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擂台

民间左派右派很生气

韩咏红 (2011-11-21)

　　中国的民间左派与右派更激烈地干起来了，最近他们不光在网上隔空叫阵，还在线下向对方展示粗口，甚至暴力威胁。一时间，舆论界多了新兴修辞，像 “三妈教授”、“陪睡女” 、“火烧汉奸媒体”等。这表现了社会言论的多元与开放，可惜大家过招方式有点儿童不宜，像“陪睡女”这类字眼，本身就说明了有关论争的质量与层级。

　 　两个阵营的对立态势，从11月初艾未未接到巨额漏税罚单以来就不断升级。艾未未在网上发起“借钱还税”运动，得到不少支持者响应，也招致《环球时报》与 左派学者猛烈炮轰。适巧，11月7日，左派学者孔庆东在微博上自曝辱骂《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三个“妈的”，成了左右派互相攻击的新话题。

　　“骂人门”未告一段落，又有不知名女子到左派人物司马南的讲座砸场，以“姑娘很生气”为网名的该女子，曾在网上发出“谁揍司马南一顿陪睡一晚”的微博，当然最终没人挨揍，她倒是因此声名大噪。

　　到了上周四，左派以新的方式示威——“乌有之乡”的数名支持者合资买了数百份《南方周末》点火焚烧，并拍照存证晒于网上，以示与“敌人”不共戴天。

　　追溯起来，中国政坛与知识界的左右之争，早在上世纪头20年里就已开始。1949年中共建国以后，党内的路线斗争也不曾停歇，其中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标志了极左思潮达到巅峰，之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则是物极必反的道路大逆转。

　 　不过，即使到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左右争论也并未终止。只不过当年的争议是集中于党内，1990年代以后，论争转移到知识界、学术界。 19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加速，加大规模进入全球金融体系，左右双方壁垒更显分明。左派思想的拥护者积极建立渠道对社会发声、喊话；近七八年 来，他们的耕耘出现明显成果，这包括“乌有之乡”网站的发展，也包括社会上质疑改革开放的声音可以通过各左派网站汇拢集中与放大。

　　当前，体制外左右派各据阵地的架势已成形：前者有一批左派网站，有了代表性的媒体，以及他们所簇拥的在朝政治领袖；支持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相信普世价值的右翼精英，则占有许多市场化媒体与公共舆论的上风。

　　细看左派人物言论，在抗议社会不公时，他们的矛头直指现领导层，尖锐程度较之右派经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涉及到对异见人士的处理问题，则坚定不移地站在现政府的一边，支持高压、专政手段，这是他们与右派的突出差别。

　　此外，民间左派乐于在体制内塑造代理人，右派阵营对于体制内同盟者的评价则意见不一。一些体制内的改革派政治领袖或学者，有时也遭到体制外右派的冷嘲热讽。

　 　民间左右争论越演越烈的大背景，是社会贫富差距加剧、环境问题恶化的现状，它反映了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后，面对前进道路的深深困惑与焦虑。左右双方看 到同样的现象，但开出的药方不同：一边要求中国“走回去”，减少市场经济的成分，对西方国家始终保持敌视与怀疑；另一方则希望中国“走过去”——加速经济 与政治体制改革，以民主化来融入国际社会主流。

　　转型中的社会，应该乐见不同意见充分表达与讨论，但左右争论中出现的戾气、炒作、视对方 为“敌”的态势却让人很不安。右派人士对孔庆东口诛笔伐，对“陪睡女”却不置一词，甚至表示理解，不免有双重标准之嫌。左派支持者给对手打标签的做法，也 无助于提升辩论的素质。平心而论，左派学者直指市场经济的弊端，如果言论能够更平心静气，淡化“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消极民族主义色彩，前途将更光明，但 是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吗？

　　“XX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是流氓表述与流氓姿态。火烧书刊出版物的戏码，这在中国历史上有过，那是秦始皇 的焚书坑儒；在西方也发生过，1933年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柏林主持焚书，然后很快地德国的历史就应证了诗人海涅一个世纪前留下名言：“在人们焚书的地 方，总有一天人也将被焚身”。

　　有太多历史经验证明，极端对立，情绪宣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政治是妥协、需求共识的艺术，各方愿意做必要的妥协，能够理性辩论，社会才能进步。中国社会经历过文革，经历过1980年代末，相信是有所体悟。

　　幸好只是一个姑娘、幸好只是数百份《南方周末》，这份戾气如果大范围传开，非中国之福。与此同时，为政者需要有所作为，加紧修复社会矛盾，否则社会共识继续分裂下去，对谁都没有要好处。

hanyh@sph.com.sg

《联合早报》
（编辑：杨丽娟

4月29日，游客参观“井冈红旗”雕塑。“五一”小长假来临之际，前来江西井冈山参观和感受红色文化的游客络绎不绝。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以红色旅游为主题的江西旅游市场格外红火。新华社记者 周科 摄

中国改革的中间路线和中间力量

[郑永年]　(2010-10-19)

　　上世纪九十年代，尽管社会上对改革的讨论不多，但党内对改革有共识，而且改革者也找到了支持力 量；改革不仅方向明确，而且执行也很得力。但是这些年来，改革沦陷于左派和自由派之间无谓的争论。至少从表象来看，中国的改革领域，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实 际政策，都已经高度分化。然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其理念实际上都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西方，而非对中国 实践的总结和反思。换句话说，高度分化的争论与中国的实情并无多大关系，因而也不会有具有实质意义的支持力量和解决的办法。

　　经济上的新 自由主义来自西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也来自西方。中国本身有自由主义传统，而改革开放之后又培养出很多自由主义要素来。但对于这些来自中国的传统和新的要 素，信仰西方自由主义的人是不屑一顾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来自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物。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马克思 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批评学说，甚至是一种革命学说。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其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如今 是建设年代，那么自然就要把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一种建设的学说。尽管人们一直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事实上依然看不到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怎样 的，如何有利于建设。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呈现出其传统性，即批评和革命性，也就是对现存制度的批评。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始实行的市场经济，在 很多方面非常像马克思当年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当前仍然是最有效的批评现实的方法。这在左派那里表现得很明显。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并没 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至多，在这个群体中，有人就怀念起计划经济，甚至毛泽东时代贫穷但平等的社会主义。

左右争论脱离中国现实

　　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认同来自西方的“主义”，并奉之为理想，并希望中国走上他们所认同的理想之路。但是，由于这些“主义”没有被本土化，很显然，这种做法只会把中国引导上歧路。

　　除了左右，中国更多的社会力量属于中间派。中间派没有像左右两派那样鲜明的意识形态光谱，但实际上“中间”便是中间派的“意识形态”。中间派所信奉的理念或者支持的政策，较之左右派更符合中国实践。

　 　经济改革方面，中间派的立场主要表现在实现各方面经济发展的平衡，包括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政府和市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效率和公平等等。这是 对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在改革早期，自由主义派占据改革的主导地位。经济自由主义在改革计划经济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后来自由主义的经济政 策被滥用，并被扩展到社会领域，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住房政策等等。在这些领域，本来政府应当起到重要的作用；但自由主义的侵入，造成了这些领 域社会政策的过度市场化。另一方面，近年来，因为社会政策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很自然就要强调政府的作用。但也有人开始把社会政策 滥用到经济政策领域，过分强调国家和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所以，经济领域的市场程度在不断减低。国有企业的大扩张也是其中一个表现。

　　 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作一个分野，为中间派的立场。经济领域要进一步市场化，要鼓励竞争，只有竞争，才能达到效率、创新和进步。再者，对国有企业要设定一 个限度。自由派所支持的全面私有化不现实，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正如西方、俄国和东欧私有化所表明的。但国企也不能无限扩张，挤占民营企业的空间。要 知道，在国有企业里面是出不了像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的。可持续的发展要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当然，经济领域市场化的深化并不是说政府的监管就不要了； 实际上，市场化越深入，越需要政府的监管。政府监督和市场化不是一对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在社会领域，中间派强调政府的作用。在这一 点上，即使在盛行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也是有共识的。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西方。西方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在社会领域实行社会主义，出现大量的 社会保护机制，引入福利制度。当然，在一些方面，西方走过了头，导致政府的过分扩张，公共领域的过度扩张，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导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英国和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式改革，在政府退出经济领域的同时，缩减政府在社会领域的作用。这个经验表明，社会政策首先必须由政府来主导，但其社会政策运作 过程中也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如果完全由政府和官僚机构来主导，就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

　　因此，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既不能用经济政策来替代社会政策，也不能用社会政策来取代经济政策。

自由派和左派的观点均是舶来品

　　政治改革方面也如此。自由派一谈到中国政治改革就是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对西方制度的认识流于理论和表象，没有看到实质，过分强调体现形式。形象地说，自由派就是要桔子（中国）改造成苹果（西方）。显然，这是他们知识想象中的一种美妙乌托邦而已。

　 　与之相对的左派也并非本土派，左派思想渊源也是西方。中国的左派批评自由派所称道的“普世价值”，但左派（无论是老左派还是新左派）所坚持的大多数价值 观也是从西方进入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政权有诸多的批评，但是除了短暂且不成功的试验（巴黎公社等）外，人们并不知道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权 应该是怎样的。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态度，重点转向了如何改进和改善现存制度。新马克思主义对改善和改进西方制度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较之其 他主义，马克思主义更使人看到问题的实质。这也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但在中国，左派和自由派都是为了一个并不在中国存在的“稻草人”而 战。

　　中间派在政治上也是务实派。中间派承认现实政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起点。在以下两个方面，中间派把自己和左右派区分开来。第一，和左 派不同，中间派认识到并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政治改革要和经济改革相配合，用政治改革来保护经济改革的成果，深化经济改革。同时，政治改革本身也具有深 刻的意义，通过政治改革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各种权利。第二，和自由派不同，中间派反对走自由派所提倡的西方化道路。西方化不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在承认 现实的基础上改善和改进制度。这就是说，中间派认识到现存体制是可以改革的。民主化是改革的大趋势，但民主化必须在中国的环境里有序展开。

　 　西方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多党制和民主，而是在于中间力量的巨大。社会自身的整合力量远远大于政治力量对社会的整合。实际上，政治 力量往往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在中间力量很强大的社会，一个政党可能靠左一些，另外一个政党可能靠右一些，但极左和极右的可能性不高。一旦失去了中间力量的 支持，任何政党都难以具有足够的社会基础。

中间派是稳定的基石

　　中国社会高度分化，政策很容易滑向极左或者极右。但同时， 人们也不可忽视迅速成长中的中间阶级。例如，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经济成长，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力量。又如中国各方面的教育普及程度居发展中 国家前例。崛起中的中间力量体现着务实和理性的思考。即使是底层的中国民众，也只有在被左右派动员的时候，才具有政治色彩；平时他们表现的更多的是政治上 的中性或者中立。实际上，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他们希望的是稳定和秩序，而不是被动员起来去建立一个他们并不能认知的理想秩序。

　　中国的 改革有没有出路，在于改革者是否能够超越左右，是否能够动员中间力量，中间力量是否能够走上前台。中间力量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存在着，但是他们都比较沉 默。他们之所以沉默，或许他们不希望“折腾”，希望社会稳定有序的进步。但问题是，如果中间派保持沉默，那么改革的舞台就会被其他势力所占领。无论极左还 是极右，都不符合中间派的利益。

　　要推动中国理性的改革，就要求改革者来动员中间派。要动员，就要为中间派建立其利益表达机制。建设中间 力量的改革话语也同样重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引入了太多的盛行于西方的激进左派或者自由派话语，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信以为真。如果中间派的改革话语得不到 建立，那么改革政策仍然会或左或右。

　　中国社会如果继续被左右派操弄着，就不会有出路。现在或左或右的局面得不到改变，社会很容易会走入 对立、不稳定、甚至暴力的局面。对执政党来说，如果要持续生存和发展，也必须摆脱或左或右的立场，而把自身的社会基础和政策牢固地建立在中间力量之上。失 去了中间力量，中国要不就是一个极右政权，要不就是一个革命性左派政权。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极左和极右都是中国的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