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辽河岸边的碰撞
为了表现知识青年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坚决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从头一天上工开始,我们就实实在在地刻意打扮了一番。代表上工的铁轨声音刚刚敲响,大家故意学着老乡的样子,身穿一件又旧又破的衣服,再弄根草绳子往腰中一系,手里拿把镰刀,兜里揣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晃晃荡荡,一个跟一个地走进了三队的队部。没有想到的是,社员们早有准备,比我们来的还早。生产队屋里的贫下中农社员们(当然,也有地富反坏右)好像早就有人安排好了,在他们满手膙子和泥巴的手里,拿着可能是刚买回来的的毛主席语录,象看外星人一样嘻嘻哈哈地等着我们。
生产队的邱队长看我们几个知青进来了,叫一个年轻人(后来知道他是队里的团支部书记,也是队长的儿子)领着我们和社员学习毛主席语录。他用鼻音特别重的法库腔念毛主席语录:“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念了几段语录后,他又单独跳起了忠字舞。别说,一个乡下的孩子,跳的还真是不错。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想和我们知青比试一下,他跳完之后又说,欢迎知青跳一个。咱们的知青梦新,一下子跳到大炕上,在知青的歌声中,跳了一个“北京的金山上”。不知道社员们是真有那么一股纯真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或者是想表示一下贫下中农对毛主席的热爱。小队里唯一的两位领导,贫协主席宋老三和生产队邱队长也跳到大炕上,领着大家一起跳“忠字舞”。
绝大多数社员们不怎么会跳,显然没有我们知青跳的好,千姿百态什么样的都有。尤其是那个叫边老三的饲养员,本来一条腿就瘸,跳起“忠字舞”来一拧搭一拧搭的,就象一个不倒翁在动。我们看他跳“忠字舞”心里真是好笑透了,虽然想笑可是不敢笑出来。一时间,生产队里高昂的五音不齐的革命歌声与生动有力的“忠字舞”,把窗户纸震得直响。人高马大的邱队长一跺脚把炕面子给跺塌了,从炕洞子里面立刻冒出的一股股黑烟。他那种哭不得也笑不得的狼狈像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气急败坏的邱队长用一只手捂着嘴,另一只手还向人群中比划着,直喊跳,快跳。社员们继续边跳边唱“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
“忠字舞”活动顶多也就搞了十几天,然后就像忘了一样,忠于不忠于完全取决于队长高兴不高兴。他来兴趣了就跳两回,不高兴时安排完活就走人。再往后,学习毛主席语录也不象刚来的时候那么勤,有时候早晨读,有时候晚上读,更多的时候下工就走人。慢慢地我们发现,无论是学习毛主席语录,还是跳“忠字舞”,纯粹是给我们做样子的。有一天队长派我跟车,坐在大马车上闲着没事,跟车老板天南海北地瞎扯。说来说去,又唠到文化大革命上,我好信地问车老板,你们以前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吗?他回答说,那不都是为你们学的吗?我惊讶地说,为我们学的?车老板说,上个月就知道你们要来下乡来,请人现教的。哦,原来是这样。车老板还说,在你们下乡之前大队就说有红卫兵小将要来,并且叫我们小心点。我问他小心什么?车老板没说因为什么,但是他说你们可是红卫兵啊,谁惹的起你们!
有天下工后回青年点的路上,正好遇到了邱队长。几句客套话后,我问队长咱们队那个“三忠于、四无限“不搞了吗?可能是觉察到我问他的话“不含好意”。邱队长的一对狡猾的小眼睛,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光看着我就是不吱声,估计是在猜测我说话的用意。他想了好半天,突然问我,谁说不搞了?这几天不是很忙吗!稍微停顿一下,他反过来问我,你说怎么搞好?哈哈,队长你别搞错了,咱们是知识青年,毛主席是叫我们来接这里是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那得听你们的啊,你们说咋搞就咋搞!我心想,少给我来这套!
下乡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到了。那天经过青年点“点委会”讨论同意,大家一致同意作点好吃的改善生活。炒辣椒土豆丝,熘金边白菜。还把那头一天晚上刚打来的小虾,小鱼做成虾酱。兴致勃勃的老修跑去社员家又买点鸡蛋,粉条什么的。别说,凑合凑合还真有几个菜。大姐表现特别好,亲自下厨做菜。大家喜欢吃她做的菜,就是用的油太多。这工夫,神叨叨的晓鹏也不知道从哪儿还弄点地瓜烧酒来,眼看吃的喝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就因为差老修一个人没有回来,晚餐就不能开始。性急的女生把筷子操起来直敲饭盆,晓鹏一个劲叨咕,老修死那去了?我再数十个数,他要是不回来就开饭!真是说曹操的时候曹操就到了,老修一进屋就开始骂,拿咱们当傻子,耍这小心眼。我问他,真么啦。他说,真么啦?问队长去!我说,什么事啊,你痛快点行不?老修说,今天咱们队里大会餐,猪肉炖粉条,都在那吃呢,就差咱们几个。真的吗?那还有假!
我们几个同学带着愤愤不平的想法结伙去生产队,大家想就算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也不能这样欺负我们那!没等我们走进生产队的院子,就闻到了满院子的香味。队部里的南北大炕上,摆了七八个桌子,桌子上是新烙好的白面糖饼,菜是猪肉顿粉条,社员们都在那里高高兴兴地喝酒吃饭。队长看我们进来立即从里屋里迎了出来,他的脸上显露出一点点特别的不自然,甚至有点难为情。他说,这是队里在搞忆苦思甜,叫大家别忘了旧社会,我问他,既然是忆苦思甜,问什么不叫我们参加,他说你们是刚来的,我说,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的。他说,你们来接受再教育,就要听贫下中农的话。当时我觉得他有点不讲理,也跟他来横的说,你们这不是搞忆苦思甜,这是典型的大吃大喝!队长非常不高兴地说,就是不让你们吃,能怎么的,爱上哪告就上哪告去。
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当天找到了大队,还贪黑去公社告了生产队一状。当时,我们不知道公社也有不让下面大吃大喝的精神,尤其是这种以忆苦思甜为名的“大伙饭”,因此,这一状把事情给闹大了,公社拿这件事当典型,开了一个全公社的大会。后来,生产队长在大队的人面前,向我们做了一个极不情愿的检讨。
几天后,队长在生产队里宣布,全面调整生产队劳动报酬分配标准。标准规定,普通社员每人每天十个工分,社员家的小孩(那个地方叫半拉子)每人每天八分,知识青年每人每天四分。一般来讲,秋天里的农村,主要的劳动是割地,干活的时候,有一个社员领头,他干多少别人就干多少,社员管他叫打头的。打头的工分比普通社员多几分,也比较辛苦。但是,打头的干多少,我们就得干多少,凭什么我们和他们干一样多,工分少了一多半?我们几个知识青年认为这件事情不合理,有失公平。当然,我们承认我们干的不是太好,也不快。但是象割地这样的农活,晚上七点多种,社员们都回家去吃饭了,我们还在那里干活,有时甚至需要半夜才能干完。我们去找队长,要求他改变工分标准,他不同意,说这是生产队全体贫下中农的决定。我们觉得,这是他对上一回吃忆苦思甜饭的报复。
我们不甘心叫队长这样欺负,我们一定要叫他明白,知青不是好惹的。第二天下地干活,还是割苞米,打头的先下地,然后社员一个跟着一个下地,我们几个知识青年,排在最后面。以前,我们都是拼命的干活,生怕他们把我们拉下。这天,我们故意在后面慢慢干,社员们干到地头的时候,我们正好干了一半。打头的和社员以为我们干得慢,在地头等我们。而我们就在地中间坐下不动了。队长喊,你们快干活啊,我们就是不动地方,队长一看没有办法了,叫打头的接着干活。这样,他们干两垅,我们干一垅,谁叫你们给我们四分的工分?
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队长以为有理,去大队部把我们知青给告了,说我们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说我挑毛起刺。大队的陈书记来青年点,问了我们事情的经过,他听了以后,没有说队长对还是不对,就说了一声,我和你们的队长研究一下。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队长没有底气地宣布,知识青年同半拉子相同对待,每人每天八分,虽然,我们没有得到十分,也没有想要十分,但是我们知道,又小胜了一把。
注:三十年后,我们回三尖泡青年点看望老乡,队长已是两鬓白发老了许多,他说当年对不起我们,应该天打五雷轰,我们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然后大家一起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