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陆之明——我所认识的远征军战士
最近，各电视台都抢播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这个剧第一次把抗日战争中的中国远征军展示给国人（大陆地区），这些鲜为人知的无名英雄，以一些小人物的面貌出现在北京、上海和各地的荧屏上。
我在“史无前例”的年代，在云南“上山下乡”，就在中国远征军远赴东南亚战场的滇缅公路（当时叫史迪威公路）旁生活了七年多。单位原来是国营 农场，后改为生产建设兵团，我们分场叫做弄岛农场（后改为云建11团4营），刚到农场就听说老场长陆之明就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这就让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知青感到他就是一个谜。
我首次见到陆之明是刚分配到弄岛农场一队的时候，作为弄岛农场的“头号走资派”，他和其他的各种“阶级敌人”当时都在我们队里劳动改造。由于北京的文革进度比边疆要早一些，我们心里很清楚这些“走资派”的境遇很快就要改变了。但我们又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不能和还是批斗对象的“敌人”有任何的接触和亲近。但是，每天看着这些与我们父母相仿，年老体弱的老同志和我们年轻人一样的在泥水里滚爬，确实是于心不忍。就只有在田头工余，悄悄地告诉他们“北京的老干部全解放了，一切都快改变了”。
由于陆之明是头号的“走资派”，队里的老工人都躲着他，生怕惹上麻烦，而他也特别知趣，总是躲着人，就是我们和他说话，他也尽量回避，怕给我们带来不好的影响，每天就是埋头干活。当时他年纪已经不小了，听说“文革”初期还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和左臂。队上的老同志也都非常照顾他，从来没有人嫌他干活慢，而他也一直是卖力地干着活，默默地一声不响。当时正赶上插秧大忙季节，可能年纪的缘故，他已经不适合弯腰去插秧了，就在田里挑秧。我们看着他微微佝偻着的身子，挑着两筲箕秧苗，晃晃悠悠地在田埂上来回奔走，不时停下来放下挑子，用力将一把把的秧苗甩到田里的插秧者身旁。由于他戴着大斗笠，我们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可以想象得到他还是很吃力的。
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秧还没有插完，老陆等几个老干部就离开了一队，说是到城里办学习班去了。不久就回来进了“革命委员会”，虽然没有职务，但也是“结合干部”了，而不是“走资派”了。到我被借去分场“整党办公室”时，他已经到总场上班去了。再次见到他，已经是农场改兵团，他作为十一团的副政委来参加四营成立大会了。那以后，我回到一队（四营一连）当文书，就很少与老陆见面了。
直到七零年底，我正式调到营里宣传办公室后，到团里去过先进典型的材料（“过材料”即是每年先进表彰前，各营先把各自上报的单位和个人，整理好先进事迹材料，拿到团里，先预审一下，从中选出突出的典型。当时师里、兵团都是如此），才有机会再见到陆之明副政委。由于兵团的正职全由现役军人担任，尽管老陆年纪、资历比别人强，也只能是副的。每次我去念材料，我都会早去一会儿，和老陆讲一下下面的情况。而他都会仔细询问营里那几位老同志的身体情况，询问我们知青们的情况，特别要问知青们的情绪和想法。在听材料时，他很少发言，总是让其他领导讲评，要他讲时，他总是附和别人的意见，只是有一次对材料中先进人物不顾身体情况的过度劳作的叙述，说了一句“精神可嘉，不宜提倡。”
我和陆之明接触最多的时间是一九七六年，我办理“病退”的过程中。开始时，我每次与他谈起我的“病退”，他就用他当年转业时的艰苦条件说事儿，用边疆需要青年人来改变堵我。他根本不相信我真的患了“糖尿病”，让本来就心虚的我，无法找他帮忙。直到五月份第二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远动又开始以后，那些左得很的人又一次把矛头指向了他和那些老干部，大字报又贴上了墙时，我再遇到他，他才主动问我“病退”办理的进度，还告诉我去师部应该找谁……最后，我的病退从师里批下来后，在团里几乎没有耽搁，顺利通过，我想：这少不了他这个“副政委”的作用。
临离开瑞丽前，我在团部等送胶车（为了节省28元的车费），住在招待所里，他让儿子陆克来喊我到家里吃饭。这是我认识他七年多，第一次上他家吃饭，饭间他讲得最多的是要我回北京争取上学，并对自己当年没读完云大而参军抗日颇有感触，一一历数他的那些同学，话语之间唏嘘不已。而对我问及当年抗日之事，他绝口不谈，用其他事情支引开去。没想到那次一同喝酒、长谈，竟是我与陆之明的最后一次接触。当多年后我回到瑞丽时，老陆早已驾鹤西去，我一直想了解他的远征军经历，就此再也无法得知。……
《我的团长我的团》打开了中国远征军的历史之谜，让大众了解了当年有这么一些人，也在为国而战，虽然现在抢救性发掘当年的历史已经变得很困难了，但有了“科学发展观”，就有了希望。而老陆心中多年期盼“中华强盛”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今天是“清明节”，写给老陆，也写给那些远征军的无名烈士们。
2009.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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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5/5 20:27: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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