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到社会上搞斗批改去吧!
我们学校距离黎明公司(410厂)很近,这个公司有个属于“辽革站”的“黎明联总”造反派,它是我们的对立面与死对头。“黎明联总”有个好几百人能打善战的出名“棒子队”,它的头头叫“李大麻子”。因为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黎明联总”出现,所以“李大麻子”和它的“棒子队”臭名远扬、影响很坏。由于他们人多武器多有枪有炮甚至还有自己制造的坦克车,不仅当地的老百姓惧怕他们,就是我们造反派也惹不起它。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后,“黎明联总”的活动范围逐渐加大,经常到学校这一带进行活动,校内的几个红卫兵组织除了属于“辽革站”的“沈字兵”和“红后代”以外,其余的全都被迫撤出学校杀到社会上去了。用同学的话说,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自身安全,当然,也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开展斗、批、改。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写大字报用的纸张、墨汁、毛笔等文化用品,都是学校免费供应的。运动搞到一九六七年,学校里的老师,有被打死的打伤的,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也有被遣送回老家,剩下的几个老师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平常别说到学校要东西,就是连个人影都找不到。即使学校有东西也没有办法分配,因为哪个造反派都想要,你说把东西给谁?因此,要想把革命大批判搞下去,所有的活动经费与物资,无论是你去抢,还是你去偷,或者是你去要,都得由造反派自己想办法。经过研究,我所在的红卫兵“新一中公社”立即兵分两路离开学校,一部分同学回“八、三一”的大本营辽宁大学,另一部分同学分成几个战斗小组,分别进入大东区房产局、大东区邮局、大东副食商场、轻工三厂、轻工业局等几个单位,并在那里建立大批判联络点。一般来讲,我们选择的联络点都是同一派别能当家作主,而且势力比较强、说的算的单位。因为在这样的单位开展工作比较容易,也免得受欺负。我们杀入社会以后,除了我们自己要印刷出版报纸以外,每天还要帮助联络点里的工人造反派写大字报,特殊的时候还要帮助他们开批斗会,紧张的时候吃饭与睡觉都不回家,完全住在联络点里。当然了,工人师傅们对待我们非常不错,就象对待自己家的孩子一样百倍照顾,每当我们到社会上去贴大字报、刷大标语,甚至去游行,他们都派人拿着各种“家伙事儿”装作看大字报的人,在外面默默地保护我们。
有时候联络点里的某个部门是反对派的人说的算,求到他头上的时候事情也难办。大东区房产局里有一个管总务的人不是我们这一派的,他属于“保皇派”“辽联”那一派的,当我们到他那里申领文化用品,比如写大字报的纸、墨什么的,他总是刁难我们。明明谁都知道他的仓库有东西,可就是不给我们。我们几次想把东西偷出来又怕被他觉察,后来我们决定拌作别的造反派来抢。有天夜里,我们集合了20多个同学,坐着一台破解放汽车冲进房产局院里,先放了一挂鞭,又扔了几个象军用手榴弹一样的教练弹。爆炸声过后,我们找到那个装后勤用品的仓库,把所有大批判能用到的纸张、毛笔、广告粉和墨汁,包括一个手摇计算机统统的全拿走了。临走的时候又装模作样地放了一挂鞭,吓唬吓唬他们。其实,我们知道那天房产局里根本就没有人,与其说是抢东西,不如说是想弄个景就是了。
一天下午,我们刚从学校回到大东房产局联络点,发现我们这派的工人师傅与对立的“思想兵”那派打起来了。他们拿着手枪,冲锋枪从楼上打到楼下,又从楼里追到院子里。本来房产局里“思想兵”的人不是很多,不知道他们的头头马洪礼突然从哪里搞到这么多人,几十号人在院子里打成一团。突然,他们当中有人拉响了两颗军用手榴弹,把好几个工人炸翻在地上,顿时鲜血流了一地。受伤最严重的是咱们那派的王树生,他被手榴弹炸的肠子都流出来了。当时我们立即找了一辆汽车,把王树生和受伤的工人送往红旗广场附近的医科大学。在医科大学,接诊的医生们最关心的不是伤病员的病情如何,而是查问受伤的人是哪一派的,什么观点的?我们说是一派的,这些医生却叫我们去总司令部开介绍信来,并且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一派的,就是不给看病!
轻工三厂本来是个很小的单位,坐落在大什字街那个不起眼的小胡同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对立的造反派,尤其是十分强大的“黎明联总”棒子队经常来厂里抢东西。工厂里的主力“八、三一”派的头头们找到我们,请我们帮他们护厂,维持抓革命促生产。我们经过研究后派去了十几个同学,在他们高高的厂房上建立了了望哨,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即用大喇叭通知下面。为了安全起见还修建了撤退通道,以备紧急情况下我们和工人们逃跑时使用。经过多方面的工作,工厂的生产得到了保证,工厂的领导和工人们都很感谢我们。在工厂里呆的时间长了,我们发现这个工厂里有好多的加工机床,工人们好像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武斗高潮的时候,他们曾经用钢锉加工了不少非常漂亮的匕首送给我们,不过我们最感兴趣的不是匕首,而是他们自己所做的左轮手枪,他们会做一种能打六发小口径步枪子弹的手枪,而且做的非常精致小巧玲珑,我们曾经几次向他们要这种小手枪,可是从来没有送给我们一支,这件事情令我们感到非常难过,甚至没有脸面,也因为这件事我们很快地撤出了工厂!
实际上,我们最喜欢结核防治所与牙病防治所那两个单位,一个是那里的知识分子的气氛较浓,从来没有打打杀杀的事情。再有就是那里明亮宽敞的空房子很多,特别适合搞运动。因为这里的物质条件好,纸张随便用,搞大批判方便多了。有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干,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刻印了革命歌曲集,十六开四百五十页,厚厚的一大本子。这本革命歌曲集里主要收集了毛主席语录歌,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插曲,一部分老区革命歌曲,少量的外国歌曲。有一些我们喜欢的歌曲,比如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高原之歌”、“怀念战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等,我们把它列入到需要批判的大毒草内容里。女同学没有事情的时候喜欢刺绣,她们给大家的黄书包全都绣上了红字,有的绣“革命无罪”,有的绣“造反有理”。“都没喇叭”被“思想兵”弄死以后。又绣了个“怀念喇叭”。结核防治所的后院有个非常小的礼堂,礼堂里有一架国外的钢琴,这架钢琴几乎成了我们最喜欢的东西,革命之余大家轮流去用钢琴弹弹革命歌曲心情真的不错,尤其是高三丙班的金海月,每天来到结核,什么也不干就是弹琴,经常占着钢琴不放手,惹得大家意见纷纷。
正当我们全力在社会上搞斗批改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人们疯了,几乎是转眼的功夫,沈阳市内公共场所铁的护栏全都被拆掉了。人们纷纷把它拿回家去搞隔断、搞联防、磨扎枪。过去小院变大院的居民区,现在被市民们重新分割成一块一块的独立“单间”,院子与院子之间用砖,木头,铁棍子间壁起来,变成一个个不大不小的笼子。晚上大家拿着扎枪,棍子,甚至还有枪什么的,轮流值班。一会儿说是抚顺的“红工联”要来抢东西,一会儿又说是“李大麻子”要来抢武器。有的说“霸山妖”(即八三一)要来抢面粉,有的说“思想兵”要来抓青年等等。每天什么传言都有,完全是“信不信由你”。到了夜深人静的夜晚,天空中时而是象炒豆一样的枪声,时而又传来轰轰的炮声,时光好像倒转回战争年代。此时,除了那些真正的红卫兵以外,很少有人在晚上外出。好在学生不用上课,工人不用上班,邻居们聚在一起,谈论着每天的大小道新闻。那个时候,单位、学校、工厂里有三大派,个人家里也有三大派,一家人有几派的情况,相当普遍,人们不但在单位大辩论,回到家里也要大辩论,夫妻俩辩论,父子俩辩论,儿女们之间辩论,谁都说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的,谁都说对方是不革命的。因此,人们需要的是革命,不需要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为了各自的派别夫妻可以离婚,母女可以断绝关系,甚至为了革命大义灭亲。
没过多久,武斗的形势更加严峻,我们不得不全部撤出联络点,结束了在社会上搞斗、批、改的那段难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