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留存历史 延续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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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当年在集体户留影

　　也许是我当户长的关系，第二年的9月，也就是1970年的9月，我被当地招工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的一家地方国营机床修造厂。这样，我就成了第一个离开上海集体户的知青。从此，我开始了在边疆的一个小城市的长达近17年的工厂生活。

　　我离开福合后，1971年春节回去过一次，此后再也没有回去过。自我走后，集体户的上海知青陆陆续续开始离开那里，或招工、或上学。大返城之后，只有一位嫁给当地鹿场职工的女青年未能离开，后来鹿场搞承包到户，她条件好了一些，也回上海了。事隔二十多年，那时我已在州政协机关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安图县政协的金永哲主席一起到万宝乡搞调研，经过了福合。他陪我到我们的集体户房子看了一下。房子还在，还是那个“干打垒”的土坯房子，只是房顶上的草换成了瓦。房子的主人就是当年把我们从明月镇接到福合村的董明友老支书。夫妇俩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我走了以后的情形。二十多年过去了，世事皆非，当年的15名上海知青在福合插队落户的悲欢离合已成了故事，残留在当地人的记忆之中。

　　1995年以后，我在州政协办公室工作，有机会经常陪同各地客人，包括上海老家来的客人去长白山，每次经过福合，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从学徒到转干

　　当生产队用牛车装着我的行李，把我送到距离福合30公里的安图车站时，我有一种远行的感觉，因为这毕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因此，当我到市革委会工交组报到，由招工人员领着我到工厂去的时候，我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我们同一批招工人厂的有17名知青，2名上海知青，3名长春知青，其余都是本地知青。在我们之前入厂的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长春工学院、长春光机学院的大学生和延边的中专生。我们那时思想单纯，以为大中专生和我们一样在工厂做工，念了大书的也不过如此。因此，我们这批知青都把在工厂做工，将来当一名高技工，看做是我们的前程，很认真地学徒，对高级别的老师傅十分崇拜，向往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高技工。

　　那时,“文革”仍在肆虐。工厂仿部队建制，车间叫做排，车间主任叫排长。我们在学徒期间还像军人一样进行过拉练，挖过防空洞，写过揭批的大字报。记得我们的老厂长刘殿庆在我们这批知青新人厂的思想教育会上，要求我们晚上做梦要梦见毛主席。就是在那样的政治挂帅的年代，我们都非常认真地向工人老师傅学习技术，期望尽快地能够掌握技术，满徒之后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但是在1972年，我们这17名知青之中的一名女生被送到吉林工大时，我们的想法发生了动摇，也勾起了我上学的愿望。于是，我有意识地开始了一些初高中课程的学习。当重新拿起这些书时，我感到吃力，因为毕竟只念过初中二年级，同宿舍的大学生金东辉先生(他曾任延边人民出版社社长)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没想到能够报考大学的希望来得如此之快，1973年7月，工厂选我参加了那年的报考，我庆幸自己做了准备。然而，万万没想到，就在我们考试的过程中，作文题目突然改变，使我们无所适从，随后便得知发生了张铁生“我的一张白卷”事件。我隐隐感觉我的希望可能因此而破灭。果然如此，事隔多年，每想起这件事，都为自己失去那次上学的机会遗憾，同时也为自己没有填写中专的志愿而后悔。

　　这件事对我的求学乃至精神上的打击都是很大的。学徒期满后的几年间，我放弃了高考方面的复习，一心想在技术上有所长进。这期间，同宿舍的一些外地知青，结婚的结婚，调走的调走，最后宿舍只剩下了我自己。孤独与迷茫使我一度也产生了调回南方的念头和举动。我的一位上海亲戚，他帮助我联系了交通部下属的江阴的一家船厂，但不知什么原因，未能调成。

　　1979年接连发生的一些事，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又一次经历了人生和事业的转折。当时我已成家，并有了孩子。与我同进厂的另一位上海知青此前回上海再也没有回厂。年初，厂里又调进了一位姓张的上海知青，我很高兴能有老乡一起相处，但是没几个月，他就走了，后来才知道他是随大返城的浪潮回上海了。那一年，我浦东老家儿时的邻居，同在延吉的梁根新夫妇俩，也把手续退回到农村回上海了。

　　将近9年物质匮乏时代的无规律的独身生活，再加上那个年代工厂接二连三没日没夜的大会战，使我的胃溃疡最终导致大出血。我在延边医院做了胃部大切除手术。我至今忘不了的是，那时的厂长张恒有给了我这个上海知青最大的关怀，他不仅派人护理我，而且在我恢复后，把我安排到厂行政部门的“以工代干”的岗位上工作。这样，我就幸运地被划进为1979年底以前“以工代干”的人员，这是其后转干的一项重要的年限条件。我在“以工代干”的岗位上，当过宣传干事、安全技术员、劳资员，转为正式干部后，任过行政科长、劳资科长和厂办主任。在这些岗位工作，对我来说，都需要从头学习。那时，我拼命地学习企业管理知识。我参与编写了工厂《管理制度》《岗位职责》《经济责任制》，并将经济技术分析、行为科学等现代管理知识运用于劳动工资管理工作实践，使劳动工资工作成为厂目标管理的一个重要项目。在1985年企业工资制度改革中，我撰写了《如何在企业工资改革中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一文，成为州市企业工资制度改革试点企业的经验材料。

　　我在企业的最后几年，是我学习最下功夫的几年。我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获得了吉林大学颁发的党政专业大专文凭，成为首批获得吉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文凭的人员之一，分别参加了省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首批毕业典礼，并在州里作了典型介绍。这为我今后的从政铺平了道路。

　　我在搞完企业工资改革后离开了这个工厂。我所在的这个厂后来改为锅炉厂，又调进了4名上海知青，有3名先后回上海了，现只剩下当财会科长的杨为民。我在这个厂的最后阶段，也曾想通过朋友调到当时乡镇企业相当红火的江苏沙洲的一家钢丝绳厂，终因下不了决心而作罢。

　　30年后的几次聚会

　　1986年底，我调到州政协机关工作。当时州政协机关算上我共有3名上海知青，一名是州政协祖国统一办公室(现改为港澳台侨联络委员会)的王善良，后任祖统办副主任。另一名就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同一集体户的陈展朗。他先于我一年多到州政协机关工作，那时在秘书处任处长。我和他殊途同归，我先离开集体户，在工厂待了将近17年，而他离开农村后，到延边师专上了学，之后当中学老师，再以后又到州总工会和州政府职教办工作。

　　1989年4月中旬，我陪同州政协领导外出考察后回到单位，在整理文件时，发现州委办公室的一份通知，邀请我4月1日到州委参加上海青年支边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很遗感，因为外出，我没有参加上这个活动。后听陈展朗介绍，纪念会开得不错，在延吉市的州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大约有百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作了新闻报道。

　　那时，留在延边的上海知青还很多，从工人到教师、职员和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社会各界都有上海知青作骨干。这以后的十年间，断断续续有调离延边的。

　　1999年5月7日，以中共延边州委、州人民政府的名义，在白山大厦国际俱乐部会议室举行了“州直上海知青建设延边三十周年座谈会”。座谈会开得非常隆重，除州直和延吉市的上海知青外，龙井、图们、珲春、敦化、安图、和龙、汪清等7个县市都派了代表参加。会议还邀请了已调回上海工作的原在延边插队落户的老知青参加。座谈会由上海老知青、时任州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奚国权主持，上海老知青、副州长李洁思讲了话，上海老知青、延边卫校副校长陈雁鸿女士代表留在延边的老知青发了言。座谈会结束后，参加座谈会的100多名老知青与原州委副书记、州长南相福，州政协主席黄铄，州委常委、州委组织部部长高勇，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晓娟等州党政领导在州委大楼门前合影留念。在这次座谈会上，我们得知仍有近千名上海老知青留在了延边。

　　当年底，为了纪念上海知青下乡到延边30周年，延边日报编辑出版了《上海人在延边》一书，专门介绍上海知青下乡到延边，为延边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所作出的动人事迹。书中记叙了29名在各条战线上做出成绩的上海老知青。其中有现为州委常委、副州长，我们的老大姐李洁思；有已调任省工商行工作的原州工商银行行长柯嘉；有电影《甜女》的原型、现为和龙市政协委员，仍在崇善古城里的被誉为朝鲜族好儿媳的佘林妹；有献身于朝鲜族文学的翻译家，现为延边作协副主席的陈雪鸿；有时任图们市副市长，后任图们市政协主席的董克敏；还有在边疆教育战线辛勤耕耘的延边二中老教员唐钿君……

　　这本书还把我们在30周年的合影收录其后，另外还附上了178名留在延边的老知青和122名已调回上海的老知青的通讯录。

　　五年之后，2004年的春天，从全国“两会”到我们地方“两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成为话题，促使我更多想起这些年间陆陆续续已回上海的以及现尚留在边疆的一部分已成为弱势群体的老知青。时值我们上海知青到延边35周年，于是，我与陈展朗、州社会保险公司处长张炎山、延边白山大厦副总经理孙居巩、州交通征费局处长顾利华、州总工会部长沈兴宝、国家统计局州城市调查队队长李忠福、州医学会主任孙毅、延边医院副主任医师蒋伟根、原延吉市科委主任孙建国等人沟通，大家不谋而合，都想再搞一个35周年的聚会。我们的老大姐李州长非常赞同我们的想法，并给予了我们这次活动大力支持。4月2日，也是在白山大厦国际俱乐部，到会的52名州直和延吉市的上海老知青相见，大家感慨不已，因为不少老知青已是满头白发。我们在大厦门前合了影。这次合影，与以往不同的是，清一色的都是上海老知青。李州长，州政府副秘书长、州经贸委主任周文宝在会上讲了话。大家相互作了介绍。那天，大家热情洋溢，都喝了不少酒，很晚了都不愿分手。与30周年那次聚会相比，留下来的老知青又少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是，在相聚的52名老知青中有4对是夫妇：周文宝、韦翠萍夫妇，孙居巩、施建平夫妇，州供销社副主任施国强、陈雁鸿夫妇，同在延边日报社工作的朱义强、赵中芳夫妇。

　　2005年4月2日我们又一次相聚，只是人数比35周年的聚会又少了一些，只有38人。不过大家表示，不管今后留下多少人，4月2日就作为我们每年相聚的日子。

　　人生的经历有时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去留之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州政协机关的另一名上海知青王善良已经调回南方了，我和陈展朗仍留在了延边。陈展朗在州政协机关工作已二十多年，他现在是州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主任，我在州政协机关也超过了20年，从事副秘书长工作。回顾这段人生的经历，除了感慨，也有许多令我们珍惜和记取的东西。据我们的不完全调查，留在延边的卜海老知青大概只剩下200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