擂台 - 东西南北大家谈 - 中国知青网

如果孙中山不早死，如果邓演达能领导国民党和避免国共分裂，那么在中国农村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土地改革？

历史不听假设，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就发明了“打土豪分田地”。

ZT

红军在根据地推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要求的。就是有废除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孙中山也是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国民党跑到台湾以后，也是实行土地改革。当然他们的方法和共产党不一样。就是不是实行阶级斗争，而是实行赎买政策。把土地从大土地所有者手里收买过来，然后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开展残酷的阶级斗争，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争取一部分基本群众。这样对生产力的破坏就非常严重。以后随着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民族矛盾的上升，到了抗日战争阶段。共产党停止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而是开展以“减租减息公平负担”为核心的农村政策。就是承认当时的土地所有制，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但是要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对于过去已经分配的土地则坚决予以保护，不允许地主反攻倒算。

抗战胜利以后，进入解放战争，就是基本恢复了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政策。其特点就是强调斗争，不允许“和平土改”。通过斗争把群众动员起来，投入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同时吸取过去的历史教训，注意政策。避免对生产力的破坏。

孙中山的和平土改和共产党的暴力土改已无可比性，因为孙中山和邓演达都在二十年代离去，“打土豪分田地”为中共带来政权，但是曾经的过火行为也留下隐患。对比战争年代的土改， 1950年后的土改流血开始减少，而地主阶级作为主要的专政对象，相比民族资本家来说所受的镇压要多的多，尽管第一代领导人多是地富出身。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下，到了文革再一次对曾经的地主进行了新一轮的清算，直到改革后才停止，文革以前对地富子女的歧视与第一代领导人大多出身不好形成对比。。。。。。

ZT

土地改革法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正式宣告成立的时候．土地改革就已经在中国的不超过2／5的乡村展开。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决心要把土地改革进程从他们那些老革命根据地推向他们新近控制的广大农村地区，并要迅速进行。在这种决心的背后，不仅有要在农村地区消除封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思想要求(从而履行“新民主主义”的这个主要诺言)，同时涉及的是各种至关重要的政治考虑和经济考虑。首先，土地改革是维持并且扩大群众拥护新政权的基础所必须的；“耕者有其田”是向贫农许下的诺言．贫农当时占中国农村5亿人口的70％，对共产党人的政治拥护大部分来自他们。普遍进行土地改革，在当时是必要的、还由于下面两个原因。第—，土地改革是消灭地主绅士阶级(因而也是消除可能的反革命威胁)的手段，又是在乡村建立共产党权力的手段．因而是建立对农村地区实行可靠的行政控制的国家机构的前提条件。第二，土地改革被认为是新社会所必需的经济措施。人们当时期望、进行土地改革至少在采取传统技术的范围之内会增加农业生产：可以为在农业中进行技术革命奠定政治基础(人们把现代工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农业中技术革命上)；并且可以提供农村地区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基础。

当中国共产党人一心—意地要完成土地革命的时候，他们决心避免在内战最后几年间在北方各省发生的曾经妨碍土改运动的许多暴力行为与过火措施。到1949年春天随着中国共产党已有把握获得军事胜利、工作重点从政治上动员农民阶级去取得革命胜利，转移到建设和巩固新国家秩序上来、转移到对—个稳定的农业经济的关切上来。党的领袖们要求结束乡村中的革命恐怖行为，并试图控制农民的激进主义的自发势力、这种势力当时在政治上经济上似乎对变成统治者的革命家们有破坏作用。在1950年初期，许多当时被控有“极左偏向”和犯了“胡乱杀人”罪的年轻乡村干部被开除党籍。在此期间，一方面中共正在拟定新的全国性方针；另—方面土地改革工作或者放慢．或者停顿；向时在华南和华中各省新解放区，农民和本地下部的行动受到了约束。

在1949年晚些时候和1950年初，党的讨论会的突出内容是，对过去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暴力行为和混乱状态有强烈反感；在那些讨论会上人们研究正确推进土改进程的方法。讨论中，人们主要有这两点考虑：决心消灭绅士地主阶级；以同样坚定的决心，采取能够维持农业生产的方式去完成土地改革。这两个目的决非前后不一致的。绅士阶级过去基本上一直是一个寄生阶级，通过从他们的土地上征收地租来致富，但是对生产却极少或毫无贡献。人类学家费孝通曾经恰当地谈到有关这个问题的简单的经济事实(抛开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地主无法消灭佃农而从土地上直接获得收入，但是佃农却能在没有地主帮忙的情况下耕种土地。”绅士阶级不象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中国新政权需要并且设法提高这些人在经济上的本领和技术的熟练程度)，他们对社会毫无贡献。他们是一个在社会上和政治上不受欢迎、在经济上可有可无的阶级。

1950 年6月14日，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作报告时，概述了党对土地改革审议的结果；中国政府于两星期后在土地改革法中正式采纳了上述审议结果。虽然刘少奇的那篇报告后来一一18午后一一被人们作为他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证据引用．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毛泽东当时不同意刘少奇那篇报告的稳健的措词：“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所有共产党领袖，包括毛泽东，都认为必须在社会革命变革的过程中维持农村经济的生产率．这种需要对新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生存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的确，在刘少奇作报告前一星期，毛泽东已经向中共中央委员会提出一项报告，报告预示了后来被采纳的比较稳健的土地纲领。毛泽东论证说，推行下述政策在经济上是必要的：“保存富农经济’—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同时，刘少奇建议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遵循的“总路线一一“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一是毛泽东在1949年前后提倡并且实行的基本原则。用实际的社会经济术语来说，这项原则意味着保护中农和富农的经济效率高的农场，使它们免受那种受在社会上立即完全拉平的、激进的平均主义要求的影响。

对于维持生产率的这种关心，反映在根据土地改革法处理大约占农村人口约30％的非贫雇农的条款．以及政府后来在]950年夏季颁布的指示中。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地主占农村人口的 4％、却拥有耕地的30％)后来被没收并且分配给无地的贫农；对公共设施的土地(这些土地通常由绅土家庭管理)，诸如乡初堂和神庙、佛构、教会和学校拥有的财产、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不过对于地产被没收了的地主．政府也分给等于给贫农的土地数量，“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待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经过五年的生产活动和政治忠诚方面的表现后，“地主份子”的帽子可以摘掉，意义更大的是禁止没收“地主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的条款，这个条款与毛泽东1949年下述指今是一致的：“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这个条款允许把绅士阶级中的某些在城镇经营工商企业的成员重新划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这样就消除了地主阶级的传统的经济寄生性的作用．而保存了他们在经济上有益的职能，即使这种职能往往也涉及对劳动者的剥削。

更能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愿意使社会方面的考虑服从于他们对经济的直接关心的是，他们对富农采取的宽大政策。虽然富农仅占农村人口的6％，他们的农场却生产出几乎全部农产物的一半。土改法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着重点为本书作者所加)此外，还允许富农继续把土地出租结佃农，“但超过其自饼和屈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这样富农就被允许从事两种传统类型的农村剥削：他们能够雇工并且把他们的一部分土地租给佃农。

中共还作出特殊的努力去提高中农的经济生产率，并且赢得他们的政治合作。虽然中农仅占农村人口的20％，农会领导人的1／3却来自他们。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没有被没收．而且引入富裕中农这一新类别，使他们能够通过剥削．即雇工，或者出租他们的部分土地，获得他们收入的25％。

虽然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文件．它保存了中农和绝大多致富农的经济地位，但是这项法令的确保留了土地改革的主要社会革命内容一一消灭绅士地主阶级．不过，它向贫农提供的利益却少于中共在内战期间答应给予他们的东西；中共在内战中曾经提出一些结贫农以很大利益的口号，贫农群众曾经响应那些口号而参加共产党的事业；那些口号是“平分土地”和“耕者有其田”。

丹柯也加入“会诗”! 好好好!妙妙妙!再来一段要不要!当然要，但是丹柯写的“强拂众意花落去 ,架空无声独挑灯 ”不算接龙，下面我替你填充两句以便接着练:

老王

天生一个神经病，

没事点炮炸茅坑。

懒向秋风争残叶，

管他无声与有声。

无畏

管他无声与有声，
墙头芦苇腹中空。
招摇撞骗来蒙事，
词不达意理不通。

无声

词不达意理不通，

老汉骑柳摇紫灯。

姓资姓社皆乌有，

文革武革今日梦。

丹柯

文革武革今日梦

东西南北聚群雄

强拂众意花落去

架空无声独挑灯

无声

架空无声独挑灯

照见汉子跛脚行

山穷水尽疑有路

柳暗丹明左朦胧

现在我们知道毛泽东曾在国民党内专搞农运，他的直接领导就是孙中山的传人国民党左派邓演达。

邓演达：毛泽东说“我很喜欢这个人”（组图）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对于邓演达，毛泽东是非常尊重的，两个人也互相比较熟悉。

　　 毛泽东：“岳飞……邓演达……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与邓演达在武汉就一起参加过国民党二中全会。邓演达主持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时，专门聘请毛泽东等为委员。而成立农运骨干被害查案委员会时，他们都是其中的委员；

　　《对全国农民宣言》还是邓演达与毛泽东一起提出的；两人一起被推荐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常委；邓演达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还请毛泽东当副所长等等。两个人一直合作愉快，彼此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61年毛泽东在上海与周谷城交谈时，还深情地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批注《新唐书》卷113《徐有功传》时，还这样说：

　　“岳飞……邓演达……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一个伟字，显示了邓演达等诸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

　　1929年，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

　　1927年3月，毛泽东（二排右一）与邓演达（三排右二）一起出席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广东人。邓演达生长在农村，从小就参加劳动，对地主的残暴和农民的贫困有深切的了解，这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1909年，邓演达14岁时，考入广东陆军小学。上学期间，邓演达各方面都非常优秀，得到同盟会人士邓铿的赏识，被吸收为同盟会会员。

　　1911年4月，陆军小学的同盟会会员受命参加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未及执行命令，起义便告失败。

　　1913年，邓演达参加了二次革命，不幸又以失败告终。

　　通过广州起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邓演达认识到没有强大的革命军队是革命屡屡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决心继续学习。1914年，他进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6年冬毕业，以优等生资格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攻读工兵科，同时还致力于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并学习德文。1919年2 月，24岁的邓演达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10年中，通过同盟会的精心培养，4所军事学校的系统学习和3次武装起义的实际锻炼，年轻的邓演达，在革命理论、军事理论、革命品格、道德情操、知识结构、文化素养、实践经验等方面都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后来成为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家作了充分准备。

　　1920年初，邓铿任命邓演达为宪兵营官长。邓演达上任后，大力整顿，一时军纪严明，社会秩序良好，博得群众好评，也因此成了第一师的核心人物，与邓铿同心协力建设第一师，后来成长为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铁军”——四军，为中国革命培育出不少杰出将领，如叶挺、叶剑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

协助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为军校7个筹委之一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邓演达（中）与苏联军事倾问铁罗尼（左）、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右）

　　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准备在统一两广的基础上出师北伐。陈炯明公开叛变后，邓演达临危受命，从陈炯明手中夺回了广州。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孙中山提升邓演达为旅长，他坚辞不受。孙中山对他非常赏识和器重，授予他少将参军之职，并亲自题赠半身照片一帧和对联一副，上书“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命贪生之性根”。

　　当他奉命筹办黄埔军校，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为他饯别时说过这样的话：“没有邓仲元（即邓铿）师长的伟大、毅力，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粤军第一师，并为其他部队的模范；没有择生同志的忠贞和热诚，也没有巩固的第一师，并坚定地为革命事业效命。”由此可见邓演达在粤军第一师中的重要作用和崇高威望。

　　1924年，国共合作。邓演达衷心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民主义，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是军校7个筹委之一，由于他处处以身作则，深受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

　　邓演达在军校的盛名和对国民党右派的批评，引起蒋介石的猜忌，并千方百计排挤邓演达。他以革命大局为重，为了避免矛盾激化，1925年春忍痛辞去教育长职务，赴德留学。后来孙中山病逝，廖仲恺被刺，国民党右派气焰越来越嚣张，邓演达便于1925年冬取道莫斯科回国，为捍卫三大政策，与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邓演达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月被委任为黄埔军校改组筹备委员，随即任中央军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中）与苏联军事倾问铁罗尼（左）、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右）事政治学校教育长。

　　他以惊人的魄力，重振当年黄埔的革命精神，并且一直劝谏蒋介石。但蒋介石一意孤行，1926年3月，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并拘留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破坏国共合作。邓演达挺身而出，与蒋斗争。

　　北伐战争开始，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攻克汉口后，他身兼多职，工作繁忙。由于武昌守敌负隅顽抗，久攻不克，邓演达与士兵同生共死，坚持战斗。结束战斗洗澡时，才发觉肋肉已经腐烂。他常说：“我们只做驴子，吃的是干草，走的是黄沙漠漠的长途，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功夫，只有工作是安慰罢了！”

　　1927年，蒋介石撕下革命伪装，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邓演达坚决反对蒋的叛变行径，并极力主张东征讨蒋。蒋介石对他极为忌恨，在屠杀共产党的同时，下令通缉邓演达，并封闭上海总政治部分部。

　　邓演达被迫流亡到莫斯科，不久又离开莫斯科到德国柏林，寻求中国革命问题的答案。到柏林后，他博览群书，学习革命理论，研究经济学、各国政治制度、哲学和历史等。为学习各国革命经验，他十分重视实地考察，曾到过许多国家。他在国外的生活十分艰苦，常常带着几个面包在图书馆研读。

　　后来邓演达又回国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5月，踏上归途的前夕，他对来送行的宋庆龄说：“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尖锐而且又是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此在军政两方面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从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表明了他以身殉国的决心。

　　邓演达回国以后，主动找到中国共产党，希望建立反蒋联合战线。由于当时“左”倾错误在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对他采取了“关门主义”，不予理睬。他便独树一帜，组建新党并通过了行动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

　　邓演达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南京国民党政府。他创办报刊，亲自主编并撰稿，宣传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邓演达从回国至被捕前的15个月中，发表的论文和起草的文件宣言有20多篇，近20万字。

　　在大力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邓演达还积极发展组织。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就在14个省市成立了地方组织。

　“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要革命！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宋庆龄于8月间先后到达莫斯科。图为邓演达（右）同宋庆龄（中）、王人达（前坐）、鲍罗廷（左）等在苏联高加索合影。

　　邓演达的革命活动使蒋介石十分畏惧和仇恨。从他回国之日起，蒋就以30万元悬赏缉捕。他在险恶的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坚持革命斗争。他说“个人生死不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准备被捕杀是革命者应有的觉悟，尤其是我们应该充分的准备着，准备那最后的一刹那……”为了准备武装起义，专门办了干部训练班。1931年8月17日，干部训练班结业，他即将赴陈诚十八路军驻地指挥起义前夕，到结业式上演讲时，被叛徒陈敬斋告密被捕。被捕时邓演达面无惧色，正气凛然地说：“我是邓演达，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事不牵涉到他们，要抓就抓我一个人！”邓被捕后，蒋介石曾不断派人对他进行劝降，均被其严词拒绝，革命意志极为坚定。

　　8月18日，上海高等法院会同租界代表对邓演达等进行审讯。他铁骨铮铮，慷慨陈词：“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要革命！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投降帝国主义，我们要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农工平民政权……”审判者没办法，于是匆忙闭庭。他被关在单间牢房中，有个看守愿冒死窃取钥匙，打开牢门，与他同逃。他婉言谢绝说，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

　　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宋庆龄于8月间先后到达莫斯科。图为邓演达（右）　同宋庆龄（中）、王人达（前坐）、鲍罗廷（左）等在苏联高加索合影。

　　蒋介石必杀大家以泄愤。随后蒋介石急将他押解南京，押送队队长建议他半路逃跑，又被谢绝。到南京后，他被关押在

　　军政部军法司的“优待室”里，经常通过看守与难友通讯，分析形势，鼓舞斗志。

　　蒋介石对邓演达软硬兼施，多次派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去看望他，劝他解散组织，放弃主张，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等高官厚禄，均被所拒。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亲自出马与邓演达谈话。当蒋问到对九一八事变有何感想时，邓演达横眉冷对地说：“还不是你连年内战造成的！”

　　正如宋庆龄所说：“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地不屑一顾。”

　　11月下旬，蒋介石被迫下野。为了扫除重新上台的障碍，蒋介石决定在下野前夕杀害他。

　　1931年11月29日夜，蒋派其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秘密将邓演达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半路诡称汽车抛锚，要他下车。邓刚走出车门，枪声突起，一代英豪，惨遭杀害。牺牲时，邓演达年仅36岁。

　　他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称颂，他的伟大功绩永远是中国革命史册上光辉的一页。正如许德珩在他殉难50周年时题写的对联所说：“坚贞不屈，献身民主。碧血丹心，照耀千古！”（摘自《江山寥谈笑间：毛泽东与国民党人交往录》团结出版社）

　　来源：环球网－读书频道

为了了解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所创造的土地革命的纲领和井冈山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的产生直到抗战中根据地的土改和抗战后解放区的土改等不同时期的大背景，比较邓演达与毛泽东农运思想是很有意义的，这对于解放后合作化和大跃进产生的理解也是很有助益的，中国革命就是导致了农业社会主义。

邓演达与毛泽东农运思想之比较

邓演达与毛泽东的农运情缘

杨　飞　牛莉博党史纵览 2009年6期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就是邓演达。作为坚定的民主革命斗士，邓演达是孙中山的亲信，国民党的要员，却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过从甚密。他积极支持工农运动，促进国共合作，在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北伐战争中，通过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情谊。
　　
　　一
　　
　　邓演达又名策成、仲密，字择生，1895年8月1日出生于广东惠阳永湖乡鹿颈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出身寒微的邓演达自小就目睹了农民在社会上受人奴役、毫无政治地位、整日辛劳却不得温饱的悲惨境况。因此，从懂事起，他便对农民抱着一种同情的态度。
　　191 1年，邓演达参加了辛亥革命。革命的失败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并开始坚定地认为：只有彻底发动农民，组织农民，解决农民问题，才能取得革命斗争的最终胜利。
　　1926年7月，深受孙中山器重的邓演达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北伐战争中，他每到一地，就要求下属调查当地农村状况及存在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当北伐军占领武昌后，他进一步提出“今后总政治部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民运动上”，积极支持各地成立农民自卫军。
　　1927年初，邓演达在总政治部之下特设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聘请毛泽东、恽代英等为委员，讨论中国革命中的农民地位及具体运动方案。从此，邓演达开始与毛泽东结缘。
　　当时，毛泽东担任着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之职，在他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农民委员会在汉口设立了办事处，直接指导农民运动。毛泽东曾长期在湖南领导农民运动，对农民问题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认识。他在1926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主张在各省广泛发动农民运动，支持北伐。这一观点与邓演达不谋而合，毛泽东也因此受到邓演达的尊敬与钦佩，这为以后两人联手领导农民运动打下了基础。
　　邓演达借鉴了毛泽东在湖南成立省农民协会以领导全省农民运动的经验，于1927年3月召开了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并同毛泽东一起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邓演达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号召广大农民“背起锄头，拿着镰刀，来革那长袍马褂的命”，“团结一块儿携着手去与敌人拼命”。毛泽东对邓演达积极支持农民运动的行为极为赞赏，向他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民运动发展的建议。在毛泽东的建议下，邓演达借鉴湖南省农运的经验，在湖北省各地成立了农民协会组织，领导当地农民运动。
　　在毛泽东和邓演达的共同努力下，从湖北省开始，全国各地农民运动迅速蓬勃发展，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邓演达不仅在政治上支持农运，在经济上提倡减租减息，还建立农校，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
　　随后，在邓演达的提议下，全国农民协会成立，统一领导各地农民运动。他还推举毛泽东担任总干事，主持农民工作。在3月10日于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他和毛泽东联名提出了《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和《对农民的宣言》两个文件，并在大会上通过。这两个文件，集中体现了邓演达和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一致见解，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和法律保障。
　　
　　二
　　
　　农民运动的如火如荼，使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右派惊恐万分，他们开始疯狂破坏和攻击农民运动。
　　1927年2月27日，阳新县地方反动势力残酷杀害省农民协会特派员、县农民协会委员、县工会干部9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阳新惨案”，造成了恶劣影响。邓演达得知后，义愤填膺，当即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予以揭露，并要求彻底调查，严惩凶手。
　　会后，成立了以邓演达、毛泽东等5人组成的处理“阳新惨案”的委员会，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当了解到这是一起反动势力蓄意攻击农运的案件后，委员会便决定由邓演达到阳新查办。邓演达组织农民武装开进阳新县城，逮捕了反动县长和公安局长，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惨案制造者，恢复了农会组织。这一举措极大地支持了各地农民运动。毛泽东对邓演达的这一正义行为十分赞许，在调查过程中也给予了他很大支持。
　　“阳新惨案”后，社会上各种反动势力开始对农民运动大肆污蔑，国共两党内部对农民运动也存在着种种误解，严重阻碍了农民运动的继续开展。为驳斥这种污蔑，毛泽东特地回到湖南，在农村进行了为期33天的考察，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援引大量事实，戳穿了反动势力的污蔑。
　　邓演达看到这篇文章后极为兴奋，他十分赞同毛泽东的观点。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他引用《报告》中的事例、观点来反驳右派的攻击。他说：“湖南乡村政治日继清明，如赌博鸦片盗贼之风，日益减少，此全由农协监督之力。”4月，在向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介绍农运状况和计划时，邓演达再次引用毛泽东在湖南搞农运的成果：“4个月前，人人都说湖南不得了，现在都歌颂湖南了。”
　　通过农民运动，广大农民纷纷组织起来，在政治上翻了身，不再受地主奴役压迫。可邓演达认为这还不够，要使农民运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还必须使农民在经济上也独立起来。他说：“我们党(国民党)这个时候应该切实给农民以利益”，“使他们认识我们的党是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他们就会跑到我们党的旗帜之下来，去反对军阀”。这一观点的提出，标志着邓演达对农民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成为后来农民运动得以在全国持续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如何“使农民切实获得利益”的问题上，邓演达与毛泽东商量后，提出了两项措施：一是取消陈年旧债和高利贷，二是解决土地问题。随后，两人便在农运中大力贯彻执行这两项措施，使各地农民运动获得极大发展，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
　　1927年4月，在邓演达提议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议成立土地委员会。在成立大会上，邓演达亲自提议毛泽东为委员。为了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决定成立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特请毛泽东为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在邓演达的主持下，土地委员会先后召开了5次常委会和多次扩大会议，并邀请湖北各驻军军官参与讨论。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在邓演达等众多革命志士的共同努力下，土地委员会提出了4个重要议案：一、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二、处分逆产条例决议案；三、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决议案；四、佃农保护法决议案，虽然这 4项议案在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时，受到国民党右派阻挠，最终仅通过《处分逆产条例决议案》和《佃农保护法决议案》两项，但却进一步扩大了土地委员会的影响，提高了邓演达和毛泽东等农运领导人的威望。
　　邓演达身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却积极支持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运动，还亲自与他们共同制定有关农民运动的计划，克服众多困难和阻力，采取了制定乡村自治法、组织农民自卫军、规定减租减息办法等许多便于操作的措施，从而使毛泽东的农运设想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也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打下了基础。邓演达和毛泽东也在共同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三
　　
　　农民运动需要大量的农民干部来领导。鉴于此，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邓演达亲自担任所长，并聘请毛泽东为副所长，具体负责讲习所教务工作。
　　讲习所面向全国招收学员。第一期学员共700多人，大多为各地农会骨干，其中尤以在毛泽东指导下农运形势较好的湖南以及北伐时期革命形势较好的湖北两省居多。邓演达在农运讲习所正式开学典礼上讲了话。他说：“农民讲习所的学生们不是为求官而来，要练习革命的能力技术。”他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也激发了学生的斗争热情。
　　6月19日，农运讲习所第一期学员毕业。在毕业典礼上，邓演达又作了《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际》的讲演。此时，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革命，武汉方面对农运也有很大争议，国民革命实际上已经失败。邓演达此时作讲演，要冒很大风险。他在讲演中阐述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以积极的态度鼓励学员：“目前是和封建势力短兵相接的时候，谣言甚多，封建势力极大，农运进行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责任，是要站稳立足点，了解目前困难形势，努力打败前进的障碍。”他要求学员们“以实际工作的经验，来和革命理论相论证”。这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和鼓励。在邓演达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中共的农运事业以及后来的土地革命战争输送了大量有用人才。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工农群众，农民协会遭到严重摧残和破坏，农民运动陷入低谷。受汪精卫集团操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由陈公博、陈克文分别接替邓演达的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农民部部长职务。邓演达被迫离开武汉流亡欧洲，他与毛泽东的农运合作生涯也就此画上句号。
　　虽然不能继续与毛泽东合作，但两人在农运中结下的深厚情谊仍影响着邓演达。1930年回国后，他一方面在上海积极筹建中国农工民主党，另一方面又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商谈建立共同反蒋联合阵线问题，但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对邓演达的主动合作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邓演达没有失望，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当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的毛泽东身上。他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错误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如果毛泽东一派当了权，我们是可能合作的。”邓演达对毛泽东的信任，可见一斑。
　　1930年8月9日，一心为国的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不到一年，基层组织便遍布14个省、市，并准备在江西发动武装起义。尤其是邓演达邀集黄埔军校进步学生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更是成为跟蒋介石嫡系组织的“黄埔同学会”相抗衡的团体，在军事上对南京政府构成很大威胁。因此，蒋介石对邓演达的革命活动极为嫉恨，曾悬赏30万元捉拿邓演达。1931年8月17日下午，邓演达在赴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出席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结业式时，由于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干部会负责人陈敬斋叛变告密，不幸被捕。11月29日，他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邓演达遇害后，宋庆龄于12月19日公开发表通电，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卑鄙行径，指出：“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毛泽东亦深为惋惜，1961年在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还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周恩来也说，邓演达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演达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7年，国务院划拨专款，在南京紫金山麓为邓演达修筑陵墓，何香凝亲自提笔写下了“邓演达烈士之墓”。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邓演达和毛泽东在革命中携手合作的这段农运情缘。却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传奇佳话。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感慨地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一代伟人能发出这样的慨叹，足见与邓演达的这段情缘在其心中分量之重。

邓演达的农运理论就是从孙中山那里继承来的，如果国共不分裂，毛泽东还在国民党体制内与邓合作搞农运, 历史将会不同.

资料: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邓演达相继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等职务，发表了大量有关农民问题的言论和主张。建构了具有时代意义和自身特色的农民理论。

邓演达农运理论

（一）“农民问题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国民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就要在政治上推翻封建的统治，造成民主的乡村自治。在经济上“推翻租佃制”，实现“土地农有”。辛亥革命失败就是因为“只挂了共和国的招牌，整个的封建社会仍未有变动”。因此，如果革命不能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唯有颠覆这个基础，才能改变农村的秩序混乱、生产力低下、农业技术停滞、家庭手工业破败、农民生活穷窘的状况。

（二）“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要求革命必须实现农民自身的解放。邓演达在武汉主持国民党中央农运讲习所期间，明确要求学员们不要“为求官而来”，而要抱着“为困苦的农民谋解放、谋利益”的宗旨。在围绕农运争论纷起之时，他力主如果国民革命的目标不“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而止。这些思想，同毛泽东提出的“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是一致的。

农民解放自身的运动，必然会造成农村剧烈的社会大变革。在1927年4月革命的关键时刻，邓演达又同毛泽东等人发出《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强调农民协会要“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己，以反抗土豪劣绅的武装袭击。”针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对农民运动的诽谤和诬蔑，他提出，农民运动之所以被目为“痞子”运动，是由于他们“受了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的层层剥削，才堕落而成失业农民，才堕落而成农民无产阶级”的。如果倒果为因，只“以细枝末节”看待农运，必然走向错误的途径。当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受到推残之时，他主动呈请武汉国民政府保护工农组织，严惩屠杀工农的反革命分子。指出“无论何人，无论用如何绝大力量，都不能扑灭农民革命”，表达了对农民运动命运的极大关注

（三）“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阶级意志只有通过政权的力量才能变成国家意志。农民解放能否成功，在邓演达看来，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能否建立是至关重要的两环。农民“几千年来被统治于封建地主政权之下”的现状，决定了农民的解放在“不推翻封建地主在乡村的政权”的前提下，一切目的“无从说起”。只有“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才可达到“完成民主政治的唯一道路”。而农民协会就是通向这种道路的直接途径。1927年3月，农民运动在湘、鄂、粤、赣、豫、鲁、苏等省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此前提下，邓演达认为成立“全国的农民协会组织”，是 “刻不容缓之举”。这直接促成了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成立，为推动、协调、指挥全国农民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湖北省到1927年5月中旬，出现了“每天增加农民协会会员二万五千人”的盛况。

农民协会要发展，面对的直接障碍就是地主豪绅所拥有的民团、团防和乡团等地主武装。不建立自己的武装，农民就不可能推翻顽固的封建势力。四一二政变后，农运发展面临严峻的形势，已经建立的农民组织遭受解散的危险。为挽救危局，邓演达建议武汉国民政府采取“由兵工厂拨付百分之五，以及百分之十枪械与农民，以资捍卫”农民政权的措施（注：曾宪林、万云：《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这样，才能“造成农民大暴动”，才能 “有充分的力量，消灭受土豪劣绅操纵的民团和团防”。当然，邓演达所主张的建立农民武装的思想，还停留在武装自卫阶段、要在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下来发展农民武装的层面，还没有发展到要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国民革命就要“崩溃封建制度”，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主张。农民有了土地，就会出于“保护土地”而“武装参加革命” 土地问题得不到解决，革命则会丧失“民众的同情”、遭到“被埋葬或沉没”的命运。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共产党中的许多人围绕土地问题，在认知上出现了裂痕。邓演达无论是在参与《对农民宣言》、《对全国农民宣言》的起草，还是在土地委员会几次会议上的发言，基本思想是“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矛盾”，都聚焦“在土地问题”的解决。要“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

其次，他设计了一个替农民“根本解除痛苦”和“得到土地”的分两步走的土地分配方案。立足点是“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实践展现为：

第一步“政治的解决”，即没收“所有土豪劣绅及党内叛徒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达到从政治上消灭农民的敌人，打碎地主豪绅特殊利益的目的。

第二步“经济的解决”，即等“将来革命到了相当的发展，再行‘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这种策略隐含的思想涵义体现在，既想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推动国民革命的深入，又不想造成社会秩序的崩乱威胁到以国民党为主导的各阶级联合战线。

具有挑战意味的是，1927年春夏之交，两湖农民运动已深入到“每个小县每个小村”，斗争目标直指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以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由之造成的“中国社会内层的震动，较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更为深刻”。那么，在此“新旧政治过渡中”，邓演达所建构的土地主张能否解决农民的现实土地要求，又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呢？在此情势下，他出于北伐和同蒋介石对抗的现实要求，采取了既避免武汉政府和军队分裂，又象征性地没收地主土地的原则。主张土地问题的解决，只能“注意政治的原则”，即只没收 “千亩以上地主的土地”。在实施方法上，提出既要国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又要在农民遵守纪律的前提下巩固“农民的组织和政权”。实际上，无法消解两者之间的紧张。如前已述，他洞察到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也认识到了土地问题关系到革命的成功与否，但不容许农民运动摆脱国民党的控制。
　　

困境中的抉择：

武汉政府时期，高潮不断的农民运动直接冲击着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这必然带来社会的剧烈振荡，必然会打破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时代浪潮中怎样正确把握农村问题的实质，怎样理喻农民话语所隐含的真实含义，就成为时局的焦点和难题。邓演达虽然主张打破封建的生产关系，却又明确反对暴力革命的激烈手段；主张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推翻封建政权，却又标示在农村实行的是国民政府主导下的 “乡民自治”，反对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当时的关键点“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的判明上。“耕者有其田”主张的实质也就是要解决“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这一层面分析，邓演达虽然也坚持土地要转移，农民要解放，但对于土地如何转移，农民如何获得解放以及通过何种方式挣脱封建土地关系，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估评这些方案不能忽视他所受制的现实语境：激烈农民运动所呈现的良莠并存的复杂图景；中共、国民党甚至两党内部在农运问题上的分歧、争论及其所造成的认知上的混杂；思想上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为矢嚆的影响；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土地委员会委员、农讲所所长的多重角色的定位，使得他在激荡的时局中既要反对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对孙中山理论的误读和篡改，又不可能脱离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限制而转向共产党所主张的暴力夺取农村封建政权的道路。

思想同现实的拮抗：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社会性质，决定了在社会改造的力量和手段上必须有自身的独特性。邓演达认为唯有通过国民党的力量、革命（不同于暴动的路径）的手段推翻农村封建政权，才能建立农民的自卫组织。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基石的新三民主义是国民党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思想。从思想根源上说，这使他能向共产党靠拢。但在变革的手段上，他不主张造成社会秩序的颠覆和农村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而是依靠国民党的领导，发动农民自身的力量来组织自卫组织，达到乡村的自治。这种思维运行逻辑，是民生史观所决定的政治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展现。问题是：如何促成农民力量的出现？当农村出现反动势力同农民没收土地的行为相互冲突之时，该如何处置？如何、能否协调国民党主导的乡村自治政权同农协组织的根本利益差异？

本源上，邓演达殚精竭虑建构的图景是：既要推翻旧的封建军阀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又要通过不造成社会剧烈震荡的和平手段，达到“耕者有其田”的效果。这种两全其美的做法，理论上固然令人憧憬，可在现实中，却不自觉地陷入了一个两难处境。无论他的主张多么美妙、思想多么深邃，都会遇到来自地主阶级和农民群众的双重反对。如果说在北伐时期，他的主张还能调动农民参加国民革命积极性的话，那么，武汉政府时期，他处理土地问题的空间就十分狭窄了。最后，惟有以辞职和出国来告慰自己和同道
。
双重影响的熏染：反帝封建的国民革命目标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和推动。同共产党人的切磋、交流和合作又提升了邓演达的思想境界。检索这一时期他从事农民问题的实践，下列活动无疑促成了他对农民、土地问题的同情和支持。在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同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陆沉等委员的讨论；在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同毛泽东“规定种种进行（农运）计划”的切磋；在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同毛泽东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的合作；在中央农讲所，同共产党员毛泽东、周以栗、夏明翰等的交流和互相支持。这些工作的切磋、思想的交流，加上新三民主义思想的浸染，使他能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许多其他国民党人所无法主张的对农民问题的真知灼见；使他能在讨论土地问题时，超过“谭平山和（土地）委员会中的许多其他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另一方面，邓演达的民生史观又决定了他不可能摆脱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的影响。国民党土地政策是以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民生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在措施上，他主张解决民生问题应“从政治上着手”，也就是通过和平的方法，达到“农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损失”的结局。作为国民党内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承继者和忠实执行者，邓演达能高度重视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并把它看成是民生实现的前提和条件。他曾明确指出“个人的思想，如果是不能代表群众的实在性，就必定陷于孤立，走到绝路”。但当两湖地区的农民要求实行土地没收之时，他却在政治解决还是经济解决土地的问题上选择了前者。实际上，对旧势力的任何退让只能换来农民利益的损害。不能说邓演达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民生史观的选择，决定了他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不可能走向暴力没收的道路，故总是感到“无群众，无力量，站不住”

（注：中共中央档案馆：(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呵呵! 二黑也参不透我摆擂台到底为哪般?

毛泽东思想大体分为两段, 总的骨架是<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在抗战后预言三年可取得全国胜利,当时大约只有他自己相信, 因为他手中有符合中国农民革命的真理, 只要打土豪分田地就会要人有人要军粮有军粮外加运输大队长, 三年足够了.但是大多数眼睛盯着大城市和飞机大炮的人不信.

58年他说全国在15年后可进入共产主义,当时不信的人少. 大跃进先从农业失败. 打土豪分田地使农民帮共产党夺了江山,而公社化收回分给农民的土地又导致了农民的消极抵制. 党因此分裂, 文革不可免, 毛也看到马克思后来已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因此他才要"创造性的发展"毛泽东思想, 那就是文革, 反对他空想的都是修正主义.要领导世界共运,他手中没有符合历史潮流的真理. 他要我们充当先遣军去搞的"五七社会"试验就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翻板. 毛泽东一直搞不明白他能打败老蒋800万军队就不能在有生之年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修正主义在拦路,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因此搞文革斗遍地富反坏右再加党内走资派.

和当年欧文等人在美国搞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老人家搞的空想共产主义是伟大的试验, 正因为走不通才为后人提供了思想的空间,而过去只是他一个人思想,四人帮不让别人思想.

现在就是回到他在七大说的要走一大段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道路, 回归对马克思民主理论的应用. 没有民主监督才会产生眼前的一切社会问题.

对于还在坚持毛泽东空想共产主义的极左派来说,不擂一下就不知毛泽东思想到底是什么? 和你我他一样,毛泽东不是神是人, 是人就要犯错误. 我们今天分析他的错误和极右派要彻底否定他完全是两回事. 极右派为的是过去的仇恨,我们是为了中国未来的民富国强.

如果生长在历史转折点的老知青这一代也不能参透迷津承前启后, 谁还能?

邓演达是中国农运的先行者, 他前有孙中山后有毛泽东, 他的死使孙中山的和平土改变为暴力土改.

打(杀)土豪分田让中共得到政权, 而担心"地主还乡团"(中国本来就没几个资本家,到处是地主,毛家是富农, 中共第一代全是地富出身,否则哪来钱去留学找马克思?)和他们在党内代理人"复辟的那一部分毛泽东思想又反展出极端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从此再无党内民主,其影响也发生在老邓身上直到现在还没走出来.

兵团战友小五说要把复杂的事变为简单, 而极左派要把简单的事搞成惨烈, 文革不行还要武革? 不擂一下行吗?

擂完之后就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也就是他们想知道的我的观点,我在这进行了两年的自学和思辩,全发在本论坛, 他们根本看不懂,嫌我写的长.他们想的是很短, 六个字:不让文革就武革.

二黑知道我和那个被上海机场海关原机遣反的X运主席在南边知青网打擂时他直讨饶,最后他还要在网上和我公开交换住址见面"喝茶".是小儿科还不如的婴儿科. 什么叫汉奸? 他说八国联军为北京修了公厕改正了北京人随地大小便的恶习是送来文明.还说八国联军开枪打死随地大小便的人有理.我到网上一查原来是因八国联军围城清军关了城门抵抗所以郊外每天进城来掏粪的大车队进不来,家家户户粪满为患才把粪便放在胡同街旁. 八国联军入城后受不了就修了公厕逼人们使用,否则射杀. 八国联军不围城北京人几千年就是随地大小便? 极右派就是汉奸, 极左派呢? 一样的乱造胡编!

请二黑转告那些在这擂台上的"不服者",我的观点亮出来了, 可以回来接着练!

以下是引用新知青在2011-11-23 20:26:00的发言：

注册：2011-11-22 16:45:00

农民壮烈牺牲了！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马甲换新面!

哇哈哈!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兵团老战友成群结队拉偏架。这些人都是经过风雨考验的左派毛泽东主义者，曾和要彻底否毛的极右派做过坚决的斗争。现在他们从兵团网风风火火的赶过来为小红柳助战加油，但他们好象不知道小红柳和我都不属于任何一个网。也可能我这样说不准确，小红柳还是兵团网的超班和主要政论版发言人，而我是“流浪者”。

中国人是讲人情和哥们儿义气的，本来我以为我和小红柳都是独立思考型的人，一对一“单练”应该是最恰当的。要说起“单练”这个词还要追溯到68年夏天我们学校的北京顽主领袖“小浑蛋”在与“大院”老兵的械斗中陷入重围被乱刀刺死后的后遗症。“小浑蛋”死后， “顽军”大举追杀老兵，事件震动中央，正好与蒯大富在清华发动武斗打死老人家派去的工人在时间上吻合，不久上山下乡运动就展开了。

当时我们学校在“小浑蛋”死后还在发生零星的“顽军”和老兵的冲突，我在一次流血冲突中被错抓关进牛棚。当时我们班的一位属于原小浑蛋系统的“佛爷”(小偷)被我们院的人追杀正好看到我放学走出校门就跑过来向我求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被我们院的几个人刺中肾脏喷血如柱，等到凶手们全跑了之后还站在那里楞着发呆的我就被革命同学指认为凶手了。

在牛棚中我是一问三不知，决不能出卖同志当甫志高是咱从小受到的传统革命教育，面对几盏高瓦数的大灯泡和工宣队的逼问我坚贞不屈，每天吃的是两个小玉米面窝头，睡的是草垫子，到最后我也没出卖我看到的那几个同院的孩子。

不过最后出手刺人的凶手抓住了，结果是他和我被“判刑”，我的罪名是知情不报。我俩被判“留校察看”，当年他14岁，我15岁。在全校大会上我俩在此起彼伏的口号中宣读“悔过书”，记得当时我选的语录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从此我在学校出名，最可恨的是没有被我出卖的那些哥们儿在我“出棚后”还怨我当时没快跑。你想啊，当时扑到我面前的是我的同班同学高喊着“无声救我”，而另一面是冲上来的一帮手持利刃的同院老兵对我说“无声你别管”。在突如其来的朦胧血色面前我才15岁啊，看着同学倒下，我跑不动。。。。。。

后来我们院的XXX写出了<血色浪漫>中有一场钟卫民救小浑蛋朋友的片段，那纯属演绎，一群人骑着锰钢13型追一辆二人骑还追不上? 作者想表达的是在两帮人马中还有超出团队同情对手的“同学情”，在当时不可能，在现在呢?

前面说到的“单练”是我到了内蒙兵团后因为“有名”先是被革命同学揭发(报告连队领导)后来被同车皮来的小浑蛋朋党发现后指名要和我在营房后面沙丘处“单练”，也就是说“华山论剑(短刀)”，当时我还真的在磴口镇买了一把插着骨筷子的蒙古刀。后来事情传出去他被连队监管起来，而正在“伪装进步”企图混进共青团的我也从此曝光，最要命的是我们连长正巧在68年从北京卫戍区70师派到我们学校军管，他虽不认识我但知道我们院那帮在当地出名的老兵。我在68年就认识他，就在一个机关食堂吃饭。有一次他带着学校老师们出操，我们院的一帮大孩子曾用“迫击炮”(钢管里装上二梯脚)炮轰过他们。这帮人还冲击了部机关和造反派大打出手要救出关在地下室里的老爸们(好几个老红军)，谁想到当年攻打娄山关的红军现在被关在"娄山关的地下室"里就算幸免于“自绝于人民”也只能等着几个毛头后生来救!那帮老兵就没想想就算他们救出老爸还能往哪里藏? 井冈山?微山湖?青纱帐?

话说回来，到了千里之外的边疆，文革的阴影还是近在眼前。当年炮手中的“杀人犯”就站在军管会曾被炮轰的连长眼前。。。。。。后面的故事太长，还是回到“单练”和哥们儿义气。我们这里最近来了一群毛派哥们儿，看的出来是组织有素前赴后继，不过都是文革过来的人，彼此彼此。不过我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很多文革中十五，六岁下乡的知青可以明显的看出心理发育不健全。对历史对现实能否客观公正的看待? 我们失过学，我们自学过，命运要我们敢于直面人生，直面我们心目中的神。如果有一天毛家的后人和蒋家的后人能评论各自先辈的缺点就说明他们开窍了。不久前孔冬梅和章孝严在台北会面了，他们还算是毛，蒋的外戚，毛新宇的专业要是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改为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可能会取得真正的成就。

我们这一代还不能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下一代怎么办?我的观点还将在这里继续说下去，欢迎看不下去者来和我“单练”。

忘了说了，明天是美国的感恩节，我这里有四天假，有谁想和我“单练”正是好时机，我可以和来宾通宵达旦的在这里“华山论笔”。最后一次打擂台是和美国X运XX自治联合会的主席在南方知青网对弈，刚想起来当时是有二黑和桃来在那里观战。桃来就象现在帮小红柳那样帮我，不过桃来不是我叫去的。那位X运主席确实善辩，八国联军教北京人学会文明大小便就是他的发明，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揭毛之短和控诉文革，记得他说到文革使知青失学让本来帮我的桃来都被他说软了。说到这恐怕会有人问，现在无声也来拿文革说事不是和X运一样了吗?

这就要说说常被人们引用的一句老人家的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如果敌人反文革我们就要拥护文革，敌人拥护互联网我们就反对互联网，那就要陷入机械唯物论。这里面的道理算不算“否定之否定”? 以后接着谈。

主题：擂台

邓演达与毛泽东农运思想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