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百度上搜索信息资料，一个熟悉的名字进入我的眼帘，她就是我嫂子的母亲——叫“薛迅”，是一位被毛主席称赞“女中英杰”的革命家。我的嫂子文革前是北京师大女附中老高二学生，1968年去北大荒5年之久。母亲节到了，为了让广大老知青熟悉了解这位英雄母亲的经历，转载【人民日报】1992年3月8日的这篇文章，纪念和学习她的思想和精神。
女中英杰——忆薛迅同志
薛迅同志于１９３０年参加革命至１９７８年逝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在党的培养下，她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锻炼成长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薛迅同志对党和革命事业忠诚不渝；她勤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她很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她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刚直不阿，无私无畏。薛迅是我党杰出的一位女干部，毛主席称赞她为“女中英杰”。
（一）薛迅同志于１９１０年出生在河南开封市一个贫民家庭，她自幼聪颖好学，１７岁时考入了北平国立女子大学，１９２９年春转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在这里，她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从中了解了共产主义，开始寻觅共产党。她先参加了读书会，进而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任文艺新闻社记者。１９３１年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共产党员，并担任共青团北平市西城区委书记兼任儿童局书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国亿万人民的极大愤怒，特别是爱国学生，不仅纷纷罢课，而且组织起来南下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这时，薛迅作为艺术学院的学生代表，组织该院学生积极参加了北平的学生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的罢课游行，并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建立抗日团体，慰问在北平的难民，训练救护队等活动。为此，薛迅被艺术学院开除，于是她便完全投入到学生南下请愿示威的活动中，和林枫、陈沂等一起成为重要领导人之一。１２月４日，北平十几所院校的数千名爱国学生冒着凛冽的寒风，聚集到北平火车站，准备乘车南下。但国民党反动当局百般阻挠，调集大批武装警察包围车站，胁迫学生离开，并撤走所有铁路职工。薛迅等一面指挥学生在车站卧轨，一面派人到长辛店、丰台等地与铁路工人取得联系，得到了司机、司炉及扳道工人的支持。１２月７日，载着４０００多名爱国学生的列车终于从北平开出。学生们把这支队伍分成请愿团和示威团。薛迅是示威团的指挥者之一，并被学生推选为向国民党反动政府质问的代表。１２月１５日，示威团向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代表陈铭枢递交了《质问书》。陈答复学生：“政府无力抵抗，现在正准备抵抗。”薛迅当即质问：“我东北十几万军队，为什么一枪不放，丢失大片国土？”陈铭枢被问得张口结舌，学生们愤怒地高喊：“反对不抵抗主义！”这时，张道藩、陈果夫恼羞成怒，命令军警开枪，学生队伍出现骚动，薛迅当即组织学生有秩序的撤退。薛迅被军警打倒在地，继而与其他１１名学生一起被逮捕。国民党政府委派元老于佑任、吴稚晖来“劝解”被捕的学生，要他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遭到了薛迅和学生们义正词严的反驳。在强大的学生示威面前，于佑任等人怕势态扩大，不得已建议当局把薛迅等１２名学生释放了。翌日，《中央日报》制造谣言、伪证，刊出一些照片，诬蔑学生受共产党指使闹事。薛迅和同学们怒不可遏，前往《中央日报》社抗议，要求《中央日报》社公开更正、道歉。但《中央日报》社漠然置之，愤怒的学生砸了报馆，又遭到大批武装军警的包围和袭击，当场有一人惨遭杀害，数十人受伤，几百人被捕。接着，军警包围了学生驻地，逼令外地学生返回，并搜捕指挥者。薛迅在同学们掩护下撤离，但还是被宪兵查出，再次被捕，后经北平学生联合会抗议、营救，才获得释放。薛迅获释后，得知被捕的学生中还有４０多名被转到地方法院，于是她不顾个人安危，自制一张名片，以北平学联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地方法院同首席检察官论理，对方告知：只要《中央日报》社撤回诉讼即可放人。她多方奔走，请南京学联支援；要求宣传部长方治签字放人；向社会呼吁支援；又向北平学联去信通报情况。经过薛迅同志的多方努力，加之北平学联又正式派代表到南京同方治和《中央日报》社谈判，被捕的４０多名学生终于获得释放。至此北平学生南下请愿、示威宣告胜利。北平学生南下请愿、示威，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毛主席后来评价说，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时期，正是苏区反围剿时期，学生牵制了国民党的部分精力，支援了苏区红军，起到了南北呼应的作用。薛迅同志在这次南下示威中，在党的领导下，同敌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密切联系群众，赢得了同学们的拥护和党的信赖，充分显示了她的组织、领导才能和坚定的革命斗争精神。
（二）１９３２年５月，薛迅担任北平市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妇女部长，不久调任北平市委妇女部长，后来又先后被调到天津和济南市任市委宣传部长。１９３３年６月她到上海，任中央内部交通，不幸于１０月中旬第三次被捕。在上海公安督察处被审讯的三个星期中，她遭受酷刑，但她坚贞不屈。后来，她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同林宣南关在同一牢房。我们和薛迅同志就是在这里结识的。当时薛迅化名为李素英。在白色恐怖下的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薛迅做好了捐躯的准备，她对同志们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我们的牺牲是为共产主义，为推动历史的发展，这是值得的。” １９３４年８月，薛迅被判１２年徒刑，送到老虎桥监狱。敌人为了不让政治犯同普通犯人接触，把政治犯关押在一个有十间小号牢房的独院里。钱瑛、帅孟奇、夏之栩等老大姐都被关押在这里。薛迅入狱后，参加了两次绝食斗争。第一次是向监狱当局提出：早晨要开放牢门，准许外出运动；要改善狱中伙食；开牢门送饭、送水；要允许外边递送书刊。同时还提出支援被关在同一监狱的外籍友人牛兰夫妇要求释放的绝食斗争。难友们团结一致，决定只进水，不进食。连续四五天大家都卧床不动，十间牢房一片寂静。坚持了五六天之后，许多人口吐黄水、绿水，薛迅等同志昏倒，监狱当局不得不让步，除释放牛兰夫妇外，还答应了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第二次绝食是１９３５年１月，彭镜秋怀抱幼小的孩子被捕后，也被押到老虎桥监狱。钱瑛见她抱着孩子，身上衣着单薄，母子寒冷，就托人把一条棉被送给她。此事被敌人发现，就以违犯监规为由，将钱瑛传去打了２０手板，又扣上手拷送回来。钱瑛反驳说，天寒地冷，我见她母子俩没有被子而借给她一床，这是人之常情，不违犯任何监规。敌人不理，钱瑛以绝食绝水表示抗议。难友们得知这一消息，都决心和钱瑛采取一致行动，绝食绝水，并向狱方提出以承认钱瑛没有违犯监规，立即打开手铐为复食条件。钱大姐担心受损失，劝大家不要这样做。薛迅则认为一个人力量小，人多力量大。她同帅大姐、夏大姐商量后，向各牢房传达决定，要大家严格遵守纪律，注意保持安静，减少体力消耗，以争取胜利。经过生与死的斗争，绝食再次获得胜利。在钱瑛等老大姐的领导下，同志们把牢狱当成同敌人斗争的战场，也当成学文化、学政治、学外语的场所。薛迅利用每天开牢门的时间到林宣南、罗静松、杨克冰的牢房，讲政治经济学，讲什么是帝国主义。她的讲解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深受教益。薛迅同志在监狱中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革命的乐观主义。她具有较高的书画技艺才能，不仅写得一手好字，且能绘一手好画。各种花鸟挥笔即成，形神兼备，使人看了赞不绝口，爱不释手。她酷爱画高洁的松竹梅和自由翱翔的雄鹰，用画来鼓舞难友们的斗志。狱中难友请她在枕套、枕巾、手帕上直接作画，然后用彩色的丝线绣制出一件件精湛的工艺品。当牛兰夫妇获释离开监狱时，薛迅挥笔在白缎子上画了中国的各种名花俊鸟，由同牢的难友剌绣，制成一件美丽的披肩送给牛兰夫人作为纪念。１９３６年秋，国民党当局将在老虎桥监狱的钱瑛、薛迅等２０多名女政治犯全部解送到南京郊区新建的晓庄首都反省院。１９３７年春，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志提出要国民党释放政治犯。９月下旬，薛迅同在反省院关押的政治犯一起获得无条件释放，１１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三）１９３７年１２月，薛迅同志从延安到晋冀鲁豫参加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从此，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先后担任晋冀鲁豫省工作委员会妇女、青年部长，宣传部长；晋豫特委组织部长；晋豫地委组织部长；太北区党委委员兼党校校长；太行五地委书记；太岳区党委组织部长，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四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当时，这个地区既是敌后，又是通向大后方的门户，斗争极其复杂，环境险恶，日寇频频扫荡，国民党军队常常袭击我军，阎锡山策动统一战线中的旧军官叛变，还有土匪骚扰。正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薛迅同志不畏艰险，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和壮大人民武装，开展减租减息和土改斗争，组织生产救灾和支前，既和日寇敌伪斗争，又和顽固派斗争，为创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１９３９年底，薛迅到太北区党校任校长。开始，党校的一些同志感到很意外，议论纷纷，认为当前正是打仗的时候，环境恶劣，怎么派个女同志来任校长。薛迅到任后，就深入到教职员工中去调查研究，听取他们对工作、学习、生活和各种问题及困难的意见，并针对问题果断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首先对学校进行了改组，建立了以党总支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和专任教员制，并提出了学员是学校的主人翁，明确学校教职员工为学员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等等。她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和蔼可亲的态度，很快给大家留下了精明强干、可亲可敬的印象。当时学校设在一座破庙里，地上铺些干草当床，有时还吃不饱，有的学员闹情绪。薛迅一面耐心做思想工作，一面想尽一切办法改善大家的生活条件，从而使学员的思想很快稳定下来，安心投入学习。薛迅经常亲自讲课，作报告。由于她刻苦读书，又能研究问题，有实践经验，讲话既有理论又能联系实际。她只写一个提纲，就能生动活泼地阐明党的方针政策，大家都愿听她的讲课和报告，还有人赞誉她是“天才的演讲家”，她很快就赢得了教职员工的拥护和信任。 薛迅对青年干部的成长十分关心，政治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关怀备至。当时一些从城市到乡村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不会联系群众，不了解农民，生活也不习惯。薛迅就鼓励教育这些干部向群众学习，放下学生架子，到群众中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一些青年干部都把薛迅同志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她不但注意培养来自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还注意培养根据地土生土长的干部。１９４５年秋，日寇投降不久，在重庆国共两党谈判刚刚签字之后，薛迅到沁水县委检查工作。她看到县委的某些同志对未来的复杂斗争估计不足，滋长了盲目乐观的和平幻想，就耐心地做同志们的工作，要他们不要把事情想的太天真，斗争并没有结束，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还会和我们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内战的危险十分严重。县委的同志冷静下来，纠正了盲目乐观的和平幻想，重新部署安排工作，做好了抵抗国民党进攻的准备。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中央发表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薛迅同志在领导太岳四分区土改斗争中，很注意党的政策，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群众发动起来了，但此时又出现了“左”的情绪。薛迅发现“左”的苗头后，马上指出，要注意党的政策，不能感情用事。她和同志们一起积极做好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立即刹住了群众的左倾行为，使这个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得以顺利进行。
（四）新中国成立后，薛迅同志先后担任河北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常务副主席等职务。在新的工作面前，她仍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样一股劲，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很快就使自己学会作经济工作，而且工作卓有成绩，成为一名胜任的领导者。薛迅主管河北省经济工作期间，为了取得工作的主动权，她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随时掌握全省经济工作的真实情况。５０年代初，毛泽东同志视察工作路过河北，在列车上让河北省委汇报工作，薛迅全面介绍了河北省的工农业生产情况，谈吐清晰，观点明确，问题讲得深刻，毛主席听后很满意，很高兴，同她交谈了三个小时，并询问了她的经历，邀她共进午餐，称赞她是“女中英杰”。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时，薛迅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党的政策。合作化时期，河北省高阳县织布业发展很快，成立了许多合作社，省委对高阳县合作社的农业工和织布工的计工分配政策专门进行了讨论研究。当时农业与副业统一计工的“大锅饭”观点占了上风。薛迅根据自己调查的情况，陈述实行织布工单独计工付酬、独立核算，可以用盈利补贴农业的益处，使这项正确的分配政策得以坚持。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主张是正确的。薛迅同志身体力行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她在党内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当党的方针政策一经决定，她就无条件地自觉服从和执行。１９５２年秋，中央在制定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之前，先就余粮征购、取缔私人粮商、粮食按需分配的三点建议向省、市委征求意见。薛迅根据自己调查掌握的情况，在省委常委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她当时赞同“取缔私人粮商”和“粮食按需分配”，但对“余粮征购”却有不同见解。她建议征购农村余粮的７０％，给农民留一点自主销售，粮食市场不要取消，国家可用掌握的粮食来平抑市场粮价，把余粮都征走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给农民留点余粮自主销售，可以使刚刚走上合作化的农民仍能多劳多得，利用得到的部分现金改善生产和生活，对巩固工农联盟也是有益的。她还将自己的意见写信告诉当时华北局书记刘澜涛同志，刘澜涛同志看到她的意见后当即回信并找她面谈，对她这种不隐瞒观点，及时反映意见，对党负责的态度给予了充分肯定。当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决定颁布之后，薛迅坚决贯彻执行，使河北省在完成当时粮食统购统销任务中成为全国先进省份之一。但是，由于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相隔三年后，竞然在１９５５年对薛迅在１９５２年对“余粮征购”的不同意见给予党内警告处分（１９９０年中纪委决定，撤销对薛迅的这个处分）；免去了省委副书记和省政府常务副主席的职务，降级使用。尽管遭到不公正的处理，但她襟怀坦荡，从不计较，仍然满怀热情地投入新的工作。薛迅同志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敢于同损害党和国家及人民利益的人做坚决的斗争。１９５９年２月，薛迅奉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来校不久，她就着手对教学进行改革，强调学校必须抓业务，要坚持以教学为主。为提高教学质量，她深入课堂进行讲评，以改进教学。在她的带动之下，全校教师中形成了一种钻研业务，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的好风气。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制定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这与后来高教部颁布高教六十条的内容、方法大体相同。薛迅同志一生艰苦朴素，严以律己，廉洁奉公，对人民群众关心备至，一直被同志们传为美谈。１９７６年，她在外地就医，看到一位从农村来的护士，每天从家里拎着一只马蹄表给患者打针吃药。她回来后立即买了一块手表给这位护士寄去。１９７７年，一位在战争时期曾掩护过我们同志的老人来看望她，当她得知这位老人生活特别困难时，就拿出自己平时积攒的１０００元钱来接济老人，表达了她对人民群众的一往情深。薛迅对于自己和子女一向严格要求。她常说：“共产党不是股份公司，入多少股就要分多少红。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这发自肺腑的令人深省的话语，一直是薛迅的人生座右铭。战争时期的艰苦自不待说，解放以后，条件日益优越，可是她艰苦朴素的作风还保持不变，衣服破了，补补再穿；饭菜剩下，热热再吃。薛迅有两个女儿，她对她们从小就进行传统教育。当孩子走上工作岗位后，她在经济上就不再补贴她们，而把自己的钱用来支援生活困难的同志。正是受她的谆谆教诲和耳濡目染的影响，她的两个女儿从未有干部子女的优越感，受到同志们的夸奖赞扬。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８日，薛迅这位老共产党员、老战士在医院与世长辞，终年６８岁。女儿们遵照母亲的遗嘱，把妈妈的骨灰撒在北京西山的“望儿山”上，以让母亲永远关注着她们，鼓舞着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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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5/13 16:24: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