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楞 - 白山黑水 - 中国知青网

刹楞

刹楞是东北话。

从词义上讲，刹是时间极短，意为甚快。楞是鲁莽、莽撞。合义就是做事楞猛，快快当当，有股冲劲。有时候老乡们会评论知青，某某某作活磨唧，谁谁谁干事刹楞。庄稼地里，干活的社员蔫蔫败败手不出活的时候，打头的就会冷不丁地来一嗓子：你们整的啥玩意儿呢，都给我鸡巴刹楞点。

刹楞这玩意儿按道理说不应该分地域国界。南方人北方人都有刹楞和磨唧的，中国人和外国也各有雷厉风行和慢条斯理的。但是，在刹楞的程度和表现方式上还是能看到一些差别。原因是啥呢，顺如今时髦说法，是地域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

南方人多资源少，没办法就逼着当地人往精细上走，从提高效益上找回报。比如同是农村，我在南方下过乡的那个大队人均只有七分田，莫旗这边的屯子人均是十二亩。当时南方农村一年三季一亩要收一千多斤粮食，莫旗这边一年一季，亩产能上百斤就算可以了。南方农民伺候庄稼跟比养活孩子还精心，北大荒庄稼汉往地里撒上种之后，既不施肥也不打药，能给铲上两遍草就千恩万谢了。这都能看出南方与东北的精细和粗犷。

农活是这样，其他事也有些相同。比如，屯子里卖鸡不称斤量论只；买豆腐不管大小论块；队里分牛肉马肉的论堆；喝酒满桌就一个大碗，大小口不管，以醉论胜。这些事你说有数量标准吧，没有。说他是笔糊涂帐吧，又不完全是。就是这种抽象有具体又没有的状态，让初来乍到的南方蛮子犯难了。

六月，队里开始铲地。铲地的时候，知青们赶不上趟，连人家半拉子也撵不上。人家社员产到地头都歇着了，我们还在手忙脚乱地挥着大板锄。等我们汗淋淋的到了地头，打头的歇完了又起来往回铲了。我们只好接茬干。

我们总以为这是我们技术不熟练造成的，可是过了一个月，情况还没有根本扭转。我们纳闷，铲地这玩意能有多大技术含量呢，人家同样是今年才开始上队里干活的半拉子都撵上趟了，我们咋就这么熊呢。是不是人家的锄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社员们有诀窍不告诉我们？我们把社员的铁锄换过来使过，也有意地跟在打头的后面看他铲地的诀窍，结果都没发现有啥异样。

最终，还是让我们感悟到了一个不似原因的原因，就是我们没做到“刹楞”。

所谓刹楞，首先要刹，刹就是要快。可是手脚一快，出现二个问题：一是要伤苗，二是铲的草不一定都断根。伤苗不伤草，这地就不如不铲了。铲地嘛，必须伤草不伤苗，这是我们潜意识中的标准。依此标准行起事来，怕伤苗了，动作就缓，怕草没断根，一锄不行再补一锄。你说本来比别人动作就缓了还要多费遍事，干活能跟上趟吗？怎么办，想“刹”起来就得“楞”。产地就得楞往前“突噜”，不能怕伤苗，也不能担心草不断根。实际情况也就得这样，一个生产队就几十个劳力，你怕伤那几棵苗，几千亩的地，能铲过来嘛。再说了，铲完地，队里接着还要趟地，大犁把垄沟里的土往垄台上一翻盖，剩的草就没被土盖没了。

这个道理就是告诉你在这广种薄收的北大荒，要有广阔胸怀，不能纠缠具体标准，差不多就行。讲究精细和规范是不合时宜的。

这个心理障碍一解除，知青们干活就发生了质的飞跃。多半以上的知青铲地都跟上趟了。当然，也飞跃出另一种现象，打头查垄时，知青挨尅的频率不断增高。为此，知青们继续总结经验。又采取了“不超前”策略，即不紧不慢地跟着打头，始终保持落后十米距离，让打头觉得跟得有些勉强的状态，他就不忍心找你茬了。后来，我们又摸索出锄土不能深、伤苗用土盖、石滩推着走、要紧跑两步等秘诀。这些先进经验一推广，打头的对我们就越来越满意了，说：这帮知青还行，干活刹楞。

我们下乡的第二年浙江慰问团来莫旗，要找下乡知青学哲学的典型。我们知青点晚上好点个灯看个书啥的，他们听说了就想树我们。我们当着慰问团记者信口胡诌了很多似有似无的事迹，还照了好几张像。这些事迹和像不久就上了浙江的报纸，把我们家长忽悠得欢天喜地。当时，我曾经想把学会铲地的觉悟过程讲给记者听，这肯定是一个极为生动的“由必然王国变为自由王国”事例。可是，这例子是理不糙事糙。把如何悟会偷鸡摸狗油头滑脑的事当作哲学例证，实在太损“哲学”一词，就憋下了。

要冲破固有的精细观念和规范心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从出生起就在一套完整系统的南方社会氛围中压模出的习性，年龄小些还冲得出圈来，年纪大些，性格执拗些，文不拉几的人，麻烦就大了。

我们点有两位大哥大。一位是徐老哥。一位是童老大。童老大家庭成分是地主兼资本家，解放前他爷爷在我们当地开着间有名的药店。可他伯父却是二十年代入的共产党，父亲也是个左倾青年，一直拥戴革命。解放后，他父亲还当着新中国的县工商联主席。可是，成分是张扒不下来的皮，拥戴也好，当主席也罢，童老大还是因为成分一直不能有正式工作，长期在一家煤球厂里当临时工。知青下乡时他自然被列为对象，就跟我们一块支边了。那年他二十六。

老大的世界观是在南方形成的，还经受过工厂好几年的训练，养成了个做事认真、讲究规范的技术工人性格。他能亦工却不善亦农，干农活永远落（la）后。铲地我们常要接他（帮他），每接一次就要重复一次我们的经验和要诀，可他依然固我。它让我们说得又烦又够忍无可忍了，就回应：你们那种糊弄活我干不了，慢就慢些罢。你们也用不着接我，自己该歇就歇，该走就走，我自己干就是。他把我们恼急了，下工的时候我们真就自己扛锄走了，留他一人在地里迂磨。等到我们吃完闹罢上炕睡下，他才摸摸索索地撂锄进屋，自个不声不响地坐外屋吃冷菜剩饭。

徐老哥也是二十六岁，下乡前在“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当临时工。打办是治人管事地处儿，养就了徐老哥的骄脾气。下地干活，因为手脚慢干活跟不上趟，打头的就要逼他。逼次数多了，徐老哥就恼了，反呲打头的，呲完自己还生真气。如果他气透清了还好，透不干净，就要闹罢工。那个时候，他是我们点的富翁，全点只有他戴着17钻上海表，怀里还揣着两百块钱。那是一笔多么遥远的钱财啊，所以，他常要上公社甚至上街里溜达溜达，改善改善生活。我支边出来，家里只给了我五块钱，没想到，年底分红，我从队里领了一百张崭新的二元票子，倒是徐老哥回家时兜里只剩下了五块钱。

徐老哥用回避的方式抵触着支边的新生活，童老大用任劳任怨的方式忍受着北大荒的新行当。徐老哥回家后就留在南方没回来，四年后办了病退。童老大一直坚持到第四年也办了病退。

我们几个年龄轻些的就不同了，第二年就成了队里干活的主力。几年中，我也养造成一个说北不北，说南不南，说知青又不知青，说农民不农民的奇怪习性，就是：做事粗疏，不求甚好，只看大效，不顾细节。这个习性很让人烦，惹人烦的时候我只能作些掩饰。比如，当朋友因为我常把电话号码之类的数字搞错骂我脑残的时候，我说，我是学文科的，不能拿理科的标准要求我；当同事讥笑我写的东西老是丢字多词语不达意的时候，我就说明，我的强项是理论造诣，你们应该看我的思路和观点，不要纠缠于文字。当领导要我急就一个文稿，我刹楞地写完交上去的时候，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点着我写的文稿说，你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扯的什么东西？要按我的思路重新写。我连忙哈腰点头说，是，是。我按您的意思立即重写。心里却咬牙切齿地嘀咕，你有思路自己为啥不写呢，我就是个北大荒农民，你爱咋的咋的。

这不，最后还是把马脚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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