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家
作者:南屏故人
我多羡慕现在的年轻人,网络使人们不出家门便可知道天下的新闻轶事。有各种热线和访谈类节目给你解决生活、工作、情感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有各种职业咨询师帮你处理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回想文革开始时,我们还是十四、五岁的初中生,懵懵懂懂跟着大学生、高中生搞了几年革命,就被上山下乡的大潮甩到了祖国的边疆和农村,任由我们自生自长。
也许很多人都认为当年知青的生活不堪回首。其实不然,我们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有眼泪、也有歌声;有盐水拌饭的贫瘠,也有炖肉的香甜;悲中有喜、苦中有乐。更有许多难忘的回忆。
阿W是我云南兵团的好朋友。她年幼丧母,是家里的“老疙瘩”,父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1970年初,父亲要下“五七干校”。阿W多想回家帮助年迈的父亲收拾一下行装,再看看生活了多年的家。但当时兵团有一些知青不辞而别,被称之为“逃兵”。为防止逃兵之风蔓延,各级领导对知青严加管理,一律不批假。于是,几个不足20岁的姑娘精心策划了阿W的出逃。
我们连交通很差,离公路就有一里多山路,到营部则有6、7里山路,到团部、县城近100里。回家的路有两条:公路每天上午有一班开往蒙自、昆明的长途汽车在营部停车,乘火车走,就要在县城住一晚。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乘火车安全。
老天爷不作美,偏偏在我们预定出逃的日子一早就下起了雨。心急如焚的我们暗暗祈盼着雨快点停,但雨却越下越大。尽管我们早就悄悄地把阿W路上的必需品藏在了隔壁连队的知青那里,但总不能让阿W穿着雨靴、雨衣回北京吧。怎么办?这时,平站起来说:“我送阿W去县城,把她的雨衣带回来。”阿W紧紧握住平的手,什么也没说。也许有人会说,到县城买一身衣服,把雨衣等一扔不就行了吗?但请别忘了,那是70年,物质紧缺。别说边陲小县城,就是在省城昆明想买身合适的衣服都不容易。况且我们穷知青手里什么票也没有,拿什么买?雨衣、雨靴在当时都是好东西,谁舍得扔呢?
中午,我和阿W说笑着去食堂打饭,有意让炊事员和其他打饭的人都看到阿W。饭后,我俩披着雨衣、穿着雨靴去食堂洗碗。别人问:“下雨还出去?”我回答:“碗太脏了,到食堂用灶灰擦擦。”其实到了食堂后面,一看四下无人,我望风,阿W则悄悄地钻进橡胶林。同时平也装着上厕所溜进了橡胶林。我端着碗悄没声地回到宿舍,在阿W的床上做了伪装。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队长给阿W请假。队长疑惑的看着我,“不信,你派人去查啊、、、、、、”队长真的派妇女队长去宿舍查看。我们的宿舍是用旧仓库改的,很黑。妇女队长进了宿舍,看到墙角阿W铺上的蚊帐撩起一半,头朝里睡着个人。她叫了一声阿W,随即有人应声:“头疼、、、、、、”队长准了假。一整天,我们在山上干活都心神不定,直到收工在宿舍看到平。她悄悄地告知:“阿W已经平安上火车走了,信也发了,估计明后天队里就能收到信。”因为平是个老病号,经常不能上工,所以连里一直没发现她悄悄地出去了二天。
连队收到阿W的信后,又派人来宿舍检查,才发现阿W床上只有伪装成人睡觉模样的被子。领导气坏了,暴跳如雷地追问阿W去哪儿了,我们就装傻冲愣。随即队长、指导员逐一分别找我们谈话,威胁、利诱、甚至要扣工资,逼我们说出实情,但我们一口咬定不知道。队长、指导员着急、生气也没办法,他们都没想到平时文文弱弱的我们会干出这等出格的事。晚上开大会时,队长说:“ 阿W这样当逃兵不好,有困难可以对我们讲嘛,要相信组织、、、、、、我们知道,她是半夜逃走的,只不过没有派人抓她,下次再有人逃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我们在下面会心的一笑。
那几天,说话行事我们都小心翼翼,生怕露馅。是啊,从首都来到云南的橡胶林,在那远离亲人和家庭的边疆村寨,在那个特定的年月里,是非曲折没有标准;更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适应环境。所有的媒体都在宣扬“文化大革命好”,要求我们的就是“扎根边疆,一辈子接受再教育”。可这要求又与我们的思想、生活状况产生了很大的差距。因为下乡前生活的环境、受到的教育不一样,下乡的动机、目的也不尽相同。因此,遇到事情我们只能凭借自己的良心、是非观和那点可怜的阅历去处理。按兵团的要求,我们无疑是做了一件大错事,不但不制止、不汇报这件违反纪律的事,反倒包庇、帮助她出逃,与错误行为同流合污,简直是和“革命路线”唱反调。但我们却莫名其妙地沉浸在一种自豪、骄傲又无法言表的兴奋情绪中。特别是听到其他连队的知青对我们由衷的钦佩时,更感到自己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们几个在家长眼中都是乖乖女,在连队也是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可在策划实施阿W“出逃”时的大胆和镇静,连自己都奇怪,甚至连其它宿舍的北京知青也是在听队长讲完才知道阿W走了。这大概就是环境造就人吧。真像电视剧“渴望”里唱的“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说明:受五营二连战友南屏故人委托,现将其系列文章之一《回家》上传至红河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