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金嗜酒，他成为我们连首长后不久，连里就发生了变化。一是开辟了肥沃的沼泽地种菜（原来在山坡上总是种不好），收获大有提高；二是开起了“酒作坊”，有酒就有了酒糟， 不仅农场的“酒徒”们有了酒喝，连饲养员董仲夏养的猪也沾了口福；记得连里好象还种过三七。当然这些都是副业，二连的主业是“经营”金鸡纳苗圃。但不管怎么说，大家艰苦的生活有所改善。
老金是1970年2月从景宏军分区调到我们二队的，那时云南的农恳改成了生产建设兵团，从此惠民农场二队变成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团某营二连。
新来的兵团领导代替了原农场军管时的军代表。大概是因为不适应更深入的军人管理，感到革命热情受到了压抑，北京学生似乎并不十分欢迎这些新来的“丘八上司们”。由于羊群效应，我自然也没把老金连长放在眼里，依旧我行我素。
初到农场时，我们二队（二连）离场部（营部）最远，因此在各队的北京学生里，我是最早当上基层卫生员的。那时大家住的都是茅草房。连长来前，我曾从北边的女生宿舍搬到东边的卫生室。独自居住，就宽敞一些，几个调到新建六队（六连）的老同屋就把她们没带走的箱子放在我那儿，算上我的在内总共是七只箱子。连长来后，我的卫生室连同那七只箱子又搬到了连部隔壁。连部位于南边一排茅草房的最东头，卫生室西隔壁是一间杂物仓库，接下去挨着的是几间已成家的老工人的宿舍。
记忆里我从未听过老金连长称呼我的名字，他如找我，总是喊一声“卫生员”，百分之百的军人方式。
4月下旬云南水利兵团撤消，人员将分到各农场。营部要求各连队抽出一两个人去景宏接水利兵团分下来的知青。连长按要求通知我也去。我需要找个临时替我代管的人搬到卫生室来住，北京知青老翟很愿意，她想有个独自安静学习的地方，两相情愿我就把卫生室交给了她。第二天一大早儿我便随老金同其他连队的头头们一起坐上拖拉机前往景宏。
自打离开北京来到惠民，整整一年多我都没离开这高原大山，两眼整日里被红屏（红土）绿障（绿树）阻隔，当拖拉机突突的冲下惠民山驶向金色的坝区时，我的心情说不出的舒展欢快，我以为这平坦开阔的美丽地方就是通向北京的方向。
一行人到了景宏，情况发生了变化，水利兵团的人另有去处，不往下分了。来人都原路返回，只有我和金连长留了下来。老金到了景宏就象到了家，他的老连队就是驻守边境哨卡澜沧江大桥的，分别两个多月，他要到他的老连队去看望他的老战友和老部下。我是他的新部下，好不容易有这“土匪”下山的机会，当然要坚定不移地跟定他。老金无奈，只好同意。
初到部队，连长向我介绍了很多人，但现在我只记得和连长年龄相仿的指导员和那个出身高干，模样清秀，名叫高云的连队卫生员。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令我印象很深。几个战士在连队的菜地里抓到一个偷菜的老百姓，正推推搡搡，被才回连队的金连长看到了。连长问明缘由，严肃地跟战士们讲清道理，命令把人放了，并要求他们装上一筐菜送给老乡带走，指导员没二话地和连长保持高度一致。我不得不对连长刮目相看了。他在军队连里的威信，他的为人处事，他所表现出来的和在惠民二连完全不同的军队基层首长的魄力，让我感到羞愧。
第二天碧空白云，连长和指导员率领我和高云沿澜沧江边去挖草药。江边山路蜿蜒、树木葱茏、鸟语虫鸣、野草芬芳，大家兴致极好。连长和指导员边走边谈，时不时教给我们认一些药草。我和高云总在一起攀岩，他拿着小十字镐这儿刨刨那儿挖挖，嘴里“邦邦邦…”地哼着进行曲。他向我夸耀他们的连长（现在是我的连长）。当他听说，金连长在我们那儿并不十分被看好时，很不服气。我只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那么好的连长，我们舍不得，你们却看不上，你们北京学生也太骄傲了”。
这次和老金重逢，他说起当年在澜沧江边我一个人把一梭子子弹打在三米远的草地里。这个情节我不记得了，我也没再多问老金。但我想，打枪一定是我死企百赖请求的，而为了安全起见，连长只能允许我三米远的射程。我还记得我们去了江边的傣族寨子，老乡招待我们在竹楼上喝茶。一个老伯焘（老大爷）问我“见没见过毛主席”，我说见过，那家傣人听了非常羡慕。这时的连长一脸欣悦满足的神情，好象在显示这个见过毛主席的北京娃娃是他带来的部下。
采药回来，路过“热作所”（热带作物研究所）。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金连长不曾说话，郁郁象有心事。我很纳闷儿，“刚才还是那么高兴，这会儿是怎么了？不会是第二天要回惠民，战友情长吧，不至于啊？！”
离开景宏的那天早晨，连长带我在军分区大院里转。在一处小楼前，停着一辆堆满了书的板车。在那个缺少文艺书籍的年代，我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翻看。连长轻轻地说了声“不敢动！”我只好迅速从书堆里拎起一本有关列宁的文学读物。连长阻止“不敢拿！”。我把书掖起来，理直气壮地小声告诉连长“鲁迅先生说偷书不算偷”。其实鲁迅先生未见得说过此话，我只不过是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忽悠连长。连长用一种奇怪的忧郁眼神看着我，没再说什么。我后来才明白了这种眼神。
返回的长途车在公路上颠颠簸簸，金连长翻看着那本我偷来的有关列宁的书。当他合上书的时候说了句让我得意的话：“你‘弄’的这本书不错，很好”。
连长终于告诉我，他们连里一个战士的家遭了火灾，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这个战士思想包袱很重，他和指导员为做这个战士的思想工作商量了一晚上。我恍然：“噢，对了！昨天夜里很晚我出去上厕所，确实看到连长和指导员还蹲在对面楼前的水泥台阶上抽烟。我还以为他们是因第二天又要分手，在那儿没完没了地情深话别呢。”
连长对我说：“这个思想工作不好做，你帮我出出主意吧。”我问：“烧着人了没有？”“没有，没有烧着人。”连长答。“没烧着人就好。人的因素第一，只要有人在，‘面包会有的’。……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被火烧吗……”我乍着棱角侃侃而说，连长不动声色地听我说够，仍旧叹息：“可是他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烧了，什么都没有了，损失很大，这个战士情绪很低，光讲大道理可能不行。”“那就批他回去探家，其他战友发扬阶级友爱捐助一下。”我觉得自己提了一个聪明的建议。连长说：“部队任务紧，一时批不了假，发扬阶级友爱是可以，但毕竟很有限，挽回不了那么多的损失。你要想想如果是你被烧了，一下子什么都烧光了，你会怎么想呢？要设身处地来想。”连长还反复表示说他自己也老是想不通。……一路上就这样，不管我怎么左右开导，连长总是“想不通”。最后我也累了，甚至对老金连长不耐烦起来。
路上我们的长途车走走停停，我只要看到有水果卖，总要下车去买，准备带回连里大家享用。因为惠民的生活非常艰苦，工资不高钱却没处花。连长看着我买水果的贪婪样，嘴里总是说“太多了拿不动了”，可他却仍旧在帮我挑选，还抢先付了钱，最后和我一起抬上车。
车开到勐海停了下来，前面停了很多车，我们车上的乘客都下来跟在前面的人流后行进，去参观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当我和连长参观完，正在路边等候时，从惠民方向开下来一辆拖拉机，停在我们面前。上面坐着的营部（场部）文书李文淑跳了下来，没等连长上前，见了我就说“小兰，你怎么还在这，你知道你们连着火了吗？火是从你的卫生室烧起来的。…”
一下子我全明白了，我突然感到羞愧愤懑，我懊恼地吼叫一声“我早就知道了！”连长这时反而释然平静，他和场部的同志说了会儿话，了解了一些二连的近况，随后大家道别分手，各奔东西。
原来头天下午挖药回来，连长就从“热作所”（热带作物研究所）刘文杰技术员那里知道了消息。与连部相连的一排草房都烧掉了。老工人因为杂物间的缓冲得以抢救出家什财物。和连长同屋的通讯员昆明知青小段是个机灵鬼，在第一时间就抢出了自己的全部东西。那晚在连部马灯下看材料的付连长李晓卿反应很快，端起浸泡着连长衣服的脸盆就跑到隔壁，连衣带水一起泼向大火，但火苗已窜上茅草屋顶。由于没有经验，晓卿和老翟首先想到的是抢救公家的药品，可是又大又笨的竹药架拖到门口就散架挡住了门，随后赶来的新老职工虽奋力抢救却收效甚微。天上下着大雨就象浇油，熊熊大火没过多久就把那排茅草屋变成了黑灰。最后卫生室里的所有东西和七只箱子全部烧光，金连长从部队带来的随身军用品也悉数化为灰烬。看来损失最大的确实是我。我只剩下身上穿的一身的确良和手腕上带的表，还有就是随身带的洗漱用具。
车又开了，我蔫头耷脑，一直到达目的地下车，没再和连长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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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9/9 13:43: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