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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北京赴云南农场老知青“情系红土地，爱在彩云南”活动号召，编纂好我们的回忆文集，我催促我的知青战友写下了这篇回忆文章。照片左侧是本文作者，右侧是他的沙族夫人，他们的恋爱经历请看本文第三小节。
青春的记忆
作者 吕成林
直到上山下乡之前，我从未离开过父母，也从未离开过北京。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汽笛的长鸣与惊天的哭泣声弥漫着整个月台。我的泪，盈眶却未流出，因为我的父母未来，他们受不了骨肉离别之苦，只让我的哥哥和姐姐把我送上了南行的列车。泪未流，心却痛，我记住了那个难忘的时刻：1969年4月26日。而当我重新以北京居民的身份走出北京站时，岁月的脚步已经轮回了十载春秋。
再教育的第一步
记得初到南屏五队时，不见宣传中的“脚踩菠萝，头顶香蕉”，映入眼帘的只有一排排破旧的茅草房，知青们寒了心，觉得上当受骗了，谁也不肯下车，向领导提出要求：换一个离县城近点的地方。
在什么都上纲上线的文革年代，我们的行为被看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当然也就毫无商量余地的被领导拒绝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没有办法，大家只好很不情愿地下了车。
大概因为在下车问题上表现欠佳，我和另外两个北京知青被分配到工作更为艰苦的水稻班。那时，我们都还是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思想很单纯，觉得北京户口没有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谁让自己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呢？
第一天下水田插秧，还不到十分钟，就觉得小腿有些发痒，出水才见腿上已经叮上了三只蚂蟥。我哪见过这阵势，一时慌了手脚，急忙用手去揪，却不知蚂蟥越揪越长，叮在腿上就是不下来。还是许班长笑着告诉我：别怕，用鞋底使劲儿拍就行了。我照办了，果然见效，许班长给我上了再教育的第一课。
水稻班的劳动是艰苦的，既没有胶林里的阴凉，也没有后勤组的松散。40度高温下，头顶亚热带的骄阳，插秧、砍草、收谷，一身泥水一身臭汗，特别是在收割时，那苦更是我们这些17岁的小青年难以承受的。手攥着一把把稻谷，使劲儿在一个一米半见方的木桶里摔打，一摔就是几个小时，腿乏了，手酸了，但还不能休息，还要把一袋袋装稻谷的麻包从地里扛到路边。那时，1.63米个头的我不到120斤，而背上的麻袋却重140斤，从打谷桶到田边，50米的距离对农民无所谓，对于我却像不可逾越的天堑。
记得刚开始背稻谷，我让老职工把麻袋放在背上，双手朝后紧紧揪住麻袋的两个犄角，一步一步走在稻田的泥水里，我的腿几乎承受不了这超重的负荷，不停的颤抖着，几次差点跪在泥水里。我怕别人讥笑，更怕被说成是不好好接受再教育，硬是咬着牙把一包包麻袋扛到了路边。一个从小在父母呵护下长大，一个从未干过体力活的初中学生，就这样初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就这样迈出了走向生活的第一步。
在政治第一，生产第二，肚子第三的年代，云南农场生活的艰苦是尽人皆知的，但更苦的却是无形的精神压力。队里的一个没有文化的老职工因说错了一句话，就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遭捆绑毒打，而所谓的“黑五类”批斗会，也多少含有杀鸡给猴看的成分，那猴就是知青，就是象我这类所谓出身有问题的知青。生活在压抑中的我只能守着一个宗旨：多干活，少说话。
李泽民之死
因为在队里倍受歧视，当131工地需要人手支援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在那里结识了另一名北京知青，海淀中学的李泽民。
当年的131工地，植被茂盛，一条清澈的河流穿过峡谷。站在高坡往下看，河中游鱼清晰可数，不时有猴群出没于两山之间。那时，我和李泽民住在同一个宿舍，床是大通铺，屋是茅草房，就是那种砍山竹杂木围墙，割茅草蕉叶做顶的简易工棚，既不遮风，也难挡雨。
在打眼放炮的劳动中，我和李泽民常被编在一组，或是他抡锤，或是我掌钎，即便是抬水泥挑沙子，我俩也常常结伴而行，久而久之，我们俩就成了好朋友。
1970年2月，131电站的工作结束，我和李泽民又一同被分到了南屏新组建的突击连，任务是修一条从九连到马滚坡的山区公路，性质和131有点类似，都是在崎岖险峻的悬崖上干活。
修公路最累的活儿是打炮眼，最危险的活儿是点火放炮。在坚硬的岩石打一个炮眼要抡几百上千锤，有时一天也不定能打成一个炮眼，而放炮更是险象环生，由于施工地域狭窄，还要察看炸点效果，每次点火放炮时，炮手都要躲在附近观察，还要默念着炮声的数目，以便确定是否有哑炮需要排除。炮响之时，常有无数的碎石被抛向百米高空，炮手如果没有合适的隐蔽地，还得注意躲避空中落下的大小石块，稍不留神就可能酿成大祸。就这危险的活儿，李泽民从没畏惧，常常抢着干。
李泽民生性内向，话不多，但很聪明，干活也利索，遇到打眼放炮的活儿，我们俩是固定的搭档。
1971年，我们的公路修到了马滚坡的鹰嘴崖，顾名思义就可知此处施工的艰险，也就是在这里，李泽民为了边疆的建设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那一年，他才18岁。
6月14日临近中午，我们在工地上打好了一排炮眼，装填完炸药便收工回营，只留下李泽民等少数几个炮手点火放炮，观察爆破效果。午饭后，所有人都回来了，只是不见李泽民的身影，正准备回宿舍休息的我怕有什么意外发生，急忙和三个年轻人跑到工地去找。
空荡荡的工地上没有一个人影，不祥之感顿时笼罩着我们几个人，我们顺着山路一边喊一边找，在一处突出的悬崖下边，我们发现陡峭的山坡上，茂密的野草好像被什么东西一路压倒，再仔细看，崖下河边的乱石上仰面躺着一个人，我们高声呼喊，没有任何回应。心急如焚的我们赶紧绕过悬崖，不顾一切地出溜到河边。
果然是李泽民，他一动不动，身边的石头上满是殷红的献血，任凭我怎样喊叫，他都不理我。
我扶起李泽民的头，努力想让他坐起来，忽然发现他的后脑有一个洞，鲜血一股股地涌出来。当时，我们几个全愣住了，谁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一时间不知如何处理。救人要紧，得赶紧把他弄到悬崖上去，但悬崖的坡度太陡，抬他上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回去找人也无济于事，我们一合计，只有背才能解决问题。望着浑身是血的李泽民，同去的三个人有些犹豫，我是李泽民的好朋友，又都是北京知青，我不背谁背？
我二话不说，让其他人把李泽民抬到我的背上。血水从李泽民的头上流到我的脸上，又顺着我的脖子流淌下去，白衬衣也很快被染成了红色。我匍匐着向上爬行，荆条划破了我的脸，双手因为紧抠石壁也痛起来，同去的三个人，一个在前面拉我，两个在后面推我，短短几十米的路显得格外漫长。爬了一段，腿有些发抖，只觉得有些支持不住了，就好像第一次从水田里背那袋超重的稻谷。背不动的稻谷可以扔掉，而此刻我的背上是患难相处的战友，我又怎能扔下不管？
终于攀上了悬崖，上面等待的人们立刻将李泽民送到了营部卫生所，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我没有跟去卫生所，因为血水已浸透了我的衣裤，在回去换衣服的路上，我碰到了五营的王营长，王营长看我浑身是血，以为是我出事了，忙问我伤着哪了？伤的重不重？我把经过了告诉营长，他点了点头，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说：“快回去休息吧。”
李泽民的死到底该如何定性？虽然没有人亲眼看到他是怎么掉到悬崖下边的，但通过分析，李泽民因公牺牲的事实是明确的。
我们正在施工的那段公路大致呈U字形走向，放炮的炸点在U形底部，U形左侧的山路通往我们的宿营地，导火索点燃后，所有的炮手都是经过左侧回来的，而李泽民掉下悬崖的地点却在U形右侧的顶部，那里的地形更便于观察炸点的情况。我们分析，李泽民一定是为了更好的观察爆破效果而跑向了右侧，他掉下去的那块突出的悬崖，正是最佳的观察地点。当爆破炸飞的碎石向他袭来时，李泽民或因躲闪不及，被直接砸中脑部掉进悬崖，或虽躲过了碎石，却在慌忙中不慎跌落悬崖，但不论哪种情况，有一点是无可厚非的，李泽民是为了建设农场，建设边疆而牺牲的。
李泽民死后，营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前，王营长知道我和李泽民关系好，就派我去河口县城打电话，通知李泽民的亲属来河口。那时的长途电话很难接通，而河口炎热的天气又不容我们拖延时间，无奈之下，王营长特地联系了军用长途，谁知，当电话打到了北京时，那边却问我：“李泽民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子女？”因为电话是在团部打的，我想都没想就顺口答道：“团级的。”我不是有意撒谎，我只是一心想让李泽民的亲属早点来河口，除此之外，什么都顾不上了。
当时，李泽民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也重病卧床，只有他的姥爷带着李泽民的弟弟来到南屏，参加了李泽民的追悼会。王营长在我们知青的强烈要求下，为李泽民争取到了一口部队在抗美援越时用的棺材，追悼会后，我们把李泽民葬在了营部卫生所和南屏二队之间的山坡上。
苦尽甜来的幸福
时间过得真快啊，来河口已经三四年了，不知不觉便到了男女相悦的年龄。我没有什么后门可走，回北京更是件遥不可及的事，一介平民的我没有任何奢想，只打算在南屏了此一生。
都说姻缘巧合，这话放在我身上还真合适。
在131时，我认识了一个叫小林的沙族姑娘，回到南屏，我们又一同被分到了突击连，一起扛着锄头上工，一起挤在食堂里打饭，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想不熟悉都不可能。
我已经记不得我们相爱开始的具体时间，我只知道，我们的相爱是从讲故事开始的。小林从未离开过河口，外面的世界对她来讲是如此精彩，如此不可思议，她特爱听我讲北京的故事，什么天坛、故宫、八达岭、天安门，那些于我看来再普通不过的人和事，小林却听得津津有味，而我也从小林那里懂得了许多当地的风俗习惯。
连队旁有一条清澈的河流，那一天，吃过晚饭，我和小林又坐在河边天南海北的聊了起来，当然多是我说她听。我们忘记了时间，更忘记了晚上的班会，班长不见我俩的影子，急了，带着人打着手电满处转悠，终于在河边找到了我俩，我和小林的恋情也从此大白于连队。
我曾问小林：为什么愿意和我在一起？小林说，她对北京知青有特殊的好感，她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131工地会战的那年，小林15岁，一次背水泥，筋疲力尽的小林把水泥掉在了地上，两个路过的北京知青看见，二话没说就帮小林把水泥扛到目的地，从那时起，小林就觉得北京知青心眼好。回到南屏突击连，又是北京知青教她写字学文化，而听了我讲的北京的故事，更是让她大开眼界，有了向女伴们吹嘘炫耀的资本。在小林的眼里，北京知青善良，见多识广，她特别愿意和北京知青在一起。
好事多磨，我们的交往遭到了小林家长的反对。小林的父亲是农场的干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含辛茹苦把小林拉扯大的母亲根本不相信，一个生长在北京的知青怎会对自己的女儿终生不离不弃呢？小林的母亲曾让连队的沙族老职工监视我们的交往，情急之下甚至还动手打过小林，实在没办法了，就让营里的田参谋把小林从突击连调回了自家所在的四队。
那时，我真的不想再回北京了，只想和小林结连理，终老河口，而小林也非我不嫁，我们的真诚终于消除了老人的疑虑。1974年，我和小林结婚了，我们的大女儿也在第二年降生了。当时，许多人都不看好我们的婚姻，有人说我傻，讥笑我胸无大志，娶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姑娘，也有人等着看小林的笑话，断言小林会遭我抛弃。
1979年，在知青大返城的时刻，是走还是留，我有些犹豫了，是小林支持我带着大女儿回到了北京，而她则带着小女儿苦守南屏。两年后的1981年，有人告诉我们，中央有文件，像我这样和当地少数民族结婚的知青，配偶及子女都可以随同回城。于是，我们给国家农垦局写信，再跑国家民委，终于在1982年底将小林和小女儿的户口转到了北京，并于1983年依照政策安排了小林的工作。
十年的知青经历锻炼了我，再没有不能吃得苦，再没有不能受的罪。知青——工人——国家级技师，走过坎坷曲折的道路，拥抱苦尽甜来的幸福，我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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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9/15 20:00: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