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回忆思念

    目录：

 1、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落户南极队……………………………………………已刊登在《红土青春》

 3、往事……………………………………………………已刊登在《红土青春》

 4、大  礼

 5、红河

 6、解板

 7、先吃肉再打球…………………………………………已刊登在《红土青春》

 8、吞蛇胆…………………………………………………已刊登在《红土青春》

 9、打猎

10、殒灭

 

 

 

文章里的图片来自百度   文章完全是真实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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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9年5月24日中午12点24分，我们这些北京青年（大部分是68届中学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乘专列从北京奔赴祖国西南边疆：云南省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红河公社“屯垦戍边”。

记得火车从北京站刚一起动，哇……整个火车车厢内立刻爆发出哭喊声。接着是寂静，只能听见火车车轮与铁轨碰撞发出的咯噔咯噔……越来越快的声音。慢慢地慢慢地有了说话声，歌声、打闹声、欢笑声……

火车车厢内每位知青都坐在硬座上，不得随便窜到其他车厢内。坐累了困了有的就爬到货架上或钻到座位底下睡觉。火车一路经过重庆直达昆明。路上经常在荒郊野地或某个小站停车。据说是让别的火车先行，叫：让道。29日到达了云南昆明市。在昆明市区的一所学校里住了一天。夜晚睡觉的地方是木版搭起来上面放了一张大席子。枕头就是砖头或木头。由于睡觉的地方有限，有的知青睡在拼凑的课桌上。30日晚乘坐小火车继续南下。

小火车是十九世纪末法国胁迫清政府准许修昆明至越南的滇越铁路（昆明——开远——河口——越南老街）。以武力迫使清朝的各地府、州、县派壮丁充苦役，以枪押送。这条铁路全长470公里（轨距是一米）。其高差达1940米。由于工程艰巨，加之天气酷热、潮湿、生病死伤中国劳工近二十万。

小火车开起来晃动的很厉害，半杯水放在桌上能晃出来。小火车到开远后我们下车稍作歇息又转乘去河口方向的小火车。在小火车上我们晃荡了一宿一天。31日晚到达了目的地——云南省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

河口县位于云南省东南边陲，因地处红河与南溪河交汇口而得名。

河口县背靠着山，前面与越南的一个老街市紧邻。两国之间隔一条南溪河，一条红河。两条河对流相撞奔向越南。

河口县属于亚热带山地季风雨林温热型气候，是云南省地势最低的地方，最低海拔仅只有76.4米，静风多雨，炎热潮湿。

沿着红河有条依山修建的公路直通蒙自、昆明。沿着南溪河是小火车车道直通开远、昆明。

南溪河上有座中越大桥。五、六十年代小火车装载着援越物资就是从这座大桥上开往越南的。两国的边民也经常从这座桥过往探亲或做生意。

 河口县只有一条街，两个招待所，一个照相馆，一个茶馆，一个饭店。

河口县居民主要讲广话—广西壮族语。他们常年赤脚穿拖鞋，脚都宽大肥厚。瑶族、苗族、傣族等等少数民族都住在山里。只有进山“赶街”（赶集）才能看到他们。赶集要坐小火车。一上午可以赶两个集。因为小火车是绕山而行，你在山这边下了小火车，上山顺着山寨集市边看边走边买东西，走到集市那边下山，还可以坐上那辆小火车，再到前面的山寨集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云南十八怪之一：火车没有汽车跑得快。

到河口的当天晚上就住在了县招待所（免费）。招待所有一个好点的是女知青住（0.5元/天/人），差一点的当然是男知青住了(0.4元/天/人)。第二天早上（六月一日），几百名学生，冒着蒙蒙细雨，例队在红河公社山角下的一个篮球场上等待公社负责人分配。有去铁路沿线农场的；有去公路沿线农场的。公路沿线的有槟榔寨农场、洞坪农场、蔓峨农场……我们学校的17名女知青和7名男知青分在一个农场一个队。即：云南省河口瑶族自治县红河公社蔓峨农场南极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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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南极队

 

1969年6月1日上午，天湿漉漉雾蒙蒙夹杂着微小细雨，一辆苏联产的“嘎司”敞棚卡车（启动时用摇把摇），沿着南极河上的山涧小路慢悠悠的、左右摇晃着、嘎吱嘎吱地向山里爬行着。车上不时地发出年轻人惊吓的尖叫声和开怀的大笑声。汽车不知开了多长时间到达了河对岸是一个村寨的路口。24名16、7岁北京知青（其中7名男知青）各自拿着自己的行李下了车，顺着路口边的斜坡下到河边，踩着河里的石头过了河（河宽约4-5米）。这就是云南省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红河公社曼峨农场南极队了。

南极队是建在一座山下的斜坡上的，前面是南极河。南极河水不深，清凉透底。凡是到南极队的人都要过这条河。南极队居住的大部分是少数民族-沙族、苗族。全队共八十多名职工（加上北京知青），女多男少。队里的会计统计男女比例基本上是1：3。

南极队职工住的房子都是竹篱笆茅草房。就是在山坡上平整一块土地踩平，用树木搭成房架，竹子划开编成的竹篱笆一围就是房屋的墙了。房顶是用竹条把茅草（茅草是山上野生的一种草约一米多高）编成一片一片相互迭压盖上的。在亚热带地区住茅草房还是比较凉快的。队里每户人家基本都是单独一排茅草房，有3间到4间，每间15平米左右。会客、吃饭都在一进门的那间，两旁是卧室。草房都是按地形盖的，没有规律。盖房可以自己选地址，木料、竹子山上多的很，可以随便砍伐。

整个队里没有电，晚上照明用的是煤油灯。 

女知青住的是队里新盖的一排竹篱笆茅草房（四、五间）。草房门前有一米宽的小路，小路下面是南极河。草房后面紧紧依靠着山体。男知青住的地方比较分散。一位（当炊事员）住在食堂边一户人家临时用竹篱笆隔开的一间草房约八平米；两位住在山坡最高处当了一户人家的邻居；四位住的地方和女知青正好相反的方向，是队里另一头，地势较低的一间竹篱笆草房（旁边不远处就是水稻田）。房顶上的茅草和周围的竹篱笆墙都发黑了，屋里较阴暗（估计原来是队里放杂物或某人家淘汰的房）。一条小水沟贯通茅草屋的中央（房内水沟用竹篱笆盖住，上面放了一层土），直通房后坡上的几户住家。原来是一条污水沟。污水顺着满黑绿苔的小沟流向南极河。屋内的每张床的床腿都是用四根丫状木头埋在地下的。丫状木头上放两根两米长有横撑的竹棒，铺上竹篱笆就是一张床了。床板离地面高度约30~40公分，由于气候潮湿，每隔3~5天被褥就得拿出去凉晒，每逢阴天下雨，褥子最底下那一层就潮湿了。后来知青们上山各自砍伐丫状的树木更换了床腿，这样床面离地约一米高了，被褥的湿度相对就好多了。

由于天气潮湿与闷热加上水土不习惯，有的知青腿、脚可能是被蚊虫叮咬后开始溃烂。有的知青阴囊也开始发痒、溃烂，行走困难。

生活方面是集体食堂（食堂也是竹篱笆房）。一年四季都是吃大米饭。所谓大米饭就是那种北京人叫做机米的大米，和玉米、玉米心一块儿搅拌成颗粒状的玉米茬共同和大米混在一起蒸成的、散状的，吃起来有点划嗓子的大米。定量是每人每月36斤（农业队定量）。根本就吃不饱，所以经常到猪圈里偷木薯烤着吃。在蔬菜方面，主要是空心菜（当时我们叫钢管菜）、竹笋和竹笋做成的酸笋（煮熟的竹笋和草木灰混合后密封2、3天就酸了）。还有就是茄子，茄子都成了茄子树了，有人高，一年四季老长，越长越小。再有就是木瓜和菠萝做成的木瓜菜、菠萝菜。菜里看不到一点油珠。要改善伙食，只有等逢年过节队里杀口猪了。少数民族有时上山打个猎物野猪、马鹿、麂子、果子狸等等。

在工作方面南极队是以水稻为主。水稻一年两季。队里的稻田有三处，最大的一处地名叫“中寨”。其次是“石头田”、“龙鼠田”。每年的3月份、6月份、9月份是犁田、耙田、插秧、收割的季节。收成的稻谷晒干后用队里的马车送往农场。最累就是水稻的脱谷、运送。稻子脱谷是用打谷机。打谷机上除了一对传动齿轮是铸钢的，其余都是木头的重量有50~60斤比较原始。一般是两人操作，赤脚踩动打谷机的踏板带动前面跟狼牙棒似的圆柱体转动使稻子脱穗。脱穗的谷子装入麻袋（每袋约50~70斤）人背到路边等待马车运输。石头田、龙属田的稻谷人背扛需要过7道小河约两公里路程才能到路边。

农闲的时候上山开荒种木薯、玉米等。山上的土壤都很好，挖个坑，种上玉米、木薯锄上两回草就丰收。特别是木薯，产量还挺高。第二年再换一座山开荒种植（当地人讲这样产量高）。开荒是用象月牙状的弯刀（有点像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家丁用的那种长把刀）。开荒碰到大点的树就用平刀砍伐（当地人上山腰后都跨一把短刀）。开完荒后晒两三天就可以从山下点火烧山了。火烧到砍伐的地方慢慢地熄灭了（亚热带雨林气候湿润，没开发的山林是烧不着的）。再过两天就可以挖坑下种了。

1970年中下旬，南吉队搬家了。离大围山近了，离公路更远了。红河公社也改编成建设兵团。即：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公社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建设兵团四师十六团。我们队改编十六团三营六连。

1971年3月大批的重庆知青、成都知青来到了农场。六连来了60名（其中10名是成都的）。年龄都是16、17、18岁。几乎没有大“个子”。男知青大部分都会抽烟。整个连队活跃了，沸腾了。

但问题也随之慢慢出现了。

首先是整个农场领导层发生了动荡。如:军人的领导能力；军人与地方领导的矛盾；军人强奸女知识青年；知青看不到未来的繁重体力劳动等等。

其次是昆明知青首先回城。紧接着北京知青也开始陆续的以各种理由返京。他们走得是那样迫不及待，那样匆忙。随着返城的高潮，又有一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心里。再没有人想到当年的豪言壮语，再没有人想到那些“父老乡亲”，更没有人想到包一把“第二故乡”的泥土。汗水、泪水、血水洒落在了红土地上。

他们走的时候了，连队已经由茅草房改变成了砖瓦房（连猪圈都是砖瓦房）。煤油灯换成了电灯。有了自己的蔬菜地。有了自己的小学校。有了满山遍野橡胶林。改变了边疆少数民族常年赤脚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尤其是孩子们学会了流利的汉语。

最后云南建设兵团又改回红河农场。

历史跟人类开了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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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三十八年前，六位北京知青（四男两女）跟随一位下了“台”的国家干部，奉领导的安排，从南极队搬迁到3公里地以外的一座“苗寨”（有四户苗族人家）安营扎寨。目的是：盖竹篱笆茅草房，为整个南极队搬迁做准备。

每天的工作就是上山伐木、砍竹子、割茅草、平整地基。（女知青在家干一些杂事）。繁重的劳动消耗了大量体力，加之天气酷热、潮湿（亚热带气候），每天人都跟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有时累的、热的实在受不了了，就躺在山中小溪里头枕着石头嘴里咀嚼着野芭蕉慢慢地睡着了。由于气候闷热，在伐木的时候有时干脆把衣服裤子脱光了干活（省得洗衣服了）。深山老林里百里无人烟，也没什么讲究和顾及体面了。累、苦、热对于青年人来说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每顿饭都吃不饱！那时知青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身高都在一米七以上，人瘦的不足百斤。粮食每人每月定量36斤。刚刚建队，菜根本就没有。整天是盐水泡米饭，米饭和炸辣椒盐，木薯汤泡米饭等等。有时夜里饿的睡不着觉，跑到一公里外的“中寨”偷吃未成熟的芭蕉、地菠萝、甘蔗等。为了吃还时不时地串队去槟榔寨农场、洞平农场等各队的北京知青点蹭吃蹭喝。因为他们是老队，条件比我们好的多。总之为了肚子曾吃过猫，吃过死胎牛，吃过老鼠（稻田里的鼠），吃过蛇……吞过眼镜王蛇、金环蛇的胆，喝过它们的血等。

最记忆犹新的事还是和我们一起来的两位北京女知青，在他们的粮食也不够吃的情况下，还节省下来送给了我们（饭票）。可是这样的好事没有几个月，我们之间的一位男生以为其中一位女知青对他有意思。就主动发起攻击，结果被臭骂一顿。为了不再引起误会，送饭票的事情也就宣告结束了。为了表示感谢回京后还找过她们，但遗憾的是均未找到。

今天借这个平台，向这两位女知青表示感谢，并祝福她们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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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礼

 

在我还差七天就满十七周岁的一天早晨，队长来到我们寝室笑着对我说:快过生日了，送你一个礼物？原来是派我和一名老工人（沙族），到牛棚里挑一头黄牛杀掉，以改善职工的伙食。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高兴的不得了，一是在男知青中受到领导的重视。二是和其他知青干的活儿不一样，刺激、新鲜、好玩。

我们来到牛棚，挑了一头肥大的黄牛（黄牛在当地是养来食用的叫菜牛）。只见老工人一只手掐住牛鼻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铁丝对准牛的鼻中隔穿了过去（穿过去的铁丝上粘了一点血）。牛挣了一下，我想大概是很痛吧。但，最使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老工人牵着黄牛往圈外走的时候，黄牛硬挺着不走。不管怎么拉它，牛鼻子甚至都要要拉豁了，牛不但不走还有点往后坐的意思。再看牛的眼睛，眼角流下了泪水。“哎哟！牛怎么会哭啊！”“是不是知道要杀它了”，我看到后也略带点伤感地说：“要不然换一头牛吧”。老工人没有回答，继续使劲地往外拽着栓牛鼻子的铁丝说：“你在后面打、推呀！”。就这样边拽、边打、边推将牛弄出了牛圈，来到了路旁的小溪边。这时我穿的衣服、短裤都湿透了，脚下穿的拖鞋也不知丢到哪里了，满脚都是牛粪。老工人将牛栓在溪边的一棵小树上，也喘了口气，拿起早已放在溪边的“烟筒”（南方一种吸烟的工具，竹子做成的约有40公分高）蹲在地上咕噜、咕噜地吸起了水烟。只见他低头将整个嘴连同下巴都深陷入烟筒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一仰头闭着双眼大口的青烟徐徐地从口中喷向了空中。真有点“赛过活神仙”那个劲。

等我找回拖鞋洗干净脚上的牛粪，老工人也砍了一些芭蕉叶和两个竹筒（野芭蕉、竹子漫山遍野都是）都回来了。他一边把芭蕉叶铺在地上，一边告诉我杀牛的方法。原来杀牛不是象我想象的把牛四脚捆起来按倒在地上，再用刀子刺向牛的心脏。而是用锤子猛击牛的头部，就是两个牛犄角之间的地方。突然我明白了：是让我充当刽子手呀！这他*的老工人还挺有心眼的。我心里暗想。再看流着泪的黄牛正鼓着大大的眼睛瞪着我呢。

“你是杀牛行家，还是你来吧。”我对着老工人说。

“那要你来做那样？快点！快点！”老工人提高嗓音用蹩脚的普通话说。

“牛会不会顶我呀？”

“顶那样！顶那样！快点吗，怕那样啥” 老工人拖着长音，带着有点蔑视的眼光眯斜视着我。“我害怕！我胆小！长这么大从来还不知道什么叫怕” 我心里暗想：“要是不去杀牛真的传出去也真丢人呀。管他呢！”。一咬牙拿起了“把”有60公分长的铁锤子，迈过有一米宽的小溪，踩在溪边的石头上，高高举起锤子对准牛犄角中间的地方闭起眼狠命砸了下去。“砰”的一声响，牛跳了起来。吓的我扔了锤子 “噌”的跳过小溪跑到路边。原来砸在了牛角边上了。这时老工人高呼着：“不行的！不行的！做那样，做那样啥”，嘴里边说着边还“噢、噢”地慢慢靠近牛并轻轻抚摩着牛肚子，重新把牛栓好。我二次砸向了牛头，牛倒下了。可不知怎么了我仍在不停地砸，也不知砸了多少下，牛犄角中间的皮都砸破了。直到老工人喊到：“行啦！行啦！”方才住手。手中的锤子不由自主地滑落在地上，人“扑通”一声也坐在了水里。好一会儿好一会儿才缓过来，慢慢地从水里爬了起来，再一看腿还在不停地抖动，胳膊好象负力过重似的软软的。这时老工人早已把牛的脖子割开了，两个竹筒都接满了牛血，正在开膛。下面就是剥牛皮，掏内脏，切肉。一大块一大块牛肉都搬到铺好的芭蕉叶上，等待马车运回队里。

经过这一次的巨大刺激后，有一个多月时不时地梦到牛在哭，时不时地梦见牛倒地时腿脚抽搐的情景。以后对里的杀猪、杀马等都借口推脱了。

这就是在我快满十七周岁时队长送的一份丰厚大礼，将伴随我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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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

 

云南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有条河——红河。红河水是红黄色的。大概红河州、红河公社都是因这条河而起的名字吧。红河河宽可能有70米100米不等。源头没有考究。河水很浑浊。下去游泳上岸后一摸身上一层小细沙粒。河水表面看上去很平稳，可是湍流的下面有很多旋涡。由于气候闷热潮湿（河口属亚热带地区），为了贪凉常有人下去没见上来。在那个地区插队的知青们，常下去顺水漂流几里地到河对岸（越南领土），休息后再游回来。别看红河水混、湍急，鱼可不少。知青们为了改善伙食（解馋），用开荒修路的炸药炸鱼。一包炸药放上雷管，点燃导火索往河里一扔“轰”的一声闷响,河面上立刻漂上一层白花花的、大大小小的鱼。紧接着就听“扑通”“扑通”声,知青们纷纷跳下河抓鱼。抓晚了，鱼就沉下水里去了(其实就是炸药爆炸后只是把鱼震“昏”了)。有时把鱼抱上岸，鱼醒了,鱼尾一摆能把人“打”一个跟头。

在红河里游泳，用炸药炸鱼虽然很危险但给知青带来了瞬间的欢乐。尤其是再把做好的鱼端上来，知青如同饿虎扑食，风卷蚕食。红扑扑的脸上个个泛起满足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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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板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我刚到云南河口农场南极队时，队里的少数民族人家几乎家家都没有木器家具。生活用具基本都是竹子做的。竹房子，竹床，竹饭桌，竹篓等等。唯一不是竹子的是用藤子和藤条编做成圆形凳子。偶有一两家是长条木板凳和一张吃饭的小木桌。板凳是用斧子砍成的，形状如同一座平面桥。桌面先用斧子砍个形状，再用锛子一点一点刨出来，很平的。整个桌面是一块木版。笨重粗糙。

  队里的会议室有一张简易的办公桌子，供领导开会讲话放个茶杯、放几本书或讲稿什么的。桌子没有抽屉，厚厚的桌面，粗壮的桌腿。职工开会坐的板凳都是长条的，凳面凳腿更是厚厚的、壮壮的。估计几代人用也坏不了。

  其实山上除了竹子还有很多野生参天大树。有菠萝钢心树，红椿树，钝刀树，毛毛树等等，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的树。都是做家具用的上等好材料。

知青到后的第二年开始伐木解板做床，做桌子，做箱子等。少数民族见后也开始做一些家具了。

  上山伐木，解板都是重体力劳动，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

  上山伐木首先是选材，然后用斧子砍伐大树，将砍倒的大树截取两米长一根，再用队里的水牛（队里的水牛人人都可以用）拉回连队放置几个月后，将木料劈成方型，弹上墨线，斜架在大木桩上，再用几个抓钉将木料与木桩钉在一起，如同架起一尊大炮。木料上面一人下面一人都光着上身，端起两米多长的大锯啃齿啃齿锯木料。这使我想起了小时侯邻居家的母亲孩子坐在板凳上手拉手，一推一拉，一拉一推，随着节拍吟唱着：“拉锯扯锯，姥姥家看大戏。”“拉锯扯锯，吃口奶奶又来锯。”原不知其意，敢情是人们把锯木料的辛勤劳动编成了歌谣。

  大锯发出啃齿啃齿声响，随着木料的支解，大锯渐渐下移。拉锯人先是站着解，慢慢的就不得不佝偻着腰，最后，是跪在地上解。当锯子移到木料下端时，下面拉锯人像壁虎一样几乎趴在地上拉锯。再看拉锯人就跟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浑身都是汗水，汗水不是往下滴而是往下流。尤其是脊背，汗水顺着脊梁骨沟如同潺潺流水的小河，小河水流向裤衩内。裤衩早已湿透。拉锯人脚下的土地上都湿漉漉的。据一湖南人讲：过去专门有解匠这个行当。解匠都愿意给开棺材铺老板干活。因为棺材铺老板的木料基本都是朽木，大锯铮铮嚓嚓几下就完事。棺材做好老板大漆一刷，整个棺材黑里透亮。

  如今解板这行当可能已经绝迹了。知青们赶上了时代的一个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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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吃肉再打球

 

回想边疆云南河口县插队时的情景仍然是历历在目。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十七、八岁的知青们都瘦的皮包骨，男知青一米七的个子不足百斤。但年轻人相聚在一起还真是比什么都快乐。

那时候为了活跃生活，知青们利用业余时间自编自导自演小品，样板戏。还自发地组织人员挖沙坑比赛跳高跳远；组织扑克牌比赛；组织篮球队打篮球。篮球队队员还经常翻山越岭走十几里地到别的连队参加比赛。篮球比赛一般都是赢的少，输的多。原因是我连队人员个子都不高，仅有两名近一米八的大个还不会打球。

有一次篮球比赛，跟一个每次都大比分输给人家的连队，这次居然打赢了。之后队员们简直高兴的不得了！各个脸上都泛起了青春的红晕。连平时最不爱讲话的队员都眉飞色舞高谈阔论。觉得今天打球特别兴奋，特别有力气，尤其争蓝板球，好象跳的也比平时高了。怎么队员都会有这种感觉呢？队员们总结一致认为：昨天大家在河口县大吃了一顿，肚子里有油水了，所以今天打球有力气！自此每每篮球比赛的前一天都去河口县饭馆大吃一顿或派两人到河口县饭馆买盘肉带回连队。这个大吃的办法别说还真灵。以后篮球比赛基本都是赢输参半了。其实呀，这个大吃也保证不了。一是我们从连队得走五里多路到公路才有可能搭上过往的车辆去河口县城，路程大约有三十里。二是工资28元（包括2元的饭补）。所谓大吃一顿就是每人自己买四、五盘回锅猪肉片连油一块儿到入米饭里一和，吃个肚歪（回锅肉肉肥一点是四毛一盘，瘦一点的是五毛一盘，每盘肉大约有二三两的样子。当时河口县卖生肉是六毛五一斤）。后来在我们连队篮球队中流传着：要打球先吃肉。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条件不允许，篮球队自动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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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蛇胆

 

在插队的地方里，有一种禽叫秧鸡。秧鸡腿长翅膀小，体重不足一斤，跟鸡很相象。稻谷快熟了的时候，喜欢在里面躲藏。人要是发现把它追急了会一头扎进草棵里，屁股露在外面。为改善生活，知青们用竹子做成一种很象半个弓样的夹子，放到稻田稻谷空隙间，秧鸡只要从这儿过就会夹住。一般都做好多夹子放到秧鸡喜欢去的地方。

一次去查看夹子，发现夹到一条金环蛇，约一米长。拿到连队准备开膛下锅，做一盘香喷喷的蛇肉。可巧，五队的北京知青刘某某（北京师大附的）来了说：“我来”。只见他右手抓住蛇尾，来回晃动，左手突然抓住蛇的颈部。只见蛇龇着牙，吐着芯子，身子扭动着。“胆子真大，这要是咬着，小命就完了”我想。刘某某说：“来！你抓住蛇尾”。只见他把右手腾出来拿了把刀顺着蛇颈转了一圈后，扔掉刀，捏住蛇皮往下一拽，蛇皮翻卷了下来，里面露出白花花的肉和内脏。内脏从U字口跟着蛇皮往下掉了出来，整个蛇肉呈现出一根长长的U字形如同一个小水槽。这时刘某某左手还掐着蛇颈，右手摘下蛇内脏里的什么东西放到嘴里，伸伸脖子吞了下去。

“什么呀？”我惊讶地问。

“蛇胆！”

“能吃吗，有什么感觉”

“以前也吞过，没感觉。据说眼睛亮，身体凉。”

一条活生生的金环蛇就这样用了几分钟就给活剥了。

无独有偶，事过两年，在连队的龙鼠田里，我抓住了一条眼镜王蛇，（有人说是眼镜王蛇，当地人说是吹风蛇，毒性大的很）约两米多长，有女人手腕子粗。

刚发现这条蛇时，它的前半部突然站起来约七八十公分高。两只眼睛望着你，嘴里发出忽忽的吹风声。脖子也随着吹风声越鼓越大，好象有两个头似的。头顶上还有一对跟带着眼镜似的花痕，通身黑油油的。刚好我手中拿着长把的弯刀，急忙扫了过去。刀背正好打在蛇头的下面，顺势用刀把压住蛇头，两老职工的孩子踩住蛇尾和蛇身。用腾条栓住拖回连队，挂在一个土坡上面的树叉上。一老工人（沙族）拽住蛇尾（答应蛇血给他泡酒）。 如法炮制，我找出苦胆塞进嘴里，只是苦胆太大，原地蹦跳多次才吞了下去。什么眼睛亮，身体凉，多年来什么感觉也没有。就跟北京饭桌上，王八血对酒、王八胆对酒大补一样。有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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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猎

 

我插队的地方—河口县曼峨农场六队（云贵高原支脉“大围山”下）。队里大部分是沙族人，其次是苗族人、傣族人。他们一年四季都赤脚走路，脚板都宽大肥厚，脚趾都叉开着。男人们白天干活，夜间喜好上山打猎。打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打到的猎物，凡是去的人都有份。人一份，枪一份，子弹一份（打了一枪）。谁打死的猎物就可以多得猎物的头。猎物头的大小按猎物的耳朵为标准。就是将耳朵向后按平，耳朵尖到哪儿，就从哪儿下刀切头。打到的猎物一般是野猪、马鹿、麂子、果子狸等，偶尔有猴子、狗熊。队里家家至少都有一把猎枪。

打猎的人都把电筒栓在头上，腰间系个电池盒控制开关，用两根电线连接头上的电筒。晚上上山去打猎，电筒的光亮随着头的转动，可以搜寻猎物。当电光射到猎物时，猎物的眼睛发绿光，它会看着你不动。这时你抬枪顺着光柱，抠动扳机，一般是十拿九稳。

打猎有时是集体去。譬如：发现某山上有猎物——野猪，拿枪的人在山下一边，沿山弧形排开（人与人之间约10~20米的距离）慢慢地向山上搜索。当发现野猪在前方时，可以开枪。如果野猪跑到你的侧方（不管远近）均不得开枪，以防伤人。不拿枪的人，在山的另一边，也是沿山弧形排开，向山上边走边叫喊，使猎物害怕，跑向拿枪的一边。如果碰到野猪是独猪（单个的野猪有长牙，生性凶猛），并且被打伤，就必须放弃。因为受伤的独猪不亚于狗熊。

一次白天（休息日）集体去打猎，将一头独猪打伤后，大家纷纷回家。可是，有一位苗族青年（二十二、三岁）杨某，老婆刚给他又生了第三个女孩，心里憋气。叫上队长的儿子，上山追赶受伤的独猪。在一个小包上很快就发现了那头受伤的野猪，距离猎物不足15米远的地方，开了一枪（违反常规。一般是人在高处野猪在下面才能开枪），遗憾！没有击中要害。野猪瞬间就冲到面前，杨某本能向上一跳，野猪从跨下冲了过去。可是他的大腿内侧一大块肉被野猪牙刮翻了。紧接着，野猪掉头，耳朵一支棱，发现他躺在地上，耳朵一耷拉，又冲了过去。杨某抬脚一瞪，借助野猪的冲力，他滚下了深谷。队长儿子下山谷寻找，还好深谷里草比人还高的，救了他一命。发现他的大腿肉刮有十七、八公分长，骨头都露出来了。脚后跟的一块肉也没了，骨头也伤了，终身成了瘸子。

单身打猎也是常有的事。我队原队长梁某（沙族），晚上上山打猎，在山上转了一宿，天快亮了什么猎物也没打着。在下山的时候，发现两只狗熊离自己十几米的地方打架。打吧有点害怕，万一打不死生命不保。不打吧，离的这么近，有点可惜。最后壮着胆子“砰”的一枪，坏啦！没打死。一只狗熊站起来向他这边张望，另一只狗熊顺着山坡上的大岩石跑了。梁某见这种情况，掉头拔腿就跑。也不知跑了多远，就觉得自己掉进了深渊，人事不知了。到了中午，家里人觉的不对，邀集同族上山去寻找，直到傍晚才找到他的猎枪，已经稀八烂了。再一找人在地洞里还迷糊着呢。顺着血迹看到狗熊自己坐在小溪边，众人开枪，不见动静，近前一看，都有点僵了。原来狗熊受伤后追至数米，不见人了（梁某掉进了一个长满草的地洞里，命大），就把他的枪摔坏后，走到小溪边喝水，就再也没动了。后来熊胆卖了80元人民币，熊肉、熊掌大家分吃了，熊掌臭烘烘的。他本人在家躺了一个多月。

单身打猎危险多多。有打死人的，也有打伤人的，也有被野猪咬死咬伤的。

一天清晨（还没上工）五队一老工人（沙族）突然到我队一老工人家要饭吃，吃饱后说：“我要坐牢了！我打死人了！”原来这位老工人在山里转了一宿。碰一马鹿一枪没打着，碰一果子狸又没打着。天将要亮碰到我队职工秦某（四川人）。头上的电筒光直射秦某腰间的电筒反光，以为是猎物“砰”的一枪，就听“哎哟”一声，方知打到人了。看都没看是谁就跑到我队，说是坐牢也要吃饱。最后送到团医院抢救输血，老输也不见好转。原来猎枪的“码子”（圆柱体）从右上臂穿过进入胸腔再从后腰椎出去了。几百升血也从这儿白白地流出去了。秦某坚持了两天死去了。他的老婆一年后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改嫁他乡了。

打猎痛快、刺激，打到猎物那心情就别提了。再将自己打到的猎物肉炖熟炖烂与同事们大口地咀嚼，大碗地喝酒，共同分享着快乐的时光，是多么幸福呀！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国家也早已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打猎的时代将默默地载入历史！瞬间的快乐、幸福慢慢地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