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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岁月

抓赌行动

  我们基干民兵平时本身的事情并不多，一般的也都是每年整一次组和大小两次的军事训练，剩下的主要就是白天护线，晚上巡逻，配合大队搞治安管理的事情。当然，平时抓赌也是民兵治安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

  说起赌搏来，以前在我们这一带可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别看这里人们的生活都不怎么富裕，可是赌博的风气倒十分盛行。这是在解放前就有深厚的赌博传统，据说在明末清初清兵入关前，这里是清军八旗子弟扎营的集聚地。

  那年头这些人平常除了骑马射箭打猎以外，就是拿赌搏作为消遣。而且不但是赌钱，还赌人、赌物甚至赌命，什么都敢赌。所以历代以来这里的赌风就一直很盛，也出过很多的赌博大家。如果这也算是一种“赌”文化的话，要是把那些历代赌博高手的传奇故事都搜集起来，都够写一本《豪赌演义》的了。

  星星屯就曾产生过若干个这样的人物，也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传说。据说在伪满时期，这屯就曾有个远近闻名的刘姓赌博高手，嫌在自己家门口的领地赌得不过瘾，就慕名而去到城里和一个大买卖家的掌柜赌上了。他们吆五喝六的掷了一天摋子，最后硬把那老板开在烧锅大坑的饭馆子给赢了过来。在撵走了饭店老板之后，就连夜回到星星屯拴了几挂大车，把屯里所有的当家男人都找了来在那里大吃了三天，一直到把饭馆的东西都糟贱个差不多了以后，拍拍屁股一走人，把饭馆子一扔不要了。这件事至今还在屯中上岁数人嘴里津津乐道的流传着呢。

  解放以后，一茬接一茬的政治风暴成年累月的席卷着全国城乡，取缔赌博也是一项有关移风易俗的重要政治内容。尤其在文革期间连抓带打的取缔了几回以后，这一带的大赌现象也就慢慢的绝了迹，可是小赌小搏却屡禁不绝。在春夏秋三季农忙的时候还差点，也就是老弱妇孺打个扑克看个小牌的小搏小赌，是属于输赢没多大的娱乐活动，抓不抓的也没什么意思。

  可等到入冬以后人都闲下来了的时候，中赌大赌的现象就又开始冒尖了。这里就不乏有职业赌徒在其中掺合，赢了的自然欢喜，乐滋滋的席卷而去；输了的必然懊丧还想翻本；没有赌资的就开始想邪道非骗既偷。今儿这家丢鸡了，明儿那户丢猪了，后儿个小队部的粮食囤子被人划开了叫人抗走了两袋粮食，这还都是小事儿。还有输了想不开上吊、跳井、拿刀抹了脖子的。你说要是再不抓那屯子里还不乱了套？所以，危害极大，不抓不行。这几年禁赌抓赌的事儿就从来没断过，但是一来二去的，把赌徒也抓精了，为了防范你去抓他，人家也研究了很多花样翻新的对策防着你。

  比如：第一是挡窗户。在辽西农村的绝大多数地方，为了防冬霜冬天当地的习惯都是在窗户外边再挂一层洋灰袋纸糊的窗帘，如果设赌的那家把里边的窗户用棉被一挡，外边的窗帘一撂，你要是不走到窗前听声那就什么也看不出来。第二就是设柴岗。在赌场上赌徒怕叫你掏他的老窝，一般的在设赌之前都先在院门口拴条狗，没有狗的就斜着虚放一捆柴禾，等你走近前时，狗叫了或柴禾捆倒了，就那就是个大动静。等你进了屋的时候，人早就从后门跑了，只剩个敞着怀露着大奶头的老娘们儿给你开门，你捂眼睛还来不及呢，还能抓着谁了？

  第三是赌后算帐。这样的赌徒在场上都是用染色的豆粒和别的替代品先记帐，等赌完了跑到另一处去兑现。这样一来就不好办了，等你去抓他的时候，人家就在那大大方方的玩呢。可桌面上是一分钱也看不到，你也明知他们确实在赌，可就是抓不住人家的把柄。所以，要想对付这些赌徒你要必须使出些特殊的手段，要不那就成了拍桌子吓唬猫的把戏了。

  办法是：第一，要时常留心谁家晚上好起堆，尤其是人所共知的赌徒家更要注意。其实屯子里真正好赌的人员和设赌的重点户我们心里也都有数。第二，抓的时机要掌握适当，你必须得等他们赌完了要掏出真钱来结帐的时候再抓为最好，否则谁也不会认帐，你费了挺大的劲还是闹个白抓。

  以前我们屯里历任的治安员也没少禁过和抓过赌，但还都是屡抓不绝。究其真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也都是当地人，和屯子里的人们大多数都有套圈亲戚。所以就是想抓也是投鼠忌器，怕惹了家族激起众怒在屯里没法呆。等风紧了的时候，就是说抓也是瘸子打围——坐地下喊的事儿。结果这里的抓赌活动往往都是水过地皮湿，消停几天以后，又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定哪家偷着又赌上了。

  我在星星屯也没亲没故，是不管这些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事。上级让我抓，我就给他来玩真抓，要不然我也恨这些赌徒。人常说：耍钱必闹鬼那真是一点也不假。有的赌徒明明输了，但是也不想让你把钱顺顺当当的拿走。弄不好你还没等出屯子呢，后脑上就挨了一闷棍。等你明白过来，连口袋里的老本都让人家洗光了。你说这些赌徒恨人不恨人，要不狠点抓明儿还不都成了土匪？

  但是既然要抓，我自有我自己的一套抓法：就是不动声色的抓。你不老想涮我吗。那好，我干脆就先装傻。白天在见到你时还和你称兄道弟，抽你的旱烟和你聊得热火朝天的，就等你以为我绝不会动你的时候，晚上我可能就突然出现在你家的牌桌上了。

  我只要把大枪往牌桌上一撂，扔给他一封让他自己到公社民兵小分队报到，去半个月禁赌学习班的上报信，他立刻就得傻眼。因为他肯定是怕去还不敢不去。他们谁都知道公社的民兵小分队是个专业收拾不法分子的地方，半个月学习班食宿必须自理，还得天天关在屋里学报纸写检查，和现在的蹲拘留所差不多，你想让他去一回那里还不得让他难受死？就这样抓一回就想法弄老实他，让他彻底绝了这赌的念头。

  我们对付外来的赌徒的方法是，先狠狠的收拾设赌的住户，然后就把外来的赌徒和设赌的住户一起绑上，放在供销社商店门口让他们站一天。这样一来以后你就是不抓他们，他们都不敢来了，因为他实在丢不这起人也现不起那眼。

  对付那些平常看个小牌用数豆粒儿作输赢的老头老太太们，一般都是采取规劝的方法，没事就在大队广播站播一篇敲山震虎的广播稿，从来不真抓。这年冬天里，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把那些本地的和外来的赌徒给弄得服服帖帖，就是上外流窜打游击去也不敢在星星屯设赌了。（待续）

知青岁月

四类分子们

   说起四类分子来，那可是文革运动期间所产生的特殊的群体。按那时的说法，就是无产阶级与之势不两立的敌人。城市就不必说了，在当时农村的随便一个屯子，如果要揪不出几个四类分子来，那肯定属于不正常。

   我下乡插队的星星屯一共有四个四类分子。星星屯的三百多户人家，能出现四个这样的阶级敌人，不多不少实属正常。这几个四类分子是什么时候诞生的，我们这些知青是不得而知，也没人去打听过。只是在刚来插队的时候，听我们屯主管知青的老贫协（贫农协会）主席李大叔介绍过：别看星星屯只有四个四类分子，可各个的“级别”都不低。一个是在解放前据说有过十晌地的地主；一个在土改时死要面子怕说自己穷娶不上媳妇，自己死乞白赖争取来的富农；一个是曾当过国民党地区党部的书记官；一个更可笑，曾自己吹牛说是当过国军中统谍报组长，从文革一开始就给揪出来了，挨了一顿胖揍，受不了了以后想反口后悔都晚了。

   我们刚到星星屯的时候，因为对谁都不十分熟悉，你就是把四类分子排在我们眼前，我们也认不出来。但是，时间长了不用告诉我们也能猜得出：只要看到和我们接触说话时特殊的陪小心、谦恭的都到低三下四的程度的人，那就八就不离十——差不多就是四类分子。再者，他们也都是单独的在队里监督劳动，一般不和我们在一起。所以，就我们本身来讲，也和这些四类分子根本就不接触，也怕落下个同流合污和立场不坚定的说道。

  记得刚下乡插队时间不长时间，有一次我们队的队长给一个知青派活，去让他和一个四类分子搭伙去掏生产队的茅房。结果这个老兄还没等听完就火冒三丈、七窍生烟和队长骂上了：“你啥意思？！老子好赖也是三辈儿贫农！你把我和四类分子在一起掏大粪，你不是明目张胆的欺负老子吗？不干！”得，一下子就把这活儿给骂黄了。

   其实后来才知道，我们队的这个四类分子已经有六十多岁了。在解放前是伪满国高毕业，后来说是当过国民党市党部的文官，那也就是个抄抄写写的小角色罢了。况且在解放后他还十分拥护共产党，还是这个地区的很有资历的民主人士。只是他确实是个国民党员，在那个怀疑一切的年代，把他揪出来遣送回农村老家监督劳动也是当时形势发展的必然。

在星星屯，虽然他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不能干些什么农活，但是他自己的表现还是尽力的勤勉。我就记得在大地里干间苗的农活的时候，由于他年纪大腿硬蹲不下，就只能在膝上一边绑块皮子在地里爬着干活，让人看了也多少的有些同情。但他毕竟被划为四类分子，那谁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同情他。

   其他的三个四类分子也都算老实（敢不老实！），只是因为年龄还比较壮年，也都暗地里有些脾气。记得这三个主儿和公社的全体四类都被派到采石场集中监督劳动的时候，除了每天单调的赶用手锤砸石渣（公社自己要修公路）的活以外，也根本就没有任何业余活动。因为那时对他们采取的政策是：只许老老实实，绝不许乱说乱动。

   他们自己为了排谴闲时的寂寞，就在工余时间偷偷的为自家凿了些小猪食槽子、小石磨、椒捣子（捣花椒和蒜用的）等小物件，结果刚凿了几个就被看管他们的公社民兵小分队给查出来了。往上报到公社主管公安的副书记那里，可把副书记气了个怒发冲冠！他披着军大衣就来到了山场，指着这帮四类分子的鼻子一阵大骂：“好家伙，你们这些四类分子，真他*的是房沿底下的大葱——皮干叶烂心不死呀。在接受改造期间，还敢明目张胆的搞资本主义小生产，再不管管你们还不翻了天？！”

   于是当即下令：除了公社给开了一个批判大会以外，还让他们挑着这些成品或半成品的赃物挨着屯的游街示众，那家伙都是石头的死沉死沉的，可把这些老四类们折腾苦啦。以后干脆就死了这条心，再也不敢有一点不安分的念头了。

   其实这些个四类分子，哪个也不想当那个阶级敌人老挨无产阶级收拾。他们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也想有些人际交往，也想和我们知青打交道套近乎。只是慑于自己成分的地位，平日不敢罢了。只有在特殊的劳动场合，才能和知青见个面和无意识的聊几句。因为常年的接触也没发现过他们有什么不轨，久而久之，我们大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也绷得不是那么紧了，有的时候界限也分得不十分清了。四类家的旱烟我们也卷过了，饭碗也偷偷的端过了。你不说他不说，倒也相安无事。

   好象是1975年吧，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了。消息传来的时候正是晚上，公社党委要求各屯都要搞隆重的庆祝活动，所有的机关干部都要下到大队进行指导。我们大队当然也不例外，搬出了彩旗和锣鼓家什，组织了党团员、知青和大小队干部全部出动，吹吹打打的又是放鞭又是放炮的开始了绕屯游行。

   而那天晚上分配给我这个民兵副连长的任务却是：由我再带一个民兵把本屯的四类分子集中地点实行武装看押。这在那里是极平常的事，只要一有比较大点的政治活动，就要把他们集中监管，这次当然也更不例外。

   接到任务后我俩就背上子弹带，挎上冲锋枪把我屯的几个四类分子押到了一小队的队部，关进门后我俩就在门口站上了双岗。我俩站在门口耳听得屯子里是锣鼓齐鸣，唢呐声喧，更有那鞭炮放得直震耳朵根子响，猜想外边一定是绝顶的热闹。而我俩却在这冷清清的小队队部把门站岗，看这几个蹦都蹦不动的四类老头，心里多少的有些不大高兴，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发起了牢骚。

   屋子里的几个人似乎也察觉了我俩的心事，就在里边低声的说：“学生，你俩尽可放心的出去看看热闹也行，我们保证不会乱说乱动的。”他虽然这么说，我也知道不会有什么事，但是我是看着大门的，就不能擅自离岗呀。又过了一会，从里边门缝里又递出了一把锁头：“这是这屋的锁，你俩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先把门锁上好了。都一个屯住着，我们这些‘阶级敌人’也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还能咋着。不会有什么‘新动向’了。”

   我一想也对，但是再怎么说，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也不能脱岗。我就和那个值班的小兄弟商量：“他们今晚都庆祝十一大召开，又放鞭又放炮的，咱俩也得表示一下心情不是。这么的吧，他们放炮咱也鸣几枪好不？”

   那个当地民兵其实比我还不耐寂寞，连说：“行，你说了算，打吧。”我敲了几下门板说：“你们可要在屋里老实呆着，我这里要鸣枪祝贺啦。”屋里人说：“你们干你们的工作，我们都在炕上坐着，不下地就是了。”

   听完这话，我就彻底放心了。就和那个小兄弟说：“一人留三颗子弹护枪，其余全放。预备——放！”随着口令，一阵“啪、啪、啪”清脆的枪声响起，枪膛里的曳光弹一颗又一颗的随着枪响互相追逐着飞上了夜空，带着红红的亮光好看极了！现在看来，什么二踢脚。麻雷子，和它比那就是孙子辈儿！结果我俩是越放越上瘾，最后还留什么护枪弹呢，全给报销了。

   晚上庆祝活动结束，我俩押着这几个人回大队去交差，担任游行护卫的连长在验枪时一拉枪拴鼻子一嗅就惊愕的说：“你俩今晚鸣枪来着？”

   我说：“是呀，你说象十一大召开这么大的喜事，还不应该庆祝庆祝？所以我俩一商量，咱也用最高的礼节表示一下快乐心情吧。”“那你俩打了多少枪？”他问。

   我说：“刚开始还想就放两枪得了，结果越打越有瘾，控制不住了就都放了。”

   连长吃惊得眼睛都瞪圆了：“都放了？那叫60发！兄弟，你这一高兴不打紧，我得多长时间才能省出来？！”他掉头低声问其中的一个四类：“他是说过放两枪就得了这样的话来的？你说实话！”

   那几个四类都低头异口同声的说：“是。他是说放两枪得了，得给连长留点，可是谁曾想他俩一高兴都放了。还说，象今儿这喜庆日子多放两枪连长也不会说啥的。”那连长看了我半天，最后苦笑着摇摇头走了。其实我也知道连长并没真的生气，只是有点怨我俩太败家了点。

   我回去以后心里也暗笑：我这堂堂的民兵连付怎么和四类分子同流合污了？不，应该说是四类分子和我“同流合污”了！(待续）

知青岁月

地震惊魂夜

  我在下乡插队的四年期间曾经历过两次大的地震，一次是营口海城的地震，震灾发生的时候我正在震区的中心，那次遇险的经历在我写的纪实小说《幻路》当中已经有详细的描述，这里就不多说了；另外一次就是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的大地震，虽然我们所在的辽西地区并不是震区的中心，但是那次地震的震级之高，波及之广，毁损之大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当然也就在那一夜，我们的知青点的同伴们也经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怖和惊惶。

  7月27日的那一夜，由于天气特殊的闷热，我们都睡得很晚。从晚饭后，大家就在院子里的土台子上聊天，也都在议论着一个话题，就是本屯社员鞠老大那天寻短见的事。说来说去的，就在到深夜的时候，大家当中就有人不知怎么的突发奇想：说一个人自杀横死是一件特恐怖的事情，因为鞠老大是横死就进不了祖坟，所以就埋在了东山，成了孤魂野鬼满坟圈子的乱溜哒。咱这里有没有胆子大的人敢到他的坟上遛一圈见见他？敢去的才算有真本事！

  我听了以后倒不以为然，不就是从野外走一遭的事吗。我前二年看地护秋早就在外呆过了，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当时就信口说了一句：“那有啥，有掏钱请客的我就敢去。”这话一出可就炸了锅，大家一听都异口同声的激将和怂恿起来，非让我去鞠老大的坟上走一遭去不可。最后，就以两瓶猪肉罐头、一瓶北大仓白酒的代价“激励”我接受了这个挑战。条件是我自己把一串钥匙放到鞠老大的坟前，然后他们大家集体再去把它当场取回来即算我胜。商定以后，我二话没说拿着钥匙就出发了。

  虽然我自认看过地护过秋，守过死人，也是个什么也不怕的主儿。可是真要一出屯子口往东山上走的时候，我想起白天鞠老大喝药时的情景，耳听着风吹高粱叶子发出“飒飒”的响声，头皮也不禁发炸。可大话都说出去了，你还能反悔吗，咬着牙也得朝前走吧。等到走到葬着鞠老大的山梁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身上穿的背心早就被汗溻透了。

  等到了地方，我看着黑糊糊的坟头，战战兢兢的走到鞠老大的墓前，先是给他鞠了个躬，口里还念念有词的叨咕着：“老鞠大哥，咱倆的关系可一向不错呀。你想吓唬谁我不管，可千万别吓唬我呀。”说着说着，就赶紧把钥匙串用一块土压在了他的坟头上，然后转身就往山下猛跑。

  这一次，无疑是我赢了。于是他们大家伙半夜三更的叫开了供销社商店的门，买了猪肉罐头和白酒大家伙就又开始连喝带唠，边吃边聊的等到结束都睡下时，已经都是午夜时分了，因为明早轮到我起早帮人家上灶烧饭，就催着大家赶紧睡觉了。

  虽然是仲夏的深夜，可是怎么躺着都是觉得酷热难当得喘不上气来。勉强的睡了一会以后，我就觉得挨着我睡的同伴要起身生火作饭去了，我就迷迷糊糊的问他：“现在才几点钟呀？”他回答说：“3点40分，还早了点，你再睡会吧。”我答应着又闭上了眼睛想眯一会再起来。

  就在我又要进入朦胧状态时，我贴着枕头的耳朵忽然听见了一阵隐隐发自地底下的呜呜的声响，正当我感到有点奇怪的念头一闪的时候，猛觉得身子下面的炕向上一鼓，接着就见屋子的四壁和房顶哗啦啦的摇晃起来。我一看不好，本能的就把被一掀，不知反应的怎么那么灵敏，一猫腰顺着窗户就钻了出去。

  当我刚翻过距窗外两米的围墙，又听“呼隆”一声，房顶上的烟囱就被晃倒了，正好砸在我刚钻出来的窗台下面。我要再晚一点出来非被砸个头破血流不可，可把我吓了个后怕。一时间，伴随着屋里屋外一阵惊恐的哭叫和屯子里的人喊狗吠，只两三分钟的工夫，各家房顶的烟囱和沿瓦都被晃掉个差不多了。

  此时天已微明，再一看跑出屋子的同伴们的模样都惨不忍睹。因为天热，绝大多数的人们都光着上身只穿着裤头，甚至有的因为嫌热睡觉时索性连裤头都没穿，就象澡堂子着了火似的都在外边赤身露体的溜哒，而且还战战兢兢的不敢进屋穿衣服。幸亏天还没大亮，女生们都住里院没往外跑，要不可就真正的有碍观瞻了。

  天色大亮以后，点里的知青经过初步的统计，跑出来的人们基本上都挂了彩，只不过是受伤的轻重程度不同罢了。最惨的是一个小个子知青，在爬墙往院外跑的时候，让墙头上栽的玻璃碴子把肚囊子划了好几个大口子，血流不止的只好送医院缝针去了。等到中午时分，大队的广播喇叭响了，从播送的新闻里大家才知道这次地震灾害的原委：原来是距我们这里千里之外的唐山，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地震，死伤了几十万人，酿成了建国以来举国上下波及最广、死伤最重的和最悲惨的地震灾害事件。

  连续好些天，中央的地震台站都时不时的报着震区包括边缘地区的余震情况，本来就闹得草木皆兵，人心慌慌的。可是没曾想后来还真的有了两回余震，这下把人们就更惊得鸡飞狗跳，都怕房子倒了压死人，谁也不敢到屋子里去睡觉了。人们无奈，只好都在自家的院子里找一个宽敞地方搭简易棚子住。由于都是用轻木杆和秫秸杆加上油毛毡等轻体材料搭成的，所以也叫“防震棚”。这就是7月28日以后发生的事情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