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炮營長
大炮营长其实是付营长，因为现役军人的营长出缺，他就被算作一把手了。大炮营长的称呼来自他的绰号“朱大炮”，他人如其号，说话、行事都像开炮。
大炮营长有一个完全女性化的名字，朱玉芳，不知道他爹娘为何给他起了这个名字（或许是当年的潮流，主席不是也叫润芝吗），大概除了在学校和军队点名的时候，无人会用他的大名称呼他。
1971年，我和一位最要好的同学，在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六营三连（今日的红河农场蚂蟥堡分场攀枝花队），忠心促生产，本分割胶。却因年轻气盛，不懂得：光敏于行还不够，更得纳于言（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两个女儿起的名字，可惜这段最高指示当时被压下不表，表的都是敢想敢说敢革命这类的，害得多少人因敢字当头而人头落地），我们因言与行同样敏捷，不小心说了些真话，被更敏于造反的人当成绊脚石，踢打得万念皆灰。幸亏有心疼我们的老工人帮助疏通，才得以离开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去了远离河口县和团部的新建营十一营。十一营营部的职工，大都是自各个老连队抽调去的，一些重庆知青中的优良分子，也被从各连队抽调上来组成营部警通排。我们的营长便是刚被“解放”不久的朱大炮。
朱大炮是河南人，解放战争时期跟着部队南下到了云南，后来就地转业到农垦局，又被派到河口的红河橡胶农场。朱大炮文革前在农垦局是出名的人物，他担任溪东农场的场长，溪东开出的橡胶山林带最整齐美观，种的全是新品种的芽接胶树，产量质量都高，农场工人的生活又好。他在农垦局的杂志发表文章，认为要发展祖国的橡胶生产，必须先生活，后生产，才可以根基稳固。为此他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斗得几乎丧命，却仍然没学会老老实实，还是常常乱说乱动。
老工人告诉我们，开斗争大会时，造反派喊道“反革命走资派朱大炮夹着尾巴滚上台”，他竟然抓了一把稻草，夹在裤裆下，跟头把式地滚上了台，害得严肃的斗争大会变得庸俗化了。他亲口告诉我们，有一次开斗争大会时，一个批判他的人发言说要夺他的权，他越听越气，被押下台时，趁押解的人不备上去打了发言者好几拳，边打边骂“我早都没权了，权都在你手里，你他*的还夺什么权”。之后自然是被銙上镣上整个半死。
我们调到十一营时，朱大炮刚被解放不久，他在溪东农场的场长位置早被新人占了，便到新建营当头。十一营的营部只有一排砖瓦房，主要做办公室、卫生所什么的，也有几间被先来营部的干部住着，身为营长的他住在茅草屋内，我们则住在他家对面的茅草屋里。
老工人都说他是好人，我们起初可是体会不到。他行为十分反常：比如说他有老婆和三个儿子，可是老婆常年住在河南老家，农场只有他和三个儿子，父子之间常常动手打架，吼得左邻右舍都能听见，周围的老工人是下属，本当装听不见，可他们开战激烈时，动静大的令旁人实在难以装聋作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劝架，好歹营长不以为耻，旁人劝得也还心安。记得他大儿子名字叫金猫，二儿子好像叫玉狗，儿子们都比他壮，但是打架对峙时，儿子们都不如他有气壮山河的架势，一个干柴禾抓在大炮营长和柴禾同样粗糙的手里，倒像拿了一杆钢枪。他的三个儿子长得都不像他，大儿子尤其有些文绉绉甚至忧郁的气质，虽然这并不影响他和父亲动手干架。
他们父子四人，不但不做饭，好像也不大洗衣服，尽管从茅舍下到南溪河边也就用半分钟。好在河口雨水多，一下雨他们父子四人的衣服就搭在铁丝上淋着，大概就算洗了，太阳出来，很快干了就穿上。味道自然是不如肥皂洗过的。因他的不修边幅，我们大可以用五官感觉来取代政治嗅觉，甚至不用眼观耳听，远远就可以闻到大炮在逼近。
家里既没有女人，朱大炮又常常一忙就来不及去食堂打饭，饿得不行就在营部各家乱窜，看人家吃什么，就赶紧跟进去吃。军务参谋有一次告诉我，大炮营长看见他们家有挂面，就去要求吃，他们煮了三斤多挂面，他才算吃舒坦了，骨瘦如柴的肋骨下面挺起个圆圆的肚子。不过大炮很讲政策，不会向女知青要东西吃。
朱大炮虽然瘦，精气神却很足。他平常只穿背心短裤，胳膊、腿和干树枝一般，每个骨节都露峥嵘，好像随时可以折断。一张脸下半截垂着三、四圈皮，顶上头发根根直立，两眼总是像张飞一样圆睁着，眼睛呈青黄混浊模糊色，却丝毫不减威慑力。他表情最可爱时，便是说到哪个年轻人特别能干活，或者生产有了什么新起色，嘴角微翘，眼睛眯起，笑纹慢慢漾开，满脸皱纹像蜘蛛网挂着露水透着阳光，全没有了平常那仿佛随时要开炮骂人的紧张样。
那个年代政治术语铺天盖地，政治谋杀防不胜防。大炮营长却丝毫不受影响，似乎也很快忘了他前两年被斗得很惨。有一次场部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在男厕所的粪坑里发现了一张有毛主席像的手纸，后来查明是某位重庆知青的作为。有人阶级斗争的神经立刻亢奋起来，想掀场风暴什么的。营长却只是小范围地开会批评一下了事。大炮营长除了酷爱生产，也喜欢运动，常发童心。他发现那亵渎主席像的年轻人乒乓球打得不错，就兴奋得很，老是要求和人家打球。那险些被专政的愣小子一如既往地不识时务，总让营长输得稀里哗啦，营长不以为杵，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只要有的打，不论成败心里都十分舒坦。
大炮营长对政治问题只是敷衍，家里的事情一塌糊涂，对生产却一丝不苟，一天到晚在琢磨新点子把生产抓上去。所以大家对他又爱又恨，爱他从来不搞政治谋杀，恨他太专注于生产，一想出新点子，大家必受累。比如说他先想出了要想提高橡胶产量，得靠肥料催，于是让所有割胶工在自己的林地挖水肥沟，把锄下砍下的草埋到水肥沟里面沤肥。后来他又想出了林地养猪的招数，在山上胶林里面盖猪圈，猪的粪便可就地施肥。我们割胶工本来是技术活，只要不伤树，保障产量，清除林地的草就可以了。被他一折腾，割了胶还要挖水肥沟，本来上山挑空桶，下山挑胶水，现在可好，上山还得挑猪食，割完胶还得喂猪。
我们当时都很讨厌他，怕被他盯上，他但凡疯疯癫癫的一想出新点子，我们必被当成试验品，而且他脾气火爆，两眼直不楞登的，令人难以接近。我和好友刚调到十一营时，他用浑浊的眼睛打量着我们，大概在估摸我们的生产力。一时又好像穿透我们看到远处，边琢么着边说，要让我们两个学砌墙，当砖瓦师傅，说女砖瓦师傅是新鲜事物，是十一营要放出的两颗卫星。后来发现我们两个在割胶方面更有作为，就不放卫星，让我们去割胶。
大炮营长对对生产的满腔热情常常落实到盯人战术上，被他盯上只好自认倒霉。和我一起调来十一营的朋友，是女中高人，云南的男子汉也少有她的高度。营长等人先期望她是篮球高手，可那位朋友偏偏不会打篮球，大炮营长就开始捉摸怎么发挥她的特长。我们刚到十一营时，一次在场部劳动，大炮不知道怎么的就盯上了这位朋友。她个子高，一般的锄头用起来就有些短，一般的扁担绳子就不够长，动作看起来就放不开，大炮营长眼睛瞪得贼大，突然就冲到她旁边，一把抢过她的锄头，说“你这是干什么呢，就像那个朝阳沟里的城市青年，没个干活的样子”。不过后来营长发现女高人割胶的技术一级棒，就全忘了当初的事情，后来很喜欢她，一再挖掘她在生产上的潜能。后来在她调动的事情上更是非常仗义。
我们平常对大炮敬而远之。可是一不小心也会被他注意到，我还被他当众表扬过一次，那绝非是快乐的经历。有一次我身体不好，请了两天病假，正赶上队里上山砍树盖房子。我销假之后上山的那天，其它人就说，你们身体不好的不用砍树了，只消把这根木头扛回去就好。于是让我和另外一位怀孕的妇女把一根极粗长的木头扛回连队。（后来才知道那木头在山上已经躺了两天，因为太重没有人愿意扛）我想回去一路下坡，四十五分钟就可以到家，心中暗自高兴。可弯腰去搬，那木头纹丝不动，两位男劳力走过来，吸一口气把木头抬起，大头放在我肩上，小头放在孕妇肩上。这才知道厉害，我们二人强挺着腰，立刻飞跑起来，恨不得三步并两步飞回场部，放下重担。本来四十五分钟的路至少可以歇一次脚，但我们根本不能放下，因放下绝不可能自己重新扛上肩。我们歪歪倒倒，沿着陡峭的河岸，完全顾不上掉下河的危险，一路小跑，终于过了桥，只要最后上一个小坡，就可放下重木了。没想到最后一个坡像个死坎，我无论如何上不去。我在前面扛大头，一路下坡跑来，只觉得快被压死了，还不至于迈不开步，可到了这最后的小坡，为免得重量后倾，我只得跪下来往上爬。沒想到跪下后，手脚一起用力仍然无法移动半步。这时幸亏几个路过的重庆知青看见我的狼狈样，帮了把手，才上了最后一道坎。
刚爬上坡，就见朱大炮正站在那里，眼若铜铃，先是茫然没有焦点，等看见我们露头，混浊的眼睛立刻圆瞪，光芒四射，接着就扯着嗓子大喊起来“同志们，快来看哪，毛主席说的太对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快来看哪，我们的女同志扛了多大的一棵树。”然后他不许我们马上放下，硬是让我们在场部绕了一圈示众，才放下千斤重木。我的腰那次受了内伤，好多天无法弯腰，而且这腰病从此跟了我一辈子。
我们连队另外一位北京知青李X ，是割胶班的班长，因为大炮常想出新点子，连累她多干活，害得她成天生大炮营长的气。大炮营长倒是非常欣赏李X干活的利索劲儿和快人快语的性格，李X可不买账，想起林地养猪的事，气就不打一处来。后来总算找机会出了这口气。
那时候到处都流行拉练，大炮身为一营之长，也得服从上级指示。我们割胶工天天凌晨四、五点钟上山割胶，可气的是他把拉练放在两点钟，正是天最黑，我们最好睡的时候。领导布置好了各班行走的路线和最后隐藏的地点，又命令不可以带手电，也不可大声讲话。那个晚上异常的黑，撞到树和墙都看不见。李X是班长，自然走在队伍最前，虽然熟悉地形，但架不住伸手不见五指，像瞎子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到一处之字下坡路时，在该转向时因看不见，她掉了下去。尽管离地不高，底下有草，人没摔伤，可是心里有气，掉下去后，她一声不吭，结果全班十二个人如数摔下。大家躲在草丛里生闷气，这时只见远远的一个人拿着手电筒，从铁路上走过来。那人正是大炮营长。李X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小声一布置，大家心领神会。
大炮正在按照事先布置的掩蔽地点检查拉练状况，突然从路边草丛中窜出一干人等，大喊“抓特务，抓住特务了”。黑暗中打的、踢的、掐的、拧的，七手八脚，把大炮整得大喊“我不是特务，我是营长”。其它人继续喊“什么营长，你是国民党营长，国民党特务，快拿绳子捆起来”。大炮急中生智，把手电筒照着自己的脸，说“你们看，我真是营长。”人们这才说“哟，真是营长喔，你不是说不可以拿手电筒吗？”。
第二天李X对我们说起这事时，我们都觉得大快人心，笑得肚子痛了好几天。在拉练总结大会上，大炮营长专门表扬了李X，说她带的一班人警惕性最高，指着自己瘦骨嶙峋的身上受伤的地方，说他们干得好，你们都要像他们学习。
我对大炮营长的印象好转，起自一场风灾。河口是从来不刮风的，所以夏天的温度常在四十度之上，湿度也非常高，我的床下面垫了一尺多厚的石灰，可是没过多久，床下面长了一大丛蘑菇。那一年不知何故，有一天晚上突然刮起一阵妖风，声音很大，茅草屋顶被掀走了一大块，接下来就是倾盆大雨。我们赶快把脸盆水桶都放在房顶破口下接水。更糟的是，我们听到茅草房的顶梁立柱发出可怕的卡擦擦的响声，然后就折断了。因为还有竹子茅草牵绊着，并没有砸到我们，只是屋顶塌了一大半，我们在半塌的茅草顶下继续避雨。快到早晨时，妖风暴雨都停了，天蓝如洗，阳光明媚，我们从塌倒的茅草房底下往外爬，好不容易钻了出去，还来不及观察灾情，却发现对面的草房和我们命运相仿，而那平常汹巴巴的大炮营长，也正在艰难地找缝隙往外爬。我因为比他先爬出来，得以站着低头俯视他的爬行动作，心中难免有些得意。他爬出之后，二话不说，就挥动他的痲杆胳膊，说“这风刮得好，把这些茅草房刮倒了，咱们好盖砖瓦房。”
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很奇怪，没有人抱怨或哭诉，大家照样上山干活。重庆知青听大炮营长说到盖砖瓦房的话，趁机把没有完全塌掉的屋顶都给踩塌了。有人建议让我们这些无房可住的受灾者，暂时住到场部办公室的砖瓦房中，但大炮营长立刻否定，说绝对不能影响工作和生产的正常进行。结果砖瓦房虽然没住上，但是很快的，大概也就一、两天，大家上山砍了木料、竹子和茅草，把倒塌的房子给修好了。如今回想，并无受灾的痛苦的回忆，只记得看营长往外爬时，心中痛快无比，忘记自己的狼狈。如果当时有人在现场拍电影，很容易拍到很灾情惨烈的镜头。不过大家全无灾民的悲情怨言。一无所有的人们，更彻底的了无牵挂。马克思说过 “无产者失去的是镣铐枷锁，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失去茅草屋的人们的确比较具备无产阶级的情怀。
十一营的重庆知青非常多，而且善打斗，不论男女，常常几句话不合，就大打出手。那时营部的执枪警通排，是学军队的模式，目的是想维护农场一般秩序。一开始我和好友也荣列其中，后来因我们生产方面的潜能更大，就淡出了持枪行列。但因一开始住在同一排茅舍，竹篱笆墙根本不隔音，所以彼此的动静都清楚得很。警通排的人身为重庆知青中的先进分子，打人的功夫与被专政者同样娴熟。我们虽未经历过武斗的风暴，年纪却比他们稍大一、两岁，总算被他们尊敬。也因住在警通排隔壁，营长对面，茅舍虽简陋，安全系数却很高。
知青在边疆待了一、两年之后，磨灭了起初的革命豪情，便实实在在地过起日子来。这就先落实在男女关系上，有不少人公开或者半公开同居。热带的树木竹林漫山遍野，盖个茅舍不算什么难事，于是一些违章建筑拔地而起，许多年轻伴侣有了隐私场地。可惜苟且的关系多数不稳定，分手再组合的速度也很可观，于是在贫穷公产的状况下，竟也因分手后茅舍的所有权问题，引动不少武斗。许多当地干部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就是抓起来，连斗带打，斗是触及灵魂，打是触及皮肉。后来监督维持秩序的任务交到执枪排来，执枪战士都是敏于行纳于言的行武者，审讯就在隔壁进行，言语不多，只是皮肉撞击声和被击者的惨烈呼喊阵阵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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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12/3 7:51: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