亡;到河南湾慰问二十团演出归来,在黄河上拉纤时被水淹死的十七团战士贾凤岗、苏士龙;在采访中从悬崖上失足摔死的四团团部战士金炳熙;在巴彦淖尔总排干工程中,知识青年赵某发高烧坚持出工,后被送到医院,查出是白血病,终不治身亡。还有最令人悲情的十五团三位女知青,在办好了病退手续后到各连队辞行,结果被所乘马车翻倒后全部压死……。”

这众多的死亡事件都曾在当年的知青队伍中产生过不小的振动和影响。“因为”这些早逝的人们,既有壮烈的牺牲,也有令人遗憾的死亡,但历史要求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把热血和情爱和精魂留在了巴彦淖尔的知识青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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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档案好惊心,

各类情形各种病,

死亡人数好可怕,

伤病数量更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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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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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所昙花般盛开过的大学

巴彦淖尔知青共大的设立,是出自当时的巴彦淖尔政府的手笔。“为了通过培养训练,提高知识青年团政治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盟委1976年下发了‘八十三’号文件,决定筹建巴盟知青共大,并招收农村、牧区、国营农牧场的部分知识青年入学,实行社来社去,场来场去,那来那去……。”在这样的一纸公文下,1976年8月20日,一所“大学”建立了,校址选在了杭锦后旗头道桥公社,原乌兰布和农场十一分场所在地。学校“把转变学员的思想放在首位,边学习,边生产,边建校。”学校员工“由原场的职工、合同工18名,干部9名”组成。开办的头一年,通过各个旗县的名额分配,共招生“194人(包括原场移交的93名知青职工),男109人,女85人,党员22名,团员97名,已婚学员33名。”学校的开张,改写了巴彦淖尔盟没有“大学”的历史空白,成为了当时令众多还窝在村社中,前途渺茫的下乡知青眼里的一道亮光。

学校的招生对象,是全盟农村、牧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知青职工,凡有二年以上劳动锻炼的知青,只要思想好,劳动好,通过社队、场的推荐,和贫下中农的认可,不受文化程度、年龄、婚姻和经济条件限制,就可以上“大学”。课程设置则以政治理论为主,逐步开设农作物栽培、水利和改土治碱、农林和园艺、农用机械等四个专业。长远还计划开设畜牧兽医等课程。教学方法以“自学为主,讲课为辅,独立思考,集中讨论;边实践、边总结、边提高的方法进行。”师资主要是“大量聘请党、政、军领导和优秀的工、农、兵技术干部,以及某些有特长的学员任兼职老师。”教材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坚持‘做什么,学什么’,根据农、林、牧、渔生产工序,编写教材,组织教学。”学校的规模,计划在“三、五年内,学员逐步达到五百人左右,留校人员二百人左右。”生产规划,“在总干渠以南,黄河以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把零散土地最终整理成渠、路、林、田、沟、机、电、井七配套的标准田。”

学校成立之初,员工少,房子少,教员更少,连间象样的教室都没有。新来的学员“整天劳动,顾虑学不到知识。部分已婚的学员考虑生活待遇问题;还有少数学员抱着专门学技术的思想进入共大,看到目前还不开设专业课,思想有动摇。”“有部分学员对共大认识不足,有各种思想,甚至有的要求退学。”后来,经过二十多天的思想教育,下乡十年的女知青斯琴说:“我接到上共大的通知后,心情十分的激动,我想,象我这样已有三个孩子的母亲,能有上共大的权利,这是毛主席对知识青年的最大关心和爱护。”思想教育稳定了有几分失望的学员,使“先上马,后备鞍”的办学精神得到了贯彻,坚持“白天劳动,找饲草,挖渠,平整土地,打场,盖猪圈,维修粮仓;晚上学习马列毛选。牧民学员深钻细研,刻苦学习汉语,不懂就问……。”“两名养猪员,她们在人少饲料不足的情况下,一直没有星期天,没节日,起早贪黑,到十几里外挖草喂猪。”这就是当年知青共大中的积极份子,是现在留存在档案里不多的,比较有人情味的亮点。

巴彦淖尔知青共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拉起队伍,挂上招牌,铺开摊子,现在回顾,可以说让人有点目瞪口呆的感觉。而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在全国各地,都曾有过的普遍事物。正如当年的文件中所说,“学习内蒙古共大的办学方针”、“用江西共大精神办好知青共大”、“参照宁夏的先进经验。”在知青共大的后期,经过全体学员辛勤劳动,最初时的一些设想逐一得到了落实。按78年时的文件记载,“全校师生自己动手,盖校舍3000多平米,加工桌凳200多套,规划平整土地700余亩,栽植果树140余亩,杨柳树100多亩。”“养猪存栏150,羊190多只,产粮17万斤,油料总产6000多斤,产蔬菜40余万斤。基本解决了在校师生粮、油、肉、菜的自给问题。”汇报是这样的,申请“扶正”、“正名”的报告也交上去了,在全国知青会议开过之后,生不逢时的巴彦淖尔知青共大,在巴知字(1978)54号文件的批复下,由于“没有正式纳入国家计划,经费来源成了问题。”建议改为“知校保留下来,任务是按盟商品粮基地建设的需要,办些短训班之类。”“办成自负盈亏的知青综合场,人员知青为主,报酬评工计分。”由此可见,就是在如前的条件下,一所劳动“大学”上路了。又在随后的环境中,仅维持了二年多的时间,在初具规模之时关门熄灶,打烊散伙了。

时到如今,这个先天不足的知青共大,实在说来,不过是一个戴了顶光环四射的帽子,实际上有名无实,既不是院校,又不是农场,只是一个知青集中劳动的地方而已。它从另一面反映,当时的巴彦淖尔盟委政府,面对存留在河套的几万知识青年这个群体,也在想方设法地进行着组织和引导,只是囿于巴彦淖尔当时的客观条件,和对后来知青政策变化的把握不准,才会不了了之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可以想象,它的建立,当时曾有多少迷茫在村队里的知青,为了能进入这所学校中,而想方设法拚搏努力过。又有多少失望者徘徊在入学愿望的大门之外。在随后的回城大潮中,又有几多学员,痛苦在去与留的泥淖中无法取舍。我们只能说,在一个谁也无法把握的年代,一群心存美好愿望的知识青年,在一所冠冕堂皇,美其名曰的大学里,受了两年多的苦,最后在无路可走的事实面前,回到了他和她上学报名前的村队,等待着命运重新选择。

而命运是一道翻涌不息的大浪,冲击着纸屑一般的人类,摸爬滚打中走向明天。他们中也有着这昙花一现的学校聚拢又散去的师生,只是散去的是一个梦一样的组织,凝聚起来的是一帮曾经共命运的友谊。这友谊如一缕温煦的长风,一直吹到了现在,仍然饱含着如初的热情。就在前年,听一位曾经的共大老学员介绍说,学校解体后,人员分散到了各个单位,有的早年就下岗了,有的迁徙到了外地,也有的人凭着努力,后来走上巴彦淖尔的领导岗位,为建设巴彦淖尔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这些曾经的共大学员和老师们,大多已经高龄退休回家,但曾为校友的他们,还经常聚会交流,彼此关心,形成了一个有着特殊历史源渊的小群体,以至于有先行去见马克思者,在整个的丧葬事宜上,这些老校友们身着旧时装,排着整齐的队列,齐聚在灵堂送行,唱当年校歌,诉说这所学校所凝结的感情,成为一道特别的风景。我们要说这所让人感慨和留恋的大学,虽然它生不逢时,成为了一个玩笑式的遗憾,然而参与其中的人们却谁都无错误可言,时过境迁,一切记忆都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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