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黑白记忆（连载）

（这段文字在论坛征文时曾单独发表过。）

    1969年1月20日天未亮、风未停，追记过去的34小时。
    19日晚，照例去三队队房开会。农村也在搞“整党建党”运动，我们的任务也就是念念报纸。
    雁北的风，卷着沙粒，吹得人喘不上气来。三队房（部）在村西北的饲养室，我倒着一步步走去。十几平米的房里挤着30几号人，房梁上吊着一盏马灯，照耀的昏昏惨惨。贫协主任是三队的，比小队长官大，他主持着会议。我觉得，这种会就是老乡们的业余生活，聚在一起东拉西扯，而后回去睡觉。来村快一个月了，基本上能听懂他们的话了。
    九点左右正待散会，门外有些骚动，饲养员扶进来一位解放军战士：没戴军帽，脸上是混合着沙土的凝固了的血迹，军大衣又脏又破......。“快去帮帮忙，车坏了...”说完就昏过去了。
    把伤员抬到炕上。贫协主任告诉我，这是1004部队的汽车班长姓李，在这条公路上跑了四、五年，村里的人几乎都认识他。看来是车坏在村外了。
    “七根儿，去喊明玉（赤脚医生）；留留去一趟大队告诉支书；剩下的人都去推车啊！”
    老乡们无声息的散去了，像预感到了什么。在严冬的寒风中，有什么能比热炕头更安全呢！
    我急忙跑回宿舍。除了去一队的大风外，他们三人都回来了。只有四眼带了个手电，还是绿灯泡的。又去女生那儿借了两个手电，小莉和昕虹执意跟我们四人一起跑了出来。回三队房的路上，遇到了民兵营长带着4、5个人，我们一同向村北走去（我们几个知青根本不知往哪儿走）。
    风呼啸着，向北几乎走不动路，艰难的来到村北的公路上。恰逢阴历的月底，没有月亮，但在田野雪色的映衬下，还能分辨出沙石路灰色的轮廓。营长的五节大手电能照出一里多远，可公路上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异样。
    这是一条三级战备公路，沙石路面。钻出大山后径直向南有2公里的下坡，在我们村西北角偏西400米左右直角转向东，贴着村北走。由于是坡地，从山脚到京包铁路这6、7公里基本修成了梯田，即由北向南，每隔2、30米地势降低1-2米。因此，公路北面除了排水沟还有一米高的田埂；而路南面是2米多深的排水沟和低于路面的田地。我们分成两拨，分别向东、西方向走去。
    风太大了，带着那种尖锐的呼叫声。我们几个知青挤靠在一起倒退着向西走去，带着好奇和一些紧张。小手电的光在这广阔的暗夜中显得很微弱。
    接近公路直角弯的地方，昕虹第一个发现了目标，手电的光柱照亮了一辆大卡车。它静静地停在路南面4、50米外的野地里，车头向着北方。“我先过去看看，你们去叫营长他们。”我接过四眼的手电筒。
    跳下排水沟，再想翻上另一侧沟壁时，被什么绊了一下。我扑倒在地，却不是硬梆梆的土地。我欠起身体，用手电照去：是一张变了形的脸，泛着幽幽的绿色，脸上是凝固了的血迹，嘴张着，前面的牙都没有了。
    我弹了起来，差点倒向另一侧的沟壁，那是一种莫名的恐惧，浑身僵硬。大概有半分钟时间，巨人他们已走到沟边来，我努力镇定下来。再用手电照去，这是三个人叠在一起，堆在沟的南坡上，绊倒我的是另外一个人，他趴在沟底。此时，两个女生已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寒冷的原野上，只有令人恐怖的风声。

刚刚到达下乡地，
严峻考验就出题，
顶风冒雪救亲人，
楼主胆大心又细。

    我模仿着电影里的方式，摘下手套去测试他的鼻息。手有些抖，碰到了他张开的嘴，那冰冷的感觉让人浑身一震。再拭，确实没有呼吸了。
    有了这第一次接触，反到放松了。我努力要把他拖开，拉着他的两手，冰凉的手指像腊做的。手腕上带着手表，照了一下：指针停在7点41分。看来这就是事故发生的时刻。想想那个解放军班长，是用了一个半小时，走完这6、700米的路程啊。
    死者身下是个姑娘，梳着辫子，脸上没有一丝血迹，像睡着了一样，静静地躺着。没有再去搬动她，她下面是个小伙子，姿势很难受的蜷缩着。这三人都已经死了。回身检查沟底那位，却还有呼吸，尽管很微弱。
    此时，我已完全镇静下来，而且有一种天降大任的感觉。我对沟沿上的巨人和秀才说：“这一个是活的，搭把手把他弄到公路上去吧。”远远的，四眼和营长他们正在走来。
    这片土地上还都覆盖着积雪，用手电扫了一下，只见一团团的黑影散布在雪地里，没有声息。大约往南2、30米的范围内都是人，弄不清有多少。我很快的检查着，发现大部分都还有呼吸，却没有一个呻吟的，全像睡着了一样。
    七、八个人已经下到这块地里，公路上还有两、三个影子，看来是比较胆小的。“快拣活的往外背吧，人多着呢！”我像是在下命令。但老乡们迟迟不动，不知是不是害怕。除了四眼，知青们都下来了，包括两个女生。两人一个，往公路边抬人。
    营长冲公路上的人喊着：“快去叫人来，让三队和四队套两挂大车来！”到底是当领导的。
    我继续往汽车的方向走去。这是一辆解放卡车，风挡玻璃都碎了，驾驶室完全变形，车顶的蓬布已不知去向，几片扯碎的帆布条在风中起劲地飘舞。真奇怪，怎么会是四轮着地呢？
    照了照车斗里面空无一人。忽然发现离车6、7米远的地方有个黑影，是个8、9岁的男孩子。他穿着代帽子的那种棉猴，帽子却没有带在头上，背着风一动不动地直立在那儿。不会是这村里的孩子啊？我走过去，问他什么也不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去背他，他笨拙的配合了。
    公路上已经有了五、六个伤员。我放下孩子，让四眼帮忙把一个伤员扶到背上，再让他领着那孩子，向三队房走去。尽管只有6、700米的路程，却走的十分艰难。伤员还昏迷着，不时向一侧倒去，四眼只好在一边支着他。我的头被压得很低，急促的喘着气，感觉到身边陆续有人向出事地点走去。终于到了三队房，院里的大车已经快套好了，还有人直接牵着马去了。屋里炕上只有一个伤员，仍没有苏醒。
    返回村外的路上，碰见了大队书记：“你不要去西荒地了，去公社报个信吧。到占银家借挂洋车。”占银是前任书记，这村300多户，只五家有自行车，一个老乡领我去借车。知道四眼胆小，不敢回现场，索性跟我去公社吧。这村里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机，但在有线广播的时间内是不能用的。村村通广播曾是这个贫困县最引为骄傲的事，每晚起码要播的11点以后。
    到公社有8里路，尽管只走过一次，但那毕竟是战备公路，很宽，基本是下坡。心里着急，车速很快，沙石路其实很颠簸，车轮压上小石子不时的侧滑。终于在一个转弯处摔倒了，四眼的嘴出了血，眼镜腿也断了。还好，没有大碍。
    公社里只有秘书在，睡眼惺松地听了我们的汇报。他用电话通知了山里的部队，又带我们去了公社卫生所。为四眼包扎处理后，一辆拖拉机已停在了公社门前。我们和公社的人、卫生所的人，连同自行车一起上了拖拉机。
    紧张和亢奋，让我忘记了寒冷，站在拖拉机上才感到了这风的澈骨。接近村子时，看到北边漆黑的山影下，一排汽车也在向我们村驶来，车灯的光柱划破夜空。
    回到村里时，估计有12点了。所有的伤员都已集中到村小学里，几间有火炕的办公室和教师宿舍都挤满了伤员，呻吟声和哭喊声响成一片。只有几个队干部、住校的老师和我们7个知青在场，年轻的公社秘书可能也没见过这种场面，一言不发；两个医生各背着一个小药箱，胡乱地给出血的伤员抹药，大家都束手无策。
    营长告诉了我大致情况。一共34个人，5个死了，还有6、7个昏迷着。他们大部分是车站的铁路职工和家属，还有农校（一个地区级的中专）的教师和家属。部队和车站有很好的关系，今天部队演电影，特地接他们去看。但因风太大，电影不能演了，才开车送他们回车站，途中翻了车。
    部队的车进村了，三辆吉普、一辆解放、一辆摩托。大致了解了情况后，几个军官商量了一会儿，留下了公社秘书、村支书、营长和我们几个，谢退了其他所有的人。战士封锁了学校，两辆吉普和摩托又疾驶而去。一个卫生兵指挥着那两个卫生所的医生开始开始处置伤员们，军官们查看了五具尸体。

含血的经历!
撼人的故事!

难忘的经历，期待下文。

在黑白照片上能找到我当年的影子，非常欣赏朋友精彩的文笔！问好！

田园朋友，很高兴您的到来。盼望见到您的文字。

    约摸有一个多小时后，又开来两辆带蓬的卡车。伤员们将被送往140里外的大同市。准备抬伤员的时候才发现，不能让伤员们直接躺在铁板的车厢里啊！几个军官大发雷霆。
    我们全体知青将自己的被褥取来铺在了车厢里。
    车队临出发时，卫生兵留下一大瓶酒精（足有10公斤）和整包的脱脂棉。一个军官拉着我的手说：“几具尸体就拜托你们给整理好，天亮后就要把他们的家属接来了。”同学们都有些害怕，我和巨人壮着胆子接受了“任务”。
    估计是凌晨2、3点了，所有的军车都去忙碌，只留下站岗的士兵，学校里又恢复了平静。
    没有倦意，只有紧张和亢奋，说不发怵绝对是假的。我和巨人抱着药棉和酒精，互相壮着胆推开了教室的门：20来张双人课桌拼摆在了一起，紧靠着一面墙，五具尸体并排躺在上面。教室的窗子都遮上了报纸，窗下几张课桌上堆放着全套的军装。教室没有吊顶，椽子间不时有风声掠过，炉火早已熄灭，讲台上放着一盏马灯，映着墙上马、恩、列、斯、毛的肖像。
    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后，开始工作，就从和我亲密接触过的“他”开始。已知他是农校的教师，30多岁。尸体已经僵硬，为他脱衣服就费了很大劲，再用酒精清洗血迹、灰尘。我们在他下颌处揉搓了4、5分钟后，再稍用力托他的下巴，居然闭上他张着的嘴巴，这样就不再那么恐怖了。
    穿衣服就更费劲了，部队准备了全套的服装：内衣裤、衬衣裤、绒衣裤、棉衣裤、外军装、军大衣、翻毛皮鞋、毡绒帽子，连袜子都是军品。为这一个“人”穿衣服就足足折腾了我俩一个多小时，甚至冒了汗。却也总结出了许多经验：四层衣、裤都要事先套在一起并整理顺溜，一个人在桌边撑好裤子的腰口，另一人从背后抱起尸体把他装进裤腿，这样他已经是站立状态；然后用力揉搓他的双肩，稍软后将两臂向后摆一个角度，衣服就能顺利穿上。当然，手臂骨折的只需从袖口穿进手去，把他的手拽出来就行了，很省劲。
    五个死者中唯一的女孩子，是车站站长的女儿，18岁。站长的三个孩子都来了，大弟弟正躺在她的旁边，小弟弟就是我背出的哪个孩子，也是全车中唯一没有受一点伤的人。为她穿衣服我们踌躇了一番（我们可是连女孩子手都从没有碰过的童男子啊！），保留了她的花肚兜和红内裤，动作也放轻柔了许多。
    后四个人的清理只用了二个多小时，而且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恐怖感。我们让最后穿好一身戎装的她弟弟，靠着桌子站好，还挺精神的。
    凌晨6点左右，部队连夜筹集到的五口白茬棺材运到学校，铺好军被、军毯，很快装殓完毕、摆放整齐。
    天还没亮，部队为我们送来了饭菜，挂面汤、馒头。整整一个月没见过白面了，真香。
    整个上午，学校外围满了老乡，就像我们来时的那样，木呐的望着这一切。听说死者家属快来了，也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军官们在向几位“大姐”交代着。我们钻到大队部闷了一觉。
    午饭和晚饭，都是部队管的。还给我们每人一套被服（带毯子）、一件军大衣，里面是羊毛的。
    两户住在附近的死者家属拉走了棺材，农校老师和那姐弟俩都是河北人，决定就地安葬。
    入夜，我们跟着工兵班去“打墓”。在公路北边的地里选好址，工兵们用大罐头一样的炸药轮番爆破。前后四个多小时，三个5米多深的墓坑已准备好了。
    善后的事很多，军官们都在忙碌着，我们也没有睡意。好在跟当兵的都已混熟，我和巨人跟通信员学了会儿开摩托，而且很快就可以在操场上转圈了。
    写完日记，天还没有亮，风也没有停的意思，不过小多了。就在这风中，有些生命戛然而止了。过去的30多小时，是对我们的一次考验、一次锻炼、一次洗礼。
    军用被子真暖和啊，有些想家了。
后话
    30多年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那是一个星期以后，总后政治部苗主任到村中慰问了我们，并接我们进了山。
    1004部队是总后的一个仓库，距我们村有20多里，所处的那条山沟里没有村庄。京包线上这个不知名的小站，因此设有专用线路和站台；当时的89/90次快车在这个四等小站停车一分钟。
    山里的设施很完备。后来的岁月中，我们不时能到山里来改善一下伙食、洗个澡。部队的车，从此不再让老乡搭乘，我们几个知青成了例外。是部队帮我们度过了插队初期的艰难岁月。

人间友谊互交换，
知青战士紧相连，
相互扶持向前走，
从此不再太艰难。

    “免费乘车”是文革时大串联的产物，它在我们的插队生活中“发扬光大”，成为我记忆宝库里的丰富资源。

    插队的第40天，准确的说1969年2月9日是农历小年，贫困的农村也有了浓浓的节日气氛。最初的热情已经被雁北的寒风冷却了，豪迈和理想被现实的严酷折服了。回家成了这群孩子们唯一的需要。
    那时，上山下乡运动正在全国范围铺开，阻拦知青们回京成了地方政府的大事。各公社一律不给知青开介绍信，这意味着不能购买进京车票，第一次“蹭车”就这样顺理成章了。不需要任何准备，每人只背一个书包。我们毫不犹豫地出发了。
    小小的车站，已经聚集了数十上百的人，看得出知青占了绝大部分。大家呼朋唤友，高声的谈笑着、叫骂着，仿佛刚刚冲破了封锁线的战士，充满了激愤与兴奋。车站的售票窗口早已关闭，当然，也没有人去关心它。
    大同至北京314次列车驶进站台时，是一片欢呼之声。站台很短，大部分同学都是在路基上奋力扒上火车的。3分钟的停车时间起码被延长到10分钟，好一派壮观的景象。
    柴沟堡、张家口、宣化……。第一次“蹭车”无比顺利。火车上的乘务人员根本不管我们，连出西直门车站都是畅行无阻的。7分钱的汽车票，我就走进了家门。
    返村已是3月底，同学们中旬就回去了。我因等着797厂的新产品：压电晶体扬声器（有线广播的小喇叭）和大队要我买的麦克风，晚了半个月，约好与亚军同行。亚军是我的发小，在另一个公社，离我们村13里。
    同学们在信件中交流明确了：89次列车驶出北京站就开始查票，在绕行望京、沙河区段内查完。于是我俩决定乘西直门的通勤车赶到南口站上89次。列车上没有超员，像我们这样的“站票”很少。然而，车过青龙桥后开始查票了，我们为此颇感“不平”！
    9个没票的知青被集中到餐车上，年轻的列车长开始给我们“上课”，大道理讲了半个小时。最后发问：“现在你们报一下每个人有多少钱。”“2块”、“5块”、“没有”……。“还是这位同学表现好。”车长指着报了20元的孩子。“现在，你们都到7号车厢坐好，不许乱串，该到哪下到哪下。…我小弟在乌拉特中旗插队，倒霉的他那儿不通火车。”其实，列车长不仅是同情，简直就是在“纵容”我们！
    自此，我们就与铁路和火车结下了不解之缘。同学们甚至把蹭车归纳了多种类型：苦行僧式、法不责众式、无赖型、享受型、技术型……。
    京包铁路在我们县境内有三个不大的车站。开始，我们只是蹭车串串村子，逐渐发展到去大同、去丰镇、去呼市、去北同浦沿线；继而扩展到太原、南同浦沿线；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形成想去哪儿，抬脚就走，见车就上的“习惯”。
    “行游”也逐渐成为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行游”中扫荡单调和寂寞；在“行游”中领略山乡的贫困和凄美；在“行游”中体味人间的温情和冷漠；在“行游”中感悟成长和成熟。
    回顾雁北插队的五年：有1000天在村中度过，300多天在北京，所余的400多天就在祖国的山山水水间游荡了。我将陆续把那些“美好”的记忆留在这里。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们认真实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