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忆往昔——云南边疆知青生活散记 - 红河魂 - 中国知青网

忆往昔——云南边疆知青生活散记

朱醒华原16团三营九连

前言

读者朋友们：也许你看这文章会感到不精彩、不刺激，不过瘾。可这是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是历史的真实回忆。我只想给后人留下点什么,让后人了解这代“上山”、“下乡”知青的艰苦奋斗精神，也许能激励你在前进路上不怕困难勇往直前。

命运

回想起40年前的往事,至今还是记忆犹新,仿佛就在眼前。在那动乱的年代“上山”、“上乡”的浪潮滚滚面而来，我也不可抗拒的被卷了进去。

我生于47年8月，在出生后不到半岁，因母亲得伤寒病重，父亲又失业，家里生活十分困难，我被送到老家福建省的一个农村。十几岁的女孩干着各种农活，耽误了学业，所以我比同班同学都大几岁。63年经父母申请，有关上级的批准才回到北京亲生父母身边。本想好好读书将来在北京工作，一家人可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可是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停课了，我又一次中断学业，在学校搞了整三年“革命”，实际白荒费了三年。68年开始分工作，原本我校68届绝大多数可分到北京市政局、公用局、维尼龙厂、电子管厂，可由于我们家长在文革中被认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我们被招工单位层层过筛，拒之门外，就连内蒙兵团也不要我们去。剩下的没有任何选择，无可奈何只能服从命运安排，到农村、边疆去。既便是心里再不愿意，那时也得高喊革命口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9年5月24日是我们踏上征途永生难忘的日子。北京站站台上人山人海，鼓乐声震耳欲聋，第二批赴云南边疆的知青专列缓缓启动，大家流着热泪与亲人挥手告别。我想：“再见了——北京！何时才能回到你的怀抱？”

列车经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大半个中国才到达昆明。换上又窄又颠又吵的小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慢慢悠悠在盘山道上又走了一天一夜，许多同学的脚都肿的像馒头一样。5月31日天黑时分，总算是到达河口县城。说是城不如一个村大，有人试过一根烟的功夫就从顶北头的火车站，到街的顶南头农场总部。河口是南北铁路沿线与东西公路沿线交界拐弯处，铁路沿着南溪河，公路沿着红河，河的对岸就是越南。这就是我们要来的祖国最南边的中越边界。我们在县城的“工农兵”旅社和“红旗”旅社住了一夜。6月1日早晨天下着毛毛细雨，在场部坡下公路边的一块空地开会，也就是宣布哪些人分到几分场。先分离场部最远的铁路沿线，分完一个分场的立马上大卡车拉走，再分稍近的……。铁路沿线分完，分公路沿线、南屏、巴洒、蔓峨……。分一批走一批，走一批分一批。我们被分到公路沿线中间蔓峨农场。我们学校来的又幸运的被分到离分场部较近，又在公路边的基建队。70年改兵团后为三营九连，也有少数几个被分到大山里南吉队后来为六连。

安家

我们基建队在山脚下的公路边，有三排砖瓦房一排竹篱笆草房，半个黄土地篮球场，一头有个木板自钉的篮球架。球场下边有伙房（职工食堂）伙房下边有栋空竹篱笆房，是会议室。屋里没有一个凳子。我和祝玲、洪丽安三人被安排在球场边的半间砖瓦房里。东边一半住着老工人付存志一家老小5口，中间还开着一道门，供他家过来过去。基建队有条件，木工给我们做了木单人床，板皮钉的箱子架，开会用的小板凳摆在屋里，这就是我们的家了。晚上全队新老职工自带板凳，在会议室招开欢迎知青到来的大会。会上队长讲话鼓励我们安心边疆建设，还给我们吃了香蕉。本想这边产香蕉吃点也没啥，可后来有老工人说“你们大孩子吃香蕉，我们小孩子捡香蕉皮吃”，原来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不让种，说是资本主义尾巴，经济作物、物资都很缺乏，他们也难得吃上，唯有的少量一点还是过去种的，为欢迎我们的到来而故意留着给我们吃。我第一次感到领导和老工人对我们的爱戴。

就业

我们在会议室办了几天学习班，俩位老工人领着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结束给我们每人发一把锄头一把砍刀，大斗笠（竹编的大帽子，晴天雨天都能用）。我们几个女同学被分到农圃班，就是种玉米、木薯、红薯，喂猪用的，还有少量的黄豆、花生。我们副食是各队自给过年过节能杀上一头猪，吃上一勺豆腐就不错，据说有的队一年也吃不上猪肉，更别说别的什么肉，从没见过。

上班的第一天，一早，我们被老工人班长罗建英叫到她家门口，做“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早上起床对着挂在墙上的主席像说或黙黙想这这一天做什么，怎么做；晚上再来汇报干了什么。怎么干的。每天中午要天天读，读毛主席语录、报纸。我们每天早上五点吃早饭，六点下地干活。河口地区的太阳下温度相当高，晒过的花生黄豆都不发芽，每年都要到内地买种子，何况是人，顶着烈日拿着锄头或砍刀除草。那地草长的特别快，种东西前砍完草，烧光犁过，种完就得除草，成长期除几次草。收东西还得草里找。半个多人高的草，蚊虫、小咬也不少，累得浑身是汗，叮的全身是包，没多久同学们个个满腿生疮流黄水。好在我皮肤好，没生疮，可也扛不住烈日的暴晒。有一次在红河边收玉米，我背着背篓，一边掰一边往背后背篓里装，干着干着突然觉得心里闷得慌，看眼前模糊一片，分不清一棵棵的玉米杆。一会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但听得到有人在喊“朱醒华晕倒了！，朱醒华晕倒了！”可是我怎么也动不了，也看不见，一群新老工人把我抬到阴凉处，不知过了多久才醒过来，浑身的汗像雨淋了一样，接着又干活去了。

被黒蜂蜇

蚊虫叮咬我没生疮，中暑倒下醒过来接着干，可那次的黒蜂把我蜇的够受。

那天我们到地里拨花生，我们都蹲在地上拨，不知不觉我朝前了一些，突然“嗡”的一声，飞出一群黑蜂，个头有花生米大，吓的我不知所措，后面的老工人喊：“蹲下，别动，越动它越追”。我双手抱头，赶紧蹲下，把头低在怀里，一动也不敢动，那也没躲过被蜇。立马后脖、肩上、手臂上，好几处火辣辣的疼，一会儿肿起一个个红包。到卫生所涂上些碘酒也不管事，一晚上火烧火燎的疼得难以入眠。

种木薯

一天班长罗建英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是种木薯。木薯是亚热带的一种薯类，大概属于木本植物，杆老了像木头，不老时没木头硬，根部长的像很大的红薯，表面象树皮，剥去表皮里还有一层厚厚的红皮，可以剥下，里边就是雪白光滑的木薯。可以生吃，煮吃、烧吃、蒸吃。它含淀粉量很高，当地用它来喂猪，队里没菜时也常用它来煮一大锅代替菜，面糊糊的，汤像浆糊。有时，我们到山上干活饿了就挖几根烧着吃，又白又面又香，现在北京什么都有卖的，就是没有木薯，我还真想吃。这东西产量也很高，种下头年可长大自萝卜那么大，到第二年再挖，每根直径可达十几公分，40多公分长，一棵有好几根，可挖几十斤。

这天班长带领七、八个新老女职工，爬到一座被火烧过的大山上，我们称它为木薯山，就是原始森林被砍到晒干，用火一烧，把没烧尽的木棍，用砍刀拨成一堆一堆，空出地来，不用挖，不用犁，用锄头刨一下，放一根约20公分左右长的木薯杆，也不施肥，不浇水，长出来除一次草，稍大些砍一次草，就等着挖木薯。说是简单完全是原始人一样的耕种，也很辛苦，若大原始森林长满各种树、杂草、藤蔓什么的，用人工一刀刀的砍倒，没烧尽的再一根根拨到一堆堆，也不是容易的事。种还是算轻工作。当时班长分我从山下往山上挑木薯杆。我挑着两捆沉重的木薯杆，一趟趟艰难的往山上登。山陡没有路，周围不是石头就是被砍后剩下拙着的各种树蔸，火辣辣的太阳当头晒，沉重的担子压的腿发抖，一不小心长长的木薯杆下边碰到石头或树蔸就会摔跟头，一屁股泥是小事，不摔伤，不划破就是幸运。汗水湿透衣服，跟头不知摔了多少，我还是努力艰难的一趟趟往山上挑，源源不断的供给了满山的木薯杆，这可比我从山下挑水，一担担浇满山芝麻还难，好歹那山没这么陡，走起来也不摔跟头。就是这样的艰辛锻炼了我的意志。

一场虚惊

70年初我被调进食堂当炊事员，管100多职工，加上老工人的孩子们有几百人，一天三餐，米饭炒菜，说是炒菜一餐两大盆菜，一天只限一啤酒瓶的油，多半是无油水煮菜，每人一月就2两油，一个月杀一头猪，再用点猪油，每天每餐，要做净米饭，照顾老人、孩子病号，杂粮饭，回民菜，普通菜（粘到猪油的菜），工作繁杂，每天五点开饭，三点就得上班，干活慢的两点多就上班，早起白天照常干一天活，长期以来撑不住，只好三个炊事员轮流起早，这样可以隔两天一起，遇到谁有病有事也得替他们，就得多起。

一天早上三点钟，我提着马灯（有玻璃罩可提着走的煤油灯）到食堂上班，周围黑洞洞的。先把微弱亮光的煤油灯放在灶门口划着火柴点着，头天准备的干草放进灶膛，接着是放干树枝、大辟柴，火着了，淘米，水开了先放下几斤净米煮着，又淘杂粮（同绿豆大小的玉米渣），捞出米、煮玉米渣，切菜，煮饭，时而干这，时而干那，一盏煤油灯提来提去，周围一片漆黑、安静，只有我一人忙来忙去。突然只听一阵哗哗的脚步声，从公路下来到球场再到伙房门外周围，只一墙之隔。当时，我吓的魂飞魄散，迅速关紧门，插上插销，手里握着炒菜用的大铁铣，吹灭灯（有灯不好看外边）心里嘭嘭直跳，全身汗毛直立，好象头发根都竖起来。手握铁铣注视着窗口，心想：“管你是野兽还是坏人，你敢进来我就与你拼了。”蒙眬的月光模糊看到水池边上（砖砌水泥抺的15公分宽），像是个人头，我盯了好一会没见动，再看远一点菜地篱笆边，像蹲着俩个人，过了好一会也没见动。我摸来电筒一照，骇！原来水池边上是个扣着的水勺，篱笆边是两个腌咸菜的瓦罐，这不是自己吓自己吗？可外边还是有脚步声，和噼里啪啦的声音。我悄悄摸到门那儿，从门裂缝往外一看，模糊看到几匹马的影子，那是从马圈跑到这儿的马，这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自言自语说：“你们可吓死我了”。我开门出去了，拿起一根小棍把它们赶跑了。一场虚惊总算过去了。就是这样常常一次一次被这样那样的事吓的练出我的胆量。

小小的改革

我们食堂的炉灶只有两口锅，一只是用来专门给职工烧开水的，另一口锅炒菜做饭都用它，而蒸饭用的甑子上口直径近1米，下底直径约七八十公分，高约七八十公分这么大，几十斤米加上水蒸成饭，这一甑子也不知有多重，反正一个人是无法抬的动，所以捞好饭，只好等炒完菜后再蒸饭，到开饭时谁先来谁就帮着抬饭。早先炒好的白白的元白菜捂的发红，绿绿的青菜变的黄黄的，吃起来味很差，像剩菜一样，冬天还会凉。为了让职工能吃到新鲜可口的饭菜，我是先蒸饭，把同屋住的祝玲喊起来帮我抬下饭再炒菜。俩人站上锅台一块使劲，把甑子抬出锅，放锅台边，再下来往地上抬，再慢慢挪到卖饭口。长期老麻烦她人也不是事。她们白天还得辛劳一天。于是我想起杠杆的原理。把想法与工友苗族老工人杨金国一商量，他果然找来一根长长的木杆，几根牛皮绳，铁勾等物，我们立刻动起手来。我们先在木杆的一头系上一根牛皮绳，再系上一个铁勾，在从中间往勾那头一点系上牢牢的牛皮绳，挂在房梁上，另一头系好拉绳。吊杆做好了，再用牛皮绳捆在甑子腰上，用两根牛皮绳折过来，四个绳头捆在甑腰绳的四方，勾子勾住，一拉绳，把甑子拉出锅，轻轻放到地上。从那以后再也不愁抬甑子，可先蒸饭再炒菜。职工们每天可以吃到热呼呼可口新鲜的饭菜，告别了“红”“黄”凉菜了。我努力想为职工所想，做为职工所做，辛勤的劳动换来职工们的好评，这年我被评为“五好战士”（改兵团后）又从五好战士中选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71年初我出席了营、团、师里的“三代会”表彰大会，最激动的时刻是风风光光的站在主席台上领到最珍贵的奖品“红宝书”和毛主席石膏像。这是我所付出的收获，心里甜滋滋的。

我为边疆烧砖瓦

73年我被调到砖瓦排，又称砖瓦窑，是因有两座烧砖瓦的窑而得名。砖瓦窑坐落在红河边的土坡上，一眼望去，红河对面就是越南。这两座窑一座能烧4万砖，一座能烧7万砖。除了这两座窑，还有几栋只有门洞没有门窗的大棚，是用来打砖和堆放半成品干坯的地方。设备除了两台鼓风机和两辆木制手推车，一辆小铁皮车还算现代化，再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只有锄头、撮箕、烧窑用的铁铣、钢钎、铁勾、木制砖模型——每道工序都是用原始的人工来完成的。

我们先是在土坡上起完盖山土（表面有杂草植物根的土）后，挖下边没有杂物的粘土。大家挖的挖，刨的刨，有的把刨进撮箕的土端起倒入车箱，有的推车，把土运进泥塘。泥塘深有七八十公分，直径约有七、八米，装満后放入水，赶几头牛在里转来转去的踩成粘糕一样的泥，用弓割成一块块搬到棚里砸成宽约1.5米，长3-5米一人多高，像小城墙一样的泥墙。打砖师父再用弓割下比三块砖大些的泥，先在地上砸成长方体，双手举的高高的往模子里使劲一砸，割去上边多余的泥，再割成三块砖，放到外头晒干，就成砖坯。

砖瓦排共有30余人，只有张德才、李朝武、马保明三位有技术的师父，还有几个打砖、打瓦的也算小师父吧，其余都是小工。小工负责供泥、收砖，装窑时供砖、烧窑、出窑……这小工的活哪样也不容易。

先说供泥，以上已说过挖土踩成泥就不再说了，就从搬泥说起，先用弓割下一块块约40㎝见方，长70公分左右，有几十斤重，弯腰用手插进去再抱起运到棚里，有人专门砸成泥墙。大家你一块我一块说说笑笑、来来回回往棚里搬，虽说又脏又累，却苦中有乐。

收坯、装窑算是较好的活，不是太脏。我们负责把干坯运到窑里，供技师摆。起初是用人工背，背上背一块木板架，大家互相往上放砖坯，从臀下放到头顶，大约十五六块吧，沉掂掂的走起路来，一不小心就往两边歪，一天下来腰酸背疼。后来改用手推车往里推。说是推，不知是推还是拉。十几米长的窑门通道，像遂道，宽只比手推车一边宽出十几公分左右，还是下坡路，坡陡约有三四十度，到下坡时，一个人拉不住会冲下去翻车，只好一人在上边使劲拉，一人在下边向相反方向推着，才不会快速冲下，稍没把好方向，一歪，握车把的手背不知哪只就会撞到窑门砖墙上，破皮、流血是常事（因车把只是一边一根小棍，没有横杆）。搬砖坯装车时，常常会有蛇盘在砖空处，抱开砖看到一盘蛇，令人毛骨悚然也是常事。窑里装满，封好窑门就烧了。

说起烧窑，起初小火还不是太忙，可就一个人，在那荒郊野外的窑门口又是国界线上，夜里，周围黑黑的，只有窑门口有亮光，如有什么坏人，你看不见别人，别人早看到你，一个男子汉也有些瘆得慌。到中火，烧煤量大了，才给俩人，还得搭个女的（因没那么多男劳力）。从一点火到烧成要连续十几天不能停，而且要求火要越来越猛，如弱下去叫“掉火”，掉了火，不仅砖烧的质量不好，而且时间要长。我们分三班，有10-18点，18-2点，2-10点，各班一男一女。那次，我和同学王学维上18-2点钟的班，每天一上班先准备好两桶土，挑到窑门口备用。

砖窑的火膛直径大约1米多宽，高约2米，直通砖窑里边中心。炉条是用铁路钢轨铺的一根与一根之间约10公分宽，炉条下边有渣膛，大小和上边一样，一米多高，有铁门关着。门周围的缝用泥糊上（一上班准备的泥就是干这用的），鼓风机往里吹风，火才烧的好。一车车的煤，一铲铲往炉膛里扔，炉门只有约40公分宽，50公分高，这不仅要体力，还得有一定的技术，不然煤扔不进去，就是扔进去也不能堆在一堆，要铺开或哪烧完风就从哪吹上来，煤就得不歪不斜正好扔在哪儿，扔煤进去时常常火舌会朴出来烧焦头发和眉毛。这样一车接一车的煤烧着，时钟一点一点的走着。准备交班是最忙的一段时间，一过十二点就开始出炉渣，先用长长的钢钎像炼钢工人一样，把烧过结炼成大大小小的渣块撬动起来，再用长长的铁勾勾出来，在地上还冒着火苗，再用铁勾或铁铣装进小铁手推车里，拉出去倒掉。出完渣的炉膛空了，只见一根根被烧的有些弯曲的炉条，得赶快填里一车大块煤（小的会漏下去），别看只是光炉条，煤放里就着（因火红的炉条温度太高）接着是半大的煤块又是一车填小空，再接一两车碎煤，一连三四车煤一气填了进去，这还没完，接着还得出炉膛下边的渣。打开大铁门，冒着熊熊的烈火的渣，木把一碰上就着，只好用长长的铁把锄头把它刨出来。光拿这根四五米长的铁把锄头就够重的，还得刨渣，又热又烤又累，难以忍受，只能俩人换着刨。刚刨出来的炉渣还在冒着红或兰色的火苗，用长长的铁水管放水一浇（不浇灭无法装车）立马爆出像“原子弹”一样的灰，看不到对面，灰落下，落在我们的全身，厚厚的一层，拍打拍打，赶快还得把浇灭的渣装车运走。它挡在门口没法往炉里添煤，时间长了炉里的几车煤又快烧完了，运出的渣倒在几十米外的坡下。一次我推车倒渣时，因太累没劲，一下没抓住车把，车子冲了下去，我只好踏着滾烫的炉渣下去拉。整个车要想拉上来是不可能的，只好把车箱掀起，扛着车轱辘往上走，刚倒的渣又烫又松，上一步往下蹉一步，滾得满身炉渣，好不容易才扛上来了，车箱还在下边，这时王学维关好铁门抺上泥，也来帮我一块把车箱也抬了上来，接着装车煤，填进了炉膛，这才松口气。他感慨的说：“这还不如煤矿的矿工呢，好歹他们工资还高，咱们这么干一天才1.02元，一个月26元干这样的活”。交班时间快到了，像打仗一样的忙活，我们也早已累得精疲力尽了。他叫我先回去喊接班的人，他在那先看着火。深夜2点，在黝黑的山路上，硬着头皮胆颤心惊走着。可算到连队了，先喊了接班的人，才算下班回宿舍，没有澡堂冲洗澡，只好倒上两瓶热水瓶的水掺些凉水，凑合洗了，倒床入睡。

出窑时，刚开不久的窑门，砖还有些热，窑里的温度像烤箱，一动砖尘土如下雪，一会儿全身盖满灰，鼻子里的鼻涕，喉咙里咳出的痰，几天几天都是黑的，在这样的条件下窑洞里也是淡笑风声，干的很起劲，抱砖就像拉手风琴，一抱就12块砖，正好装满车里的一排，半天功夫一个窑门就得拉出50多车砖，就这样我们日日夜夜用汗水辛勤劳动烧出的一车车砖瓦，盖起全营各连队一幢幢的砖瓦房，为祖国的云南边疆做出贡献，真是苦辣酸甜的历史。

我当建筑工

76年初我调到施工班，这班有20余人，除了砌墙的几个师父，其余都是小工，我自然也是小工。小工负责供师父们砌墙用的砖和沙浆。我们没有搅拌机、吊车。一大堆沙加上一定比例的水泥，石灰、水，用锄头搅来拌去，可这活还轮不到我们干，只照顾瘦小、体弱、有病的人才得干。我们年轻，比起云南某些小个就算大个子，又没什么病，就是“强劳力”，干的是挑沙浆、供砖。墙矮时还好，砌过一人多高以上就得搭架子，架上有40公分左右宽的竹伐，砌墙用的砖、沙浆都得运到这上头，或挑或提，砖可以两块两块往上抛，上面人接，但也要抛得好，抛得准，上边人才好接，不然掉下去砖破不说还会砸到人。在架上有恐高的人光站着都怕，竹伐还颤颤悠悠的，别说干活了。

那天，我被分到提沙浆。我在2-3米高的脚手架上的竹伐上弯着腰用一根长长的麻绳，下头系上一个铁勾，勾住有人挑来的沙浆，像从井下吊水一样往上提。河口是属亚热带气候，烈日炎炎气温高达40度，无风、潮湿，不干活也像蒸桑拿，别说还得干这样的活。汗水湿透衣服，也流到脸上，脖子上，掉在地上，腰也弯的又酸又疼难以直起，手也拨疼了，真是难以形容。

为了就地取材，沙子是自己到河里捞了挑上来的。一次班长季信文让我去河里挑沙，不知为什么他不让我用撮箕挑，可漏掉水，确让我用铁水桶挑，连沙带水两大桶，死沉死沉的挑着从河里挑上岸，坡又陡，没有路，桶又长，磕磕绊绊，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挑了上来，挑到目的地放下担子，双腿控制不住直发抖。

一天，在工休时，我前途渺茫的对老工人李淑英说：“难道我也得像你这样干一辈子？”她说：“那你不这样还想怎样？活是云南人，死是云南鬼”（认为我回不了北京了），当时我心里很不是味，可又想：她们不也是这么干的吗，她们能过，我怎么就不能过？既来之则安之吧。

深夜站岗

劳累了一天的我睡的正香，咪咪糊糊听到有人喊，我惊醒，原来是喊我换岗。我一看钟快2点，连忙起床穿好衣服，背上子弹带，挎上步枪，开门一看，天黑的像锅底，雷声隆隆又披上雨衣，穿上雨鞋，和同岗的王鑫一块上了路。没走多远，倾盆大雨哗哗的下，闪电雷鸣，趁闪电的亮光看到模糊的沙石公路和路边的灌木丛，时不时晃动，路的一边是红河，河对岸是越南，另一边是黑压压的大山，阴森恐怖。深更半夜在这样的环境下要说不害怕是假话。我提心吊胆的向前走着。从连队到岗哨要走40多分钟，一路没有人家，也没有路灯，还不许打电筒、提马灯，连抽烟的亮光也不行（因亮光会暴露目标）。我深一脚浅一脚，雨鞋里灌满水，走路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我把水倒了继续往前走。心里有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神圣使命，肩上有背着的枪和弹，能壮我胆，就无所畏惧了，走着走着，雨停了，也到了岗哨南吉桥。那是从大山里下来的河，通过公路流入红河的一座公路桥，也是公路沿线的交通要道。我端着枪站在桥头，王鑫到周围巡逻。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急忙跑过来告诉我说：“快、！快！有情况！”一时紧张，我俩咔檫咔檫子弹上了膛，跑到红河边，蹲在一块大石头边把枪架在石头上，枪口瞄准对岸的目标，一动不动的盯着，没敢轻易开枪，怕犯纪律。盯了好一会儿，也没见他们往中国这边来。这时，天蒙蒙亮了，雾气慢慢散去，有些模糊的看清目标，不是两个人，而是河中小岛上的两棵小树，害的我们白白的紧张了一场。天亮了，换岗的人来了。我们回到连队吃完早饭，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站岗只是业余的义务。

正当我常常梦见在学校课堂上上课、考试的日子里，76年夏天，我幸运的接到营里调我参加16团办的教师培训班，学习回来到三营中心小学任教。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过的真快，一转眼一学期一学期过去了，78年全团统考，我所教的班级成绩还不错。我也得到老师们的好评。

当年年底，我接到原父亲单位交通部公路一局招我回京的调令。12月24日，我离开河口。回京后，在公路一局三公司各工地流动工作7年后，回到三公司基地通州马驹桥工作。97年退休。回想起40年走来真不容易。以上所写的是在那落后的边疆，这些远离首都，远离父母亲人，十六七、二十岁左右的知青工作、生活的记实。如今的年轻朋友也许想象不到或觉得不可思议，可当年我们就是这样干的，这就是一段历史。人生能有几个十年？我们把十年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事业，十年的艰苦创业造就了我们不怕艰难困苦的坚强意志，这就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本来还有很多事可写，但笔不尽言总得停住，让那些没写完的故事就永远留在我的回忆里吧！

原16团三营九连朱醒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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