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对越反击战中的经历
四营北京知青刘纪元口述
五营北京知青如歌整理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虽走过了六十年的沟沟坎坎，但记忆最深刻的却是三十年前的那场边境战争。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即将打响，为了配合部队的攻击行动，上级命令我们坝洒农场和临近的南屏农场共同组建一支担架连，随时听令，随部队前出越南执行救护任务。
那时，我在原河口农场坝洒十二连任副连长，随着中越边境线上战争气氛的日益浓厚，农场停止了日常的生产活动，我也按要求把爱人和孩子送回了北京。担架连的集结命令下达后，我奉命带领我们连的五名职工来到了河口集结地，我们这六个人中，大的四十出头，小的刚过二十，我则被任命为担架连的文书。
担架连大约有六七十人，大部分是当地沙族职工，我是仅有的一名北京知青。担架队随部队的师野战医院行动，配发了除帽徽领章外的全部军用行装。我们每四人为一组，为了防身所需，除了那副担架，每组还配发了一支步枪和二百发子弹，个人还外加了两块压缩饼干，一瓶净化饮用水的药片，那药片，一片可以净化一壶水，不论那水有多脏多浑浊。
战前的训练很简单，除了政治学习和动员外，最重要的就是练射击和挖猫耳洞。所谓的猫耳洞，就是在向阳的坡地上挖个高约一米，宽约几十公分的只能容一人隐蔽的洞穴。那洞穴如猫耳朵眼一样狭小逼仄，进出要低头，站立要弯腰，下雨水倒灌，晴天暑气蒸，那种憋闷难受的滋味，非亲身经历是难以体会的。
记得部队发起攻击前的那个晚上，我们被调到了洞坪待命，入夜后，卷曲在仅能容身的猫耳洞里，四周万籁无声，我想起了自己从北京来河口这十年走过的路，想起了我的爱人和孩子，想起了自己战前刚刚递交的入党申请书。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象自己在申请书中所说的，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不怕流血牺牲，为祖国利益而战，为北京知青争光。
我旁边的猫耳洞里隐蔽着我们连的沙族卫生员，他是被我动员来参加担架连的。最早的名单中并没有他，我看他因为犯过“错误”，受过处分，在连队一直抬不起头来，便给他出了个主意：上前线参战，为国捐躯了，咱算是烈士，活下来，立了功，就可以去掉身上那个沉重的包袱。他同意了，随我来到了担架连。
2月17日凌晨，攻击开始了，解放军战士把竹子砍断绑在身上，借助着竹子的浮力，冒着敌人的炮火武装泅渡红河。越军被击垮了，我们也很快接到了出发的命令。
那是开战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担架连的两组担架接到命令，通过架设在红河上的浮桥进入越南执行抢救任务，一个从前方回来的解放军战士为我们担任向导，这是我们担架连执行的第一次任务。
行进在越南漆黑的山林里，因为紧张，也因为陌生，我们迷失了方向。走着走着，一排子弹呼啸着从前面扫了过来，带队的担架连副连长是个经历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他觉得情况有些不对劲，就问担任向导的战士：“我们的方向是否错了？”那战士看了看地图，坚持说没错。在战场上，服从命令是不能讲条件的，我们只能冒着越军的子弹继续前进。但情况越来越糟，再往前走，四周的枪声更加密集，嗖嗖的子弹不断从头上飞过，不久，那个解放军战士也被击中负了伤，见此情况，副连长知道不能再犹豫了，果断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碰到了一队侦察兵，他们很惊讶我们怎么跑到了这里。原来，我们已经越过了双方军队的交火线，我们跑到了越军阵地上了。真是太险了，如果不是副连长的经验，那天晚上我们也许真的就回不来了。
担架连全部开进越南是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天。那天晚上，因为怕有伏击，上级没有让我们进驻越南村寨宿营，大家将就地睡在潮湿的路边，虽然有岗哨巡逻，但谁也睡不着，生生坐在那里熬了一夜。天终于亮了，我们进了村，除了老人小孩，村里没有一个年轻人。怕街巷里埋有竹签，怕井里投了毒药，我们既不敢四处溜达，也不敢喝越南人的水，饥渴成了当时最大的问题。
关键时刻，我带来的那个沙族卫生员起了作用。中越交恶前，两国边民的交往是非常频繁的，特别是当地少数民族，往往还与越南那边有着联姻关系，因此，语言的沟通对他们来讲不成问题。我们在村里找到了一个越南老头，这老头挺友好，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我的沙族翻译告诉我们，老头说他不害怕中国的解放军，他还知道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头告诉我们，村里的水井没有投毒，可以喝，为了验证自己没有说谎，老头还自己先喝了一碗。
喝水的问题解决了，埋锅做饭也就容易了，我们也很快随部队医院驻扎到了越军逃跑丢弃的兵营里。
当年，因为条件艰苦，危险性较大，部队的轻伤员大多在前线进行了临时医疗处置，担架连的主要任务是及时将重伤员转移至野战医院。虽然我们并没有直接在敌人的炮火中抢救伤员，但这并不意味着担架连可以远离危险。
一次，我们的一付担架从前方转移下来一位重伤的副团长，在趟过一条小河时，越军的高射机枪从后面的山头打过来，子弹直接击中了我们的两个担架员，尤其是后面的沙族担架员，肠子都被打穿流了出来，但他用手紧紧捂住伤口，硬是坚持着把副团长抬过了小河才倒下。我们的沙族担架员牺牲了，另一个担架员小腿也负了伤，所幸的是那位副团长没有再受第二次伤。
战后，牺牲的沙族担架员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被追记一等功。
河口这边的战事进展的似乎很顺利，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基本上处于休整待命的状态，直到中央撤军令的下达，我们才随着部队野战医院回到了祖国。
由于在担架连的出色表现，战后，我被评立了三等功，还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9年夏，我办理了困退手续，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北京，1990年，我的爱人和孩子也按政策来到了我身边。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但我却永远忘不了河口农场的山山水水，忘不了自己亲历的那场边境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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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9/29 11:47: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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