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在关怀中成长

 

《萤火微光》系列谈（十二）

　　　　　　　　　　　　　　　　　　　　　初 恋 北 大 荒

　　1960-1962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工作失误，使中国经济跌到崩溃的边缘。即便是首都北京，缺粮少菜也成了市民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正因为是大都市，这里几乎无野菜可挖，更不可能像农村那样养鸡吃蛋、养牛喝奶。房前屋后有点儿空地，都喜欢养花，却很少有人想到更应该种菜。

　　在隆福寺商场，原先一两元钱一斤的水果糖，已经涨到十多元，滿货柜都是，却很少有人买得起……

　　一车拖泥带水的淹雪里红刚进胡同，顷刻之间就被居民抢购一空……

　　小酒馆门前，每天下午都排成长队，人们不是为了买酒，只是为了买二两酒可以搭售一块豆腐干……

　　每逢月末，下月粮票提前发放，许多人就利用这个机会，厚着脸皮求人家把自己的下月粮票兑换成本月粮票，以便寅吃卯粮……

　　当时我们这些高中学生的月粮定量是36斤，在普通市民中是最高的。但由于没有其他的热量可以攝入，仍觉得吃不饱。这就苦了父母，他们必须从牙缝里省出口粮给孩子。

　　或许，这就是我们要去北大荒的生存冲动。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社会大潮。1963年，举国上下学雷锋。当代青年，几乎无一例外地“学习雷锋好榜样”，几乎无一例外地崇尚“做好事不留名”。这和时下常见的“学先进走过场”完全不一样。

　　或许，这就是我们要去北大荒的价值取向。

　　1963年国庆前夕，作为全校第一个报名去北大荒的高三男生，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老校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北大荒遥远、寒冷、荒凉、艰苦，一年不会、两年不会，三年、五年总会有所改变。要树立信心，要看到希望！”

　　我特意来到北京图书馆，从地图上找到了三江平原的准确位置，查阅了“英雄战胜北大荒”的文图史料，心中产生一种朦胧的向往。

　　行前我想，北大荒可能没有电。当我到农场的第一天就点亮电灯时，感觉这比自己预想的好得多。

　　行前我想，北大荒可能吃不饱、没有菜。当被告知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高达45斤并第一次吃到实惠的饭菜时，觉得这里比正处困难时期的北京还要好。

　　也许因为是“第一批”，带有一定的“实验”、“示范”性质，农场上上下下都对我们这些北京青年特别关照。其中，精心安排了长达半年的“适应期”。这就是网友们已经在冷雪峰的回忆文章中所读到的“青年学习队生活”。

　　在青年学习队的半年里，既是我们由城到乡、由首都到边疆的适应期，更是我们这些行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糊涂团结”的萌动期。由于许多人认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觉得“北京人是一家，支边青年是兄弟”，所以很有一点哥儿们义气，很有一点“无原则”的大团结。以致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甚至是整肃。记得有位支青画了一幅济公用破扇子驱赶苍蝇的漫画，我即兴配诗中有句“不知是驱还是迎”，被认为是对场部卫生环境的影射，受到单独训诫。

　　为了让远在首都的家人放心，我们纷纷写信汇报在这里“吃食堂、住宿舍，周末上山采蘑菇”的真实生活。其中竟有人把“大楂了”写成了“大渣子”，引起家人的极大不安：天哪，孩子在东北怎么吃“渣子”？！采回的蘑菇、猴头吃不了，有人提出寄给革命老人陶承。因为许多人读过陶承回忆录《我的一家》，看过据此改编的电影《革命家庭》，所以提议一致通过。再加上她的孙女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所以包裹不仅准确送达，而且收到了陶承老人的回信。

　　为了证明自己敢走夜路，我和同伴等大家入睡后，带上手电、指南针、绳索、闹钟和短剑，悄悄地向“三不管”地区进发。整整折腾了大半夜，第二天早上再去看，原来只走出不到二里地！

　　为了证明自己不怕冷，我们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到生产队的雪地里扒苞米。支青队长略施小计，有意把似曾相好的男女支青分在一组。您想，心已经热了，还怕天儿冷吗？就这样，一场严寒考验在欢歌笑语中结束。还真有的人，借此进一步打开了情侣的闸门。农场领导似乎看得更远，他高声鼓励大家：“一般情况下，农场冬季的野外劳动也就是零下二十多度，这次你们亲身体验过了，说明北京青年是可以在北大荒站住脚的！”

　　为了缓解大伙的思乡情绪，我们决定搞一次文艺演出。还别说，北京青年中的文艺骨干真不少。不仅诗情激昂，歌声嘹亮，翩翩起舞，悠悠管弦，而且把京剧《打龙袍》搬上食堂的小舞台。这种青春的涌动一发而不可收。随后，我们集体创作、集体演出了大型历史雕塑剧，在全场文艺汇演中大放异彩。其中，我还得了男领诵一等奖。

　　这中间，不少男支青的身上长了虱子，让女支青们见了头皮发麻……

　　这中间，有的宿舍不慎失火，情急之下半米多高的大尿桶也派上了用场……

　　这中间，有人在摇辘辘打水时用力过猛，竟把自己上千度的近视眼镜掉进50多米深的井里，成就了“隆冬赤身探井”的支青传奇……

　　这中间，大伙也尝到了“头疼面”的滋味。这是一种用发芽小麦磨的面粉，蒸出的馒头又黑又粘，吃后会觉得头疼。这引起许多北京青年的强烈不满。可是，当大家知道，在大涝之年，北大荒人把合格的小麦上交给了国家，而自己却不得不把一部分发了芽的小麦磨成面粉充当口粮时，似乎第一次真正看清了什么是北大荒人。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亲口吃到，我们会和城里人（当然也包括北京人）一样，在大涝之年仍然吃着白馒头，却从来也不去想，那些生产粮食的人曾为此做过什么……

　　半年的青年学习队生活就要结束，大家将奔赴各个生产队，开始更加独立的生活，经受更加严峻的考验。

　　一种难以名状的惜惜之情油然升起，迅速蔓延，每个人都依依不舍。一位擅长吹笛的北京男青年，特意拿出洞箫，在宿舍过道反复吹奏电影《怒潮》的主题歌《送别》，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诚然，这批北京青年毕竟是一个社会群体。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个人经历，不同的文化程度，不同的思想觉悟，不同的道德观念，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工作作风，不同的生活作风，甚至不同的身体条件和不同的性格爱好，都会深刻影响他们适应环境、经受考验、把握机遇和迎接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只代表他（她）自己，而不可能也没必要代表这批北京青年。

　　随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恐怕也有类似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