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当年北大荒

 

        （续二十九）“答卷”作者张铁生，人称“白卷先生”，考试成绩：语文38，数学61，理化6。理化考完后，张自觉录取无望，在试卷背面写了一通牢骚话（注：现今，据其本人讲，是事后毛远新授意抄上去的）。毛远新，江青得知后，如获至宝，将其捧为“反潮流英雄”。因为张的撹局，全国招生工作延误近一个月。

        县招生办以为风向已转，要撇开考分，推倒重来。省招生小组坚决反对，但也不得不顺应时势，作适当妥协。对原确定录取的考生档案，推荐材料逐个进行甄别，筛查，并作出调整。我不幸被列入降格录取行列。

        那天，到县城购买皮带腊，螺帽，顺路来到县府大楼。一楼昏暗的过道上，牛士昌碰巧从会议室出来：“老邬，把你弄到鸡西煤校了，还是我努力争取来的。跟老孙一样，回去改户口吧。”“为什么？”“你的档案哪来这些啰里八嗦东西？对你很不利啊，你看看。”牛拿出一份知青办档案（原文）抄件：

                           证   明

        邬梦求，解放前从四川来到三北东山头正堂师范学校做教员四年回到鄞江养病，只有二，三年就亡故。时在解放前二年家庭成分小商，在文化革命时鄞三大队扭出来是漏划地主现在落实政策没有戴上帽子仍是小商。其他问题不详知。

                                                                                                        鄞江居民会革命领导小组（公章）1971年12.月20日

        这是居民会张老头不作调查核实的胡诌八咧。父亲从四川回老家，在养正小学教书一年，养病两年，后去世。没有张老头说的六，七年，也从没去过锦堂师范。既然仍是小商成分，就没有“戴上帽子”一说。最后一句纯粹是授人以柄的废话。

        土改时，我家主要收入来源是小店利润，父亲、大姐教书，植桑养蚕。此外，是占很小比例的地租收入。拥有的薄地离划地主的标准还差0.6亩。农会三上三下报批，最后只批下个小商成分。某些“同志”对此耿耿于怀。“小四清”时，贫协会重提旧事，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又翻老账。成分问题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剑，始终悬在哥儿几个头上。大姐因此失去了提拔机会，二哥因此进不了保密单位，我因此被挡在团的大门之外，而且失去参军资格，甚至于不让去笔架山农场。

 

        （续三十）“解铃还须系铃人”，为了解决困扰多年的成分问题，1971年探亲期间，我特意去鄞三大队咨询。我的老邻居，老同学周国富已成为大队会计，执掌大印。国富说，清理阶级队伍早已结束，群众专政小组也散伙多年，你家的成分还是小商。我说，那就麻烦你给开一张证明吧。国富爽快地答应了。开好证明，盖好公章，又陪我到公社崔秘书那里签字证实，加盖公社革委会公章。这张证明就像护身符，一直放在身边，现在该拿出了。

        老牛看完这张证明，抱怨我：“你早点拿出来多好！现在可能还来得及。不过从组织原则上讲，个人开来的证明是无效的。但我不怀疑其真实性，就算是公社发函外调来的。这事就只有你知，我知，明白吗？”说完，老牛把证明揣进口袋，又走进会议室。

        贝多芬：“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我却被命运扼住了喉咙。靠在走廊墙壁上，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感到从没有过的气馁，无助，沮丧。昏暗的廊灯在婆娑泪眼中闪现出一圈圈黄橙相间光晕，一个戴着深度近视镜的男人，给了我生命的男人在光晕中若隐若现。我绝望地喊了一声：“爸呀！你买了那么多地，干嘛呀？你留下的黑锅，让我背到哪年是个头啊？”我*着墙壁慢慢地蹲下来，任凭泪水顺着脸颊流淌。父亲很快消失了，走廊尽头门打开，走过来一个穿半高跟鞋的妇女，见我抱着脑袋，蹲在地上，关切地问道：“同志，哪儿不舒服？”我使劲摇了摇头，把脑袋深深地埋进了两膝之间，男人的眼泪怎么能让女人看见？那妇女又走向走廊的另一端，留下一串高跟鞋敲地声。

        会议室里，老牛在为我辩护：“早晨，公社陈秘书交给我一份证明材料。去年开春，为了提拔红光大队的邬当生产队长，公社曾发函到其原籍专门调查成分问题。现已证明是小商成分无疑。材料的时间在知青办有关证明之后，应该以这份证明为准。邬在生产队，在水利工地年年出满勤，群众反映都不错，我建议仍按大学录取。”

        县招生办的黄又提出异议：“知青办的证明材料末尾有一句‘其他问题不详知’，说明他家里可能还有其他问题，我看不宜录取，等以后搞清楚了，再说吧。”

        王老师：“这是一句不负责任的废话。什么‘其他问题’? 仅仅调查一个成分问题，没有问及‘其他问题’，写它干什么？再说，真有点问题，什么问题？什么性质？知道多少，应该写多少。你本地人不知道，外地人还怎么查清楚？我看这句废话也可以放在你们每个人档案末尾，人人都有‘其他问题’。不要再纠缠了。”最后，总算恢复了我的大学录取资格。所幸，金的档案没人提出异议，蒙混过关了。

 

        （续三十一）经过这番上去，下来，再上去，浙江大学的指标溜走了。浙大来招生的老师发现推荐上来考生换成了一个温州知青，考分大大低于原先那个，心中老大不快，又不好明说，于是在体检表上横挑毛病：血压偏高，又是500度近视，不宜登高作业。征得合江地区招生办同意，给换了一个温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浙大的指标却划拨给某兵团一个女知青。我该去哪里？还悬着呢！

        柳毛河公社的宁波知青李荣伦，李荣伶两姊妹也同时参加了这次考试，成绩也都不错。但县招生办不让好事成双，硬是把妹妹卡了下来。李荣伦上了杭大生物系，却顶掉了名次靠前的金。为什么？据大朱透露，知青中，有人出于嫉妒心理，向县招生办奏了一本：“金的插队年限不足两年，没有资格报考。”同类相残，窝里斗，悲哀！

        金是1969年3月7日回原籍黄岩投亲靠友插队落户的，1972年转到桦南县插队。算起来插队“农龄”四年半，比我们还多半年，这是明摆的事实。金报考大专时，全公社没人与她竞争，告密者暗施冷箭，不知为了什么？趁省招生小组还没撤离，我立马找王老师反映，并一起到知青办核查。金的一份证明材料中，生产队与公社知青办都证明金1969年3月7日到原籍插队，且未发给安置费。黄岩县与台州地区知青办都加盖公章证明安置费未发给。当初办该证明主要目的是为了领取一笔安置费，但也间接证明了金的“农龄”。县招生办认为县区两级证明不够明确，又与省招生办产生分歧。金的入学资格也悬起来了。

        招生工作收尾阶段在佳木斯进行，桦南县最后调剂到一个长春地质学院名额。县招生办交给长春地院阎老师几份档案，阎粗粗一看，皱了皱眉头：“我们主要招男生，女的比例招足了。”又换了几份档案，阎嫌体质较差，仍不满意，拿起备取考生名单，盯着考分捋了一遍，最后将目光落在我的名字上：“这个考生档案拿来看看。”几分钟后，我的命运从此改变，阎收下了我的档案。

 

        （续三十二）9月初，中小学又开学了。大学，中专才陆续发榜。孙洪器考上了哈尔滨冶金测量学校，坐在金对面的杨老师考上了黑龙江公路学校。柳毛河公社的宁波知青李静涛考取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李报到后又设法换成了自己喜欢的数学系）。我的竞争对手，林泽强考上了江西冶金大学，他的女友被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录取。林强华被降格录取到佳木斯师范学校。我的录取通知姗姗来迟，9月9日才收到。面对迟到七年的录取通知书，我百感交集，若不是文革，应该大学毕业工作两年了。长春地质学院虽然不是我心仪的浙江大学，但毕竟可以脱掉草鞋，穿翻毛牛皮鞋了。

        金仍然没有录取消息。下午，她默默地为我整理好行装，晚饭前，终于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金千里迢迢为我而来，现在又将孤身一人留在红光，这是我俩最不愿看到的第三种结果。我递给一块手帕安慰她：“按原来约定，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既然你走不了，我也不走了。”说完，我拿过火柴，划着，准备将录取通知书付之一炬。金一把夺过来：“不，你先走。即使落榜了，我也要问个所以然。再说明年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如果真的没希望了。我在红光等你三年，只要你……。”说完，又抹开了眼泪。我说：“给爸妈，哥哥姐姐拍份电报，听听他们的意见。明天就去，顺便再去问问，即使落榜了，也得有个说道。”

        9月10日，我俩又来到县城。省招生小组已撤回省城，只好直接找县招生办了。问题很简单：金有没有录取？如果没有录取，因为什么？全县女生第二名，差啥？接待我们的还是赵，支支吾吾，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最后把我们推给黄领导。黄也打起了“太极推手”：“哦，该录取的，会收到通知书的。没收到通知？那就没录取嘛！唔，为什么？总有其原因吧！啊。”我们又硬着头皮找到伊副主任。伊也不正面回答问题，只讲大道理：“升学是革命需要，留下来务农也是革命需要。你们该走就走，该留的高高兴兴留下。秋收就要开始了，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吧！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了。我看你们还是‘唯一升学’思想在作怪。”简简单单的问题，上上下下都不给直截了当回答，事情有点蹊跷。走下楼梯，又碰上了赵。赵见四下没人，和我耳语了几句：“不是不肯告诉，而是组织原则搁在那儿。马上找合江地区招生办去吧！”

 

        （续三十三）金要回去上课，我一个人急急忙忙赶到了火车站。北上客车上午已经开走，下午3点还有一班，一台煤车正好从七台河方向过来，停下等候交会。有人爬上了机车水箱顶，我也跟了上去。南行火车过后，煤车也启动了。车上有两个背着行李，像是关里来的盲流，另两个各背着一面袋毛葱，看样子要去佳木斯菜市卖出。秋风中透着几分寒意，我也顾不得埋汰，招虱子，跟着往背风旮旯里挤。

        到了佳木斯，东一打听，西一拐，找到合江地区招生办，已经下午四点多了。一个姓郝的女同志听了我的陈述，告诉我：“金的问题就是插队年限问题，省里的同志和县里同志分歧较大。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让她家人马上办理一张在浙江这一段插队年限证明，要有县、地区两级知青办盖章。直接寄给桦南县招生办，越快越好。”“那好，我现在就去拍加急电报。”此刻，下班时间也到了。郝同志又关切地问道：“今晚能赶回去吗？”“回不去了。”“有地方住吗？”“没有，就到火车站去蹲一宿吧！”“那怎么行啊！我给你安排一个地方，对付一宿吧。”她领我到门卫室，里面有一铺炕，还挺热乎，被子虽埋汰了点，凑合着和打更的刘大爷作个伴吧。我连声道谢，真是遇上“好”同志了。

        佳木斯之行，给金带来了莫大的宽慰。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再悲伤。9月15日早上，金与我分别，没有流泪。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七年前，毛在天安门第三次检阅红卫兵。四年前的晚上，第一批宁波知青来到桦南插队落户。今天，我要离开这块养育我四年的黑土地上学去。再见了！红光屯。再见了！桦南县。再见了！知青伙伴们。

        火车路过哈尔滨，我下车寄存了行李，直奔黑龙江大学，在马列主义教研室找到王老师。王很惊讶：“怎么就来你一个？金呢？”“金还在红光，我不明白，她怎么就不给录取？县招生办也不给说个理儿。”“金早就被黑大物理系录取了，还是我替她争取来的扩招名额。看样子，是他们把录取通知书扣下了。这帮人，真坏！”王老师越说越来气，要我马上叫金过来。

        “多事之秋，一波三折。”告别了王老师，我给金拍了个急电。回到火车站，取来行李，拿出背壶和金亲手做的糖饼，在候车室长长地松了口气。回顾四年插队生涯，想起了老人家那几句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最后一句，我想斗胆改两个字：“与人奋斗，其累无比。”

一星期之后，我接到了金的来信：“阿国：当你读着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坐在黑大某个教室里了。9月18日，我赶到黑大，王老师陪我去招生办：‘这就是被我校录取的金，通知书还卡在县里，无法报到。’招生办同志说：‘这事好办，我们再开一张，不就得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凭着这一纸通知书，我‘瞒天过海’，绕过县招生办，直接在公社办好户口迁移证，去黑大报了到……。”

                 （完）

 

        2004年，2009年两次搭乘知青专列回访第二故乡，加上不断的电话联系，《当年北大荒》中的部分人物命运，去向如下：

        （一）蔡文波，李九成，大姜申，老赵，老孟，老倪，老王，祁胖子，邵殿臣，鞠茂新，姚吉臣相继已离开人间。

        （二）许万富，高忠禄，杜仁山，杜仁才（柬埔寨），李心亮，柳斌，老于（连忠），王德富，等仍留在红光村务农，二蛋子进了敬老院。2004年起，国家免除了皇粮国税，种田还有补助，村里老乡温饱不成问题，但小康不足，富裕户极少。碰到大病，子女上大学，还是苦不堪言。村里改造了电网，通了电话（很多人还是连20元的座机费也用不起），道路铺上了水泥路面，更宽敞了，砖瓦房占了三分之二。

        （三）“树挪死，人挪活。”姜继臣，衣惠法，王德贵等人迁移至富锦以北更偏僻的抚远开发三江湿地去了，情况不明。

        （四）刘万发（法?），红光小学校长，退休后仍留在红光村。刘 金，大队革委会主任，书记，后调任新兴中学校长，退休后也有一份养老金。张贵良，新兴中学毕业后，务农，当过生产队长。受浙江知青的熏陶，不甘心一辈子当农民，后招工到七台河煤矿，任生产调度。牛士昌，后调至桦南县水利局，退休。朱荣科，大朱，新兴中学，桦南县教师进修学校，佳木斯农机学校教师。后师从历以宁，硕士毕业后，在黑龙江大学教西方经济。杨树久，黑龙江公路学校毕业后，任桦南县公路局局长，技术监督局局长。

        （五）孙洪器，哈尔滨冶金测量学校毕业，后又修得硕士文凭，在黑龙江金矿局任办公室主任。林泽强，温州知青，江西冶金大学毕业，曾任洞头县副县长，现温州水利局副局长。林强华，佳木斯师范学校毕业，现任鄞州区教育局基建科副科长。李静涛，黑龙江大学毕业，在宁波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科技处等主管信息网络。李荣伦，杭州大学生物系毕业，宁波第二医院化验室工作。李荣玲，1974年考上某中专，现宁波工商银行稽核处处长。莉  娜，1979年返城后，在鄞州银行工作至退休。 萍 ，1974年考上浙江农业大学，在鄞州东钱湖镇政府工作至退休。娟，1973年随夫到七台河煤矿，返城回宁波，在西凤商场退休。 小  朱，1975年招工到佳木斯机务段，任司炉，司机，指导员，提前退休。周国富，务农，生产队会计，吉林通化某部队服兵役，鄞州银行监事长。

        接下去将刊载《当年北大荒》的续篇《我的大学》。

                                                                            我的大学                             

 

        天蒙蒙亮，火车到达长春。车站广场上，只有我和一个甘肃籍新生报到。负责接待的长春地质学院水工系谭老师正交班回家，顺路带我们坐北京吉普车去学校。

        长春，过去叫新京，伪满洲国首都，现在是吉林省省会。长春马路南北向称为街，东西向叫路。火车站正南是全市最宽阔的斯大林大街，中段有一个街心广场，广场中心竖着一座苏军烈士纪念碑。到解放大路右拐，东、西民主大街之间是两侧林地拥簇着的地质宫广场，规模几可与天安门广场媲美。广场东面是吉林大学，南面是吉林医科大学，再往南是以汽车设计、制造为主专业的吉林工业大学，戏称“叽里咕噜”大学。广场北面矗立着地质学院主教学楼——地质宫。

        末代皇帝溥仪曾在这里盖新皇宫，1945年，东北解放，刚盖了两层的新皇宫成了半拉子工程。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新。国家欲以列宁格勒地质勘探学院为范本，在长春筹建一所地质学院。时任地质部长的何长工选址时，在长春转了一圈，相中了这半拉子工程，又从档案馆调来原设计图纸研究一番，当场拍板：照原样盖。盖四层时，预算超标，何部长又向财政部申请追加投资。再盖到五层时，钱又不够了。何部长再去讨要，周总理不肯了。好说歹说，才要来一部分。第六层不得不大大缩小，最后棚上一个琉璃瓦屋顶。“大块头，小脑袋”的地质宫总决算比一般大学教学楼要多一倍，成为建国初期“四大浪费”之一。

        进入地质宫大厅，就像来到蒙藏喇嘛庙，点着灯还阴森森的。以男生为主的地院学生，人称“地质和尚”倒也有几分道理。1966届毕业生留给母校的匾“为人民服务”挂在厅中央。接待我报到的是地勘系72级3班的王越胜，高鼻梁，白净脸，戴着一副秀郎镜，模样有点像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王带着南方口音，一问原来是绍兴人，浙江老乡，支边青年。我是地勘系73级3班，与72级3班结成兄弟班后，往来就比较多一些。当年，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热演，王看完电影熄灯后，余兴未尽，在寝室里大声复述剧中台词：“……你们这些人连饭也吃不饱，还想打意大利人？”正赶上学生指导员查夜：“什么一大利？二大利？马上睡觉！”从此，大伙给他起了个外号：“意大利”。

        龙版主：绰号“意大利”落在王越胜头上，而非指导员头上，我没有交代明确。

 

        （续一）73级学生中，地勘系是个大系，七个班，二百多号人。其他各系，水工，物探均不足二百，仪器系（中心实验室）更少。每天，同学们伴着《东方红》乐曲广播起床，在歌曲声中出操，长跑，洗漱。“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 ...”，“大江南北留下了你的足迹，五湖四海回旋着你的声音… …”。对老人家的颂扬也到了登峰造极地步。从一宿舍、二宿舍到一食堂、二食堂之间，同学们夹着书本、坐垫来来往往，匆匆忙忙用餐、上课，像赶大集一样热闹。人流中，女生最多的是仪器系。学这个专业，今后穿白大褂，在实验室、研究所上班。其中不乏京城龙子凤女，有给毛主席戴过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还有伍修权的老闺女，北京某副市长千金，司局级干部子女更多。如果不是文革中爹妈受到冲击，他（她）们更有机会进清华，北大，哈军工。

        地勘系同学中，吉林省的最多，其次是黑龙江、辽宁及湖北的。小时候在武汉读过书，所以，湖北口音听起来也觉得顺耳。湖北同学黄长生睡在我脚后。体检结束后，黄的肝功能不正常，能不能继续读书？真替他捏一把汗。某日下午，学生指导员李连奎来我们寝室：“黄长生，跟我来一趟。” 我关切地询问：“什么事？”李把我挡了回去：“没你事，不用你管。”不久，黄回来告诉我：“李老师让我担任团支部书记！”我也松了口气，李的生硬态度却给我留下不良印象。工农兵学员头一年补习高中课程，我想直接跳到72级去就读，被李拒绝了。其实上面有明确规定，李完全可以明说，但还是不失时机训导了我一番：“自己学过了，可以帮助其他同学嘛！我们决不能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

        1733班有三个河南同学。王庆章来自红旗渠的故乡，辉县人。一身的确良单军装，足见其来历不凡。不论谁问起哪儿来的？必称：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又问，怎么没有领章，帽徽呢？答曰：已经退伍了。王喜欢“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常常一个人背着手，正视前方，若有所思，像中南海首长一样踱步，又如京剧老生走台。从此得了个外号“老马”。骆天祥来自河南卢氏，当过教师。骆签名时，骆字中的“马，各”拆分过大，名字成了“马各天祥”，外号“小马”。头一年寒假回家探亲，骆买了张慢车票，逢大站必下，在车票有效期内，逛遍了沿线大小城市，过足了瘾，返校后，又喜孜孜地炫耀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