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话说天津的园子1~2

二十年前，天津出现了一个叫“名流茶馆”的园子。园子的牌匾由马三立题写，天津市委宣传部和天津文化咨询委有关领导给以大力支持。开张那天，天津曲艺界诸如骆玉笙、马三立、苏文茂、杨少华、花五宝、王毓宝等群贤毕至，登台献艺。经过20年的发展，如今“名流茶馆”已经发展为三个演艺场所的、颇具规模的联合演出群体。在那里登台演出的许多演员，为天津乃至全国的曲艺振兴在做出了巨大贡献，有的已经在外地成为著名演员。“名流茶馆”的题匾成为保护文物，而园子本身也被评为著名曲艺演出场所。本文写作，将为读者详细介绍天津的园子文化和“名流茶馆”的发展历程，为保护天津民俗文化作些传承工作。

话说天津的园子1

天津人把喝茶、听玩意儿的地方叫园子。其实，它就是茶馆与曲艺相结合的游乐场所。

茶馆，出现的很早。有一本名不见经传的书叫《广陵耆老传》，其中讲到：“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很像当今的茶摊。

南北朝时，有了叫作“寮”的茶馆。“寮”是即可饮茶又可住宿的地方，好像现代的旅馆，还不像现在茶馆的样式。

唐玄宗开元年间，茶馆的雏形开始出现。当时的进士封演著有《封氏闻见记》一书，他记载当时佛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夹，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由佛教徒的好禅饮茶，到乡镇、集市、道边“煎茶卖之”，逐渐形成了茶馆的规制。

宋代是茶馆滥觞时期，茶肆、茶坊已很普遍。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里就描绘了许多茶馆，宋人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巷陌街坊，自有提茶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凶吉一事，点水邻里茶水。”专营的茶馆也已遍布全市，著名的茶馆，室内陈设讲究，挂名人书画，插四时鲜花，奏鼓乐典调。

至明代，茶馆已有进一步发展，特别讲究经营买卖了。张岱的《陶阉梦忆》曾记载：“．．．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移器。其火候、汤候亦时有天合之专利号”。表明当时对用茶、择水、选器、沏泡、火候等都有了一定要求，以招徕茶客。

清代，满族八旗子弟骄奢淫逸，终日无所事事，茶馆就成了他们消磨时光的最佳去处，书说“太平父老清闲惯，多在酒楼茶社中”，使得茶馆成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的重要聚会娱乐场所。其时，茶馆名目繁多，所谓“茶楼、茶亭、茶坊、茶肆、茶园、茶社、茶室”等，都是各地对茶馆的不同称谓。茶馆也从饮茶休息的单一职能逐渐演变成休息娱乐、买卖交易、问讯议事的公共场所。

茶馆之内，不问贵贱、不论贫富、不讲职位，坐在一起就是茶客，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平等的江湖气氛，也促成了以茶馆为基础的民俗文化兴起和发展，特别是各地地方戏剧、曲艺，许多都是借助茶馆的土壤发展起来的。当时茶馆比较集中的地方，如北京的天桥，天津的三不管和上海的露香园及其周围的九亩地，都是茶馆曲艺活动比较兴盛的地方，究其根源，盖因与茶馆的经营是分不可的。

话说天津的园子2

但是，天津为何把兼有曲艺演出的茶馆叫作“园子”呢？这是从天津人把茶馆叫作“茶园”的习惯演化来的。

在茶馆开设书场，表演吹拉弹唱，大概从宋朝就开始出现了。宋代的“说书人”，就是说讲、演唱历史故事的艺人。在北方统称评话，流传到南方，根据伴奏乐器不同形成了评弹，评话和评弹就是曲艺的雏形。这种评话或评弹的内容经文人整理成“话本”，形成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唐》、《杨家将》、《说岳》、《三侠五义》和《水浒传》等文学作品。也有的经戏剧家整理成为各种戏剧、曲艺的脚本。

这种兼有表演功能的茶馆，北方地区叫作“书茶馆”。可以说，中国许多演义小说和戏剧曲艺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诞生于这种“书茶馆”里面的，它是通俗文学的发源地，对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形成具有伟大里程碑的意义。
“书茶馆”不但给艺人提供了演艺的舞台，也给茶客带来了欢乐。饮茶文化和艺人演艺的有机结合，对茶馆文化是一大胆创新。我们今日在茶馆中依然能见到的评话、曲艺正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茶馆文化的遗迹上发展起来的，是我国民俗文化最有特色的文化遗存。

清末民初的曲艺艺术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书茶馆”上午卖清茶，下午和晚上请艺人临场说评书，行话为“白天”、“灯晚儿”。茶客在茶园里边听书，边饮茶，消闲娱乐，其乐融融，茶园的老板也因此赚的盆满钵满。后来，受天津方言影响，兼有演出的“茶园”被天津人省略为“园子”，以示对其他种类的茶馆的区别。在“园子”里，饮茶只是媒介，听书是主要内容。

天津园子和曲艺发展的兴盛时期在上个世纪初期。刘梓钰在其《艺术研究》中说，民国前期：“军阀混战，严重打击了天津的工商业。两次直奉战争，每次都使津浦、京汉铁路中断几个月，．．．市场上到处是一派萧条景象。”既是这样，也“不能不影响杂耍园子的营业。”

刘梓钰还说，这个时期，“天津的铁片大鼓、梅花大鼓、滑稽大鼓（京韵大鼓的一种），以及单弦的两个重要流派何(质臣)派与荣（剑尘)派，流入了天津。京韵大鼓的改革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刘宝全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唱腔．．．．白派京韵大鼓也于此时形成了。”又说：“天津时调也有长足发展。落尺(如《后娘打孩子》)、落五(如《秦楼悲秋》)等单曲体小调一一出现。鸳鸯调衍变出曲调比较繁复、节拍比较舒缓的新鸳鸯调。王佩臣．．．成为铁片大鼓继往开来的代表人物 。西河大鼓赵派也初步形成了。”翟青山以小曲落腔调为基础，以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创造了单琴大鼓即北京琴书。刘文斌等人以宝坻方音平谷调融合落腔调的某些旋律，创建了京东大鼓。

而这些艺术形式的出现，皆源于当时天津的园子。可以说，天津的园子文化对中国的曲艺创新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