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永难忘怀的集体快乐
在生产建设兵团里,属于集体娱乐活动的大约有三大项:一是全兵团动员大演革命样板戏;二是时不时能看几场电影;三是各个连队间的体育比赛。这三项内容是兵团生活中亮点不多的人性化的东西,既被政策所允许,又被政策所掌控,既有组织的热情,又有参与的热烈,其较现在人们唯利是图的人生追求,似乎显得更为有意思,也更见精神与乐趣。基于此,其红红火火的热闹场面,差不多给每个兵团知青都留下了曾经身体力行参与其中的美好回忆。下面让我们逐一展开“卷轴”,看一看个中的风情图。
先说由师到团到连队到排与班的样板戏一项。这一项始创者大概来源于文化革命中各地盛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样的宣传队除了名符其实外,还穿插演出一些围绕主题的文艺小剧目,成为了占领宣传阵地,活跃思想文化,反映知识青年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的好手段,而受到了上面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于是,师、团一级组织了半脱产的宣传队,边劳动边排练节目,并到基层单位汇报演出。这种抛头露面,光大自身形象的活动,一发而不可收拾,很快就由上而下,在一片效仿中扩大化起来。每团一个样板戏,每连一个样板戏,每排每班都有了各自的“样板戏”,参与者中有专业人士,也有临时出家的具有艺术细胞的年轻知识青年,更多的则是活跃在连排班中间的那些个不甘寂寞的兵团战士。如果说他们所表演的节目,在师、团一级,还有着革命样板戏的味道,越到基层的节目越接近现实生活内容,有很多完全是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小戏剧。
要说当年兵团知识青年中,不乏多才多艺的人,再加上少量专业文艺团体的下放人员流落到兵团,他们加盟到师、团一级的宣传队中,使样板戏的演出颇具水准,经常能造成轰动效应。水涨船高,各个连队中具有艺术天赋,能唱两嗓子京剧的人,因此就成了争相抢夺的宝贝。演出内容则转绕着“八个样板戏”,各个宣传队有的自信水平,能全剧搬演;有的则精选其中段落,淋漓尽致地加以表现。其中最为人们所热衷的要数《红灯记》、《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后来《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也由一些团队排练出来。当时,二师宣传队干脆对底下各团的宣传队作了明确的分工,要求每个团都要排练一个样板戏,然后通过调演和巡回演出,使全师都能看到兵团战士自己演出的样板戏。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与演出锻炼,十七团因为成功排出了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而名扬兵团内外;而十三团所排演的《智取威虎山》全剧,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说到《红色娘子军》的排列,宣传队员皮汉沙回忆说:“在团部颇有才气的宣传干事陈振英的指导下,我们以自己全部的热情、智慧和精力投入文艺宣传工作。不久,十七团宣传队的名字在二师响亮地传开了。自编自演的各种生动活泼的文艺节目,为枯燥、单调而艰苦的边疆业余生活带来了生气和笑声。1970年底,团宣传队又第一个在兵团大胆地学演了全场芭剧《《红色娘子军》。从乐曲复杂的配器、演奏,到主要演员的选拔和足尖功夫的培训,从灯光、布景的绘制到全套服装道具的拼凑、缝制,每一个亲身经历的队员都有一肚子的甜酸苦辣,足足能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正式巡回演出开始了,从全团到全师,从包头到呼市。为兵团战士,为边疆军民,十七团宣传队的足迹踏遍了连队、乡村、工厂、矿山和军营。红色娘子军连的歌声响彻中滩大地,黄河之滨。”就是十七团这支样板戏演出队,后来因为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事故,成就了两个“兵团英雄”,也伤了自身的演出元气。
连以下的宣传队,组织形式要求就不那么高了,参加的人多少有点表演专长就可以加入。说白了就是将十几个“有两下”的知识青年组织在了一起。其目的是为了活跃兵团战士的生活气氛,节目以样板戏清唱为主;以对口词、三句半、枪杆子诗,以及表现连队现实的小品剧为辅。而后者的编写,主要靠连队里的一个或几个来进行“创作”。按当事的知识青年回忆说:“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各自准备节目,大家东侃西侃胡乱凑了一下,一致提议由我执笔编一幕独剧。我独自一人躲在库房,不分昼夜,搜肠刮肚地苦思,颠三倒四地傻写,真是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在小屋里憋了两天,总算将短剧的脚本拿了出来。”这样的脚本内容可以随便编,政治要求却很严格。按另一位知青的话说:“编节目:塑造英雄人物要贯穿一条红线,疯狂热爱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共产党;一个主干:揭露阶级敌人,与无产阶级的敌人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个主要方面:同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个层面的表演水平参差不齐,难免有“走板”“现眼”的时候。有一个连队宣传队演出《红灯记》的“刑场斗争”一场时,把台词“带李玉和”念成了“带李铁梅”,口误者发现念错后,灵机一动,又加上了“她爹李玉和”,一时传为笑谈。
各团的宣传队大出风头也就是两年多时间,演出者中出类拔萃的人才,和一些幸运的兵团战士,被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挑走了,成了真正的文艺兵。随着人们的兴趣的转移,各个团队的演出队大多解散,演出人员集中在一、两个连队里,需要时再抽调出来进行演出活动。上面尚且这样,底层的演出队自然也风光不再,各自偃旗息鼓,消声匿迹在日常的劳动队伍中。但人类对文艺的需求是永恒的,代之而起的“大唱革命歌曲”和“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流行歌曲”之风却臻臻日上。前者当年最红的歌曲要算是“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以及“下定决心”等毛主席语录和诗词歌曲。后者则大多是文革之前流行的抒情歌曲,和从电影和电台上听到的外国、香港等地的流行歌曲。对于前者大家可以喊破嗓子地唱,对于后者,在一段时间里,那是不能随便放声和瞎哼哼的。搞不好就被上纲上线,影响了你在政治上的进步。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如现在老少都会唱的一首
《敖包相会》,在当时是被斥为具有不健康内容的黄色歌曲。这样的歌曲你如果不小心唱了,还被领导或积极分子听到过,那你的麻烦就来了。有位女战士叫卢香云,不经意地哼出几句来,不但丢了五好战士评选的资格,还被扣上了“爱唱小资味很浓的歌”的帽子,并受到了如下的一番盘问:“革命歌曲那么多,你为什么不唱?毛主席语录歌,你为什么不唱?”面对这样的盘问,你最好的态度是承认错误,写封认识深刻的检查书,当着全班的同学面,眼含热泪地表明自己的悔改的态度,虚心接受组织和全体战友的帮助。胆敢辩解,那可是背上鼓寻锤,自找倒霉。当时别说这样顾名思义就不健康的歌曲,连《上甘岭》影片中的主题曲,都被视为黄色歌曲,其它的自然不用再说了。不过,对这一问题,也要看你遇到的“领导”是否宽容大肚,或患有政治思想麻痹症。如十九团的知青朱山,在五.四青年节聚餐后,用小提琴一口气拉了几十首中外名曲,最后以“送君送到大路旁”结尾,虽然搏得了满堂彩,但还是被左手写匿名信的“家伙”告到了团政治处。
朱山所在连队的连长,对此不能不处理,但他用了一套唏哩哗啦,风趣幽默的方式把一场“政治思想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篇小问令人读来,大感三生有幸。首先,这位连长一开口就上纲上线,调门不减,却弦外有音地说:“听说有个黑干子弟,唱什么送君之类的黑歌,公然为彭德怀招魂!”这句话果然有震摄力,全连百多双眼睛“唰”地转向了朱山。却见朱山双手抱肩,那抬头眯眼看游云款款飘荡之状,好个超脱入定的好汉。队列里开始骚动,空气陡然松驰。见此情景,连长操着京腔,调子降下温来,又说:“啊,唱什么‘喀秋莎’,喀秋莎不就是火箭炮吗?怎么一眨眼就变成女人了?想老婆也没有这么想的,乱弹琴!还唱什么‘莫斯科郊外的、郊外的晚不晌’。大晚不晌干嘛去,黑不隆咚的,别掉沟里。那地方背,还不及咱这里的景。还有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什么、什么‘天仙配’!”说到这时,连长把最后三个字竟用拖长了调的花腔唱出来的。全连人自是乐得前仰后合。就这样,这位连长把一个火药味极浓的批判会搅得烟消云散。聚众闹事的“首犯”朱山,更是荣辱不惊,皮毛未伤。
当年人人大唱的革命流行歌曲,大多都来自《战地新歌》三部曲,其中不乏《大刀进行曲》、《抗日战歌》等高水平的歌与曲子。还有一些配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歌曲,如《青春献给伟大的党》、《革命青年进行曲》、《革命知识青年之歌》、《让青春放光芒》、《誓作公社新一代》、《党是春雨我是苗》等等。另外有一部分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们自己所创作的革命歌曲,由于其内容贴切生活的现实,其风格与激情与受欢迎的程度一点不弱于“钦定”的歌曲。如一师三团二连自编的连歌:“我们生活在乌兰布和,我们劳动在乌兰布和,披荆斩棘气豪胆壮,我们是战斗的队伍,毛泽东思想指引方向,彻底埋葬旧世界,把全人类解放。”更为经典的要算《兵团战士之歌》和《兵团战歌》,它们不仅旋律昂扬,而且歌词充满了豪迈的气魄。其中有四句歌词,已被引到了本书《生活篇》之下,在此让我们再重复感觉一下。“蓝天作账地作床,黄沙伴饭可口香,狂风为我送战歌,广阔天地摆战场。”
引颈高唱革命歌曲,自可表现出知识青年的豪情斗志,但是低沉的时候,也难免唱出一支支思乡曲,它们完全是知青苦闷的内心表现。如“你知道吗,北风啸啸又是一个冬,得过且过,对酒当歌,也有沉醉意。自己的青春,谁不怜惜,苦难又谁来管!……。”还有一些出自其它地方的知青之手,随着歌声唱遍大江南北的流行歌,在兵团中也非常有市场。如《南京之歌》、《重庆之歌》、《告别北京》等歌曲。现在时过境迁了,好多的人和事都有了历史的定论。《南京之歌》的作者是一位插队知识青年,名叫任毅。他因为此歌被判入狱达10年之久,这样的悲剧本身已经让这首歌沉甸甸的成为了知识青年同病相怜的心声。而《告别北京》的词作者,后来成了全国著名的诗人,他的笔名叫食指。作者如此遭遇,唱得人也不可能光明正大,它的传播完全是在秘密的抄写中完成。同样的,更多的“黄歌”,如《外国名歌二百首》、《忆难忘》(俗称《蓝色的街灯》)、《苦的咖啡》、《苏珊娜》等歌,也在众多知识青年秘不示人的小本子中被珍藏着。其中尤以《蓝色的街灯》流传最广,几乎成了许多连队的队歌。这些忧伤的旋律勾起人们的伤感,沉淀着人们对前途和命运的思考。
说到兵团战士们最乐的事情,当年大概要算是看电影了。它位居于知识青年最高级别的文化生活,较过节吃肉、收到寄来的包裹还令人高兴。按兵团放映员周佩萍的话说:“我们的‘解放’车刚开进大院,孩子们便忙着往回跑,人们奔走相告:‘演电影啦,演电影啦!’。当晚霞抹去最后一道余晖,各连队的战士们排着队伍,唱着歌儿陆续来到广场。家属、孩子们有的带着小马扎,有的在地上铺张纸,有的干脆就地找个半块砖放一块石头,往屁股底下一垫,就自得其乐地边吸烟边和周围的人聊起来。”“我们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观众们以银幕为中心,前后铺开,层层叠叠,围满了人。除了兵团的战士、干部,还有驻地周围的老乡、工人。地下坐满了就爬树上房顶,有的农牧民甚至从十几里地以外,骑马或步行来到这里,每放一场电影,恰似一场盛大的节日聚会,这便是当时较为‘奢侈’的文化生活了。当银幕上升起演员名单时,也同时印上了不断增多的人头影子。片子放完后,人们熙熙攘攘,急急忙忙往回走,叫喊声,呼唤声此起彼伏,喇叭里的歌声伴送人们心满意足地离开广场。”
二师十六团的胡德描写的看电影,又是一番场景:一听到演电影的消息,在地里干活的人们都魂不守舍,连连眺望连部的方向。当红旗在连部上空飘扬时(收工的标志),大家都会跳起来欢呼着,一阵风似地跑回去。匆匆吃过晚饭,不管男女都要认真梳洗打扮一番,穿上新军装,戴上新军帽,找一双合适跟脚的鞋,那兴奋劲如同过节一样。然后全连整队出发,一路上歌声、口号声不断。快到团部小桥时,由连长亲自指挥,一声令下,个个精神抖擞,挺胸昂头,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拼尽全力喊着震天动地的号子。与其说是走步,不如说是跺步。小桥在颤动,团部的大地在颤动,甚至牧羊海的空气也在颤动,那威武神气劲儿,就好象是在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正规军。兄弟连队都以极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这支兵团二师小有名气的‘草原上的红五连’,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个个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劳动的疲劳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看完电影回去的时候,那狼狈样就更别提了。摸着黑,闭着眼,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跌跌撞撞,溃不成军,全无了去时的神气劲。”
这样热闹的看电影场面,可惜多数时候都放映的是八个样板戏,和曲指可数的几部片子。人们看得次数多了,都能对演员台词倒背如流,常常是银幕上演员说上句,观众在下面接下句。电影演到这种程度,人们看电影都已经成了一种晃子,正如一位知青所说:“借这个全团大会师的机会,找同学的,找老乡的,可要热闹一番,高兴一阵。其实真正看电影有时反倒并不怎么惬意,露天操场,因为都是坐在背包上,后面的人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夏天蚊子叮咬,就是抹上避蚊油也无济于事;冬天冻得腿脚发僵,只能不停地跺脚,哪有心思看电影。”而一师四团六连演样板戏的宣传队员,“跟着放映组翻沙包,踏泥咛在各连队转了一圈儿,连看了七遍电影,硬是把《红灯记》背了个滚瓜烂熟!我们的功夫没白下,几乎排完了整本戏。”
要说好看的电影,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要数《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俗称“三战”)、《英雄儿女》等几部影片。文革中拍摄的《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春苗》、《红雨》和《创业》也还可以。外国电影那少得可怜,只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和几部北朝鲜、阿尔巴尼亚的影片。人们看得多了,幽默的总结也就出来了,什么“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锣鼓小号……。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人们看电影的热情只增不减,常常抱着一种侥幸心里,想着会演一场别开生面的新电影。放映员周佩萍说:“有一次我们来到兵团放映,偌大个礼堂,大人、小孩子黑压压地坐成一片。放完几本新闻片之后,正片终于出现了。当《沙家滨》三个大字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观众哗然。‘唉,又是《沙家滨》的埋怨声响成了一片。人们事前早就知道影片名了,但心怀侥幸,企望银幕上能出现一部意想不到的好片子。”放映员和连队的领导们,为了弥补消息闭塞,解决电影太单调的问题,在放电影前总要加一些新闻纪录片,来宣扬国家形势和外事活动。有人戏称,当时能看到的“电影明星”只有两位,一位是周恩来总理,一位是西哈努克亲王。
当时看电影也要和政治结合起来,比如看了《卖花姑娘》之后,各个连队跟着要开“忆苦思甜”大会,除了请来当地老贫农讲过去的苦,每个战士还要写出自己的切身感受,表态要如何如何等等。看了《英雄儿女》,接着学习毛主席关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看了样板戏后,要组织学习讨论,检查思想深处的私字一闪念。有一段时间里,为了体现战斗作风,各连队看电影时要集合队伍,排队前往。战勤连还要打上背包、背上枪,为得是预防战争的突然发生。而在演出中,为了避免“资产阶级”镜头对广大革命群众视线的污染,一些外国影片中涉及爱情内容的镜头,会被政治责任心超强的张三李四们遮遮掩掩,或成段落地“剪裁”过去。结果造成人们的大遗憾和一片嘘声。放映员周佩萍在回忆文章中说:“有一次为了配合形势,放映一部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影片中最精彩而且优美的片断,便是芭蕾舞《天鹅湖》中白天鹅与王子的双人舞。当影片演到双人舞特写镜头时,突然画片变虚了,许多人情不自禁用手揉眼睛。当观众们莫名其妙的狐疑还未驱散,画面又实了。原来,这是我们的孙组长,一位复员老兵,一个严肃有余的人,以十娴熟的技巧,迅速而准确地使影片画面‘虚实得当’处理的结果。”
连队或附近集镇演电影的机会毕竟少,人们看电影的迫切心情便很难得到满足,于是一些靠近县城的连队知识青年们,星夜步行几十里路到城里影剧院,买票坐在电影院里过上几个小时的瘾。有时因为路上耽搁的时间长了,或电影院的票卖完了,这样一趟辛苦就太令人不甘心了。没办法,只能寄希望有人退票,高价也在所不惜;或混水摸鱼,走“歪门邪道”进影院。有时实在没办法,又实在心剪如熬,一帮年轻人便来横的,强行闯进影院。管理人员自然不干,纠集起人来驱逐。“影迷们”有时打游击战,有时干脆胡来,以硬抗硬。结果常有打架斗殴现象的发生,影院门口成了一块极易引发事端的是非之地。这种冲突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曾叙述过二十一团战士因看电影而引发事端的例子。下面,让我们再看一段二师十二团的兵团战士,为了到乌拉特前旗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所采取的无赖搭车手法,以搏一笑:
“团部驻地新安镇距离乌拉特前旗有40里路,大家商量好,下了工吃过晚饭后,早点动身出发,到旗影院看电影。为了不误时间,我们决定路上搭车。出发不久,我们就追上了当地老乡的一辆大马车。老乡一看这么一帮人,死活不同意我们搭车,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全爬上了车。老乡把鞭子一扔不赶车了。这怎么能难住我们,兵团战士没几个没赶过大车的,有人顺手拿起鞭子,一声脆响一声‘驾’,马车稳稳地起步了。老乡一看没辙了,又紧跑几步窜上车,抢过鞭子说:‘还是我来赶,真拿球你们没办法。’我们一个哈哈大笑,心里明白他是怕我们赶得太快,累着他牲口。走了十多里路,后面上来一辆解放牌卡车,不知谁喊了一声‘截汽车’,十多个人跳下大车,横在马路上,站成了最佳截车队形。车果然停在离我们2米左右的地方,大家二话没说,呼地一下全爬上了车。车上拉的大石头,我们站在石头上,同司机商量车到前旗。司机非常愤怒,叫我们下来,我们不理他。时间大约过了20多分钟,司机连抽了三支烟,只见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狠狠地用脚踩了踩,一头钻进驾驶棚内,车子疯一样开了起来……”
最后让我们再来说说兵团的体育活动。体育活动的经常项目有打球、爬山、拔河、跳绳,并为此经常进行班与班,排与排的友谊比赛。有的团一级还组织了由各个连队筛选出来的蓝球高手组成球队,专门请来内蒙古体委和包钢的篮球教练,对队员们进行强化训练。兵团中的蓝球队不但参加内部比赛,还经常到地方上去一显身手,比如参加当地盟、市、旗县一级的邀请赛,有时还走出本地,到其它盟市去“征战”。这些比赛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兵团中年轻人的参与热情,和对集体荣誉感的珍视。表现在两个方面,是参与者和爱好的人数众多;二是兵团与地方赛球会,在蓝球场的观众席上,常会积聚大群的兵团战士,他们即是观众,又是自己球队的啦啦队,热情一点都不比现在的球迷差。有一年,二师十三团蓝球队在包头市参加联赛,进入决赛后,几乎每场都有成百甚至上千的兵团战士开进包头市,自动组成啦啦队,造成场外的压倒优势,并给对手以不小的心理压力。有的时候,本来团篮球队技差一等,但是在哥们弟兄的鼓噪下,越战越勇,反而能把对手打个落花流水,在欢呼声中凯旋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