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自传体）璞玉浑金2--半个农民的脚印

                                          (知青岁月）

   七五年的四月二十日吃完早饭，臧文祁悄悄地叫我出屋。我不知什么事就跟他走出院子。他轻声对我说，你现在遇到麻烦了。我不觉的问；“我与世无争，洁身自好的，能有什么麻烦，谁还能跟我找麻烦呢？”他说；“你写的诗出了麻烦，大队党支部正要追查批判呢！你还不知道？”我问；“听谁说的，那说的人消息准确吗？”臧文祁说；“许庶已经把这些事报告给朱延贵，大队也要用阶级斗争的形式开会分析批判。”这时我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心想这回终于找到我的毛病了，（此前朱延贵曾多次找过我麻烦，可没得逞）臧文祁又说；“赶紧把写的那些诗词都烧掉，免得留下祸根。”我想也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说句心里话，那是我农村二年半的生活写照，劳动闲余时间的心血，真是舍不得啊。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我脑子还不算太笨，有些词句还能记起，也只会如此吧！以后有机会再整理，以弥补这次损失。

   和臧文祁分手之后，我回到屋里，见四下没人便在地炉里烧掉了那四本诗稿。看着那火苗,我心中那凄惨，险些落泪。其实我写的那些也没有什么问题，有些东西我还是用双关语的形式表达的。但在那个年代还有什么理可讲呢？说你对你当然对，如果说你错，你对也是错。还有什么分辨的，分辨又有什么用呢？这真叫忍痛割爱啊！

   烧掉诗稿后我拿铁锹到生产队干活儿，正巧遇见李继红。我便问了她一句；“大队是不是要找我麻烦。”她略迟疑了一下说；“还不是因为和你挺好的人。”我看再问，她也不会再告诉我什么，也就没有再多问。她那人从来就不把话说的非常明白，那是常有的事。诗稿烧了，我也心静了。

   这个阶段青年点的事也太多，祝铁锤这时给大队的压力很大。这祝铁锤性格躁烈因为和祖清莲谈恋爱可能有点儿没把握太好。农村社员老百姓看出了苗头就一个传一个的，闹的满城风雨。那祖清莲离开青年点很长时间。这祝铁锤就怕自己以后抽调回城受影响，便压制舆论。不论谁说话刮到一点儿这事儿，就找谁打架，要砍要杀的，闹的大队领导们人心惶惶的。所以在公社派出所也都备了案。相比之下我这点儿事就是小事了，也顾不过来我了。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或许还没来得及，这都不好说。因为我是不知情者，大队领导是怎么研究的，我实在不知道。也算我万幸吧，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事儿是过去了，但给我的教训可真不小哇！如果真的动起真格的，你再分辨也没人听，最终只能落个悲惨的结局。教训对我太深了，以至于九二年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在春节前通过广播电台播出了个对联要求征下联，那上联是；“改革潮澎澎湃湃雄环宇，”当时我所在班组的同志问我说；“冷渊，你能对上吗？”我说；“这对联太简单。”大家伙儿还以为我在吹牛，就说；“能对，你对对看，吹什么牛。”他们这么一激我，我的气也上来了就说：“这么着，我写完下联你们把信邮走看看对上没有。”大家伙儿起哄似的说；“行，行。”我就写了下联；“腾飞焰烨烨灿灿耀五洲。”（水对火，水火相济，天对地，天地平衡。）挺完美的下联，不想又想起苏联正在解体，改革是否成功还不能确定，如果闹出政治问题就又麻烦了。就把‘五洲’改成‘九洲’，一下子地的面就小了很多，没想到取得第六名，这悔啊。

   平心静气的等待大队找我麻烦，也没有消息。三天之后的四月二十三日却有了抽调的消息，煤矿招工的通知下来了，我们青年点有六个名额。煤矿对老百姓的印象不是太好。人们认为井下工作常有死人的危险。冒顶，透水，瓦斯爆炸等事故时有发生。而且那煤矿工人的素质也不好，人们常叫‘矿驴子’。（即张嘴就会骂人，不骂人不说话）有几个同学当然愿意去。象孔兆喜，谭忠力，庞庆国。于学东有个邻居在矿里是个小头头。于学东后来也挺高兴的同意走了。就差我和马成山两人。马成山当时已不在生产队当队长了，回青年点做伙食长。他总上吕英奎家去，有传言吕英奎的妹妹吕英兰和马成山有点儿谈恋爱的意思，我分析可能性不太大。后来我问过马成山，马成山说他没有答应。吕英奎的奶奶在马成山回城时还找人追问过马成山。但对走与留的问题还需考虑，我当时并没有打算离开农村，原因是我到农村才两年半，说句进步一点儿的话，我还不够合格的农民。另外，这次抽调的工作也不太理想。因为当时的矿工，在老百姓的印象里是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就连找对象，人家女方只要听说是在井下工作都不愿意。

   这阶段公社党委曾派一名干部到我们大队蹲点（姓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可能是姓高。）有天他看《参考消息》时看到有耶酥字样，就问我；“耶酥这人是谁？”我告诉他；“耶酥是基督教圣经里的人物。”他马上板起面孔严肃的说；“年轻人怎么会知道基督教圣经呢？”我回答说；“那不是宗教的一种吗？”就这样他也就认识了我。 

   就在那天晚上，我和马成山到大队见到了他，就把我们不想走的想法同他说了。他想了一下回答说；“不愿意走可以，公社党委坚决支持你们永远扎根农村干革命。”听到这十足的官腔，言外之意就是这次你不想走，以后也别再想走了。

   我和马成山灰溜溜地走回青年点，我俩也谈了各自的看法。如果这次不走，以后再抽调，上级领导真要叫起真来，咱无言以对。“还是回家一趟，同父母商量一下吧！”我建议。马成山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就这样我们俩连夜往家走。我回家后把情况同父母说了。父亲听了后说：“煤矿有什么不好的，真的产业工人。中国共产党都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当工人最好，不受政治气候冲击。哪个单位不死人？那就看你干活儿时注不注意了，死人都是违反操作规程造成的。”我见父亲这么说也觉得有道理。难道在农村就不死人吗？我刚下乡时不也差点儿被马车轧碎头吗？既然家里都同意了，那我也就同意吧。但这半个农民的帽子可能要戴到死啊。

   从家里回来，我们俩回到青年点，吃过午饭我在伙房遇到李继红，我便问她；“你看我是走，还是不走？”李继红这时表情严肃地说；“这事儿得你自己做主。”我略迟疑一下又问：“那么如果是你的话，你走不走？”他稍迟疑了一下，坚定的说；“我——不去。”

   这天我俩交谈，是我们俩在青年点里的最后一次谈话，也是她话告诉我最最明白的一次......

  上级通知，我们要统一去体检，我们就都坐车到了区医院。那天庞庆国的父亲也来到医院，可能当时还没有决定能否去。等到别人体检完了，他才下决心让庞庆国体检，等到体检完我们才回青年点。

   招工体检都结束了，大伙儿的心里也都平静下来。当然就没有心上工了，整天东走西逛的。于学东回家去了，马成山和我都在青年点，有时到大队看看报纸什么的。我也很想总结一下自己的农村生活，想起来又有些懊悔。近半年来总喝酒，把自己弄的神魂颠倒。喝完酒就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的胡说八道。甚至做出了不少蠢事。你说那不是花钱买祸吗？

  酒是不能喝了，那就抽烟吧。我到小卖店，买了两条烟，卖店的冯仕伟还问我；“买这么多干啥，送礼呀！”我说；“给谁送礼？我和谁也没什么来往。不喝酒了，改抽烟了。”

   这天正好四月二十九日晚上，我们都已躺下要睡觉了。那二队的社员刘臣跑到青年点喊；“快起来抓贼。”大家伙儿起来后问；“怎么回事？”那社员说；“四类分子白永祥从公社打来电话，说有两个人到大队养鱼池去偷鱼，大伙快去抓。”我们考虑到那四类分子正在积极表现，争取早日摘掉四类分子的帽子，不会说谎，应该是真的。所以大家伙儿都七手八脚的穿上衣服。直奔养鱼池，临行时我们分成两个组，兵分两路，从东西两侧包围过去。并约定，以手电筒的闪光为号，一同出击。那天夜里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春风在夜里也刺骨。我们飞快地跑到养鱼池把养鱼池包围了起来。这时，就看到水面上有人划船。在手电筒的灯光下，我们一齐出击，把那块水塘围住。命令那两个人放下手里的渔具上岸。我们把这两人抓住。那俩人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三十左右。逮住后让他们拿着做案渔具去大队接受处理，那年龄小的还有意反抗。吴辉把橡皮船往他肩膀上一放，那小子也怕挨打就跟着走了。

   到大队询问时，那两人还想抵赖。但人赃惧获，再抵赖也没用。我那天晚上还问；“你们带来几个勾片子？”其实我想说“几片丝挂子？”没想到却被同学们笑话；“说这话外行，勾片子是冬天砸冰窟窿时才用的。”我不懂捕鱼，你看这外行就是外行，把丝挂子叫成勾片子，道留下笑柄，被人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