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人的下乡观 - 记忆与珍藏 - 中国知青网

                下乡的路是我自己的选择

       李庆茹口述

   我是1939年农历12月12日出生的。祖籍在河北定县北支合村，小时侯我一直在老家跟姥姥生活。我父亲叫李杰，听他老人家讲：“早年在保定读书，抗日战争爆发，日寇侵占平汉路，就投入到民族抗战的洪流中到农村宣传救亡活动。1938年在村里加入共产党，在平汉路两侧打游击，曾任县武工部部长。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党的派遣打入天津市内，以裁缝学徒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天津解放后，担任中共天津和平区委第一书记。”母亲宋金华是革命干部，在天津艺术博物馆工作。1952年2月，我12岁那年，随姥姥一起进津，才与父母团聚。我先在和平区鞍山道小学上四年级。1954年小学毕业后，考入天津第20中学读书，并在学校中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初中毕业，我参加高中考试没有考上，手续被转入居住地所在的街道办事处。
   初中毕业，我曾经也想下乡，那时父亲在中央党校学习，家中的姥姥不同意。她认为：“人家农村的姑娘都往城里走，你倒要去农村，到农村有什么出息？当个泥腿泥脚的庄稼汉，往后连个对象也找不到，”所以没有去成。1958年2月，和平区开展以社会青年为对象的下乡动员。这时我父亲学习回来，问我：“你继续考高中还是参加工作？”我告诉他我想响应党的号召报名下乡到农村去，做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姥姥疼爱我，不愿意让去。我父亲和我一起做姥姥的工作。父亲对姥姥说：“吃点苦对孩子有好处，让她去锻炼吧。”我则让老人家多听广播，多了解外边的形势。当时，和平区大约有240多名社会青年被批准下乡。3月6日这天早晨，我们乘坐大敞篷汽车下乡，胸前佩带着大红花，全家高高兴兴地送我，父亲还叮嘱说：“戴着红花下乡，更希望你戴着红花来看我们，......”。我们先到了静海县的七区所在地中旺，转天，我们11名天津青年被分配到静海县的刘岗庄村，其中有7名女的。分别被安置在两户老乡家里。
   我们住在老乡家的一间土坯房里，内有一丈长的大火炕，没有电灯，夜间点煤油灯照亮。粮食由村里给，自己磨面、自己做饭。喝的水到村边的大坑里去挑。在生产队与农民一起下地劳动。刚去的时候在生活上也闹出不少笑话，比如：烧大锅作饭，不知道在锅台上刷锅，竟把大锅端下来刷；赶驴磨面，老乡告诉我“驾”是走，“驭”是停，我是“驾驭”连着喊，那头驴就是不走，一请教才知道自己喊错了。
   1958年下半年成立人民公社，村里建立大食堂，设敬老院，成立缝纫组、幼儿园，我曾经当过敬老院的服务人员。担任过刘岗庄村团委委员，我老伴马承岐是刘岗庄村人，当时任团委书记，常在一起研究工作和开会。组织青年突击队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修涵洞、捞石头，架设渡槽引水，改造盐碱地，搞万亩试验田，不但特别能干，还很关心人，经常到我们的住处看望，问寒问暖，为我们解决了不少困难，让我很感动。就这样在工作和劳动中彼此萌发了爱慕，关系发展的很快。1959年10月11日我们结婚。父母没有问题，家里也没有阻力。婚礼是在村里操办的，当时家中有祖母、父母亲，下有两个妹妹。他家有四间土坯房，老乡们兴高采烈地来祝贺我们。作为领导干部的子女带头下乡，还嫁给了农村青年，在农村落户了。这在当时也是一件远近闻名的事儿了。
   结婚后不久，天津市召开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老伴已是天津市劳动模范了，作为积极分子代表去天津开会。他借开会间隙到家里看望了我的父母，受到热情接待。同老丈人聊天时他说到了我有文化、能干、肯下辛苦、有志向。也比较单纯，思想进步的快，尊老爱幼。劳动时不怕脏不怕累，与男社员比着干等等。老丈人虽然是和平区的区委书记，但很通情达理，老人家表示“闺女嫁给你，我很放心”。
   几十年一路风雨走来，我们已是金婚年纪，膝下有三个孩子都事业有成：男孩高中毕业参军报效祖国，在空军某航校担任飞行员、中队长、大队长，转业到大港区任环保局领导。大女儿在人防部门的通讯站工作。小女儿在滨海新区发改委工作。
   我在农村的成长和后来从政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刘岗庄村解放前是盐碱荒旱、芦苇丛生的穷村。老百姓住的是土坯房，穿的是补丁衣服。解放初期当地有“五多”，即吃糠菜多、疾病多、光棍多、文盲多、逃荒要饭的多。农村的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妇女的文盲率更高。因此，我们这些初中毕业生到了农村以后在当地就是有文化的人，是香饽饽，很受重视。经过锻炼，我们这批下乡青年先是被团泊洼人民公社组织的文工团吸收为宣传队员，后来就陆续分配到供销社、书店、电讯、教师、水利、农机等部门工作，并在静海当地安了家，都成了各部门的骨干。
   1959年上半年我被派到廊坊师范学院学习，回村后担任扫盲班教员。196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河北日报》的记者来到村里采访我，后来就发表了那篇《革命的后代》的文章。10月《中国妇女》编辑部的几位记者从北京来村里采访我，根据谈话记录他们为我整理了一篇名叫《我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新型农民》的文章，发表在当年的第23期《中国妇女》杂志上。父亲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女儿走的路合乎我的心愿》的文章，不断鼓励我。春节到了，父亲还到刘岗庄村来看望我们夫妇。更加坚定了我在农村落户的决心。我在村里担任过党支部委员、副书记、妇联主任。1965年至1968年我调任半脱产的乡妇女主任。后来又回到村里务农，1972年又到刘岗庄小学从事教育工作，一干就是八年。我从1958年3月至1980年2月整整在刘岗庄村生活了22年。
   1980年调区妇联担任一般干部、后担任副主任、主任等职务。妇联工作不但要把党的方针政策传达到广大妇女中去，而且要把妇女的呼声、要求及时的反馈给上级领导。当时办公条件、住宿条件都很简陋。交通不便。我们去近距离的乡村就骑自行车。去远距离的小王庄乡、徐庄子乡就要起大早骑自行车赶到小站乘坐第一班公共汽车。到了乡里后再骑自行车赶到某个村开展工作。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当天不能返回，我就住在乡妇联干部家或村妇代会主任家、老乡家。少则三、四天多则7天、半个月。
   八十年代初，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党要求各部门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妇联结合妇女实际，发挥妇女优势，从发展农村庭院经济入手，号召妇女发展养殖业、种植业、手工业，当时掀起了养兔、猪、鸡的高潮。通过技术培训，现场讲解，开展种、养问答知识竞赛，手工业比武等各种活动，提高了广大妇女参与能力和技术能力。同时也通过妇女的艰苦创业增加了家庭收入，逐步改善了生活条件。
   1990年2月当选为大港区第四届人民政府副区长；1993年2月再次当选为第五届人民政府副区长。任职八年中，一直分管市容委、爱卫会、城管大队、环保、环卫、民政、残联、老龄、街道等部门的工作。这些部门的工作，相对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工作好坏直接关系到群众利益和社会安定，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为此几年来一直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坚持解放思想，团结务实，公道廉洁的施政原则，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抓好分管的各项工作的落实。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组织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在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和各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展开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使大港区的市容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民政工作联系千家万户，通过我们细致的工作就能把党和人民政府对贫困人口、弱势群体的关怀送到群众的心坎上，因此兢兢业业，从不马虎。在位期间，由我分管的一件事就是推动当地殡葬民俗改革。为此，我带领有关人员开展了半年的调查研究，形成方案。为了方便群众的殡葬活动，我们先建设殡仪馆，接着开展了为期四个月的宣传教育，1993年4月1日正式推行，非农业人口死亡实行火化。虽然后来出现过回潮和反复，但是人们对殡葬民俗改革基本上认同和接受了。
   回顾我的一生，我认准的路，就毫不动摇地走下去，而后的工作都是组织给安排的。下乡对我一生影响极大，特别是对思想、工作、生活很有帮助。我当副区长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历史把我推上这个位子，就要干好，就是当一辈子农民我也不后悔，因为下乡的路是我自己的选择。

牧歌注：滨海新区大港工委老干部局“七一”前要出书，原副区长李庆茹的材料由牧歌整理。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960年秋，李庆茹与爱人马承岐喜看丰收景象.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960年李庆茹在刘岗庄村.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960年王培珍（右）和李庆茹于团泊洼公社.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李庆茹夫妇.jpg：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中国妇女.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中国妇女杂志.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中国青年报.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河北日报.jpg：

主题：那一代人的下乡观