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巴彦淖尔知青录（25万字） - 纪实文学 - 中国知青网

7、八年一笔经济账

兵团成立之初，曾拟定了一份七年规划的发展报告。报告对兵团发展定出了具体的指标，招兵买马人数空前，扩地建场东西贯穿，开荒种树顿辙百万，牧业渔业前程可瞻，工业矿业无所不能，因地制宜全面发展，一股雄纠纠气昂昂的大气派。真不知当时的设想，是如何测算出来的，反正读起来有种夸夸其谈的味道。“规划中有几个问题颇值得注意，一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需要国家投资6.6亿元，经过7年的努力才可望达到收支平衡，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兵团将一直以亏损企业面貌出现，成为国家的一个包袱。二是兵团预计的工副业产值大大超过农牧业产值，表现出明显的重工轻农倾向。三是规划中把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定得过高，实际上根本无法达到这些目标。”这才是智者之言，一针见血。情况果不如然，经过70年的实际操作，规划只能进行调整，一些不切实际的数字指标被无情的现实压了下来。

另一个现象是兵团草草上马，其建制完全套用部队模式，在政治上左得可爱，在经济上简单的可笑，进行到后来发现自己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才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试图通过特殊的管理体制和组织形式，达到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目的。兵团在将大型国营农业企业直接与国防需要相结合的同时，又在所属范围内将本来由地方政府主管的文教、政法、金融、商业、外贸、税收等部门完全收归兵团统一管理，使兵团成为党、政、军大权合一的，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无所不有，无所不包的一个大而全、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体系和半军事化组织。”这时，拿来主义派上了用场，先行者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便成了参照的榜样。当时，学成归来者为此还讨论的煞有介事，怕自己学不来人家的高招，没有人家的客观条件和自然条件。谁也没想到的是，黑龙江这个榜样在不久后就成了名列前茅的亏损单位，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此起彼伏，忙于应付检讨，日子远不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好过。

到了1972年，生产兵团财政亏损成了家常便饭，其形成的原因是机制太混乱，生产无计划，管理无制度，劳动无要求，消耗无定额，成本无核算。加上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大多抱着抓政治保险，抓生产危险，抓财务工作险上加险的态度，不愿过问财政问题。由此又产生四方面问题：一是非生产人员编制迅速扩大，费用增加；二是计划和财务管理大大削弱，超建、超支、超购、超编现象严重；三是经济核算观念淡薄，浪费巨大，生产成本大幅提高；四是基本统计不全不实，成为经济管理的严重障碍。这些是亏损后找出的原因，随后推出的相应解决措施大略有五项：一是实施经济核算；二是实行机构合并；三是大力提倡节约缩食；四是大张旗鼓种植甜菜。能提出这四点思路的人，其初衷是好的，用心是良苦的，希望也是有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徒劳的，有的为此还闹出许多的笑话来。下面我们逐一加以点说。

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加强经济核算、扭亏为盈会议之后，内蒙兵团先后召集各师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参加了加强企业管理、经营管理、经济核算的会议。会议提出了四点要求，主旨为政治上继续抓紧；学习上紧跟运动；核算上对症下药，降低成本；管理上分级到连、排为基本核算单位。会议提出的口号为：“路线为纲，团结一致；鼓足干劲，战天斗地；大干三年，基本改变兵团生产面貌；大干五年，根本改变兵团生产面貌”。这些内容虚多于实，口号成为“理想”。

机构合并是将前途不大的10个团合并为5个团，以期压宿非生产性人员，减少费用支出。这一点和我们现在撤乡并镇如出一辙，实质是官少了，机构大了，队伍人数还是照旧，感觉上仍然是汤药两不分。

节约粮食采取先教育后整改，严格掌握户口，实行粮食登记，动员临时工和没有户口的长期住户返回原籍，要求各连队建立粮食领导小组，深入班、排和伙食房进行检查，做到按人定量、计口做饭和剩饭及时处理。为此，一些先进经验被推广开来，如农闲两顿饭，农忙三顿饭，干饭搭配，粗粮细作，改善伙食，精打细算。三师科研种子站第一、第二食堂处理剩饭的绝招，是把“剩窝头汇集起来，掰碎了，连同笼屉上的窝窝头渣子都用开水烫过，然后再掺上新面重做。”节约工作突出的还有二十六团一连炊事班，八个月节约粮食1000余斤；十八团十连炊事班，节余粮食17137斤；二团六连炊事班每月平均节约粮食250斤；二团三连1972年节约粮食14000斤……。这些措施只能说是“节流”，没有“开源”，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种田菜一项，主要集中在巴彦淖尔，因为这里的土质好，浇水方便，再加上西部三个师是整个兵团农业的大部头。这一项的先行者要算二十二团五连，他们在初建时就已经开始了试种，但收效甚微。72年3月，国家农、商、轻三大部委召开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关于甜菜生产座谈会后，该团闻风而动，五连当年种植甜菜540多亩，结果一举成功，获得了大丰收，当年总产量就达到了100多万斤。二连五团也种植了50多亩，总产也获得了近10万斤。但这只是成功的个例，与整个兵团原预计5400万斤的产量相比较，实际只收获了735万斤，较同等粮食种植在收入上减少了140多万元。随着这股风的刮起，1973年二十二团五连大幅度扩大甜菜种植，十五团也紧跟其后，十个农业连齐上阵，播种甜菜5000多亩。同时，另有一些连队也开始试种甜菜，可惜结果事与愿违，当年仅完成了预计产量的15%。1974年更可怜，仅完成计划的6.3%。这种人力物力的大投入，原本的种粮好地的转产，造成了甜菜不能丰收，粮食不能自给的现象。实在说来，是长官意志办事、瞎指挥的行为所造成的一大恶果。

相较农业而言，工矿产业中更为严重的要数质量问题了，其成因是盲目上马，仓促投产，追求高利润、高指标，缺少规章制度和科学的管理方法与生产技术。当时，全兵团的工矿企业中，只有少数采用了当时国内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多数都为土法上马。在后一点上，其坚持的原则是“少花钱，多办事”，拆旧利废，用早该淘汰的机床设备进行生产，许多为手工操作进行工业生产。再加上所谓的知青工人中，文化参差不齐，缺少专业培训和专门技术的培养，这一切不可避免地造成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和产品质量的严重不合格。以二师十三团的阀门厂为例，“各种型号阀门的零部件，无论是铸造还是精加工，大都达不到图纸设计的要求；而装配工人只是把这些不合格的零件凑在一起而已。成品阀门的过水检验，形同虚设，认真检验很难找出几个不漏水的合格品，况且用来检验的机器本身亦未达到应有的设备标准。在生产突击的时候，为了达到预定的任务指标，经常是只要装配工将阀门组装出来，在检验车间过一下水（把水压调低），表示检验过了即可；甚至有时连水都不过。阀门的外形，更是一塌糊涂。”按当时的流行说法，“哪一套管道系统不用成千上万的阀门，就算是我们生产的阀门漏水，谁又能查出来。”国家也不含糊，在一次质量大检查中，二师的阀门厂所生产的产品被评为全国倒数第二名。

在这样的情况下，兵团的工业产值还是较农业生产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70年亏损9万元；71年盈利347万元；72年盈利609万元；73年由于原料不足，动力缺乏，运输紧张，造成了不少厂矿的开工不足，盈利减为341万元；74年更因原料、动力不足而停工，工业生产大滑坡，全年又亏损了269万元。可惜这些难能可贵的盈利，最后都填了农业亏损的大坑。工业上的“成就”一度让兵团在投资倾向上有所偏重，但由于农垦兵团的农业生产属性，又引来了一些非议，并且不断有人“纠偏”，73年的时候，有人感叹说：“组建三年，花了三亿‘学费’，现在才知道兵团是搞农业生产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客观地看待这一切，与其在自然环境不适应发展大农业的地区花费大量投资和投入过多人力去进行徒劳无功的农业生产，挪动部分投资和人力发展工业，当年兵团工业比农业成效大得多就是很好的说明。到后来，兵团的不少工矿企业都成为了当地的骨干企业，也是这一历史事实的鲜明写照。

由于河套地区生产建设兵团三个师的生产统计资料难以查到，在此我们附录整个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生产数字和财政支出情况，供读者诸君从中管窥一斑：

基本建设投资，6年共计41625万元。

工农业总收入，6年共计43783万元。

兵团财政总支出，6年共计62887万元。

内蒙古兵团总亏损，6年共计18991万元。

农业生产亏损，6年共计20367万元。

工业生产盈利，6年共计1132万元。

供销企业盈利，6年共计244万元。

上交国家各种肉类，6年共计1441万斤。

8、回归路上的众生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教育何时是个头？有没有一个标准可恒量教育的程度？最后如何来安排被教育了的知识青年？这些都是那个年代有人想过，而绝少有人说过的问题。但，农民老师有他们的看法，而且直觉的非常准确。他们老早就认为知识青年下乡，只是一种临时户，是过路客，不要看他们说得多好听，农民的苦会让他们受不了的，最后一个个迟早都要飞走的。所以呢，在上山下乡运动后期，村民们大多采取对表现好的“好心”地送走，对表现差的当包袱卸掉。总而言之，一切果不如然，这种飞走也罢，遛走也罢，招走也罢，送走也罢，还是名正言顺地考走也罢，最后真正愿意留在地方的知青，仅占百不过一的比例。而且留下来的因素，往往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另类”的知青，他和她一直留下来，直到如今，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河套人。对此，我们只有刮目相看，敬佩有加了。

知识青年下乡后，按记载有人前脚刚到队里走了一趟，后脚就借故溜回了城里，几年不归，还厚着脸皮问生产队要粮要分红。还有个别人干了没多久就失踪得杳无音讯。当年下到村队的知青，大概都还记得他们住过的知青屋吧，有好多村子里这种屋子都成了知青走马灯的场所。有的知青屋里，一茬茬的知青还在墙壁上留下了尊名，供后来者赏读猜想。许多村子在文革期间，知青仅乘下一、两个，68年后又成批不断涌来，再后来又所剩无几。他们把统一配置的劳动工具有的送了人，有的干脆弃置不管，任其流失。还有的欠着队里的账，一拍屁股走人。最后，巴彦淖尔盟知青办只能推行知青合并管理的方法，来统一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所以才套用一些先行者的办法，大量地组建知青农场，知青生产队来解决这一问题。当然了，我们这里说得只是一种表象，更深层次的内中因由决不似这般简单。一个知青要是没有特别的能耐，或手段，或机会，或背景，单凭受苦表现想离开农村，是非常之难的。从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到，有的知青十几年守在一个生产队，一心想着走，可就是走不了，个中的原因很多很多。

知青离开农村的渠道细说起来，大体上有这么几条路：首先是招工，这要城里有关系才成。其次是病退，这要医院有关系才成。再次是上学，这要有机会才行。还有许多的办法，那要有脑子和胆量才行。当然了，这一切要先有政策才行。国家当时就针对知青回城制定了严格的政策，正是这种严格，导致了知青在回城路上的不平坦，人们为了达成目的，采取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和手段。对此，我们可以怀疑地说，国家的风气败坏，大概就是从知青回乡中开始的。那时，在知青大后方的城市里，凡有家人下乡的家里，没一户人家不为儿女回城动过脑子，想过办法，找过关系。而在渴望回城的这个群体里，付出代价最大的还属女知识青年，她们中有多少人是用自己的肉体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同样的命运归宿，在兵团人多制度严的地方，显得更为集中和激烈，所表现出来的例子也更有说服力。他们既与地方上的知青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为此，让我们引用一些曾在一、二、三师兵团中下过乡的知识青年文章，来感觉一下当时的情形。

二师十四团知青宋立嘉在《知青返城风云录》一篇短文中说：“从71年开始，先是高干子弟离开兵团，返回城市。我连有一位家长是驻外大使，某一日从国外回来，从北京寄来一封外交部的公函，要求其子回北京探亲。该知青请好假后当天就走了，过了几年，偶在北京相遇，户口仍在内蒙，人却穿上绿军装，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有一位干部在京掌握住房大权，我团一团长家正好在北京，等价交换，公平合理，其子返回北京，团长也住进了宽畅明亮的楼房。”“听说有一位女知青母亲为求得爱女回城，不惜委身在一名师长名下，委曲求全，换得女儿返城证。不想师长风流太过，将女知青也睡了，方准回城。回城后母女抱头痛苦，羞不敢言。”“我连一女知青，健壮的体态曲线分明，端庄的脸文静柔美，因患阑尾炎而被医生错把输卵管给割断。团部医院出了事故，只好将这位知青病退回城。这种因祸得福的结果，在知青中反应强烈，有的男知青竟想割掉自己身上的那要命的阳物来作为换取回城的代价。”“我连一知青聪明过人，知X光机对金属物体穿透力差，遂剪一铁片拴在胸前，经X光机透视初步诊断为‘肺结核’。医生惊讶，这样大的病灶实为罕见，疑发现了世界重大奇迹，决定二次拍片。谁知知青忙中出错，把铁片拴错了位置，终被查出是捣鬼，令医生大为恼火。”

知青们想方设法离开农村和兵团，心情之迫切简直到了挖空心思，不惜一切代价的地步。十四团有一女知青在回家的途中，路遇一大同煤矿工人，两人一见钟情，为了能落户大同不惜以身相许。几年后两人分道扬镳，一个边疆一个内地，只苦了孩子，知其母不知其父。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一切都是被逼出来的，也有一种无可奈何下的不由自主。因为当时零星的招工，和当工农兵大学生，那不是一般人所敢想的，就连被招工到铁路、矿山、工厂当工人的，都是令多少人羡慕不已的美事。有个北京知青孟祥昆被保送北大，可惜身体检查时发现有病不能上学，这种结果对本人的打击可想而知。但有福之人不用忙，不能上学就病退回了北京，先就业到一家小工厂，后来发展当了大厂长，再后来竟成了长驻国外的大经理。还有一条回城路实在太愁云惨雾了，“原十四团四连连长兼指导员王志达，是天津三中老高三知青。他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操劳，结果在78年5月份拆旧房时，被突然倒塌的房子压成重伤，第六、七颈椎粉碎性骨折。人送到天津医院治疗了一年多后死去，享年29岁，成了一名死后终于返城的知青。”

在地方上的知青较为分散，信息也闭塞，招工招生的竞争多为事到临头时才可能知道。曾在巴彦淖尔下乡的包头知青杨益润在《我的人生信条》中介绍说：“自71年以来，不时有招工、招生的消息传来，但往往都是等把各种有关系的人招走以后才传到我们哥们的耳朵里，成为大家美妙、可望而不可及的美梦。”“72年10月，又有消息传来，我想，管他*的，碰碰运气，咱就象张良得天书那样去等，去撞，万一天上掉下馅饼来呢？”因为不认识招生的老师，杨益润只能在公路畔上，面对过路的行人，来一个人问一个，最后终于等来了招生的老师，也等来了一句名额已满的话。在他的哭诉下，这位老师告诉他一个明年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在这个消息的鼓励下，这位熬过冬寒、春播、夏锄的幸运知青，第二年6月，用仅有的90几斤重的身体，终于考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这种美事实在是凤毛麟角，但也不乏其人，有好多的知青家庭无依无靠，只能苦苦地留守在农村，大龄到了30多岁，女不嫁男不娶，一门心思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学习就成了一种希望和寄托。然而命运多桀，高考刚刚恢复的那一年，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让多少苦心的知识青年，在回城无路的绝望肿痛哭流涕。

当然也有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幸运角色，如一位不知名的河套下乡知青在回忆中所说：“我是老三届的高二学生，下乡经历不复杂，大约种了5年地教了5年书吧，下乡在城南公社，教书时从大队学校教到城南公社农中，后又到和胜公社农中、五原县一中，不过一直是民办代课教师。78年春天，县知青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返城政策有变化，说你四乡教书，居无定所，如同流浪，还不如承认有病返津。又说你们在五原多年，还开不到有病的证明吗？正巧我的一位高中同班同学在县医院进行赤脚医生实习，给我拿来一叠空白证明，我也没当回事，填好后交了上去，谁承想12月份天津的户口就下来了。返津那天，我来到五原车站，夜半时分，车站内只有几位等车的老乡围着炉火，我大叫几声：有天津哥们吗，有天津哥们吗？投过来的只有不解的目光，只有车站外凄厉的风声，凄厉的风声……”

细说起来，当年知青回城的政策是越往后越多，也越宽松，除了前面招工、招生、病退外，还有困退、参军、按政策上调、顶替、独子照顾等名堂。这些名堂都是人们为了解决知青问题而圆润出来的“借口”，“走得人多了便成了路”。在每一条路上，都上演过明的暗的有笑声有眼泪的戏剧，它比我们所形容的不知要复杂多少倍。最后让我们再摘录一段发生在当年的情景剧吧！“1975年，是我插队的第七个年头，当时，条件好的一些同学都已相继离开农村，剩下的知青不多了。年底，下到旗里一批招工指标，据说是最后一批了。知青们都动了心，纷纷跑到旗里活动，力争坐上这趟‘末班车’。有的缠着招工的人苦苦哀求，有的找各种关系代为说项。有的女知青最后没辙了，在走廊上伤心地边哭边嚷：‘谁要我呀？当大师傅也行’。”“还有许多知青，他们明明是经过千难万险才争取到回城的权利，明明可以欢天喜地回家，回城市，但是临到办好手续买了车票却又痛苦起来，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好像他们不是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最大愿望，而是被迫选择了离开边疆一样。他们成群结队地围坐在火车站的广场上，一个紧挨一个，依依不舍地彻夜唱歌。他们深情而悲怆的歌声，心情被一阵阵历史潮水冲刷着。他们在用这种方式向一个行将结束的时代告别。”这种情景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怕是很难想象，很难理解的。但它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是再平常不过的场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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