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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祥云山谷里响起了拦截知青的枪声

 

    顺着公路，我们开始了犹如长征般的征途。还好，刚走出不远，清华洞方向开来了车，一共4辆被篷布遮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我们这22人一阵欢呼，赶紧蜂拥着冲上公路把车拦截下来。第一辆车驾驶室里坐着的一名四十多岁的军人从车窗伸出头大声对我们说：“车上都是修路的民工，前面普棚（地名）塌方了”。我们中有人跑到车后掀开篷布一看，确实是满满一车手拿扁担锄头的青壮年民工。我们知道没办法搭载，只好让开了路面。

    我们站在路边，眼巴巴的看着那四辆卡车扬起的灰尘。一咬牙，走，接着走。哪怕就这么走回成都也得走。

    1974年9月2日凌晨七点过，当我们走过一段S型山路，前面是一片山谷。而从山谷到公路上，陡然出现黑压压的数百名青壮农民和武装民兵，手持枪支扁担棍棒迎面封堵住了公路，旁边站着刚才在驾驶室里看见的那位40多岁的军人，腰间皮带上还别着一只五四手枪。见此阵势，我们一下就怔住了，但随即就有一股火从心底里窜出来。我和王兵强压怒火走上去指着他质问：“你哪个单位的？”“祥云县武装部的。”王兵冲着他大吼：“我们是知青，今天出了血案你要负责！”这时候，情绪激动的知青们已经被刚才还是“修路民工”摇身变成的武装民兵彻底激怒了，不知谁大叫一声“冲过去！”我们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三把景颇长刀开始挥舞着冲向围堵的人群。

    其实，我们根本不是眼前几百民兵的对手，但情绪失控的22人此时变得异常凶猛，那三把长刀刚挥舞了几下，还没有任何肢体的接触围堵的民兵就闪开一条口子，我们22人全都趁势冲了过去，然后拼命的朝前跑。

    让我们怎么也没料到的是，几乎就在我们奔跑出去的同时，拳头般大小的修路用的鹅卵石便从我们身后犹如雨点一样“乒乒乓乓”打过来，好几百武装民兵呐喊着在后面紧紧地追。一时，石头砸在地上砸在身上的声音、民兵的呐喊声、杂乱的脚步声在往日寂静的山谷里响成一片。惊恐万状的我们谁也顾不了谁，只有拼着命的跑。奔跑中不时有知青头被石块砸倒在地……我们都慌不择路，在密密麻麻不断飞来的石头雨中逃向了从路边延伸出去的那片山谷。凭感觉，我们认为只要冲进山谷也许还可以保住一条小命。而这时，山谷中突然响起“叭叭叭叭”的枪声，开始大家还以为是朝天开的枪，仍然拼命的跑。跑在我身侧的杨华章猛地惨叫一声：“哎呀，老子屁股挨了一枪！”这声惨叫使得所有的知青都吓傻了。我的腿一下软了，顺着路边的斜坡滚了下去。对面是一条小河，我趟过小河，掉了一只拖鞋，发现张翠寿也躲在那里，赶紧和他跑到一块包谷地趴在地上藏起来。

    我趴在包谷地里被眼前的血腥吓呆了，河对面公路上已经是打声一片，20个知青被几百个蜂拥追来的民兵死死围住，然后一个个打翻在地，农民挥舞枪托扁担棍棒边打边喊：“打死你个反革命！”“打死你土匪！”“你小狗日的，看你还跑不跑！”“打那个大胡子！那个大胡子是带头的打死他！”公路上喊妈喊娘，哭叫之声之惨，我许多年后都还听得见。这样足足打了有10多分钟，知青们最后被打得不能动弹，直到叫不出声来。最后清点人数，我和张翠寿被持枪的民兵搜寻到押出来。后来开来一辆解放卡车， 20个知青几乎像收尸一样被抬上车。

    上车后知青横七竖八躺在车厢上，我坐着托着被打休克的黄永明的头，他嘴上的白沫子吐了我一腿。后来王兵大哭起来，他大声叫喊：“梅头，梅头！”我丢开黄永明抱住了王兵，他满头满脸是血，头上裂开一个大口子。他断断续续说：“我要死了……你回去给我妈说，我们不是反革命，不是土匪……我们是回家啊……我要死了，我死了就把我埋在这个山顶上……老子要他们倒霉一辈子……”

    当天上午被送到祥云县下庄公社卫生院包扎。几床破席子往走廊上一放，20个知青又横七竖八躺在席子上，哎哟哎哟喊痛，过往的医生护士都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这些满身是血的年轻人。一群农民围着看热闹，我一边哄开农民，一边扶知青进外科包扎缝针，十连的吴克忠的小腿肚子被农民一刀砍成了娃娃口，缝针时又不打麻药，吴克忠一下子晕针了。我发疯般大骂那个武装部的军人，要他给医生讲打麻药，要他赶快去买白糖打开水，让知青喝了糖开水再去缝针。他屁颠屁颠的，一一照办了。

    我统计了22名知青受伤情况：3人枪伤（其中九连的杨华章伤及屁股，十连的王兵伤在左手手指，十连的唐艳春右手肘被打了一个洞，后来我陪他在祥云空军医院从里面取出纸片、棉花，医生说此种枪伤为教练弹所伤）。另有10人头部身上为刀伤棒伤石块砸伤，都缝了针。还有3人胳膊和腿被打成骨折，身上血肿，脱不下衣服。其中一个知青（记不清名字）接连几天屙血尿。九连的黄永明被打休克了6个小时，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哟，他们屁眼太黑了哟，尽朝我心口上打！”

    第三天，祥云卫生院阁楼上有了歌声

    缝完针我们22人被安排在公社卫生院的阁楼上，这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木结构二楼，大家躺在一间装中草药房间里的地铺上。第一天大家被打蒙了，谁也不想说话。第二天一早起来大家都说“跑马”（遗精）了，22个小伙子共同经历了头一天那个“血腥的凌晨”，山谷里的奔命、惊吓、开枪、被枪托棍棒朝死里打，从未有过的死一般的恐怖、身体的创伤、精神的屈辱、体力的极度虚脱，后来我问了一位医生，医生说，岂有不集体“跑马”之理！

    第三天，大家也没有多少话，但阁楼上开始有了吉他声。我们22人带了四把吉他都在山谷里被砸烂了，不知是谁挑了一把稍好点的琴，用筷子支起打扁的音箱，用几把琴的弦凑在这把吉他上，于是吱吱作响的二楼走廊上传出了很蹩脚的吉他声。有了吉他声，就有了知青的歌声，有了知青的活力，他们开始用歌声为自己疗伤，给自己压惊，抒发自己的愤懑。先是一个人弹唱，慢慢是三五个人唱，后来竟是22个人在唱，毕竟是刚满20的小伙子，音乐让他们恢复了活力。第三天，知青们已经不再躺下，从瑞丽一路唱来的《美酒加咖啡》、《一见钟情》、《望断蓉城》已经在卫生院二楼走廊上唱响。

    这歌声让知青们自己感动了，也感动了楼下的医生和看守我们的民兵们。一位年轻的杨医生忍不住用昆明话朝二楼上喊：“再来一首《一见钟情》好不好！”知青们的歌声越来越大，杨医生鼓掌：“兄弟，唱得太好罗！”楼上楼下一片笑声。

    此时那些看守22人的民兵还是一天三班制，两小时点一次人数。上街吃饭、下阁楼上厕所都是他们押着，生怕我们跑了。一个民兵悄悄告诉知青：他们不该那样打我们，那天他们只是为了一天的全工分，外加两个馒头的补助。

    后来接触多了，卫生院主刀的陈医生、钱医生对我说：“看你们那么年轻、热情、单纯，刚来的时候还真的把你们当成反革命了。”我说：“反革命？是武装部的人说的吧？”两位医生笑而不语。

在卫生院的第5天上午，开来一个大面包车，20多个干部钻进了我们又脏又臭的阁楼，他们来做22人的安抚劝回工作。带队的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总部的江副政委，有大理州军分区的吴副司令员，大理州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三师的路参谋长等等，随同的有我们四营副营长徐辅仁，十连副连长王泽贵。

    兵团总部江副政委高高胖胖的，他讲话主要是安抚知青伤员，要大家安心养伤，拆线后再返回原单位，并一再保证回去后不追究，不歧视，不打击报复等等。

    大理州军分区的吴副司令员讲话则直截了当，他说：“我们组织了沿途的几万民兵和工人阻拦你们，你们跑不出去，想通了，还是好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此话为四营十一连曹洪发回忆。）

22人在祥云县下庄卫生院疗伤七八天。那几天知青和卫生院的医生、照看我们的民兵朝夕相处有了感情，离开前的一个晚上，为了感谢他们的照顾，22个知青临时决定要和他们联欢，晚上知青们表演了一个多小时的节目，长贵、岑吉安两人原来是团部宣传队的，自然有一些绝活，节目最多的就是知青的吉他弹唱，头部受伤的高哥还很滑稽的表演了个“猴子摸耳朵”。

    1974年9月10日上午，押送22人回瑞丽的大客车来了，我们上了车，马上要离开卫生院。此时清点人数少了一个张翠寿，民兵们四处找他，结果他躲在手术室正在和陈医生下棋。他是下完最后一步棋才和陈医生道别的。陈医生、钱医生夫妇出来送我们时都流了泪。他们是昆明的老大学生，在卫生院安家了。回去后张翠寿和陈医生通了几年的信，竟成了好朋友。

    回去的大客车到了下关市，大家突然提出不走了，要求在洱海洗澡、吃饭、住旅馆，一干人在下关潇洒了一天。此时，王兵、高哥的头部还是十字大包扎，杨医生背着药箱紧随这支奇怪的伤兵队伍之后，知青们跳进洱海刚洗了澡，把游泳裤用树枝挑着扛在肩上招摇过市，他们一路向下关人民宣传成都知青跑地震挨打的经过，迎来无数下关人惊愕的目光。

    但是世事难料，第二天他们一干人还是被押送到芒市师部。还未下车就有人上来念名单，结果高哥、王兵等人被押解到师部学习班。此前第一批已经跑到楚雄的李久元、邓伯新以及第二批的老包、李有涛、肖忠兴等人已经被扣在师部办了几天学习班了。

 

待续

 

枪声在知青手中响起

 

    大概是在8月30日，其中一行有五营五连、二连及四营等男女知青约70多人于早上抵达瑞丽江桥，在冲过去之后，当天到达德宏州府所在地潞西县芒市镇。

 

    这批知青是我在此次采访中采访到的大概算是跑地震中第二批最大的一个知青群，女知青多于男知青，有五营五营的陈树林、二连的老包、成武及四营的肖忠兴等人。

 

    在他们到达畹町镇时，发现三师师部的路参谋长率领四名警卫员在守候，一见他们到来，就开始说服动员他们返回瑞丽，但被情绪高亢的知青们拒绝了。路参谋长走到知青陈树林面前，指着他头上戴着的那顶还镶嵌着红五星的军帽说：“你怎么还戴着军帽？”陈树林笑了笑顺口答到：“我喜欢。再说了，我们是兵团的嘛，咋不能戴军帽？”路参谋长笑着走过去，说：“你们不听劝阻又执意要走，戴着军帽怕是不合适吧？这样吧，我们交个朋友，你就把军帽送给我好吗？”陈树林笑着取下军帽交给了路参谋长。

 

    陈树林的讲述：

 

    从畹町出发，在山上，我们拦截了一辆大客车，也巧，这辆大客车是空车，于是70多人硬生生的挤进去，乘坐大客车很快便到了芒市。到芒市后，我们一行人统统被带进了师部。师部继续对我们进行劝阻。但第二天，我们还是出发前往龙陵方向进发。路上，我们拦截了一辆运送耕牛的卡车，几经软硬兼施，最后我们将车上的两头耕牛牵下来拴在路旁的树上，乘上卡车。这辆卡车上也硬生生的装进了70多名男女知青。当天我们顺利的到达了保山。一到保山，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便接到我们，并把我们安排进了一家旅馆。

 

    到9月1日，我们到达了下关市。在下关市，我们被前来劝阻的政府工作人员安排进了政府的一个大礼堂里。半夜，有知青起来上厕所，才猛然发觉已经有许多持枪民兵等把大礼堂团团围住。这下，知青们开始着急。到凌晨五点左右，我们开始强行往外冲，引起一阵混乱，也发生了打斗。

 

    期间，发生了两件事。在拉扯打斗中，有一知青在面对一穿军装的干部时，一时激动在混乱中抢夺下了他跨在腰间的五四式手枪，而另一知青也强行下了一民兵手持的一只苏式冲锋枪。在反复拉扯中，那持枪民兵机敏的把冲锋枪的弹夹取了下去，而后在混乱中跑走避开。于是，陡然间事态出现了变化。原本出于强势的由武装民兵等组成的劝阻人员在知青抢夺下了枪支后出现了变化：知青手里有枪。气氛顿时变得异常紧张。“砰砰砰”，接连三声炮竹也似的声响惊呆了劝阻的人群。当所有的人反应过来时，有人惊叫：“知青开枪了。”

 

    在采访中，我对知青开枪了这个细节尤为关注，于是仔细询问。陈树林回忆说：“其实是这样的。抢到枪之后，有知青觉得好奇，而且也从没开过枪，也不晓得是咋的，好像是想过过打枪的瘾，很突然的就朝天打了几枪，没有想到过要对人也不敢对人开枪。”

 

    当知青们趁劝阻人员忌惮知青手里的枪而出现松动之时，知青们蜂拥着冲出了政府大礼堂。

 

    后来得知，被知青抢夺了手枪的是大理州武装部的一位副部长。

 

    挣脱包围的知青蜂拥着冲上了公路。这群知青中男少女多，待上了公路时，人人都一脸的苍白。女知青们大多都开始了虚脱的前兆。男知青们知道，必须再抢一辆汽车，否则不可能挣脱包围更不可能继续前进。在他们身后，好几百武装民兵仍然紧紧跟着。就这样，仓皇的知青们加快早已疲惫不堪的奔命的双脚……

 

    走出下关市市区二、三里路时，他们猛然发现，路的两边是高高的围墙，好像是什么单位，在围墙上方，出现了一长排手中持枪的民兵，枪口都对准了他们。

 

    知青们吓呆了，他们很自然的排列成方形队伍，男知青同样把女知青紧紧围在队伍中间。手中有枪的两名知青也将手里的枪强硬的指向围墙上方的持枪民兵。谁都不敢贸然有所动作。若此时有一支枪响，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时，一直紧跟在身后的劝阻者也走近了他们。其中领头的则是那位被抢了手枪的情绪激动的身穿军装的武装部干部。知青们再次被死死围住。

 

    神情紧张情绪激动的知青们此时根本不可能听劝，而围堵的民兵也开始了失控，不时有劝阻者进来把知青往外拉，很快，由拉扯而发展到了打斗。混乱中，“闷沙”猛然狂吼着冲上去，朝着人群中那位军人干部猛扑过去。这是正在拉扯打斗的人群中的一个突发意外，在许许多多人的注目下，突然变得异常凶猛的“闷沙”又扑又咬直到把那军人扑倒在路边的水稻田里……

 

    “闷沙”是条黄色的半大土狗，是绰号叫槽头的陈树林养的，从瑞丽出发就一直带在身边。

 

    后来“闷沙”死了，被一群人围住用粗大的木棒乱棒打死的。槽头为此伤了好久的心。采访中，槽头伤感的说：“也怪了，闷沙好像认得谁是谁，只要哪个上来拉扯知青，它就会猛扑上去……”我想，是否闷沙也有着知青的特性或属性？槽头说：“真的，闷沙什么都懂，连它也知道要维护我们知青……”闷沙为1974年8.28事件付出了生命。

 

    冲突中的知青，有人突然发现路边停着一辆卡车，那司机也许是被路上的混乱的冲突场面吓得不敢再开。这时，反应过来的几名男知青挺着长刀便冲了上去，而其他男女知青也赶紧奔跑过去相互搀扶着爬上了大卡车。外号叫耙红苕的男知青一步踏上卡车驾驶室的脚踏板，用长涮刀逼住那司机，喝令他赶紧开车。

 

    卡车终于启动了。70多名知青也终于松了口气。

 

    被知青的决绝的态度与强硬的长涮刀逼退了的数百劝阻者在无奈中看着大卡车渐渐远去。面前，只留下一股股黄尘。

 

    颠簸中，大卡车很快接近了清华洞。而前面清晰可见的形势却让车上的知青大吃一惊。前方不远处，公路两边的山坡上，爬满了端着枪向他们瞄准的民兵，大概也有几百人吧。而更要命的是在民兵身后再稍稍远一些的山坡上，竟然是一排排军人。军人的阵势显然比民兵更加专业，而且，知青们发现，军人的阵势里有数挺机枪。他们知道，这是一道由两道防线组成的拦截阵势。他们知道，部队也出动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冲过去的了。

 

    在清华洞，他们终于被这两道全副武装的拦截线给阻止。有军人上来缴了知青手中的枪。而后，他们七十多男女知青统统被武装押解到祥云县，被关押进祥云县文化馆。两天后，他们被押解回三师师部。

 

    这就是知青在跑地震途中令人震惊的抢枪并鸣枪事件。

 

待续

 

一丝生机：屈辱记忆中最欣慰最温暖的一丝亮色

 

    世事就是如此，在历史的进程中，许多事往往会由于一个突发或偶然而被改变。尽管“造物弄人”，但毕竟“命不该绝”而“苍天有眼”等等，这些都有了实际意义的应验。

 

    有一个名字是我在采访中被数次提及而这个名字又与知青原本搭不上边的，他叫何光珽。在本文涉及的知青冤案中，何光珽是位极其重要的人物。

 

    我决定尽快见到并采访他。

 

    几经探问，我终于得知了何光珽的电话号码与住址。

 

    2010年7月13日9点正，我驾车出发，如约去面见早已退休赋闲家中并已经从市内迁居到温江区的四川日报记者何光珽先生。

 

    10：00左右，我在何老师家（一楼）室外的露台坐下，开始采访。

 

    写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对何老师做个概要的介绍：

 

    何光珽，1938年出生于重庆，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四川日报任记者。1992年职称解冻，被评为高级编辑，同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在此之前的数日里，我曾与何老师有过几次电话联络。在得知我的来意后，何光珽先生很爽快的答应了，但同时也表示毕竟年代久远，当年的许多东西已经远去，记忆也是模模糊糊的了。

 

    其实在去面见何光珽先生的路上我的内心极为忐忑，我唯恐他记不清楚如过眼烟云逝去多年的那些往事。但当他拿出一份发黄并且有些破损的旧报纸时，我笑了。记者出身的他，职业记忆里的思路一定清晰如初。

 

    这份报纸的日期是1975年3月28日。这份报纸上有一篇题为《祖国边疆是我家》的整版长篇报道，正是他当年远赴云南采写的。

 

    1974年深秋的一天，何光珽很偶然的读到一本徐迟的诗集，其中有一篇写的是云南，他一下就被里面描写的五彩云南深深吸引。那时他毕竟还很年轻，不过才三十六岁，突然有了一种想要去云南看看的冲动，他急切的想去看看去体味那里的风土人情那里的异域风貌。过了几天，何光珽找到四川省知青办，谈到想要去云南采访一事。他对知青办负责人说，四川有那么多的支边知青在云南，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采写一些关于他们的生活，反映他们在建设边疆中的事迹呢？实际上，这是他对想去云南采访耍的一个小小的滑头，为自己寻找去云南的理由。说到这里，何光珽先生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

 

    其实这没什么，若是我，也会找这样的理由的。但正是这个去云南的理由使得何光珽很意外的采写到了事关重大的内容，也使得原本几乎是不可能逆转的事由此发生了巨大转变。也正是这个原因，好些当年身陷冤狱的知青对何光珽念念不忘一辈子感恩不尽。在第一次对一些知青的采访中，我就有了很深的感触。那是6月23日那天的下午，在谈到当年的遭遇时，王建国突然叫：“对了，我想起一个人，是川报的记者。那时候，你们几个都被抓进去了。”他指的的李久元等人。这一下便唤起了在场另几位老知青的回忆。外号叫高哥的张绍荣也跳起来大叫：“就是就是，我想起来了，当年就是那位川报的记者。姓何，是他帮了我们！我记得我记得。”当记忆的闸门在一个看似是不经意间的启动之后，所有的一切就“哗啦啦”的根本不加控制的涌出来。李久元始终颇为平和的表情开始发生了变化，而性情与当年几乎有着天壤之别的邓伯新也开始激动……他们几乎同时回忆起一个名字：何光珽。我预感到这个名字的份量，我对他们说我一定要找到并采访他。

 

    在这之后几天的一个夜里，我在网上的云南知青QQ群里遇见了当年的哥们儿，原四营五连绰号叫小四眼的北京知青姚仲勇。我告诉他我正在做调查做采访，于是又谈起了8.28跑地震之事。于是我俩开始在QQ里打字聊天。

 

    在这次聊天中，北京知青姚仲勇为我提示了另一个人，当年四营五连的知青赵德俊。正是由于他压抑不住内心里的疑惑而忍不住向来自四川日报的记者小心翼翼的提及。也正是由于这次小心翼翼的提及，促使了有着高度职业敏感的何光珽记者在不经意间触摸到了一个原本十分隐秘而又已经被盖棺定论了的冤案的冰山一角。

 

    在我们聊天时，有四营八连知青网友“莲子”插进来问：“你是否要找赵德俊？我有他的电话。”

 

    2010年7月22日上午，我终于拨通了赵德俊的电话。在电话里，我对他进行了为写作本文在本地采访中唯一尚未见面的采访。采访的主要内容为8.28事件中出现的“七人轮奸案”。

 

    在采访本上我对赵德俊的叙述作了如下记录：

 

    当年“她”（“七人轮奸案”中受害女知青）和我的女朋友也是现在的妻子住在一间屋子里，在我们大家的印象中，她是很老实也很要求进步的人，她那时是有男朋友的。但在跑地震之后，她突然成了轮奸案里的受害者，在被宣布的轮奸案中那几个轮奸者里，她的男朋友居然也在其中。当年我们都感到疑惑。最大的怀疑是，知青合起伙来轮奸自己女朋友的可能性是不可能有的。有知青自己害自己的可能吗？在那些被宣布为轮奸犯的知青里，四营十连的好几个知青都是当年的大操哥舵爷之类的人，久泼（李久元）就和我是同班同学，我了解他，他绝对不会是那样的人。所以，当何记者来时，我忍不住的就悄悄提出了这个疑惑。何记者很重视这件事。而那时，“她”已经因为此事被调到了团部直属连队。

 

    赵德俊真的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他那忍不住的被憋了很久的疑惑，何记者就不可能触摸到那件冤案的一角。而也正是由于了此，那件冤案实情也终于被揭露被还原。更为重要的是，在被关押了整整十个月之后，那些被冤屈了的知青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回到对何光珽的采访。

 

    何光珽在时任四川日报编委许川（后曾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支持下，经总编辑李半黎的同意，决定派他前往云南采访。采访主题是：反映四川支边知青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中的事迹。并提出，最好有一位摄影记者前往。于是，文字记者何光珽与摄影记者郑国斌一同前往云南。行前，四川省知青办一位负责人慎重的告诫何光珽，在采访时千万注意分寸，并告诉他，曾有一位新华社的记者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采访时由于触及了一些敏感问题，如有知青被捆绑吊打遭受迫害等等事件而被兵团方面扣押达半个月之久。此事传回北京后，曾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在周总理的干预下，这位新华社的记者才得获自由返回北京。

 

    1974年12月底，何光珽、郑国斌二位记者到达昆明。他们最先到达的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所在地：景洪。

 

    在景洪，他们遇见到正在景洪开会、时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副师长的成都女知青董玉华（1976年十月的一天，董玉华在瑞丽游泳时不慎溺水身亡）。在得知他们是四川日报派出来采访知青的记者时，董玉华提出，其实三师也有许多值得采访的知青的先进事迹，并诚邀记者一同前往德宏州。就这样，何光珽与郑国斌二位记者便随同三师副师长董玉华的车于1975年一月到达第三师所在地德宏州潞西县芒市镇。

 

        

待续

 

    在三师师部，他们被安排去瑞丽十一团采访。

 

    同行的摄影记者郑国斌生性活跃随和，一到十一团便与知青们交上了朋友，无意间听有知青比较含糊的说知青中曾有过冤案。这引起了作为记者的他们的注意，也产生了如果知青中有冤情，他们就应该反映上去。

 

    十一团团部派了一名团部宣传队队员、成都知青王兴培陪同他俩去了四营。在四营，认识了四营五连割胶能手、成都知青赵德俊。

 

    何光珽谈到在瑞丽的一件小事。那天，他和郑国斌正在团部招待所休息，门突然被推开，有几人直接闯了进来，进来就问：“二位老师你们是从成都来的吗？你们是四川日报的记者吗？”他们回答说是。这几个人闻之猛然放声大哭，边哭边说：“我们是成都知青，要来反应情况，见到你们就是见到了亲人啊……”这使得何光珽、郑国斌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成都知青见到他们竟然会有如此的举动。所以，当他和郑国斌从赵德俊那里听闻了知青中有冤情时，就决定一定要进行调查。采访时他对我说：“那时的想法也简单，就是认为，知青们受到冤情却又无助，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到当事人，了解真相。”

 

    从四营采访赵德俊返回团部后，何光珽开始暗中去找那位在轮奸案中的受害者“她”。

 

    在团直属三连，何记者找着了“她”，并在她住的那间草房开始了第一次采访。

 

    面对坐在自己面前的显得十分疲惫十分憔悴而又欲言又止的“她”，何光珽猛然对自己提出了安全的顾虑。这间草房四面透风，恐怕会隔墙有耳？他当机立断，悄悄对“她”说：“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干脆我们换个地方谈。去我们在团部的小招待所可以吗？”

 

    就这样，对知青冤案中至关重要人物的采访，从团直属三连转移到了团部小招待所。

 

    这次采访的具体时间，何光珽怎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大概是1975年年初的一天早上。他只记得，当年他是回成都过的春节。

 

    采访进行中，“她”始终流着泪，边抽泣边述说，好多次都由于泣不成声而无法继续。何光珽不断启发“她”，“我是过来人了，你要相信我，我们有责任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但是你也要说实话，你只有说了实话我才能够帮助你。”“没有那些事，真的没有，根本就没有轮奸案，我是被冤枉的，那些男知青也是被冤枉的……”在断断续续的诉说中，“她”下意识的不断这么反复，两眼迷茫而又如同自言自语般。

 

    何光珽一面飞速的做着记录一面反复询问是否真实。在“她”表示所说全部是真实情况后，何光珽告诉“她”说：“作为记者，我有责任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如果有冤情，我回去后会如实向上级汇报，争取得到公正的处理。”

 

    此时，门外突然响起一阵轻微而又急促的敲门声。何光珽拉开门，一位团部的成都知青站在门外。他放低了声音急切的说：“何记者，团部已经有人在监视你们了，你们还是赶快走吧。”这位知青说完便匆匆离去。

 

    何光珽大吃一惊，猛然想起临行前四川省知青办那位负责人的告诫。于是赶紧结束了采访，让“她”先悄悄回去。然后收拾好行囊与另一位记者郑国斌急匆匆的出了团部小招待所的门，直奔瑞丽县汽车站而去。

 

    在汽车站售票处窗口，他们被告知：去芒市以远的汽车票早已售完。

 

    情急之下，何光珽、郑国斌拿出记者证，反复说明自己有要事必须即刻返回昆明。还好，在反复验看了记者证后，那位售票员告诉他们，若要立即离开瑞丽，只有前往邻县陇川的车票，可以在陇川再购买去芒市等地的车票。没有丝毫的犹豫，何光珽、郑国斌立即买了去陇川县的车票。

 

    那天中午时分，这两位来自四川的记者，终于有惊无险的离开了瑞丽。

 

    也许，在离开时，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将在一段原本并不起眼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他们的历史痕迹——异常耀目的一笔。

 

    采访时何光珽老师说：“说实话，那时我们也很怕，生怕因为这个采访被扣押。而无论我们是作为记者还是仅仅作为一个有着社会良知的人，我们都觉得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我们了解到的知青中真实的事情带回去，汇报给四川，汇报给家乡的父老。至少，我们不能让我们家乡的子弟，在对边疆作着贡献的同时，还遭受到这么大的冤屈。”

 

    静静的听何光珽老师讲述时，我已经记不下去了。有时就是这样，我们时时会惊叹历史中曾经出现的偶然、而这偶然又彻底改写了一段历史、进而到挽救了几位当时年仅二十岁无辜的知青时，我们除了感叹唏嘘庆幸之外，还能怎样？

 

    接下来的故事并不离奇，一切似乎顺理成章。

 

    回到成都后，作为前往云南采访四川支边知青回到四川日报社的记者何光珽、郑国斌，迅速写完长篇报导《祖国边疆是我家——访战斗在云南边疆的四川知识青年》，并图文并茂的刊发在1975年3月28日的四川日报第三版上，占用了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

 

    在完成报社采访任务后，何光挺本着自己强烈的职业敏锐感与出于记者的良知，他悄悄在家中重新撰写了另一份稿子。只可惜，他已经记不起来那篇稿子的名称与写作的具体时间，但这并不妨碍。要紧的是，何光珽在写完之后，立即去了四川省知青办，在把刊发长篇报导的四川日报带去的同时，也把在瑞丽采访期间的意外收获以反映“知青七人轮奸案冤情”的内参报告慎重的交给了四川省知青办的负责人。

 

    这篇内参报告立即便引起了四川省知青办的高度关注。在请示相关方面并进行了必要接洽后，四川省知青办将这份内参报告转到了云南省知青办。

 

    何光珽老师说，他后来还关注过此事。据四川省知青办的负责同志说，云南省知青办在接到由四川省知青办转来的这份内参报告后，立即汇报给云南省有关方面，最后是由云南省革委会同昆明军区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询问和调查。

 

    这之后，在1975年10月，被关押在瑞丽县监狱里长达整整十个月的5名知青轮奸犯被宣布教育释放。

 

    （如今，对那份宣布“释放”的法律文件我们已经无从查询，被冤屈的知青们只记得当年他们是被教育释放而非无罪释放。对此，我们又能说什么？历史又能对这些被冤屈了的知青作如何的回答与解释？事实上，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无情。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在河南“赵作海”冤案被揭开真相之后，不是又发生了广西“赵作海”事件么？）

 

    对于“教育释放”，我们无语。

 

待续

 

 冤案密码：从师部学习班到县大狱

 

对22人进行集中学习，对王兵等8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

——引自《瑞丽市大事记》。

 

    在我拟定的采访名单中，有一个是始终难以确定的人，虽然我有所顾虑我也知道她很不幸，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突然成了“七人轮奸案”中的受害者。所以她注定了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我们可想而知她当年面临的巨大的来自屈辱来自尊严来自知青无所顾忌的排斥等等方面的压力，能够坚持到现在她一定是个很坚强的人。尽管如此，我们又能在这么多年之后再度撕开那道早已结痂的伤口吗？但如若要真正揭开这个冤案，就必须采访到当事人，同时也必须对她进行隐私保护。

 

 

    2010年7月16日下午2：00左右，梅伯青陪着我在成都市琴台路一家叫寿喜堂的茶楼上见到了她。她叫W。

 

    我并不认识她，所以在略略的客套寒暄和简短介绍之后，我们都显得有些慎重的面对面坐下。

 

    在此之前，梅伯青向我介绍过，W回到成都后一直在基层环卫部门工作，九十年代曾荣获市级先进工作者称号。仅凭这个称号，我们就不难得知，W是位工作优秀的要强的女性。成都日报社也曾对W做过专访。

 

    W是位中等身材的女士，俯身坐下时额前不经意间飘出几丝白发，她的面色里使人能够感觉她长期从事户外劳作留下的风雨痕迹。她略微显得有些紧张，双手下意识的紧紧抓住随身的小包，但她始终面露着一丝丝笑意，表达出她的坦然和坦荡， W是位敢于面对那段不堪回首往事的了不起的女性。这也使得我对她肃然起敬。

 

    轻轻的礼节性的啜了口茶，W开始了她平静中并不平静的讲述：

 

    “1974年9月初，我们好多参与跑地震的知青都被送回到团部。回到团部的第二天一早，团部的段干事就找到我，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谈话。我很奇怪怎么会找我，在这之前我根本不认识他，跑地震中我也没做啥呀。但他说的事却让我感到吃惊，他说：“你就是W？我们知道你，你受了这么大的冤屈，组织上是了解的，所以一定要为你昭雪。”说了好半天我才明白他指的就是轮奸案，而我是这个案子中的受害者。我很诧异，说根本就没有这事。于是段干事就一再说要我放心，组织上会为我撑腰并且一定要严惩罪犯。我还是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但段干事根本就不听我说，一再表示组织上都了解清楚了，而且清楚到在轮奸实施过程中，谁是第一个谁是第二个谁又实施了几次等等。听他这么说，我一下就急了也慌了，我赶紧反复强调说没有没有根本没有这事。

 

    “那段时间，我在团部招待所住了十多天，每天都有人监视我。段干事还找来另一个我认识的女知青来陪着我。在团部期间，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要找我谈话，反反复复的要我说出实情，一直反复询问我被轮奸的细节。那段时间，我自己都觉得我变得有些恍惚了。有一天，段干事突然把我叫到团部卫生队，叫来一位医生，说是要给我做妇科检查。我觉得很屈辱，但我也没办法，从头到尾都稀里糊涂的只能按段干事说的办。

 

    “记得是在1974年9月中下旬一天晚饭后，在团部的一间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可能主要都是团党委的领导，好像是党委扩大会。段干事把我带进去，开始审我。那天我怕极了，全都是领导啊。那晚审我一直审到凌晨，我早就支撑不住了。恍惚中，段干事拿出一份准备好了的文字材料要我签字，里面的内容我也没看，但我坚决不签。于是段干事就威胁我说：“这个字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在万般无奈之下，我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在签字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快要崩溃了，忍不住的大哭起来。

 

    “在后来的几天，我还记得曾有两次，忘了是为什么，段干事安排我到县公安局，大家都知道，在被关押的所谓轮奸犯里也有我的男朋友，其实我也很想去看望他，因为他们都是被冤屈的。但他就是不见我，而且这以后他也一直很仇视我，回到成都后也是这样。而我也无法面对他，无法面对他们。所以那两次去县公安局，只要段干事不在我身边，我就找机会对县公安局的人说，这案子是假的，没有什么轮奸案，这都是段干事一手策划的。但谁会听我的？唉！那段时间里，我一直都处在精神恍惚中。后来，段干事又要我在文字材料上按手印，每次都是连续审我跟我谈话，在我最疲惫的时候让我按手印。真的，那段日子我真的快崩溃了。在那年的十月底，我被调到了团直属三连。到1975年8月底，他们几人被教育释放出狱，也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此案的平反。我那时好像已经成了罪人。”

 

    1974年10月28日，十一团四营营部召开大会，宣布对8.28事件中出现的“七人轮奸案”要犯进行刑事拘留。七人中，除有二人被当场释放外，其余五人当天便被押往瑞丽县监狱。

 

    在他们的记忆中，这一天是一生中最为耻辱的一个日子，他们忘不了那天他们被五花大绑着，脖子上都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有“轮奸犯XXX”字样。

 

    这是一段在8.28事件中出现的而后来又从未被公开提及的刑事案件。这个案件那时有个骇人听闻的称谓：七人轮奸案。这同时又是被掩盖了整整三十六年之久的案件。

 

待续

 

    这在采访中是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当采访渐次进行，对亲历者一一采访之后，这个案件的真相才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历史当中的尘垢也开始渐渐被吹散。

 

    1974年9月10日到12日间，参与地震大逃亡的知青除极少数已经侥幸返回原籍成都以外，全部回到了瑞丽，并立即安排回到各自所在的连队。只有极少数知青被留在了三师师部。留下的名义是参加三师师部专门为他们举办的“学习班”。

 

    如今的人，尤其是如今的年轻人也许并不能理解何谓学习班而学习班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学习班”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新鲜，但这个概念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却被赋予了全新的涵义。简单的讲，“学习班”等同于“牛棚”。或许后来的人只要对文革稍稍有些了解就不难得知。兵团时期，知青时常都有被办学习班的可能。在那时，这是一种特殊的象征着强权政治并且有着“关押”和“改造”的管理和处罚形式。

 

    被留在三师师部被办学习班的知青不多，但只有李久元、张绍荣（高哥）、王兵、邓伯新、厉蓉生、唐艳春、老包、李有涛、肖忠兴、陈树林等人。属于被重点关押的，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单间里，而且都有武装人员看守。肖炳元、李杰、冯全达和李青山等被关在四营营部。

 

    那段日子，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被勒令深刻反省检查和交代自己的罪行。

 

    在我进行的第一次采访中，坐在我面前的这几位知青都不约而同的提到，原来以为就是因为参与了跑地震或者还由于在连队都属爱打架闹事的原因而被办学习班，可当他们被单个隔离关押又被单个审讯时他们才大吃一惊。

 

    在审讯中，他们分别被严厉询问了同一件事，这件事就是他们7人曾经制造实施了1974年8月26日晚的对另一个连队女知青XXX的轮奸。

 

    这段经历在他们的记忆里是永生难以忘却的。

 

    1974年10月中旬，他们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师部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后，开始被审讯。

谈到那段往事，李久元、张绍荣、邓伯新突然沉默下来。

 

    半晌，张绍荣猛地睁大着布满血丝的双眼，狠狠的说：“天晓得！我们咋想也想不过，我们咋个就变成轮奸犯了？”

 

    在他们的记忆中，审讯他们的主要是两个人，一是三师师部的现役军人董干事，一是他们四营十连的副连长王泽贵。

 

    在这次采访的当晚，我写下了下面这段备忘文字，我记录的题目是：张绍荣、李久元、邓伯新讲述被审片段。

 

    当我再一次凝视他时，我还是觉得有些难以想象。在张绍荣那不足1.60M如今开始微微发胖的身子，当年瘦弱甚至有些卑微的他竟然在遇到冤屈时会产生出一股巨大的无所畏惧的不无野性的张力。

 

    还在师部班学习班期间，他和李久元、邓伯新等分别被关押在不同的房间。他们之间是不能见面的，这是为了杜绝身为犯人的他们有任何串供行为的可能。

 

    在那段时间里，他每天都会被提审。每次提审的内容都基本相同。都是逼迫他承认他们七人在8月26日里犯下的轮奸罪。

 

    张绍荣双眼红红的，他并不看我们，而是把不定点的目光投向未知的所在。声音也在陡然间变得嘶哑，他狠狠的说：“我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没有。随便他们咋个逼迫我打我……我就是不承认，一直没有承认过。”

 

    副连长王泽贵不知何时赶到了师部学习班，而此时正端端坐在张绍荣面前的桌子后面，在他旁边，是一位师部的军人干部董干事。

 

    被五花大绑着的张绍荣坐在一只板凳上，距审讯者约有两米的距离。

 

    “啪”的一声响，王泽贵猛然拍响了桌子，紧接着就是一声历吼：“张绍荣，你个小狗日的，告诉你，老子现在不得怕你了，因为你现在已经是反革命了，老子也不怕你报复。以前你们厉害得很，谁都不敢惹，现在你咋个不敢耍横了？你也回不了连队了。告诉你，你犯的是死罪，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你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老老实实的交代你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

 

    “我没犯罪。”张绍荣死死咬住这句话。

 

    王泽贵再一次拍响了桌子。他站起身，从身后取出一条粗大的绳索。张绍荣发现，这条粗粗的绳索至少是用八股细麻绳编织而成的，令他更为吃惊的是，这是一条浸过水的粗大绳索。

 

    “你说不说？”王泽贵再次厉声喝问。

 

    “我没犯罪！”张绍荣仍然倔强的回答。

 

    “啪”的一声颤响，浸过水的粗大绳索从半空中呼啸着抽打在他瘦弱的背脊上，顿时，一股火辣辣的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传遍全身。张绍荣忍不住重重的“哼”了一声。但随便遭受到怎样的毒打，张绍荣就始终没有承认过被指控的罪行。

 

    我不愿再写下去，因为在张绍荣的叙述里，他和他同样被关押在师部班学习班里的几位知青，在那些日子里，每天就这样重复着。重复着同样问题的审讯，也重复着被毒打重复着变着花样的屈辱的折磨。而这样的场景在我们青少年时代甚至在如今还能时时通过影视剧见识到。

 

    在张绍荣谈到这些时，一直没说话的李久元突然插了进来，他激动的说：“我也是，每天审我每天打我。那狗日的王泽贵太毒了。每天都要我承认我参与了轮奸。我早想好了，随便你们狗日的咋毒打我，老子没干过的事老子就是不承认。再说了，说被我们轮奸的那位女知青，到底长的啥样子，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我根本不晓得，凭啥要老子承认？狗日的他们还说了好多轮奸的细节，一直逼迫我承认，我一直就没承认过。”说这话时，隐隐可见他当年曾经的霸气。

 

    邓伯新也激动起来，他说：“狗日的他们太狠了，为了逼迫我承认参加了轮奸每天审讯时就毒打我，也是说了好多所谓细节要我承认。”

 

    此时，刚坐下的张绍荣站起身，朝着只隔着一张茶几的李久元双手抱拳一拱手，喊着李久元当年的绰号说：“九泼，我一直没问过，这么多年了，哪个在里面到底说了啥我都没问过。现在才晓得你也一直没承认，我服你。真的！”

 

    “也没啥子，你我兄弟间不说这些。记得有一回审我，又是又用麻绳抽打又是打耳光的，把我打毛了。我跳起脚对王泽贵说，你要打就把老子打死，否则老子总有出来的那天，老子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你们全家！”

 

    在第二年被释放出狱后，李久元等人回到了阔别十个月的十一团四营十连。在营部，李久元猛然发现副连长王泽贵正躲在人群背后，他没有任何控制的拨开人群，径直走到王泽贵面前，当众给了他狠狠的一耳光。所有在场的人都没有说一句话。

 

    李久元只打了这一耳光便转身离去。

 

    这一耳光能消弭掉所有的不平与屈辱吗？

 

    与他俩的遭遇一样，所有被办学习班的知青在被审讯中都遭受到了令人发指的严刑拷打。

 

    不仅如此，被严刑拷打审讯的这几位知青同样被审讯者问及一个并始终想要逼迫他们承认的问题，正是由于他们七人在1974年8月25日深夜曾对一女知青实施了轮奸，所以在8月28日，就想出了以跑地震为名进行逃脱的行动。而且，绝大多数知青是被他们威胁、蒙蔽、煽动、裹挟着一同参与了跑地震。

 

    这不是阴谋又是什么？

 

    当我们渐次揭开“8.28事件”尘封的历史，在深究这一至关重要的细节时，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一个推断：为了将“8.28事件”的责任转嫁出去，有人竟不顾事实，制造并强行把引发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原因转嫁到几个知青身上。

 

待续

 

    2010年8月5日，我采访了一直因为忙于工作而未采访到的肖炳元。这天晚上，我同样单独写下了肖炳元片段。在统稿时我直接将这段文字移来此处：

 

    这位叫肖炳元的老知青进入我的视线，是由于他是我在确定了第一批采访名单后始终未能见着面的人。因了他工作地点由市区转而到了都江堰，时间总是不凑巧。而后他又出差去了北京，始终未能见面。我对梅伯青说：“肖炳元我一定要当面采访。”八月五日，他从北京返回成都后的第三天，开出租车的王建国放弃了营运时间，开着出租车把他和梅伯青一起送到我家。

 

    当他在沙发上坐下后，我开始仔细打量着他。其实这个人我早有耳闻，耳闻中的肖炳元一是他作为餐饮业的职业经理人有着不错的口碑和业绩，二是听说他在知青时代就已经弹得一手好吉他，自弹自唱的肖炳元曾经为知青枯燥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欢快和乐趣。而我所不知道的是在他回到成都后，竟然曾经从事过十来年的音乐，那时的他活跃在都市的歌厅和夜总会。怀抱着一把从云南带回来的已经显得有些陈旧但被岁月历练出上乘音色的吉他行走在自己回城后的那段日子，或许他原本可以成为一名不错的音乐人的。但当他坐在我面前，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曾经在知青中大名鼎鼎的吉他手的时候，我却怎么也不能把音乐与他联系在一起。但他的确是云南知青为成都这座古老的都市带来了或许是第一批自弹自唱的不失为时尚的吉他手人才。当年他有个外号，叫“肖干芯儿”，“干芯儿”在四川方言里是清瘦的含义。而如今的他是位身材粗壮结实面色黝黑头发稍稍有些卷曲的一条莽汉形象。

 

    我以闲聊的方式开始了我对他的采访。他也闲谈似的谈起了往事。

 

    1975年3月的一天午后。这天并没有什么特殊，盆地里昏昏然的阳光懒散的照射着，呈灰色的都市街道上依然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一位满脸焦虑、身材瘦弱的年近半百的中年妇女从成都市青龙正街那条窄窄的小街道中急匆匆走出来，坚定执着的走上大街。她的目的地是红星路二段。她已经打听过了，四川日报社就在那条街上。为了节省下乘坐公交车来回的那一两毛钱，她决定走着去。她知道要走一个多小时，但她还是决定走着去。她要去找一位姓何的记者。

 

    在四川日报社那座灰色的大楼里，她开始四处打听一位姓何的记者，她几乎见人就询问，谦卑着客气着小心翼翼的说着话。但姓何的记者有好几位，有人问：“你要找哪位何记者？我们这楼里不止一个呀。”闻言她也只能茫然的摇摇头。因为她甚至没有弄清楚这位何记者叫什么就急匆匆赶来了，她只知道这位记者姓何而且才从云南采访回来不久。她还知道，她今天必须找到何记者。于是她从报社的一楼开始一层一层、一间办公室一间办公室的询问，依然很谦卑的客气着唯恐哪句话说得少了分寸少了礼数。

 

    老天不负有心人啊，终于在一间办公室里，一位身材瘦高眉清目秀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对她说：“哦，我就姓何，我年初才从云南采访回来，你是要找我的吗？”对了对了对了一定是他，才从云南采访回来的何记者。中年妇女猛然觉得眼前一亮。她定了定神，颤声问：“何老师，听说你去了解过在瑞丽受了冤屈进了监狱的知青了是吗？”何记者一怔说是。何记者话音刚落，她“嗵”的一声就跪了下去。何记者大吃一惊，连忙俯身去搀扶，嘴里叫到：“这位同志这位同志，有什么话你就说，你说吧，千万不要这样……”当她把头抬起来的时候，早已是满脸的泪水。她只说了一句“何记者啊，救救我的儿子吧，他在瑞丽当知青，他是被冤枉的呀……”她忍不住的失声痛哭。

    在她离开何记者的时候，何记者对她说：“你放心，一定要放心。这件事我已经写了内参送上去了。只要是冤屈的，就一定会得到解决。你要相信政府相信组织。”

 

    何记者叫何光珽。那位中年妇女就是肖炳元的母亲。

 

    在肖炳元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我不忍再看着他，他的眼里噙满了泪。他顿了顿，用变得暗哑的嗓音说：“我后来回家探亲的时候，我妈告诉我的。那时候，也不知是听谁说的何记者，就急急忙忙的去找，等找到何记者的时候，她说她给人跪下了……”

 

    对母亲，我们肃然起敬。

 

    这位母亲仍健在，已经八十好几了。肖炳元说：“老母亲身体还行，但毕竟年事已高……”我要对这位母亲说：祝您老人家康健！保重！

 

    人世间也许真的会有感应。

 

    当这位母亲去找何记者的时候，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刚满二十岁的儿子正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但作为母亲，也许她真的感应到了，感应到了那种只有骨血之亲才可能有的感应，所以她焦虑、紧张、压抑、委屈。所以她失声痛哭所以她……所以她才会义无反顾的去找寻有可能的希望。哪怕仅仅是那微微的一线。

 

    此时也刚刚是过了冬天，初春时节的空气中仍带着一丝一丝挥之不去的寒意。

 

    蹲在瑞丽县公安局监狱里的肖炳元此时正做着每日必做的“功课”：双手抱膝，腰板直挺端正无比的坐在小板凳上反省自己始终没有承认的罪行。同在牢房里还有几个犯人，连同他一共七人，此时都规规矩矩的坐在小板凳上。按规定，这些犯人一天只有两餐。所以他们从早上一起来就必须这么坐着，一直坐到午饭才能起身。而按监规，凡未到时间便改变姿势的，就必受惩罚。

 

    进监狱已经好几个月了，肖炳元每日以同样的姿势反省。刚进来的那几天，心里想不通，怎么跑了回地震就成了轮奸犯了？他一直难受得连饭也吃不进。只要他把饭盆放在一边，其他几位随时都饥肠辘辘的犯人就赶紧凑过来分而食之。一个不知犯了什么罪的插队的昆明知青悄悄开导他说：“你莫仿这种，犯了事了进来了日子还是要过，饭还是要吃的。”那之后他就开始吃饭了，因为那昆明知青说得没错，他还有日子要过，他还得回家看望妈妈……

 

    在监狱的日子里，他们唯一的读物便是贴在墙上的监规条例，按照要求，肖炳元早就背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唯一可以拿到手里的读物是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这本红彤彤放之四海为皆准的宝书他在监狱里已经仔仔细细通读过三遍了。

 

    这天，早饭后如平日般端端正正的坐在小板凳上继续着日复一日的反省，他突然觉得冷，或许是倒春寒的缘故，再加上监狱里阴暗潮湿的寒气一股一股的悄悄袭来，一直渗透进了骨髓更冷进了心里。他实在忍受不住，便悄悄的起身钻到了床上，然后拉开薄薄的棉被如同寻求保护似的紧紧包裹住自己瘦弱的身体。不久前，他才在监狱里刚刚度过了自己二十岁的生日。他冷了，感到了冷撤心肺般的寒冷。他又下意识的再次裹紧了薄薄的棉被。有的时候，身处逆境的人只能想办法自己温暖自己。在进来的这些日子里，真正悄悄温暖自己的是存放在记忆里的那些并不多的美好，他甚至有些甜蜜的用回忆模模糊糊但又十分真切的爱情来温暖自己。在被抓进来之前，肖炳元才壮足了胆子向一位女知青袒露了爱的心扉。对他来说，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袒露出来的爱是有回应的，那女知青应承了这份爱。就在他被带走之前的几天前，他和她才刚刚确立了恋爱关系。于是他时不时的甜丝丝的回忆着。但也有遗憾，咋的连手还没拉过就进了监狱了？

 

待续

 

    突然，一声断喝在铁窗上炸响：“60号，你搞哪样？起来！”肖炳元猛的一激灵，遭！被狱警发现了。

 

    肖炳元忙不迭的从床上爬下来，赶紧穿上鞋重新坐到小板凳上。

 

    “咣啷”一声响，狱室门开了，狱警冲了进来。“60号出来！”狱警异常严厉的命令道。 肖炳元低着头规规矩矩的出了狱室门。

 

    在狱室门前，肖炳元规规矩矩笔直的站着，一动也不敢动。

 

    狱警大声呵斥着继续发出命令：“60号，马上脱去衣服裤子，自己跳进那边水池。动作要快。”

 

    那水池在监狱犯人食堂旁边，是个有着一米高长宽三、四米的水泥池子。里面是犯人吃完饭舀水洗碗的满当当的水。那狱警竟然要自己脱光了跳进去？肖炳元有些不敢相信，他直愣愣的盯住狱警。“小狗日的看哪样看？赶紧脱去衣服自己跳进水池。快！”狱警又大声将命令重复了一遍。

 

    肖炳元再也忍不住了，他刚满二十岁的年轻的身体里所有被压抑着的情绪在这一刻猛然如火山般迸发出来，他跳起身挥舞着双拳放声大吼：“你个狗杂种，凭什么凭什么？告诉你，老子没有犯罪，没有！老子是被冤枉的，是被冤枉进来的。走到哪儿老子也是被冤枉的！老子没有罪老子没有罪！”

 

    被震惊了的狱警呆住了。在他的字典里，根本就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他歪着头，很是诧异的拿眼死死瞪住眼前这位往日里规规矩矩的知青犯人，怎么也反应不过来。

 

    少顷，狱警终于回过神来，他厉声大吼：“你个小狗日的，你想搞哪样搞哪样？”

 

    “老子告诉你，走到哪里都是一句话，老子是被冤枉进来的！”肖炳元重新站稳了身子，恶狠狠的吐出这句话，激愤的浑身颤抖。此时，他杀人的心都有。

 

    “搞不好这小知青的确是被冤枉的？”狱警嘀咕着，破天荒的没有继续施加命令中的惩罚。“不过，这小子算是有血性的了，是条耿直的汉子。”这是狱警对肖炳元的直观评价。我想，实际上狱警是被震慑住了。而对于肖炳元来说，他也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竟然躲开了命令他浸进水池里的最严厉也是最无人性的惩处。

 

    但这吼声震动了整个监狱。

 

    在1975年的瑞丽县监狱，这吼声当为空前绝后的仅有的一次。

 

    这吼声是被冤屈了的、刚刚在监狱里度过了自己二十岁生日的一位知青发出的。

 

    那位狱警的记忆里，一定会记住。

 

    瑞丽监狱的记忆里，一定会记住。

 

    历史的记忆里，一定会记住。

 

    还会被记住的是何记者。如果没有他的内参，没有后来四川与云南两省之间的沟通接洽，就不会有后来的干预。在第一次采访时，几位当年的知青陡然间想起了何记者。李久元、张绍荣、王建国、邓伯新包括此时正坐在我面前的肖炳元由衷的从心底里发出最真诚最凝重的感恩之心。据他们几位的回忆，冤案若没有被及时纠正，那么，李久元、张绍荣将被判处死刑；邓伯新、肖炳元分别是12年和15年……

 

    当他们在监狱里足足待了十个月之后，他们终于被释放出来，结论是“教育释放”。出狱那天，他们一行凑了些钱，在瑞丽县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那家饭馆里坐下并叫了满当当的一桌子肉菜，而当他们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状态里、面对着在监狱里渴望无限的肉菜时，他们谁也没动筷子。他们一直默默的坐着，如同一尊尊雕像。直到离去。

 

    那桌子在那年月里极其可贵的没动过一筷子的肉菜，如今仍然摆放在他们的记忆里。

 

    第二年，肖炳元从成都探家归来途中，在保山一家小饭馆吃饭，正吃着，不经意间看见从饭馆门外走进来一位军人。他猛的愣住，咋这么眼熟？再定睛仔细一看，是团部段干事那狗日的！这起冤案就是他一手制造的！肖顿时激动得直发抖。他连忙伸手去拿放在一边的挎包，挎包里有把随身携带着的一把匕首。当他把匕首从挎包里抽出来时，那姓段的也看见并认出了是肖，他稍一愣神扭头便逃。肖提着匕首推倒了桌椅板凳急追而去。有时是这样，当一个人陡然遇到危机时，他的反应会远远高于平时。逃命的跑得显然比兔子还快。拐进一条街，段干事突然就消失了。恶狠狠提着匕首的肖，全然不顾满大街人躲避的身影与惊愕的眼睛，四处搜寻未果，只好悻悻然回到小饭馆。采访时我问，老肖，如果你追到了段干事你会咋样？肖说：“老子会毫不犹豫的杀了他。”段那时是对他们几位被冤屈进监狱的知青实施严刑拷打审讯者之一。

 

    我在心底里暗暗合十庆幸：幸亏啊，毕竟身为军人的段干事逃得快，否则老肖如今会站在我面前站在我们面前吗？

 

    在三十六年后的今天，回忆起这一切的时候，我想，这一代知青酸楚的灵魂，一定是跪着的。

 

    段干事是兵团时期的现役军人，时任十一团政治处组干科干事，1974年年底兵团撤销恢复农场建制后，他就地转业留在了瑞丽。我与他很熟，由此曾经想专程去采访他，因为我想了解调查那起冤案的真相。但一打听才得知他早已于八年前病逝。其人既已逝去，他的真实姓名在本文中便也不再提及。但有些疑虑有些推断却不得不说。

 

    如果说“8.28事件”毕竟事出有因，那么，“七人轮奸案”就来得突兀来得蹊跷。若从“事”本身来看，一奸一跑，互不相关。但综合采访内容，我们被迫指向一个最有可能的却又无法证实的“事实”，那就是在对数名知青刑讯逼供时强迫要求他们承认的问题：正是由于他们七人在1974年8月25日深夜曾对一女知青实施了轮奸，所以在8月28日，就作出了以跑地震为名进行逃脱的行动。而且，绝大多数知青是被他们威胁、蒙蔽、煽动、裹挟着一同参与了跑地震。

 

    当我们渐次揭开“8.28事件”尘封的历史，在深究这一至关重要的细节时，我们不得已作出推断：为了将“8.28事件”的责任转嫁出去，有人竟不顾事实，制造并强行把引发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原因转嫁到几个无辜知青身上。

 

待续

 

    1974年11月29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总部发出通知：正式撤销兵团建制。这是否又是这个“转嫁”和“推卸”的背景呢？

 

    一切都不得而知。对“8.28”这起当年被定性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时隔三十六后的采访与调查，我很遗憾也很无奈的只能面对“知青”这个如同一人的群体。而且我也得知，农场早已将兵团时期的档案资料统统销毁，即便是再次回到农场，也查无可查。我能采访到的只能是知青。但是，哪怕被视为“孤证”，知青这个群体也始终是站在阳光下的。

 

 

8.28事件终结

 

    写到这里，按照“以史料为主”这本书里的这篇文章，我知道本文该结束了，但还有几位必须得说。

 

    王兵：这位有幸出现在瑞丽党史大事记里的唯一的知青值得一提。但遗憾的是，作为8.28事件中的“总指挥”这样的角色，却难有证据详尽阐说。

 

    我反复与几位当事知青谈起过这个话题，却总是不了了之，实际上谁也难以言说而似乎是个未解之谜。而在采访时，王兵本人也感到莫名其妙。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王兵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参与者，几乎少有“出头”，可为什么偏偏要将他作为了“被”总指挥呢？1991年我去采访岑吉安，他在谈到他们最后那22人在祥云县被围住被殴打时的遭遇时有过这样的叙述：好几百个手持棍棒刀枪的民兵一边追一边喊打那个大胡子打那个大胡子他可能是领头的！这大胡子就是指的王兵。那回，王兵被打成重伤（头部被砍伤，左手被步枪打中）。或许这就是王兵成为关注对象？而除此之外，王兵始终仅仅是个从众者。梅伯青在谈到王兵时，掩饰不住心中的愤怒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王兵指认成总指挥？实际上，在那一路上，我们大家都是相互之间商商量量，根本就没有什么领头的什么总指挥。若要说出头的知青，那也不该说成是王兵。也许，按照他们的逻辑，凡此类事件必定有领头的组织者，而他们也必须抓个人出来。但为什么单单就确定了是王兵？王兵太冤枉，莫名其妙的成了总指挥然后进了监狱。”

 

    梅伯青还告诉我说，一路上因为沿途当地政府都派出了干部进行劝说，尤其是在三师师部，叫我们去开会谈判，但在会上跟师部首长们主谈的也是我啊！到底是凭了哪条哪件事把王兵说成是事件的总指挥呢？而也因为这个原因，王兵在县大狱里被关押了整整十个月。

 

    在梅伯青当年撰写的“大事记”里，我读到了几十页为瑞丽县公安局写的关于王兵的情况说明。那里面老老实实的记载的没有任何一条能够成为王兵的罪过。若有，那就是和许许多多知青一同参与了跑地震事件。

 

    为什么会有“总指挥”一说？又为什么会是王兵？

 

    还有一位知青，原四营五连知青绰号叫耙红苕的肖忠兴。因在8.28事件中被控行凶杀人致人重伤而最终被判处6年徒刑，至今仍滞留在云南瑞丽农场的知青。成为后知青时代中为数不多的职业知青中的一员。

 

    但问题是，他果真杀人致人重伤了吗？采访了许多知青后我对于他的情况他的遭遇始终处于疑惑的思索中。实际上，许多知青在谈到他的时候，都表明了一种态度，那就是傻。说他傻，是因为原本的他并不是那种敢于出头闹事的知青，但在 1974年9月1日那天，他却表现得有些反常。这个反常来自一个意识：角色。或许在他看来，只要自己敢于凶狠的面对那些劝阻者并且敢于举起手里的长刀，自己就有可能从往日里的窝囊而成为一个狠角色。

 

    但不管怎样，那天的情形在以后的许多年的日子里，肖忠兴一定记忆犹新，如果如今他还能正常思维。

 

    九月的雨季，雨水开始稀少了，而在过了下关之后的雨水就更少，但路面上还是湿漉漉的，强烈的阳光此时正明晃晃的照射下来，让人觉得炫目。从下关那座大礼堂冲出来之后，这一群70多男女知青在手持步枪与棍棒的数百人的围追堵截中终于又冲到了公路上，重新回到滇缅公路的正途。在他们眼里，这是回家唯一的路。

 

    肖忠兴手里提着把长刀，紧张而又兴奋的跟随在知青七零八落的队伍中。这把刀原本就不是他的，但在如此的冲突中他觉得自己并没有退缩或是流露出害怕，这又让他感到兴奋甚至激动。或许他突然有了一种角色的感觉，这种感觉甚至还很强烈。

 

    女知青们早就跑不动了，一个个面色煞白气喘吁吁，几近虚脱。而男知青们在异常的紧张中也感到了体力不支，但他们知道，再这么下去是不行的，必须再抢一辆汽车，否则不可能冲出去。有人突然喊：“那边停着辆车。”这个发现无疑是个救命的信号，于是全部冲了过去死死围住。有男知青凶狠的跳上驾驶室踏板，把长刀直接指向司机，也有人“砰”的一声，把长刀恶狠狠的砍在卡车的车帮上，并且大声吼叫：“赶紧开，往昆明方向开，快快快！”被闪着寒光的长刀逼迫着，受到惊吓的司机赶紧发动。很快，汽车开了出去……

 

待续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情节，尽管他们这群知青在卡车开出去不久就被前方山坡上埋伏着的武装民兵和架设着机枪的部队给拦截下来，知青手中的长刀与刚抢来的一支手枪与一只冲锋枪在被缴械之后又被关押进祥云县文化馆里，但这中间发生的另一件事却使得肖忠兴及许多知青始料不及，也成为了肖忠兴命运重大转折的关键。

 

    此时，被在文化馆的那间屋子里的70多名男女知青正不知所措，谁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咋办。抬眼透过窗口看看，屋子四周都围满了持枪的民兵。他们知道，再想冲出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从刚才见到的那阵势，大家都禁不住的倒吸一口冷气，谁也想不到竟会被全副武装的民兵再加上架着机枪埋伏着等待他们的部队解放军士兵。“你们说，如果我们真的敢冲，他们是不是真的敢开枪？”有人这么疑问。“妈哟！真要对我们下手啊？”也有人禁不住的骂出了声。但没过多久，毕竟也都才20岁的这帮子知青似又恢复过来，于是就又开始议论着聊天。在说到不久前抢夺那辆卡车时，肖忠兴突然冒了句：“随便他们咋样了老子也不得怕了。刚才枪卡车的时候，看那个司机还不想开车老子一下就毛了，一刀砍过去，刀尖尖都砍断了的……”就着这个话题，大家又都七嘴八舌起来。实际上，在从下关那座大礼堂往外冲以及跑到公路上之后的被围追堵截，在拉扯打斗中谁都没闲着，不少男知青也都受了不同程度的受了伤。可想而知，围追他们的民兵等也会同样。

 

    在我采访陈树林时，他叹了口气说：“真的，像耙红苕肖忠兴那样的人，平时咋会打架咋敢拿刀砍人啊？也怪他自己，胡乱提劲打靶硬说自己砍了人，其实哪个看到他砍人了？谁也没看到，真的，就是借他一个胆子他也不敢。他手上的那把刀原来就不是他的，在往外冲的时候，场面那么混乱，相互之间都在拉扯打斗，棒棒刀刀的飞来舞去的，好多刀啊棍棒的都丢弃在地下了。围我们的人有好几百，谁也说不清是咋回事，结果到最后，他自己把自己送进来监狱。后来在调查的时候，都说被砍伤的人是他砍的，因为是他自己说的是他砍的……”我瞠目结舌。

 

    接下来的事更加不可思议：两天后，他们被押解回三师师部。在师部进行调查时，肖忠兴最终被指控为砍人的凶手，而最要命的是那位被砍伤了的是一位武装部的副部长。他也并没有过多的争辩，因为他百口莫辩。后来，有关领导在他所在的原连队宣读他的行凶砍人并致人重伤被判处徒刑时，全连队的人都高举双手高喊“该枪毙。”在谈到几十年前的那个场景时，我注意到小四眼姚仲勇的神情一滞。

 

    这不更悲哀么？

 

    1974年跑地震事件结束之时，肖忠兴被判处了6年徒刑。

 

    6年之后，刑满释放的肖忠兴回来了。只是兵团已经变为了农场。他神情渺茫萎靡的在瑞丽农场四分场报到，之后重又回到他原属的连队——四分场四队。

 

    而此时，连队的各地知青们早已于1979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返回了原籍。原本时时都热闹非凡的连队此时早已是静悄悄的了。肖忠兴登时就傻了，这是在他被释放出狱时根本就没有想到的。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知青这个群体抛弃。但那时，他可能还未意识到他将被永远抛弃。而这个抛弃意味着的是终极遗弃。

 

    于是，他成为了这个连队唯一的知青。

 

    1984年，原同连队的北京知青姚仲勇因公干去了一趟瑞丽农场四分场，他专程去看望了一次肖忠兴，这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了。在回忆起那次见面时姚仲勇难过的说，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仅仅十年的岁月，竟使肖忠兴变得木讷变得前言不搭后语。

 

    2010年7月22日深夜，刚从山东出差回到北京的姚仲勇在网上的云南瑞丽知青QQ群给我留言：“肖忠兴是一个受伤很深的人，可以说其命运被8.28彻底的改变了。成都对他来说是一个已经消散的梦。当你看见他那已然涣散的眼神，那搭不上后语的对话，你心底会流出酸楚的泪。对于每一个8.28的亲历者你都要敬畏他们的回忆，谨防撕裂那结痂的伤痕。”

 

    这段留言使我感到了沉重，我当即给他的回复：哥们儿，你的这段话使我眼里噙满了泪。谢谢你的提示与提醒。也许，有时我们不得不残忍一回——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

 

    1996年夏天，受瑞丽市委市政府热情相邀，大批当年的知青从天南海北几乎在同一时间段重又踏上了滇缅公路，这条闻名遐迩的公路又热闹起来。原瑞丽农场宣传科宣传干事、北京知青、现今在四川省建委担任要职的高家林对我说：“也怪了，那回车刚过芒市，想到就快到瑞丽了，眼泪一下就淌了下来，根本就控制不住。”当年曾是瑞丽农场二分场知青的伍勇也说过：“真的，真的不晓得是咋的，也说不清楚，那回在原来我们工作过的橡胶林里，我们一群男女知青突然就嚎啕大哭起来。” 的确也如他们所说，许许多多的知青在若干年之后重回瑞丽都有这样的感受。但这也仅仅是“重回”知青的感受。至今滞留在那里的知青呢？

 

    那次，梅伯青也回去了，但他不仅仅是借此机会再回瑞丽看看，他还带着报社的采访任务。那天，他回到了当年当知青时的四营所在地弄岛，他对前来接待的干部说一定要见见滞留至今的知青肖忠兴，农场干部立即同意并立即派出一部拖拉机去基层生产队寻找并安排他在一间办公室等待。一个小时后，有人小心翼翼的推门进来。那一刻，梅伯青本能的知道一定是肖忠兴，他仔细的打量着自1974年被判刑进了监狱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的肖忠兴，这是22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他变了，还穿着当年当知青时的旧衣服，他早就变了，除了依然的瘦弱却已经变得老态变得木讷，1996年时的肖忠兴也才42岁。但在那一刻，梅伯青怎么也想象不出肖忠兴当年的模样。他上前一步，紧紧抓住肖忠兴的手，只说了句老肖你好就再也说不出什么来。而当肖忠兴抬眼仔仔细细打量了好半天眼前这位当年绰号梅头的知青老友后，哆嗦着嘴角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就这样静默了一会儿，梅伯青把肖忠兴扶到椅子上坐下，刚坐下去，肖忠兴颤抖着口齿并不很清晰的声音叫了声“梅头儿啊……”就猛然失声痛哭起来。

 

    “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见面，他就一直哭，持续了至少半个小时，怎么劝也劝不住。本想采访他的，但那一刻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就这么陪着他哭，直到现在，他的哭声还会在我耳边……”梅伯青眼睛红红的，再也说不下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