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分
铲完二遍地,队里开会给知青评分。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得知信息后,我们点火速派人分三路到附近知青点打探情况。返回的消息让人失望,都说他们那里还没给知青评分。相反,各点对我们将要评分的消息表现出了极大关注。他们说,你们队评出的结果,肯定会成为其他队的参照,你们一定要评出个高分给我们树出个榜样。
原想借力的,结果变成压力。在内外因素作用下,点长大排说:没退路了,我们必须评到跟整劳力一样十二分。众知青齐呼:头可断,血可流,不到十二分不罢休。
吃完午饭,大排带着我们仨到了政治队长武喜家。武喜老婆见来人了,病病殃殃地从炕上坐起来歪在炕琴上。大排把两瓶止痛片往炕上一搁,说,武队长,听说你爱人不舒服,我们送来两瓶药,不知管不管用。
老武婆子一见药瓶,精神大变,苦灰着的脸立马春光洋溢,两边太阳穴上紫黑色的揪痕也发亮起来。她伸手抓起瓶子,打开盖倒出几颗药片就往嘴里送,然后是一阵脆脆的咀嚼声。武喜对老婆的表现甚为不满,说:你这败家娘们儿,慌鸡巴啥呀。武老婆子说:我断药都三天了,天天催你整,你就不整。看把我折磨的,要是今天再吃不上药,明儿个我就得抬着上东山了。武喜说:光说整,我上哪整啊?武老婆子指着瓶子说:这不,学生(指知青)不就有吗?武喜说:哪是学生搁家带来自己有病天吃的,你给学生吃了,学生自己吃啥啊。大排连忙说:我们还有,还有呢。
就着这火候,我们把求他在评分的时候帮我们一把的事说了。武喜爽快地说:这事你们跟我说就对了,只要一把手发话,谁不听啊,贝青(贝和青合成一个字,念qing,意为承受,这里是等着接受的意思。字库没此字,只好用此下策。)好吧。武婆子也帮腔说:这帮学生心善,咱不能亏待人家,你得给他们说话。武喜说:公家的事你老娘们儿别掺和。
社员大会是在队房里开的。队房是个两间的豆腐房。外屋挤着一盘磨,两口缸,两锅灶,一架豆腐盘子和乱七八糟的杂物。里间是两铺炕,炕上堆满粮食口袋。社员来了,就散在这些物件上坐着。
说是社员大会,其实是户主会。到会的不过四十来人,可已经把队房挤得满满噔噔的了。
会议先由政治队长武喜同志开讲。他先从美帝国主义如何用能下双黄蛋(铁蛋和原子蛋)的飞机轰炸越南,阴谋打开中国南大门,再讲到苏修趁乱开着能拽动十架犁杖的坦克企图侵占我东三省,接着联系国内的刘邓反动路线如何跟美帝苏修相呼应,反对毛主席关门打狗的伟大战略,又分析说内人党和统一党肯定是苏修埋藏下来的内奸。最后,他唠起他上街里开会的事。他说:大会会餐那天可了不得(di),旗里沙书记跟俺坐一桌一个碗轮。人家书记喝酒不耍尖,你说我代表一屯子人坐那旮喝酒能装熊吗。我真豁出去了,书记啁一口,俺就整两口,绝不能让书记小看了咱。你们知道那天上的是啥酒啊?一百二十度的老山头啊,那酒烈的,喝完了从嗓子眼一直辣到屁眼,没过三轮,老二“腾”一下就起来了。
武队长讲得兴致勃勃天花乱坠,偏偏赶车的马老板拧脖给了一句:队长,你咋说着说着又跟老二连上了呢?你闺女就跟前坐着呢。赫会计也撇嘴跟了一句:老二他哥,一百二十度的酒是架啥火烧的?
滚你妈的犊子,武喜骂了一句。他意识到自己又说“冒”了,抹抹嘴角上的沫子,清了清嗓子,说:你们就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光关心被窝里的小事,这不行啊,要亡党灭国的呀。要不这么的,下面咱接茬说说有关知青政策的事。咱队的学生这不跟着社员干了几个月的活了吗,大伙发表发表意见,给知青定个分。
从社员陆续进屋开会到这会儿,几十个社员几十管烟囱你追我赶的齐放,把个狭小的队房弄了个乌烟瘴气。挂在墙上的马灯昏黄地忽闪着,因为缺氧已经照不清人脸。刺鼻扎肺的烟味呛得知青们头昏脑晕,咳声连片。要不是给自己评工分,知青们一个个早就逃离魔窟了。
老关头首先发言。他说:学生们离家舍口千里遥远到这旮不易,能跟着干活就算不赖,干活上还都行。咱不也都有孩子嘛,队上不能亏待他们。学生们呢,活上还得多学着点,干活也得真出力。该给多少分,由大伙说,定多少我都没意见。接着,老丘头、老李头、大头牛、胖墩……好几个曾经一块干活的社员都发言了,说的意思都跟老李头的差不多。他们对知青基本上是肯定的,就是说到关键处,就都不说这个关键数了。
屋里的空气越来越呛人了,就好象喷了胡椒面似的,连眼睛都杀得酸疼。女生们受不了屋里的刺激,出队房跑到院子里透气去了。过了一会儿,男生也有跑出屋去的了。等到马老板发言的时候,屋里的知青只剩下四五个。马老板道:我这人话冲,,一说就得罪人,今儿个晚上本来不打算开这张臭嘴的,可前边儿几个嘞嘞的,光说解裤腰带不见亮真家伙,憋得我实在难受。我来说个数,知青干活有好也有赖,咱也不分高低,统一定个十分,咋着?
十分?这跟我们的目标差一大截子呢。我忍不住站起来反对:胖墩、李大脑袋、关节子、大头牛这帮跟我们同年的社员都是十二分,给我们才定十分,太不公平了吧。马老板接茬:那不还得看干出的活多少、好赖不是?大排反驳:农活有啥难学的,用不多久我们就都能干了。现在定下的工分一管就一年,到时候干的是整劳力活,给的是半拉子分,这就不合理。孙木匠阴阳怪气地说:有啥不合理的,上面把你们往我们屯子里一卸,走了,让俺们背包袱,这就合理了。
孙木匠这话噎人,听得知青们心里瓦凉瓦凉的。二年后,孙木匠就因为这话引出了一段知青和社员两败俱伤的事。这是后话了。
烟雾弥漫中双方在工分上没法达成一致。相互争辩。我们的理由是知青和社员应一视同仁同工同酬,马、孙一伙的理由是按劳分配干啥活给啥分。最后还是一年后把政治队长和生产队长一肩挑的汪志春出来说话了:我说两句。本来我也不想说的,可事到这块了,我也表表自己想法。知青们是响应号召来的,离开爹娘不容易,咱作为坐地户,就得担待着点。咱队现有耕地不多,明年队里赁上几台东方红上东山再开上十来垧的地,增添的十几个劳力就不挤活了。再说知青,咱说句掏心的话,你们既然来了,就刹下心,扎扎实实学活、干活。除了七八队,咱大队收入就数咱二队高了,你们下力干了绝不会白干。至于工分咋定,我提个数,十一分。
汪志春是我们队唯一的正宗的二年前尼尔基高中的毕业生。如果说我们是吃屎(知识)青年的话,他吃的屎比我们点任何一个人都多。
武队长被马老板赫会计呛了两句之后,就一直没吱声,任着我们吵吵。他在家里对我们的大包大揽没见着任何效果。等到汪志春发完言了,他才把手一挥,高声说道:都别说话了——,别吱声了听着没,谁要再说话我就开骂了——。小柱子,王八羔操的,你咋还嘀咕呢。好了,下面这么着,天不早了,明儿个还得早起打羊草呢。关于知青的工分,就是我们队对知青的政策,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的生命,更是知青的生命,所以啊,我们给知青定政策不能定的太扣,可也不能太松。现在,我决定,知青的抵分定为十一分。就这么着了。散会。
说老实话,当时队里能给我们定上十一分,实在是可以了。据后来我们了解的情况,一开始就给知青定上十二分的队没听说过,给知青定九分十分的队也不少。
不管怎么说,没有实现目标,心里总是不舒服。开完会回到点里,我忍不住埋怨那几个跟马老板争辩时没在场的人:要紧要忙时候就剩我们几个人跟他们争,你们都干啥去了?要是我们十几个人一块跟他们抗争,那一分肯定就争上去了。他们几个紧着解释说:屋里烟实在太呛人,都快喘不了气了,呆不住人啊。“老鼠药”说:看起来我这药也要改成烟熏式的了,这样更具杀伤力。大排说:如果其他点埋怨我们没评上满分,我们就说,当时是实在受不了烟熏,所以差不多就算了。
我觉得把责任推到烟身上是个办法。这样内外都可相安无事。只是白瞎了哪两瓶止疼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