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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年的“十一”，是非常热闹的，虽然没有阅兵式，据说天安门广场就有一百五十多万人，而且大家都带着红卫兵的袖标，共同庆祝了建国十七周年纪念活动。我也带着那两个学生出去看了，因为没有属于任何群众组织，是不能到天安门的，所以我们只是在大街上转转了。我家住的东四北大街的一个胡同里，虽然距离天安门比较远，但是大街上依然人山人海的，电线秆子上的广播喇叭里一直播送着天安门广场的盛况和歌曲……

过了“十一”，我就开始到西四区的西什库大街上，找到了“国务院上访接待站”，去上访了。上交了上访材料后，我发现大院的一处告示牌儿上写着“上访知识青年请到……房间联系”的广告，我也是好奇，就过去了。

在那里看到很多人，正在仨一群俩一伙的议论着什么。有人看到我来了，就过来询问起来，知道我是63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农场的北京知识青年时，比较热情地接待了我。

通过互相谈话，我才知道他们比较多的人是来自南京、镇江和武汉的上山下乡青年，都是在上访中相互认识的。他们反映的情况几乎相同，都是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后，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什么口粮不够用啊；什么同工不同酬啊；什么女孩子被凌辱啊……他们的诉求就是返城，应该允许回到自己家去……并且想把大家组织起来，成立个“造反团”……

和我的想法不同，因此我不想参加。一个是镇江的青年组织者叫尹惠卿的人，见我要离开时，问我有什么看法。我看他比较诚恳，我就对他说了我的看法。

我认为，第一，城市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时，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可以向党中央反映，以便得到解决是应该的。第二，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和毛主席为了国家农业的发展而提出的号召，公开提出反对是得不到支持的。如果“造反团”以返城为目标而成立，必定会遭到其他红卫兵组织的攻击，决不可能在北京站住脚……

看来尹惠卿也比较同意我的观点，因此他希望我在等一等，他去找其他人再进行协商。没有多长时间，尹惠卿带着几个人来到我这里，他们都自己做了介绍（在我印象中记忆最清楚的，一个叫程天一和一个叫朱光庚的俩人，都是南京的下乡青年），我们相互又讨论了关于成立知识青年“造反团”的问题。他们只是认识到我说的；如果“造反团”的目的为了“返城”，恐怕得不到其他革命派的支持，而不能在北京落足这一点，因此接受了我的建议，把“造反团”的宗旨确定在；为了改善上山下乡城市知识青年的处境而斗争。并且希望我能与他们一起来组织这个“造反团”。

我考虑；来北京上访，也不能总是呆在家里，加入了这个“造反团”后，也可以有点事儿干，并且可以结识更多的上山下乡的朋友和了解更多的上山下乡的情况……于是我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与他们一起研究与组织起了“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团”。团长由朱光庚担任，副团长由程天一担任，尹惠卿负责保卫工作，我负责组织工作……

由于组织的扩大，没有几天的时间，登记在册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五千多人了。因为都是从外地进京的，除了一部分住在其他院校的红卫兵接待站，还有很多人都挤满了“国务院上访接待站”的几个房间里。“国务院上访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几次地要求我们撤离，原因是还要接待很多其他的上访人员……并指出我们的问题都已经转交给了“中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了，他们还告诉了我们“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就在砖瓦胡同的农垦部大楼里。

我们马上派人去了解，果真如此，不但“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是在三楼上，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会议室……因此我们决定采取“革命”行动。在十月十五日上午，我们带领三百多各地来北京上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占领了“安置办”。当时强硬地驱除了“安置办”的三名工作人员，其中有“安置办”主任于弛前，还有一位姓顾的可能叫顾顺章吧，另一位就记不清姓名了……为了防止有人从中搞破坏或是有偷盗行为，我还特意让“安置办”主任于弛前和他的两个同事一起，看着我们把他们的档案柜贴上了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