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征文】《红土青春》一书的文章 - 红河魂 - 中国知青网

送战友武剑

每年到了雨季，南溪河都要发几次洪水。发洪水的时侯，从上游冲下来的有木头、死猪、死牛、死狗等动物的尸体。有时还有死人从上游冲下来。老职工告诉我们，河中的死人冲下来时，老远就能看出是男是女。河里的死人都叫河漂子，男河漂冲下来时脸是朝下的趴在水面上的，而女河漂冲下来时，脸是朝上仰着躺在水面上的。似乎这是个自然规律，也说不清什么道理。

72年的夏天，南溪河的上游下大雨，河水猛涨，我们下游这里则是大晴天。临近中午，胶工们把胶水都收回来了，四川知青彭雄涛（外号小脑壳）那天的胶水收得特别早，交完胶水就高高兴兴地来到河边洗胶桶。因他回来的早，河边还没有什么人。到河边后，他看到河水涨上来了，就找了块大石头在上边刷起胶桶来。刷了一个放在石头上，在刷第二个时，头一个胶桶没放好，掉到了河里。彭雄涛下意识地去抓那个桶，没想到脚下一滑，连人带桶一下就堕到了河里。这时河水越涨越大，他又不会游泳，抱着胶桶被冲向下游。因当时河边没人，所以也就没有人看见他。等到中午大家都回来了，唯独不见他，才想起找。找到河边，见到他的一只胶桶放在那里，才想到他出了事。连里马上组织人员顺河的两岸去找。当时我是班长，连里就叫我带上几个人，拿上大绳等工具到河对岸，顺着铁路往下游找。我们一直找到天黑，也没找到。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出发继续找，当我们找到蚂蝗堡三队时，碰到个铁路巡道工，他说往下游走上一公里左右，有一河漂挂在岸边的树枝上了，不知是不是你们要找的。听后我们一溜小跑来到河边，河岸太陡，要到下边很困难。我叫同来的知青用大绳拴住我的腰，一点一点往下放。放到下面我一看，正是彭雄涛，趴在水面上已经没有了呼吸。这时又下来几个人，想帮我把他拖上来，可是岸边太陡没办法弄上来（人死后真是死沉死沉的）。怎么办？我就叫他们把死者放在我的背上，上面的人用大绳往上拉我，后面的人往上推。就这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死沉死沉的小脑壳背上岸。等把他放到地上，再看我的前胸后背，全是从死者口中流出的血水，臭味扑鼻。我们又从铁路上借来轨道车，直到下午3点才把他运回营部，放到比较凉快的加工厂的大棚下。我们从早上出去到把他运回用了整整7个小时，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要是以前早就饿了，可是这回谁也吃不下东西，心里沉甸甸的。是因为失去了一个战友，还是因残留的死人的味道没有胃口，谁也说不清楚。

营部的木工打了口大棺材，把他的尸体放在里面，运到了通向八连的拐弯处，等他的父母来再安葬。为了防止小动物毁坏他的尸体，连里安排一部分男知青白天黑夜轮流值班看着。河口的天气太热，没几天人就臭了，那臭味老远就能闻到。连里买来花露水，撒在棺材的里里外外。可是那味道又香又臭，更不是味，闻得时间久了就想吐，到现在想起都不舒服。

几天后，他的父母来了，在营连领导的陪同下与孩子见最后一面，大哭了一场。棺材打开时，我看了一眼，哪里还是什么小脑壳呀，脑袋比篮球还大，手指就像胡萝卜，蛆虫从鼻子、耳朵、嘴里往外爬。整个人把个棺材塞得满满的，看上去没有人样，怪可怕的。在大家的劝说下，他父母也就不哭了。最后我们把他埋到农场的墓地。从他出事，到最后把他送走，我们一直在陪伴着他，也算对得起他了。可是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闻到花露水味就倒胃口。

现在离彭雄涛死去已有37年了，愿他在边疆安息吧。

对南溪河的怀念不只是怀念我们的青春，更有对献身那片红土地的战友的深切怀念！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武剑.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武剑0.jpg：

往事依旧

哈力群

1969年4月26日，海淀区赴滇北京知识青年（大部分是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奔赴祖国西南边疆——云南省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红河公社，“屯垦戍边”。

我们学校（北京工业学院附中）一行33人，手持乘车证上了开往云南昆明的知青专列第四号车厢，跟我们同一车厢的还有海淀中学与十九中的同学。海淀中学的同学都是初68的，大部分只有16~17岁；十九中的同学既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而我们学校则清一色是高中生，大部分人这一年刚满20岁。北京站，人头攒动，送行的人挤满了站台。火车从北京站刚一起动，站台上、车厢里一片哭喊声……没有亲人送行的我仿佛置身事外，冷静地看着这一切，对哭得伤心的同学有些同情，有些不忍，似乎走的是别人，不是自己，但我确确实实地知道，我再也不是北京人了，北京已经没有了家，没有了赖以容身的地方，哪怕是学校一张简陋双人床的上铺——因为我的父母都在四川，以后再来京也只能是过客了。想到这些，心中无限悲凉，但内心深处也有了小小的心愿：我一定要回北京，重新成为北京人……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达成这个心愿一共用了13年。

我现在还存有当年的乘车证：正面上方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下方分三排印有车厢、座号、乘车证、乘车日期（月、日）。车厢号与座位号是用钢笔写上去的，我的座位是4车厢93号；乘车日期中4与26是用红色钢印打上去的，没有开车的具体时间。座位号的上方有用粗体蓝黑钢笔写的我的名字，字体既不工整也不漂亮，上面盖有北京市海淀区革命委员会安置办公室的红色印章。乘车证背面印有注意事项：“1、来车站上车的知识青年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2、听从指挥，有秩序地凭乘车证上下车厢，开车前十分钟上车完毕。3、开车前五分钟，不准站在车厢门口，不得再与家长握手。要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革命口号。4、每证只限一人，不得转借他人。”

不记得当年是否挥动毛主席语录；不记得当年是否高呼革命口号；不记得当年是否站在车厢门口；不记得当年在开车前五分钟是否就不和家长握手，只记得一片远去的哭声与喊声……火车开出五分钟后，哭声小了；七分钟后，一片静寂；十分钟后，说话声、歌声、打闹声、欢笑声四起……整个车厢，要属我们学校最活跃，歌声不断。海淀中学的武剑现在还记得我们的歌声，但我却完全忘记唱过什么歌了。现在想想，唱得最多的应该是电影《军垦战歌》的插曲《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吧，歌词是郭沫若写的，知青朋友看到歌词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来：“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哪里有荒原，就让哪里盛产棉粮，哪里有高山，就让哪里献出宝藏。嗨，革命的重担抗在肩上，毛主席的指示记在心上，红在边疆，专在边疆，战斗战斗奋勇前进，朝着共产主义的坚定方向。”“满怀热望满怀理想，昂首阔步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哪里最艰苦，就在哪里奋发图强，哪里最困难，就在哪里百炼成钢。嗨，革命的重担扛在肩上，毛主席的指示记在心上，红在边疆，专在边疆，在斗争中奋勇前进，朝着共产主义的坚定方向！嗨，红在边疆，专在边疆，在斗争中，茁壮成长！”唱着革命歌曲，使我们每人都觉得自己是志在边疆的热血青年，全然忘了刚刚送别时的悲凉；忘了我们是68届中层层过筛剩下的人，是当不了兵、到不了煤矿、去不了工厂、被东北兵团、内蒙兵团拒之门外的少数人；忘了父母被批斗、被隔离、被审查的现实……歌曲催人奋进，却也使我们忽略了思考：我们为什么要上山下乡？没有选择，只有服从；没有主动，只有被动；没有自主思考，只能听凭命运的安排。有人说青春无悔，我不敢苟同，因为上山下乡并非我的初衷，不是自己的选择，谈何无悔？但云南河口7年的经历的的确确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它催我思考，教我奋进，决定了我的人生轨迹。

火车路经重庆直达昆明。一路上经常在某个小站或荒郊野外停车，据说是为别的火车让道。就这样停停走走，3天3夜的路程走了4天4夜。4月30日晚到达云南省昆明市。我们在昆明市的一所学校里住了两天，住宿条件十分简陋，好在之前在比这条件差得多的京郊农村都住过，没什么不适应，满心想的都是总算到了四季如春的昆明了。我们一起游览了西山公园，在西山拍了本校赴滇同学的唯一一张合影照，我们还去了、海埂、大观楼，见识了中国最长的楹联。5月2日晚又乘坐小火车从昆明经开远再到河口。所谓小火车是因为这一段路程是窄轨火车，这条窄轨铁路据说是法国人统治越南时修建的，小火车开起来晃动得很厉害，杯中的水随着车身不停地晃动，满杯的水被晃成了大半杯。我们在小火车上晃荡了一天一夜，3日晚总算到达了目的地——云南省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在招待所住了下来，住宿条件比起昆明更差，大概招待所从来没接待过这么多人吧。我们每人都收到了一本红河公社革委会赠的只有64开一半大的毛主席语录。扉页印有我们最熟悉不过的最高指示，下面写着：敬送参加边疆建设知识青年，署名是红河公社革委会赠，日期是六九年五月。与语录一同发给我们的是一块红色胸牌。右边是穿军装的毛主席侧面人头像，左边上方用美术字写着“屯垦戍边”四个大字，下方用稍小些的字体写着“首都赴滇知识青年1969”。

4日，海淀区赴滇近千名中学生，列队在红河公社山角下的篮球场上等待公社负责人分配。有去蚂蟥堡农场、南溪农场、溪东农场、龙堡农场、大南溪农场等铁路沿线农场的，也有去槟榔寨农场、洞坪农场、蔓峨农场、坝洒农场、南屏农场等公路沿线农场的。我们车厢三个学校90多名北京知青被分到了溪东农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哈z小山前.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哈力群.jpg：

我的大学梦
张澍

我是68届高中生，也就是所谓老高一的。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是我读初中就开始做着的梦。文化革命开始，我已经不再做这个梦了。1971年高等学校逐步举办试办班，恢复招生。1973年报纸和广播，宣传中央决定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招生方针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全国举办了“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次高校招生考试，提出要“重视文化考查”。对当时非常强调的家庭出身问题，明确提出：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

按照这些方针政策，我衡量了一下，自我感觉还是符合条件的。于是，按规定报了名。全连各班讨论，一致同意，连队党支部写了很好的鉴定，营党委也批准了。说心里话，我从心里感谢老工人和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感到在自己身上体现了党的政策，没有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问题，对我另眼对待。我和连队另一位北京知青，在近一个月里，白天努力工作，下班后，抓紧时间复习各门文化考试科目。我们全团和河口县的考生统一集中在河口县城参考。

考试前一天的下午，我们营20来个考生陆续到营部，大家说笑着过桥，在蚂蝗堡车站买火车票，等着火车到站。这时，营部的通讯员飞跑过来，喊着我的名字。说金营长找我有急事，让我现在马上到营部去，金营长在等我。问他是什么事，他不知道，只说有急事，今天不要去河口了。每天只有这一趟火车去河口，明天上午就考试了，今天不去，就赶不上考试了，怎么啦？怎么回事？我满心疑惑，跟着通讯员回到营部。由于已经下班了，金营长在他家里接见我。坐在凳子上，金营长说，刚才接到团里通知，你先不要参加考试了。我们知道你在农场这几年表现很好，这里同样有重要的工作需要你。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犹豫了很久，才问了一句，到底为什么呢？金营长说，小张啊，不要有什么其他想法，哪里的工作都是革命工作。谈了半个多小时，金营长又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这是团里的决定，营里也没有办法改变，再说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离开金营长家，沿着南溪河往连队走去。范豫在营部学校教书，听说此事，特地赶出来，在路边等我。我们坐在河边，看着南溪河水翻滚着向南流淌，心潮起伏，但默默无语，真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就是我多年信任的组织和政策？感到被愚弄了。范豫怕我想不开，出什么事。我告诉她，不会有什么事，我只是想不通，有一种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天色渐黑，我继续赶路回连队。那天也没吃晚饭，躺在床上，头枕着手，望着天花板发呆。指导员罗效和一些老工人闻讯来宽慰我，但都不好说什么。他们的到来虽然不能解决我实际思想问题，但我从内心感谢他们，这些善良纯朴的人们！应该说，这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次沉重的可怕的心理打击。报上宣传的，文件上讲的，可以不算数。

1974年，继续在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但我已经不再抱什么幻想了，不想再受骗了。招生之前，我就请探亲假回北京探亲了。回来以后，听说有老工人在大会上提出，能否替我报名，推荐我。指导员说，文件规定自愿报名，本人自己没有报名是不行的。说实在的，听到这情形，我内心的感动难以言表。这一句话，千金难抵，比给我什么奖励都更重。古人常说，士为知己者死，有这样一些肯定你、关心你的老同志，我觉得，我这些年，所有的努力辛苦，流血流汗，值了！以后，虽然又有入党，支部大会通过，党委不批；北京招教师，不批；提为副连长，团党委不批（当然，后来在连队和营里的坚持下，做会计，定了干部的行政级），等等。若干次打击，内心也有痛苦，也有不平，但都没有上大学那次来得沉重。或许是麻木了，或许是抗击打能力增强了。

写到这儿，我想，索性把我第二次考大学的经历也说一下，算是与第一次的比较。我是1977年3月困退回北京的，不久分配到工厂。年近30，重新工作，从以前的国家行政25级，又变成学徒工，拿学徒工工资，工资的数字还没有年龄的数字大。政府考虑到这些人工作多年，年纪较大，在学徒工工资16元/月的基础上，加10元。这也应该说是党和政府的温暖了。1977年底，在邓小平同志的坚持下，我国恢复高考。这事影响极大，广大青年纷纷报名参加高考。相关方针政策也都说得很清楚，但坦率说，我对此却不敢抱什么希望，我不想再受骗了。这次高考我没有报名，事后，我也知道，有一批人成绩不错，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有被录取。我暗自庆幸，没有自寻烦恼。

1978年夏天，在别人的动员下，我终于报名参加高考。考场是在人民大学附中，说来也巧，考完数学出来，在校园见到了三连的葛继兴。几年不见，在考场相逢，实在难得。时间紧迫，对了对答案，又分手各自去准备下午的考试。8月通知成绩，和自己估计的差不多，考了370多分，5门课每门平均75分，主要是数学考得太差，才40多分，把成绩拉下来了。按1978年北京的文科录取分，我的成绩听说超过重点线30多分，我抱着希望等待着。9月开始发录取通知了，我们厂其他两人分别被首医大和首体师录取，只有我没有音信。这次对我的打击超过1973年，如果说上次是因为“四人帮”，是因为极左路线的影响。现在打倒“四人帮”了，不是说拨乱返正吗，怎么还是和文化革命时候一样？怎么还在骗人？考虑再三，过了“十一”，我拿着成绩通知单和报纸的有关招生政策，骑车到位于王府井的北京市招生办公室咨询。院子里有几个帐篷（地震后的产物），来咨询的考生不少。在帐篷里，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我说了自己的基本情况，问为什么没有被录取。那位工作人员一开始不以为然地说，为什么，你自己还不知道吗？我感到很气愤，激动地说，老师，我确实不知道，我的成绩超过录取的重点线，我本人的政治表现，你们可以去看档案，不谦虚地说，是红色历史，刚到农场半年，就代表北京知识青年参加了云南省第一届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年年立功受奖。讲重在本人政治表现，我这样的表现还不行吗？那位工作人员马上说，你别激动。你的情况我们会记录了解反映，你先回去等着。出了帐篷，和院里其他来咨询的考生一交谈，“同是天涯沦落人”，有这种情况大有人在。大家越说越激动，认为，“四人帮”已经打倒两年了，怎么还这样？这不符合党的政策。有人主张联名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我们的情况。

说干就干，有几个考生开始起草，有的人去找笔墨纸张，约1个小时，一份感人的反映我们这些落榜考生情况的大字报就写成了。大家都签上自己的姓名、工作单位、高考成绩等，可能有一二百人在上边签了名。大字报贴在招办的墙上。又有人继续写成小字报，说要送到华（国锋）办、邓（小平）办、李（先念）办和北京市委市政府，让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知道我们的情况。我由于只请了半天假，下午还要工作，就先回厂上班去了。

一周以后我再去询问，答复是，林乎加同志已经调任北京市委书记，他在天津搞了大学分校，效果不错，决定在北京也建分校。让我们回去等着，将来的分校可以让我们优先选择。我们不同意，说我们的分数比很多读本校的考生高，为什么让我们读分校？大概又过了10来天，厂里通知，我的录取通知来了。我喜出望外，取来打开一看，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了！就这样，我比其他同学晚入学将近1个月，在10月下旬来到学校报到。我的大学梦想成真了！我终于比正常时间晚10年上了大学（1968年高中毕业，1978年上大学）。

我的两次报考大学有相似之处，但结果却是大不一样的。这里有个人抗争不抗争的问题（因为，后一次，如果不反映到上边，也不会得到解决），但最根本的是“四人帮”打倒了，“换了人间”。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开始发生转变。没有这个根本，个人再怎么折腾，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说不定把你当作反革命抓起来。这次考大学的经历，使我原已经有些麻木的精神，对事不大信任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张树1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